作品介绍

沮丧的大陆


作者:沮丧的大陆     整理日期:2013-06-04 11:37:21


   沮丧的大陆
  
  作者:金钟研
  
  西方中世纪的学者,喜欢说“那些风一样的王国”,一是指游牧人建立的国家,二是指大陆上的强权,风起云涌之后,终于烟消云散。
  
  这似乎成为大陆的宿命。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历史上,所有大陆强国与海上强国的对抗中,前者几乎都失败了。唯一的例外,是1066年,法国诺曼底人成功地侵入并征服了英国。但是,应当指出,诺曼底人本来就是北欧海盗出身。而且,要不是在战斗的紧要关头,英军统帅哈罗德国王突然受伤致死,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我写东西的习惯,一般不喜欢使用诸如“人类的历史”这种大而无当的提法,但在这里我无法回避,人类的历史,也许就是大陆和海洋对抗的历史。有大陆强国建立霸权,几乎总有海上强国起而与之抗衡。反之亦然。本来,从感觉上,大陆强国挟雷霆万钧之势,制服地处大陆边缘的海洋国家,应该不费吹灰之力,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大陆强国有自己固有的宿命。
  
  希腊和波斯波斯军号称一百八十万,实际也有十八万之众,所以骄横之极,派人到斯巴达和雅典取水和土。但在温泉关,他们却被斯巴达王李奥尼达的三百人挡了整整三天。在决战中,波斯陆军也连败于马拉松和普拉提亚。他们的海军更惨,不是毁于风暴,就是被希腊人剃光头。希腊人的胜利是如此彻底,日后竟能以雇佣军干涉波斯内政,一直打到巴比伦。事见色诺芬的《长征记》。
  
  公元前五世纪的希波战争,是大陆强国和海上强国的第一次对撞。希腊胜在团结,胜在精良的步兵方阵和海战技术。但是据人口历史学家估计,当时希腊人口已达三百万,波斯人口不过千万,而且是建立在征服和奴役的大沙堆上。在实力对比上,希腊其实并不很吃亏。
  
  大陆强国,一般总有过高估计自己实力的倾向。
  
  罗马和迦太基一百多年里,双方打了三次布匿战争。起初,迦太基是典型的海上强国,而罗马则更像一个大陆国家。但在公元前260 年(就是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卒那年),罗马人在米萨纳海战中大败迦太基之后,双方的地位似乎发生了逆转。迦太基人在海上失去了信心,更倾向于在陆地上一赌胜负。第二次战争中,汉尼拔取陆路翻越阿尔卑斯山,从北面攻入意大利。他是个骑兵战术专家,更依赖战象的威力,起到装甲部队般的突击作用。罗马人百战百败,迫得想出围魏救赵的法子,从海上去进攻迦太基本土。
  
  罗马赢了。一条重要的经验,海军想要有出息,就得敢于开进看不见海岸的水域。而当敌人求和的时候,首先要没收他们的战舰。当然,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罗马当时已有四百万人口,而迦太基灭亡时只剩十万,加上潜在的盟友也不超过百万。汉尼拔是使用雇佣军的艺术家,但在北非的扎马决战中,恰是他的雇佣军先乱了阵脚。
  
  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公元751 年中亚怛逻斯,高仙芝的唐军败于阿拉伯大食军队,也是雇佣军阵前倒戈所致。对于中国文明在中亚的命运,这是决定性的一役。
  
  
  
  拜占廷和阿拉伯拜占廷能够算得上一个海上强国,只是相对于阿拉伯人不争气的海军而言。阿拉伯人在海战中赢过几次,但是靠拚命贴近敌船,然后挥舞弯刀像陆地上那样冲锋。他们是好战士,但不是好水手。在地中海周围的旅行中,他们宁愿绕着岸边骑上两个月的骆驼,却不愿坐哪怕两天船。
  
  拜占廷在陆上不是阿拉伯人的对手,但靠海军稳住了阵脚。他们因此获得了机动性和补给线,有几年,他们甚至从海上光复了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一个二流的海上强国,也足以自保了。
  
  葡萄牙通过1502年和1508年两次海战,把阿拉伯人逐出印度洋。葡萄牙军舰对波斯湾和红海的封锁(1507年),导致了世界贸易格局
  
  威尼斯和奥斯曼土耳其上述封锁,特别是新航路的开辟,断了威尼斯商人的财路,也打破了土耳其人作为中间人的垄断地位,使两家在东地中海的争斗沦为二等战场。这使我们想起半个世纪前,1453年君士坦丁堡最后遭到土耳其人围攻的时候,他们苦盼威尼斯舰队不至的情景。那时,威尼斯就是希望。
  
  威尼斯作为海上强国,已经有好几百年了。马可波罗如果不是上船服役,也不会被热那亚俘虏,从而在监狱里口授他著名的游记。但新兴的奥斯曼土耳其太强大了,又扼住了东进的商路,在很多时候,威尼斯不得不虚与委蛇。双方在海上争斗了二百多年,基本上胜负参半。
  
