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自忠上将殉国前后
1940年5 月16日晚，日军汉口广播电台突然中止正常广播，插播一则惊人消息：据前方战报：大日本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在本日“扫荡”湖北宜城沟沿的作战中，向敌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发动了决定性打击而将其消灭。在遗尸中发现了支那大将张自忠总司令及其下属幕僚、团长等多人，同时缴获大量军事文件和军用地图，收到极大战果。
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获此消息，极感震惊，连夜致电第五战区查询：现谣传张总司令战死，情况究竟如何？请速回电告知。
第五战区复电答称：自删日（15日）以后即失去联络，情况不明，现正积极查询。
18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致电蒋介石，证实张自忠确于16日战死在宜城南瓜店沟沿一带。
将星殒落，三军折柱。蒋介石震惊悲痛之余，急电李宗仁，询问张自忠遗体下落。19日一天未见回电。20日一早，蒋再电李宗仁：张荩忱同志遗体究有寻获否？战争胜负，兵家之常，无足为虑；而忠烈遗骸，如不觅得，实为我全军上下终身之遗憾无穷，特望注意。
当日，李宗仁复电告知，已将张总司令遗体抢回，并拟于近日运往重庆。蒋介石这才放下心来。
抗战以来，以上将衔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张自忠为第一人。为此，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布命令，追赠张自忠为陆军上将；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发布国葬令，以张自忠与学界泰斗蔡元培先生共享国葬殊荣。1982年4 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张自忠为革命烈士。随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均恢复设立张自忠路。张自忠由此得到国家和民族赋予的崇高荣誉。
张自忠上将殉国虽然已60年了，但是当我们拉开历史的帷幕，回到那个血与火的年代时，仿佛仍可以看到张自忠慷慨赴国难的伟岸身躯。
泪别冯玉祥
张自忠，字荩忱，1891年出生于山东临清。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因对军事兴趣浓厚，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他果敢镇定，英勇善战，对长官忠心耿耿，并以治军严厉著称西北军，绰号“张扒皮”。
1933年，张自忠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在喜峰口大败日军，这是他抗日历史的起点。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张自忠时任天津市长兼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奉命与日军谈判，因此受到舆论误解；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后，张自忠又奉命留平缓冲，更被舆论误解为汉奸亲日派，国民政府为此明令将张自忠撤职查办。
由于各方疏通，1937年底张自忠返回旧部，代理五十九军军长。从此，张自忠犹如蛟龙出水，猛虎出柙，历经淮河、临沂、徐州、潢川、随枣及冬季攻势诸战役，攻锐守坚，所向披靡，在抗日战场上建立赫赫威名。
1939年8 月上旬，蒋介石自重庆来电，召张自忠赴渝述职。
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生活着大批国民党军政要人，张自忠时常思念的老长官冯玉祥也住在这里。谒见蒋介石之后，张自忠立刻赶往南温泉，拜见冯先生。
