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罗米柯恼羞成怒
本文是苏联驻西德大使瓦连京。法林的回忆。在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苏联前，西德对双方所签条约的个别词句有异议，法林把情况告知了苏联外交部，而部长葛罗米柯没有向勃列日涅夫汇报。
——编者
西德总理勃兰特将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６日飞往克里米亚半岛。为此，我于１５日先期来到勃列日涅夫处。总书记房间里共有４人，除了勃列日涅夫，还有外长葛罗米柯，扎莫特金和我。
勃列日涅夫心情不错：“勃兰特很可能以为我今天已经在黑海里游泳了。而此时我们正坐在老地方。如今这位总理究竟怀有何种感情？他会有些什么担心呢？我们应当期待西德付出什么？我们对西德人以朋友相待，而他们却扭扭捏捏的。”
总书记的话越听越让我感觉到，他根本就没见到我最新发来的勃兰特有关柏林问题的电报。
“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不知道您是否收到了上周有关我与勃兰特总理私下会谈结果的评论报告？他把我请去，实际上是在提出抗议。”
“什么电报？哪天的？安德烈，为什么没给我看？”
葛罗米柯怒气冲冲地瞪了我一眼，然后答道：“我在电话里向你报告过电报的内容，列昂尼德。”
“我可以继续谈吗？”
勃列日涅夫点了点头。
“抗议的缘由不过是一件区区小事，勃兰特对德文文本中的一个词有意见。”
外交部长打断了我的话：“这么说您更相信巴尔（西德国务秘书）的话。”
“列昂尼德。伊里奇，允许我汇报完毕吗？我准备事后再回答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提出的问题。”
“您继续讲吧。”
葛罗米柯的脸色阴了下来；他紧闭着嘴唇，收拾起放在面前的文件，还未等我开口，他已站起身来，向总书记走过去，低声说道：“列昂尼德，你知道，我还有个约会，晚些时候我给你打电话。”
他就这样走掉了。
我接着说：“部长们相互访问，各种承诺和解释声明应有尽有。但实际行动呢？每走一步都要经过斗争。就以德意志银行为例吧，他们很想在莫斯科开设一个办事处。我的电报发到国内已有两个月了，但没有任何回音，一个字也没有。表面上没有人反对，但也没有人动一下指头。”
“审查这类建议是谁的权限范围？”
“外贸部和国家银行。”
勃列日涅夫按动内线电话的按键：“给我接尼古拉。帕托利切夫（外贸部长），然后让国家银行行长给我回电话。”
不到一分钟，外贸部长接了电话。
“您好，列昂尼德，我是帕托利切夫。”
“尼古拉。谢苗诺维奇，你听说德意志银行想在莫斯科开设办事处的要求了吗？”
“噢，是的，我收到报告了。”
“你打算怎么办呢？明天我将会见维利。勃兰特，有可能突然谈到这个题目。”
“这个想法是令人感兴趣的，但还需要进行认真考察。”
“有什么原则上的反对意见吗？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他们是想设一个代表处，而不是一个正规的分行。”
“不，我们对开设办事处没有异议。”
“见鬼，如果你们没有异议，为什么不吭一声呢？”
“这件事可能是拖得久了一点，但这种事是新生事物，还得研究，考虑，协调呀。”
“请你搞清楚，别人已经跟我协调了。给你们官僚机构一周的时间，外贸部和国家银行整理一份备忘录放在我桌子上。”
至此电话交谈结束了。勃列日涅夫转向我，说道：“这样的事到处都是，无处不在！没有任何异议，但就是不肯开绿灯——噢，对不起！好像还缺点什么！因为每做一个决定就会承担一份责任。”
国家银行行长打来了电话。刚才的电话交谈又重复了一遍，甚至在细节的重复上都是惊人的一样。
“帕托利切夫没有异议，您也没有异议，但事情就是压着不办。如果您是在等待别人来履行您的职责，那么留着您究竟还有什么用？”
他再次转向我：“你的有些报告我没有见到。如果你有事想直接或单独向我报告，可以利用经过考验的渠道。现在你可以去葛罗米柯那里，向他报告德意志银行等情况。”
按勃列日涅夫的建议，我来到了外交部。部长办公室的前厅已经有人在等我。显然葛罗米柯已经同总书记通过电话了。
我推开部长办公室房门，他坐在写字台旁，并未注视我。我走了１５步，走到来访者通常落座的小方桌前，站在那里。
“您坐吧。”他正用一支蓝铅笔在随便画着什么，“您想说什么？”
“与列昂尼德谈话时，提到了一系列的实际问题。”
“我知道。在德意志银行这件事上，您的表现并非无可指摘。您发来一份电报，就认为所有人都应该立即实施您的指令。一个好大使必须明白，他的主动精神应当建立在务实基础之上。
再说，我与阿勃拉西莫夫谈过。他没有认可勃兰特的文本。相反，他断然否认了这个文本。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而相信西德人。“
“我不是针对阿勃拉西莫夫。这些事只须一两天内就可以得到客观的证实，而且还会得到满有说服力的补充。”
外交部长十分冷淡地与我分手，冷淡得不可能再冷淡了。
（摘自（苏）瓦连京。法林著余燕学译《密室隐情》军事谊文出版社2001年1 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