  但是,一个城邦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了不起了。在后面,我们将谈到这个城邦的组织特色。那才是真正引人注目的东西。
  
  至于土耳其,它把强大的舰队交给最能干的海盗指挥,从而使它的海上行动颇具海盗色彩。这种海盗色彩,似乎是所有大陆强国对付海上强国的一贯做法。后来法、德对抗英国,都是这样。
  
  元朝和日本元朝,如果加上它的各个藩属,应该是古往今来大陆强国之冠,但依然西败于埃及马木鲁克,东败于日本,南败于爪哇。后两个都是岛国,并不强大,能够保住独立,似乎正应了那个著名的假设:任何一个大陆强国,如果不能统治整个大陆,便无法取得对海洋国家的压倒优势。
  
  忽必烈挟平灭南宋的余威,于1280年和1281年组织了两次对日本的远征。第一次初战获胜,但旋即台风大起,远征军灰飞烟灭。第二次,登陆战即告失利。元军进退失据,徘徊海上达一个月之久,终于等来台风,全军覆没,生还者不到五分之一。而登陆的残兵,也被日军全歼。日本人以手加额,把这次台风称为“神风”。
  
  在大陆强国和海上强国的对抗中,气候和地形往往很帮后者的忙。
  
  元军在爪哇的命运,不是一个重要的话题。爪哇本来已经投降,但很快发现元军在人数上,充其量只能算做探险队,胆子立刻大了起来。
  
  英国和路易十四、十五的法国有一个寓言,讲一头鹿站在海边,一只眼睛盯着陆地,另一只则盯着海洋。它以为这样就安全了,但终于受到来自海陆两方面的攻击。十八世纪,两个路易的法国,很像这头鹿。一方面,他们盯着欧洲的王位和霸权,另一方面,又想在全球把英国打下去。结果,他们一举两失。
  
  英国则聪明得多,知道把劲往一处使。它一般不会冒与法国单独交战的风险,而总是适时地加入反法同盟一方,在欧洲大陆用钱打仗,在别处才使用海军和陆军。这样,几经反复,英国攻占了加拿大、印度、路易斯安那等大片法国海外殖民地,巩固了头号海上强国的地位。而法国,由于在欧洲泥足深陷,在海外只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只有当后来美国人闹独立的时候,法国才尝到了让对手陷于两面作战的甜头。那几年,在英国人面前,法国海陆军都可谓扬眉吐气,但可惜已经晚了。
  
  英国人蹲在海岛上,冷眼旁观法国在欧洲大陆大展拳脚,静静地思考他们的“地缘政治”哲学。一句话,不能坐视某一国家独霸欧洲大陆。必须“锄强扶弱”而不是趁火打劫,才符合英国的利益。这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目标。而法国,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等一连串战事来看,基本上还是抱着古典政治哲学的思路:要想自己胖,必须别人瘦。
  
  英国和拿破仑法国正如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法国人把十八世纪看做自己的世纪,也不无道理。十八世纪后期,随着美国的独立,英国进入相对衰落期。这时,一个可怕的对手,法国的拿破仑,逼得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也把大陆和海洋的对抗推向顶峰。
  
  拿破仑本来想入侵英国的,但纳尔逊粉碎了他的计划,法西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尔加地角被这位独眼海军上将击溃。拿破伦被迫从经济上想办法,于1806年发布了著名的“大陆封锁体系”。翌年,随着俄国加入这个体系,整个欧洲大陆把英国排斥在外,看来英国贸易崩溃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而英国的报复,宣布从海上进行反封锁,不无拾人牙慧之嫌。
  
  但拿破仑的“大陆体系”远非铁板一块,整个欧洲大陆也还远没有都变成法国的行省。他撒的网太大,以至缝隙太大,根本无法阻止各国对英的地下贸易往来。而英国本身,拥有全球市场,国家更以军火贸易刺激生产,同时大量发行国债,出口额反而大大增长了。
  
  这是大陆军事动员效率和海洋政府组织效率的对抗。前者的维持,是强制的,而且要靠不断的胜利进行刺激(拿破仑说:“我的权力取决于我的光荣。”);后者的运作,通过疏导,较易纳入常规体制。两下一比较,难易优劣自见。
  
  英国和德国一个新兴的大陆强国,似乎总是想在大陆和海洋同时肩负起自己的使命,并且怀着最高的期望值。德国人是最善于做计划的,尽管这计划有时因过高估计自己而不着边际。一方面,它的总参谋部在规划两线作战的蓝图,另一方面,其海军部却在敦促赶超英国。
  
  英国的反应,是立即实行“双强方针”,即保持自己的舰队规模等于次强、三强海军实力之和。著名的“无畏舰”竞赛,其实是不平等的。英国只有二十万陆军,而德国却要养八十万。退而求其次,德国被迫采取“冒险战略”,告诉你英国,虽然我没你舰多,但如果你想消灭我,必得付出沉重的代价,你掂量着办吧。到了真打起来的时候,德海军主力龟缩于基地,还是要靠潜艇出去唱大戏。
  