对于老部下的到来，冯先生格外高兴。他在巴县中学设宴为张自忠洗尘，张则将临沂大战中缴获的日本军刀作为礼物赠送冯先生。过后，冯先生又多次在上清寺副委员长办公室约他相见。两人对坐畅叙，交谈甚欢。张自忠慷慨激昂地对冯表示：“我不管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我总要拼命地干一场，我一定尽我所有的力量，报效国家，不给先生丢脸。活着我要活个样子，死也要死个样子！”冯玉祥听了，既高兴，又感慨，不住地点头。他为有这样一位忠勇的部下而感到骄傲。
为解决部队各方面问题，张自忠留渝二十余日。离渝之前，张自忠特地到冯先生处辞行。两人互道珍重，依依而别。走出去不远，张自忠又停住了。他预感到自己很难再与冯先生相见，决不能就这样与先生分手，他还要再看一眼自己的恩人，他还有话要对先生说，便折转身来，怀着诀别的心情回到屋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重重地向冯玉祥磕了个头。冯先生被这一情景惊呆了，忙说：“荩忱，你这是干什么？”只见张自忠眼含热泪，神色庄重地说：“我这一生是先生培植了我，我活着要一心一意地为国尽忠，像个人，像个军人，不辜负你培植我这一生；我死了也要像个鬼，像个忠魂，不会辱没先生练兵带兵的英名！”
冯玉祥因惊愕而语塞，但他内心明白，荩忱行此大礼，作这样的告别意味着什么。后来，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唐生智、鹿钟麟、石敬亭等人说：“张荩忱这个人，真是条山东汉子！他临走前到我这里来辞行，走了又回来，趴在地下给我叩了个头。我能不能和他胜利后相见，或者再见一面，都很难说了。”言下不胜难过，在场诸公也无不为之动容。
生与死
张自忠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在他生前留下的并不多的言论中，出现最多的字眼，恐怕莫过于“死”了。他曾对部下们说：“我相信中国的抗战能够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必须用我们的生命去换取。我们要从死里求生，不能存半点侥幸心理。”在给弟弟自明的信中，他说：“吾一日不死，必尽吾一日杀敌之责；敌一日不去，吾必以忠贞至死而已。”在对部下训话时，他说：“我们军人要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算完成军人的责任。有机会，我一定带着你们找一条死路去。”在与好友孙连仲谈话时，也表示要“等待时机，舍身成仁，给全军树立一个榜样”。谈来说去，总离不开一个“死”字。
在同部属的谈话中，张自忠曾就生与死的问题作过阐释，他说：“人生平均年龄不过五十左右，事业之成就与否亦唯五十左右而定。故吾人应知努力之时机倏忽即逝，倘不急起直追，则必遗害终身，永成憾事。即令终老一生，但最后亦不免一死，与其庸碌而死，当不如轰轰烈烈建立一番事业。既有裨于国家，复获显贵之名誉，则虽死不死矣。”此言实乃精辟之见。
正是在这种生死观的支配下，张自忠每战必预留遗嘱，抱定必死之心，亲临前线督战。大家既为他的英雄气概所鼓舞，也为他的生命安危而担忧。他的苏联炮兵顾问劝他说：“高级统帅，不宜过分靠前。欧战那样激烈，总司令进至山炮射程以内，尚无所闻。”李宗仁也曾不止一次地劝告过他，但张自忠依然故我。
1940年4 月5 日，从四川绵阳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宋哲元将军病逝。宋为西北军名将，曾任二十九军军长，是张自忠的老长官。
张、宋二人患难多年，情谊极深。宋将军的死，使张自忠失去一位可敬的长官，也痛失一位知己。尤其宋将军是在抗日壮志未酬的郁闷中抱恨而逝，更令张自忠思之怆然。追悼仪式上，他与冯治安、刘汝明联名为宋将军敬献挽联：率全军哭我公虽死犹生敢继执干戈卫社稷之志，感知己报祖国此身尚在决不苟富贵惜生命而存。
这副挽联准确地表达了张自忠此时此刻的心情。返防后，他致信冯治安说：佟、赵死于南苑，宋又死于四川，只余你我与刘、石数人矣。我等不知几时也要永别。我等应即下一决心，趁未死之先，决为国家、民族尽最大努力，不死不已！如此就是死后遇于冥途，亦必欢欣鼓舞，毫无愧怍。
这表明，宋哲元的去世，更加坚定了张自忠战死沙场、为国捐躯的决心。
一个人，当他决心赴死之时，一切困难与艰险都不在话下，所有烦恼和忧虑也均可置之度外；惟独有一样割舍不下，就是对亲人的思念。自从1937年9 月张自忠在天津与家人离别后，再也未能与他们相见。
1940年初，他给在上海的女儿廉云、侄女廉瑜写了一封信。此信原件已佚失，但廉云、廉瑜至今仍能记起信中最后的几句话：“大时代的女孩子，应求知识，求经济独立，不能光做衣裳架子。”这是张自忠生前留给两位女孩的最后几句话，被她们视为宝贵的遗嘱。
4 月1 日，张自忠又致信弟弟自明说：“近来虽困苦点，但精神上却十二分快慰，身体也好，一切一切均好。惟近来思家之心极切，尤其是万分想念吾母。每想及此，不觉就非常难过。”
4 月15日，张自明通过三十三集团军驻上海秘密办事处电台与张自忠联系，准备带廉云和廉瑜赴湖北前线看望他。正待动身之际，忽接张自忠复电：“删电悉。待一个月后与瑜、云一同来可也。”
张自明明白，前线又要打大仗了，只好推迟行期。岂料，这一推使他们永远失去了相见的机会！
两封绝命书
1940年5 月1 日，15万日军向襄河东岸第五战区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枣宜会战打响。张自忠一面下令襄河东岸部队分头迎敌，一面指示西岸部队做好出击准备。同日，张自忠亲笔写信，告谕五十九军各师、团主官：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要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短短的几句话，道出了张自忠杀敌报国的赤胆忠心，可谓言出肺腑，字字千钧。
5 月3 日，南路日军第十三师团突破我军长寿店阵地，继续北上。4 日，北路日军第三师团攻占泌阳。5 日，中路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和池田支队从随县开始发动正面攻击，战局日趋恶化。
6 日晚，张自忠在快活铺总部召集会议，研究河东战况。会议结束之际，张自忠表示：“我明天过河去督战！”大家再三劝阻，但张自忠执意亲征，不容更议。他对各位将领说：“你们赶紧回去，按我今晚布置的办。”又转身对副参谋长刘家鸾说：“我明早过河，所有总部的事，均由你负责办理。”刘答：“如有重大事情，我随时向总司令请示。”张自忠说：“不必，万一有特别重大的事情，就同仰之（冯治安字）商量吧！”
会后，参谋长李文田、高参张敬、参谋处长吴光辽、顾问徐惟烈、参军李致远、在总部住闲的洪进田上校和两名苏联顾问自报奋勇，要求跟随张自忠前往襄河东岸。
行前，张自忠匆匆给冯治安写信一封，派人连夜送给了他。信中说：仰之我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D 、179D取得联络，即率该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设若与179D、38D 取不上联络，即带马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
小兄张自忠手启
五月六日于快活铺“良心”二字，在张自忠的手令及谈话中时常出现。这两个字在山东话中乃表明心迹、分量很重的用语。“求良心得到安慰”，就是要为国家、民族尽职尽责尽忠，不辜负国家和民众对自己的培养和期望。这正是张自忠作为一名爱国军人，在国家危难、民族忧患之际，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所追求的一种悲壮而崇高的境界。这种境界，比起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宣扬的所谓“大和魂”、“祈战死”，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踏上不归路
5 月7 日拂晓前，张自忠乘一叶扁舟，在星月无光的夜色中，带领手枪营和七十四师，从宜城窑湾渡口渡过宽阔浩荡的襄河，奔赴河东战场。这是继1939年“四月攻势”、随枣会战和冬季攻势之后，张自忠第四次过河督战。
9 日黎明，在二郎庙与敌遭遇，将敌击退。上午，黄维纲师长率三十八师前来会合。尔后，张自忠指挥两师马不停蹄，继续向北攻击前进。途中，多次与日军发生激战，毙敌甚众。经过两三天的努力，张自忠与河东各师陆续取得联络，逐步控制了局势。河东将士闻知张总司令亲临前线，士气大振，几乎将日军后路完全截断。