  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挑战,英国再也不能置身局外,像原来那样维持“欧洲大陆的实力均衡”,而是被迫放弃“光荣孤立”政策,加入到法俄同盟中来。一次大战爆发。英国全面卷入欧洲大陆事务,实际上也就是放弃了海上强国自由行动的传统优势;作为海上强国,命运却与大陆无比紧密地拴在同一驾马车上,英国的衰落,既无奈,又必然。
  
  美国和苏联美国本来是一个大陆国家,其可怜的海军,也就仅够在密西西比河上缉私而已。美国成为一个海上强国,是在其扩张到西海岸之后,受到太平洋诱惑的结果。
  
  英国称霸海洋三百多年,但最好的海军战略理论家却出在美国。马汉的《海军大国对历史的影响》对海洋的影响,可与德国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在陆地上的影响相比。1890年这本书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美国海军就要对西班牙小试牛刀了。
  
  美国和苏联对抗的历史,为众所周知,容不赘述。
  
  海胜陆败探因
  
  势与力海上强国重势,大陆强国重力。
  
  地球上71% 为海洋,29% 为陆地。海上强国占了外势。一般来讲,外线作战总会处于更优越的地位。
  
  早期海陆之争,虽有希腊胜波斯的辉煌战例,但总的来说,大陆强国更占上风,而海上强国处于守势地位。这和古人的活动区域及地理观念有关。人类文明的主体,是在所谓的“旧大陆”上,指欧亚非三洲,重心在北半球,加上北美,面积几可占到北半球四成。以广义的西方为例,包括中东、北非和欧洲,举目所见,地中海、红海、波斯湾、黑海几乎都处于大陆的包围之中。欧洲、非洲虽临大西洋,但在其出口直布罗陀海峡,古人却想象有一根海格立斯石柱(罗马人称为墨丘利石柱),认为这是世界尽头,再出去,便是不可预知的危险水域。一些勇敢的航海民族,像腓尼基人,曾经驶出这个海峡,到达加纳利群岛,但终于不能长住。至于腓尼基人曾做过环非洲航行的猜测,也是不可考证之事。
  
  在这样一个陆地包围海洋的范围内,大陆强国自然是天之骄子。传统地理观念也确认了这一点。《圣经》认为,世界有七分陆地三分海洋。埃及人托勒密继承了这一观念,在其著名的世界地图上,甚至把印度洋想象成一个地中海样的内海,而非洲大陆南端与亚洲相接。正是把海洋想得太小的误导,才使哥伦布敢于向西航行寻找中国和印度。当他到达美洲的时候,就以为已成正果,根本不能想象前方还隔着一个太平洋。
  
  最终决定攻守之势逆转的,是十五世纪向非洲最南端的探索。这个探索的意义,不但在于打通新的海上商路,也在于确证,地球到底是被大陆所封闭呢,还是存在着更为广阔自由的海洋。在这个探索中,西方是葡萄牙人,东方则是阿拉伯人甚至中国人。
  
  阿拉伯人沿着非洲东海岸向南的航行(他们的航海术一般以海岸线为参照,很少直接驶进大洋),到达马达加斯加海峡,便裹足不前。因为真主在《古兰经》里说,这世界上有一条界线,分开两个海,南边那个,非我族类所居,充满了不可思议之事和危险。这一信条大概来自《圣经》,托勒密也持这种看法。阿拉伯人认为他们已到达了这一界线。
  
  至于中国人,李约瑟博士指出,十五世纪欧洲地图学家曾经提到,1420年,一艘从印度起航的中国大帆船,在横跨印度洋的航行中,经过绿色群岛和黑暗海,连续向西南方向航行了四十天,情况变得险恶无比,遂返航,七十天后才回到索马里海岸。李约瑟博士猜测,这艘中国船已经越过非洲南端的厄加勒斯角,进入大西洋水域。这次航行,介于郑和第五次和第六次下西洋之间,应是一艘独立的商船。当时,由于郑和的努力,中国在印度洋的声望正处于顶点。但是无论如何,这次孤航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是被动的,不可能产生超越事件之外的意义。
  
  葡萄牙人成功了。在近一个世纪里,先是航海家亨利王子的推动,后来成为葡萄牙政府的国策,迪亚士终于在1487年绕过好望角。但是在最初,葡萄牙人和阿拉伯人一样,也存在着一个心理上的障碍,就是位于西非海岸的博哈多尔角。他们认为那里有“骇人的阴影”,虽在重赏之下,也要经过十年时间十五次航海探险,才打破了神话。越过博哈多尔角的意义,并不下于越过好望角或到达印度,因为最大的障碍,从来都只存在于人们心中。海上强国克服了这一障碍,前路已是一派坦途。
  
  面对穆斯林世界的推进,欧洲人曾经惊呼被包围。现在,轮到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产生这种感觉了。他们发现,葡萄牙人出现在所有海面,而自己则被围困在旧大陆上。土耳其苏丹自我解嘲:“看来,海洋是给基督徒留的。”至此,海洋终于凌驾于大陆之上,开始主宰世界。
  
  海上强国似乎从来不可能真正把势力深入到大陆腹地,但他们懂得在外围占据最有利的地点,靠这些点拉成网,从而使大陆窒息。这就是造势。从葡萄牙、西班牙开始,英国达到了成功的顶峰。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英国已经占据了除土耳其海峡以外所有的海上交通要道。正是因为这个优势,才使英国能够先后挫败来自法国和德国的竞争。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优势,皇家海军就并非不可战胜。上个世纪末,美国人马汉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得出结论:从历史上看,制海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要素;而所谓制海权,并不仅仅是保持一支无敌舰队就可高枕无忧,更要在世界主要海道上建立具有战略地位的海军基地,以控制中间海域。马汉的理论,被列强当做掀起瓜分殖民地狂潮的宣言。
  
  进入本世纪,美国继承了这个传统。
  
  大陆强国,或者大陆民族,很少这种取势的意识,一般信奉力量,倾向于一战定天下,甚至根本不把水域放在眼里。以色列人出埃及,据说上帝分开红海海水,他们便安然通过。波斯径直把大队人马开过达达尼尔海峡。苻坚相信“投鞭断流”。拿破仑明知英国海军厉害,但还是集结了舰队,幻想顺风一起,冲过英吉利海峡不成问题;法国舰队只要能在海峡坚持几天功夫,掩护他登陆,他就能重温征服者威廉的辉煌。
  
  但大陆强国终于掉进海上强国的大网里,越挣越紧。甚至,你都来不及细解死结,因为人家海上强国也没闲着。最典型的例子来自俄国。自彼得大帝在涅瓦河口创建彼得堡以来,俄国一直梦想着真正的出海口,但始终无法取得陆上征服那样的成功。土耳其海峡是历代沙皇觊觎的首要目标,恰值奥斯曼土耳其沦为“西亚病夫”,居然不能得逞。1853年,土耳其眼见不支,英、法便干涉,一场克里米亚战争打下来,俄国惨败。在东方,1904年,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全军覆没,旅顺军港转入日本人之手。最后的努力,也许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指向印度洋方向。这件事竟成为日后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如前所述,那种理论认为,只要大陆强国还不能形成笼罩整个大陆的势力,便无法压倒海上强国。事实上,古往今来,还没有一个大陆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确,要征服那么多国家和民族,几乎是痴人说梦。同样,只要海上强国能够在大陆上取得立足点,它就有望保持优势。这是很容易做到的。拿破仑可以把英国赶出欧洲,但无法将它逐出世界;即便如此,英国人还是保住了直布罗陀要塞,并且在葡萄牙登陆,然后进军拿破仑势力下的西班牙。英国人很清楚,如果它在欧洲大陆上失去了立足点,也就丧失了与拿破仑对话的地位,所以不惜大范围迂回。
  
  大陆强国迷信力量(不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海上强国则强调造势。所谓造势,就是不单独出面与大陆强国对抗,而是集结所有潜在的盟友,在各个方向上对大陆强国保持压力。这样,大陆强国在漫长的边界线上就显得顾此失彼力不从心;而海上强国由于其机动性,便能在某些关键点上取得优势。英国陆军从来规模不大,却能在海外打赢所有战争,靠的就是这个。美国也是依靠这种战略,终于将苏联拖垮。
  
  英国曾经是运用这种“势力均衡”战略的大赢家。其外交政策的中心,就是全力支持欧洲大陆上的第二强国,使最强者无法独大,从而保持欧洲大陆的“势力均衡”。这种“势力均衡”只是表面现象,由于英国坐享外线之利,实际上已占尽优势。在那些年代里,英国成为唯一有权“单独行动”的国家;而在欧洲大陆上,各方势力犬牙交错,谁也不能不照顾别人的脸色。
  
  权利和义务公元前490 年,雅典与波斯在马拉松对阵。雅典方面以11000 步兵组成方阵,波斯主力为万余骑兵,另有大量步兵作为支持人员投入战斗。激战之后,雅典以寡胜众,大获全胜。
  
  最初的评价,认为雅典人胜在勇气和体质。雅典人喜欢体育运动,身体灵活而强健。他们嘲笑波斯人被酒色淘空了身子,身上全是肥肉。
  
  后来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战术。雅典人之所以能够挡住波斯骑兵的冲击,在于其密集的步兵队形。这种步兵方阵后来发展成为欧洲古典时期的重装步兵,一般认为可以战胜来自亚洲的轻骑兵。海上强国依靠舰船进行机动,自然不可能以骑兵为主力,而主张把骑兵配备在步兵方阵两翼,起到把敌方骑兵逐出战场的作用,为步兵决战扫清道路。
  
  接下来,研究者开始注意到,雅典获胜,根本原因在于制度上的优越。雅典步兵由清一色的公民组成;波斯军成分甚杂,骑兵基本上都是波斯人,步兵则由各被征服民族担任,还有雇佣军,这样的队伍,声势虽然惊人,但异常脆弱。遗憾的是,历来大陆强国的大军,多有这种弱点。
  
  雅典城里人的构成,分公民、外乡人(主要是手工业者)和奴隶三部分,另外雅典周围还有一些自耕农。公民是拥有一定数额财产的人,享有选举的权利,能够直接或间接左右城邦的内政外交方针。同时,他们有服兵役的义务,而且必须自带装备,也印证了他们作为公民的财产资格。
  
  波斯是由游牧部落发展起来的帝国,行军事贵族政治,其征兵和征税,都带有绝对的强制性特点。
  
  这样两支队伍相遇,更关注公民权利的一方,相对于更强调强制性义务的一方,自然更具积极性和战斗力。事实上,海上强国和大陆强国对抗的历史,我们简直就可以看做是权利和义务对话的历史。海上强国更讲究人民的权利,是它们取得优势的根本原因。
  
  我们注意到,希波战争前后,正是雅典及其周围城邦民主化进程高涨的时期。梭伦和伯利克里的改革,都是意在压制氏族贵族的权势,扩大公民阶层的构成,使公民拥有更广泛的权利。这时的雅典,迸发出极大的活力。而当希腊各城邦相继进入僭主政治后,一小部分得势的公民践踏了大多数公民的权利,希腊社会便衰落了。柏拉图在其《理想国》里,对公民权利被僭主践踏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但他由此主张回归荷马的时代,即民主时代之前的王政时期,以少数贤明之士对群盲进行教化为特点,则未免矫枉过正了。
  
  罗马组织形式上的优势,不在于元老院和执政官,而是公民大会和保民官的设置。公民大会虽起源于氏族大会,却渐渐发展成类似国会的功能,而元老院不过起到咨议的作用。罗马在多次殆危期间,都是保民官肩负民意出面挽救了危局。公民大会和保民官的消亡,是在凯撒、屋大维时期,一般认为是从共和国向帝国的转型期,但似乎更是一个从海上强国向大陆强权的转折点。罗马舰队依然无敌,但由于地中海已变成内湖,海军的地位,也就下降为剿灭海盗和进行内战的工具;此时,罗马陆军的地位无疑上升了。为了进攻或防备“蛮族”,它不得不在漫长的陆疆上驻扎强大的罗马军团。
  
  古典时期,以贵族政治为特点,所以国王成为权利和义务对抗的焦点。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就是层层义务关系的总和。当时人们对权利的追求,是用钱向国王们买,使他们的城市成为自由城市,自己成为公民。但这种方式不太牢靠,因为国王们一旦手头重新拮据了,往往会变卦。
  
  在这种斗争中,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运动意义深远。当时,贵族们利用国王约翰在外交内政上的弱势,强迫他签定了长达六十三条的《自由大宪章》。文件规定,国王未经领主代表会议同意,不得征税,不得增加贡赋,不得逮捕监禁领主并剥夺他们的土地。
  
  英国虽为岛国,但当时英王为法王的附庸,英国也只是欧洲大陆政治体系的小伙计,并没有多少海洋国家的特点。大宪章运动发生在英国,除了借了宗教斗争的劲,几乎可以视同天意,使英国获得了近代意义上海洋国家的特征,从而与大陆体系分道扬镳。权利下放,使后来历代英王如鲠在喉,痛感自己名不符实,每每企图翻案,终于激化为十七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中,国会一方的法律依据就是《大宪章》。
  
  大宪章精神就是权利的精神。虽然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认为它还不够彻底,因为并没有泽及平民,但贵族们迫使国王承认他们拥有先于义务的权利,已经相当了不起。这样的事情,大陆国家即使几百年以后,在法国大革命之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权利使人更像人,而义务则使人更像一架庞大机器上的零件。零件可以替换,而人是不可以替换的。在对人的认识上,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在这里存在着本质的分歧。即使在今天,即使我们不再严格地划分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那么有着海洋传统的国家,面对个人的正当权利,国家利益至少在表面上也要退避三舍;而有着大陆传统的国家,只要这义务被冠以国家的名义,任何个人权利都必须无条件服从,决不允许讨价还价。
  
  一般海洋国家构成的基础,是个体的人,再集合为整体,以个人的权利为纽带;而大陆国家的组成,是先有一个整体的框架,然后把个体的人填充进去,使人人各安其位,以义务为准绳。海洋国家的精神,以裂殖为特点,渐趋兴旺发达。而大陆国家,以整体为出发点,最终只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导致离心力大于引力,由崩溃而退回原点,重头再来。这样的例子,从波斯、奥斯曼土耳其到苏联,很多。
  
  政府公司化和政府垄断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的政府职能存在差异。很多时候,前者就像一个大公司,允许个人把利益参与进去;后者则注重垄断,与普通民众的利益隔绝。
  
  威尼斯作为中世纪的海上强国,建于许多小岛之上,不易受到来自大陆方面的威胁,遂全力经营其海洋事业。既以经商为国策,威尼斯政府的组织,几乎纯以赢利为目的,商法甚至可以覆盖其民法。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序言里谈到威尼斯的这个特点时,举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剧情为例,当安东尼奥无法还钱,依照借据将被割掉一磅肉的时候,要不是有人机智地发难,法律竟准备如约执行。法律是严肃的,在这里却完全成为商业规则的附庸,以至黄仁宇认为威尼斯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大公司。政府的公司化,也反映在它对民众开放,允许民众分享利益。任何市民,不论贩夫走卒鳏寡孤独,都可以在政府的商业活动中投资,以自己的积蓄入股。
  
  大陆强国多以政府包办一切,顶多授权少数代理人分享利益;至于民众,则被排斥在可预见的利益之外。中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南宋偏安一隅,传统丝绸之路贸易几近断绝,海上贸易成为政府收入大宗。为便于管理和征税,政府在各地设置提举市舶,很多时候,实际上就是代理人制。像泉州蒲氏,本为阿拉伯移民,拥有大量海船,执海上贸易之牛耳,遂累代占据此职,凡百余年不衰。明初,严禁任何个人私出嘉峪关,也就意味着政府对西域贸易的垄断。郑和下西洋,所谓“朝贡贸易”,百分之百的政府背景,所携回珍玩,除满足统治者的虚荣心,了无益于国计民生,与普通民众更是毫无关系。所以永乐朝树立的海上强国地位,基础实为脆弱之至,一旦政府从海上撤退,实行海禁,重新把注意力放回蒙古草原的时候,沿海航海经商之民便只能逆来顺受。
  
  海上强国有时也不免受制于这种大陆思路。地理大发现初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并称海上强国。当葡萄牙全神贯注于垄断东方贸易的时候,西班牙则一意从美洲掠夺金银,导致欧洲大陆的通货膨胀,而国家并未因此致富。西班牙有政府垄断贸易的倾向,力有不逮,便向个人颁发单项贸易许可证,王室坐享分成。分成,而不是征税,大违自由贸易的精神。另一方面,西班牙过深地卷入欧洲大陆事务,如用兵荷兰以及后来的王位继承战争,都使它无暇顾及海外,终于从海上霸主降为二流国家。
  
  英国失去北美,很大一个原因,是宣布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为王室领地,禁止东海岸殖民地居民越界垦殖,引起这些人的强烈不满。法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的海上强国,本来领有北美的路易斯安纳,但王室严禁国内受压制的胡格诺教派向那里移民,所以在面临英国挑战的时候,它才发现自己在人数上处于令人绝望的劣势:两万对三十万。这些,都是政府欲图垄断海外利益的结果。
  
  海上强国政府公司化,以英、荷等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代表。这本来都是一些股份制的贸易公司,当取代葡萄牙在东方的地位,垄断商路和贸易之后,政府便乐于让它们负起全责,公司政府化,不但授予贸易权,甚至授予军事、外交上独立行动的权力,形成殖民地政府。英国对华鸦片战争,便由其东印度公司出面组织。海上强国霸权的顶峰,政府、公司职能合一为典型特征。前面提到拿破仑大陆封锁,英国以发行国债度过难关,便是以政府之名,行公司之实;而以往大陆强国遇到这类危机,除了借债和征税等政府行为,几乎别无对策。
  
  进入本世纪,海上强国的意识形态继续占有主导地位,各国政府的组织形式几乎都是以此为蓝本。但大陆强国传统根深蒂固,政府依然在各层社会生活中居于垄断地位,外表的组织形式不过是皮毛。希特勒喊“要大炮不要黄油”,以意识形态和政府干预把德国拉入军国体制;而美国战时的军工业,则依靠政府订单刺激。苏联的计划经济,众所周知,以政府配额代替经济规律,导致发展高度畸形。二战后,英国曾打破传统,大力推行国有化经济,突出政府的职能,事实证明费力不讨好。
  
  大陆国家的政府,传统上是一种框架结构,先有某种理念,然后在这种理念里规范人与人的关系;海洋国家的政府,则是一种网状结构,首先承认人与人之间关系(比如拓殖、贸易)的合理性,使之合法化,然后上升为政府的理念。个人之于社会和国家,在先还是在后,两者互为逆反。在这方面,海陆强国的传统精神差异甚为明显。
  
  大陆国家的政府框架结构,在同一文化圈内可以取得优势,出于传统习惯上的认同;一旦越过这个范围,效率立减。历史上许多大帝国,由于包括了多种文化成分,不能融合协调,终于崩溃,就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海上强国,既鼓励个人的拓殖事业,首先形成的是贸易关系,在经济生活上结成牢固的纽带;政府所起的作用,一般是顺水推舟,不像大陆强国的政府那样,总是以理念先行而开顶风船。英帝国的瓦解中,英国政府固然曾试图力挽颓势,而一旦无效,便可以英联邦替代旧有模式,形成一个经济上的共同体。这样的情形,在大陆强国那里是不可想象的。
  
  大陆强国的对策当大陆强国无法取得优势的时候,很自然会采取退出海洋固守海岸的策略。奥斯曼土耳其人面对葡萄牙人来自印度洋的挑战,便采取鸵鸟政策,索性承认海洋本来就是基督徒的天下。他们从《古兰经》里找依据,反正真主只把陆地许给了穆斯林,对海洋的归属并无安排。
  
  明朝被日本海盗扰得不胜其烦,却无意重整海军,而是重申了海禁政策。朝廷认为,倭寇猖獗,全是因为有汉奸做内应;切断海陆之间的联系,便有釜底抽薪之妙。朝廷改善了海岸防御体系,不再依赖卫所驻军,而是令戚继光、俞大猷等组建野战军,立足于做陆上决战。
  
  但漫长的海岸线太容易遭到攻击。明朝能保住海岸线,在于倭寇缺乏统一指挥,互不相统属,易被各个击破。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就没这么幸运,他们无法阻止葡萄牙人占据红海和波斯湾进入印度洋的通道。而在更早的十字军时代,穆斯林在萨拉丁的领导下,收复耶路撒冷容易,但拔掉基督徒扎在东地中海岸的钉子就难多了。事实上,从大陆方向攻克得到海上支持的要塞几乎是不可能的。直布罗陀就是这样。
  
  在海岸作战中,海上强国拥有机动性上的优势,但当他们过于深入大陆腹地时,这种优势便转到大陆骑兵一方。公元前53年,罗马克拉苏军团在美索不达米亚全军覆没,就是中了帕提亚人的诱敌之计。从以往看,没有哪个海上强国能够在大陆深处建立长久的优势,如同大陆强国无法统治海洋一样,这也是很公平的事。
  
  但大陆既为海洋所包围,海上强国取得支配地位也势属必然。大陆强国必须拿出对策来,不仅是军事策略,更是指立国之策。
  
  事实证明,在海上强国的侧翼寻找盟友,或诱使它卷入大陆事务、把它强拉到大陆政治体系中来,是两个办法。英国超然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地位,曾是它保持全球优势的主因。路易十四时代,法国曾试图干预苏格兰王位继承问题,一是出于牵制英国侧翼的考虑,二是意欲以此将英国拖入大陆政治体系,使它在大陆泥足深陷。关于第一个考虑,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终于在大洋彼岸找到了盟友,对英国占了上风。第二个意图的实现,是在一次大战之前,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法国将英国拉入法俄攻守同盟,最后形成协约国集团。英国就此结束了“光荣孤立”状态,实为半推半就。一方面它失去了单独行动的自由,另一方面,面对德国的竞争,也不得不如此。前边说过,一个海上强国过分卷入大陆事务,衰落也就不可避免了。当然,二战中的美国可另当别论。但有一点,在这场大战中,出钱出枪与出人出力,要不是被迫卷入,美国人无疑会选择前者。而二战后,即使是在大陆边缘的朝鲜、越南,只要美国试图更深地卷入,便都无法成功,一再暴露出海上强国的局限性。
  
  以上是就古典政治体系而言,现代大陆强国还有两件法宝,一是极端民族主义,二是强制统一意识形态。这两条,都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使大陆强国迅速崛起,取得抗衡海上强国的地位。因此,这两条又可称为大陆强国速成法。
  
  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是希特勒的日尔曼种族优越论,一方面重整德国人战败的士气,树立信心;另一方面鼓吹复仇,以仇恨把守纪律而习于盲从的人民凝聚起来。排犹运动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我们注意到,今天世界上几乎所有和美国直接冲突和对抗的国家,多少都有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我们可以从文化的冲突上寻找答案,也可以从本世纪以来的民族自觉潮流中得到启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剂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激素。吃了激素的人会变得强壮好斗,但对身体没有好处。
  
  极端民族主义是极端危险的。大陆强国应对此提高警惕。任何健康的关系都不应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否则,今天的快意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苦果。这是一种透支子孙幸福的行为,就像现代人正在透支地球资源。
  
  至于强制统一意识形态,前苏联集团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最典型的例子,就不做更多的评价了。这也是一件最危险不过的事情。
  
  说起强制统一意识形态,自人类产生宗教和伦理以来,本是各种社会的一般现象。所谓信仰自由,由美国首倡,很大原因,乃是出于其早期移民对宗教迫害刻骨铭心的记忆。1620年著名的“五月花”号航行,清教徒开始大批移民北美,便是受英国国内宗教迫害所致。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爱尔兰等国。
  
  另一方面,信仰自由的泛滥也有信仰危机的背景。上个世纪,随着人类探索世界取得飞越性进展,西方固有宗教信仰受到极大冲击,尼采就声称“上帝死了”;几乎同时,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念崩溃,也进入一个信仰危机时期。大陆强国既无法放弃政府的框架结构,就必须为这个框架重建一根主心骨,寻找一种理想作为旗帜,使人民在思想上不致陷于混乱无序,国家才有作为可言。同时,与海上强国自由贸易一类的理念不同,这种理想本身又是框架结构里的产物,具有形而上的特征,未必能够完全契合于社会生活。大陆强国往往是在这种两难中走钢丝,越表现出强制人民接受的特点,实际上也就越脆弱。“上帝死了”,德国变成唯力是从的暴徒,鼓吹“生存空间”的信仰,彻底把民族命运绑在了战车上。然后是苏联,虽曾强盛一时,但受到来自各个方向上的包围和阻击,并且没有任何可靠的盟友,所处的国际态势,却是大陆强国有史以来最恶劣的。它必须把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理想发展到极致,才能撑住局面。
  
  这些路都走不通,大陆强国就陷入宿命。今天,如果还存在大陆强国的话,似乎也只有作为小伙计加入海洋体系,才有望分得一杯羹。但这杯羹得来不易,不但要装出朝圣者的样子,还要忍受海洋文化的侵蚀。今天的对抗,已不仅仅是军事、甚至经济上的竞争,更具有文化上的涵义。本来,文化也许可以成为大陆强国最后一张牌。
  
  说“不”为时尚早中国正在重建她的强国形象。特别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已隐然把中国看做最大的假想敌,许多国际舆论也认为中国将无愧于这种待遇。这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一方面,我们愤愤不平于美国人无处不表现出来的敌意;另一方面,又在心里不无窃喜,以为我们受欺压的日子就要一去不复返了。甚至,知识界已在议论对美国说“不”。
  
  说“不”要以实力为后盾;无疑,我们尚未羽翼丰满。其实,从毛泽东的“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到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中国在其国际战略中一直有着既定的国策,就是避免做美国的头号对手,这可以使我们争取到更多周旋的空间。现下说“不”,虽只是一种民意,却不符合上述既定思路,因此不可飘飘然,倒应该有所警惕。对美国说“不”作为一种民间思潮,很有可能把民众导向极端民族主义的轨道,并进而对国家对外整体思路产生影响。我在前边说过,极端民族主义乃是大陆强国应最为警惕的倾向之一。
  
  今天,我们应避免与美国发生摊牌式的对撞,但说“不”主义很有可能把国家推向这个境地。那时,也许必要的妥协将变成不可能,因为民众的情绪已被上紧发条。那时,我们的处境将极为被动。历来,弱对强的一方,总不宜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而应该在有限的对抗中,采用古罗马将军费边的战术,在不断的拖延中等待实力的天平向己方倾斜。费边因此打败了伽太基不可战胜的汉尼拔。当时,费边顶着举国上下要求一战的压力;今天或将来,我们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吗?
  
  美国或许正在走向衰落,但海洋体系尚不可动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不宜把自己推向大陆国家的前沿。考证中国对海洋的感情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中国的前景也并不在其海洋事业。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只能是一个大陆国家。这就是中国的宿命。如何能使大陆强国的宿命不应验在中国头上,至少说“不”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说“不”具有太强的主体意识,将益发引起潜在盟友的疑惑,从而把我们推上英雄主义式的单干路线。历来,大陆强国都不乏英雄主义的豪情,所失的却是莽汉主义的单干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不”不仅将使美国人对我们更大声地说“不”,更将导致原来的朋友也对我们说“不”。这只是逞一时之快,是不负责任的,也是不策略的。
  
  更好的思路,也许是应该把整个大陆看做一个整体,而把我们仅仅看做这个大陆的一部分,仅仅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承受一部分的压力,迎接一部分的挑战,总之,仅仅说一部分的“不”,从而把我们的“不”融入整个大陆的“不”字大合唱中。这时,我们说“不”就不仅代表我们自己,也代表着整个大陆。这时,我们就底气十足,并且立于不败之地。
  
  今天,整个大陆固然还不可能联合为一个整体,但在对抗美国上则不无共同的利益。我们注意到,美国已在整个大陆的边缘过多地分散了精力,就像用十个手指头去按十只蚂蚱,结果哪个也按不牢。这就构成了我们的机遇。只要在这个大陆的边缘不断地存在和出现“热点”,就完全符合我们的利益。同时,我们自己也会成为这一连串“热点”的一部分,但应时刻牢记,坚决不做这些“热点”中最热的一个。甚至有时候,作为一种策略,妥协只是更大战略中的一环,并不丢脸,因为只要实力无损,就可继续保持发言权。但说“不”派不会同意这一点。
  
  海上强国所最担心的,无非是出现一个笼罩整个大陆的强国,那将是它的恶梦。这固然是不可能的,但退一步讲,即使出现一个不断强化的大陆意识,中间也将蕴含着伟大的转机。只是在这时,传统的地缘政治已变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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