右翼兵团的积极作战，引起日军的严重不安。5 月1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和第三十九师团掉头南下，集中力量攻击张自忠部。经过多次的较量，日军已深知张自忠和三十三集团军的厉害，以致把四个师团中的两个专门用于对付张自忠，可谓竭尽全力，以求一逞。
当日军以重兵南下之际，我之统帅部本应命令张自忠右翼兵团暂向大洪山区规避，使南下之敌扑空；然后集中左翼兵团与机动兵团主力围歼北路孤立之第三师团；最后集中左、右翼兵团与机动兵团夹击南下之敌。但蒋介石误信日军假情报，对战局判断过于乐观，勒令五战区将南北两路日军同时围歼。
张自忠直接指挥的右翼兵团河东部队虽有5 个师，但兵力相加只有2 万余人，仅相当于日军1 个师团，装备则远逊之。以如此薄弱之兵对两个师团之敌，犹如“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力难胜任。然而张自忠是一个坚决执行命令的军人，奉命后他立即调整部署，掉头向南截击敌军。一路激战，一路冲杀。梅家高庙一战毙敌第十三师团1400多人。在耿家集又与敌军遭遇。
13日晚，一七九师和一八○师先后来电告知，两师师部分别被敌阻于田家集、老河口。这样一来，南北两个师均须接应。与此同时，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主力5000余人在师团长村上启作指挥下，已由峪山东侧南下。
为截击该敌，并接应上述两师，张自忠决定把部队分为左右两纵队：黄维纲师长指挥三十八师为左纵队，向田家集方向推进，接应一七九师；七十四师为右纵队，由他亲自指挥，先接应一八○师到方家集集中，然后向南追击。
但不幸的是，张自忠总部所用无线电密码已被日军第十一军通信部队破译，张自忠上述部署均为日军洞悉。于是，日军第十三师团和三十九师团分路向方家集奔袭而来，合力夹击张自忠总部。为增加攻击力量，园部和一郎还急调第四十师团师团长天谷直次郎带领4 个大队驰援枣阳。张自忠处境危殆。
14日清晨，张自忠率部到达方家集，与先行到达的日军三十九师团一部发生遭遇战。经肉搏冲锋，将敌击溃。当天深夜，张自忠率部继续向南开进，15日拂晓时分到达罐子口。此时，张自忠如率部西渡襄河，即可脱离险境；但军人的职责促使他留在河东，继续与敌周旋。
难忘的5 月16日
15日黄昏时分，张自忠率部到达南瓜店以北的小山村沟沿里。随总部行动的政治部干部、后来成为著名画家的潘薭兹先生回忆说：“在山坡上看到四面起火，知道已陷入重围。但有总司令在，大家仍很安心……在炮弹射程之外，我们看到有队伍在移动，但分不出是自己人，还是敌人。大家坐在山石上，心情变得沉重而阴郁，正如这夕阳将要沉落的黄昏天色。”
此时，张自忠手中可战之兵仅1500余人，而包围的日军则有五六千人，局势之险恶可想而知。傍晚，他致电黄维纲师长，令他率三十八师由新街前来解围。鉴于三十八师距离较远，且为当面之敌所纠缠，能否及时赶到没有把握，张自忠又致电樊城之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请援，但未见答复。
翌日，刻骨铭心的5 月16日，血火交织的一天！
这是一个阴霾的早晨。拂晓，激烈的枪声打破了黎明的沉静，战斗首先从西边毛家湾旁的小山子开始。此地距沟沿里不过1000米，中间只隔两个小山包。守在这一线的是四四○团。
张自忠刚刚睡下就被惊醒，立刻起身带领李文田参谋长、张敬高参、苏联顾问和几个随从副官到沟沿里后山上观察。
日军很快攻占了两个小山包。张自忠命四四○团预备队增援上去，夺回第二个山包。日军又几次冲锋，均被击退。战至日出时，四四○团第一道防线终于被突破，日军攻占沟沿里西北制高点牛肋巴骨山，居高发炮，沟沿里直接暴露在敌火网之下。与此同时，东线之敌攻克两乳山，以重炮向我前沿阵地轰击。张自忠遂将总部东移至杏仁山旁的陈家湾。
从5 月3 日以后，张自忠与外界联络之有线电报、有线电话均告中断，只有全部依赖无线电通信。日军第十一军通信部队根据我方电台以不同频率向各方发报的情况，判断张自忠总部就在沟沿里附近，并于16日上午9 时将这一情报通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长村上启作。村上顿时紧张起来，急忙调集五六千人和大批飞机、火炮，向沟沿里合围。
上午10时许，日军步兵猛攻沟沿里，四四零团退守石龙岗，隔山沟与敌相持。东面，从方家集越过十里长山之敌，与进入罐子口之敌相呼应，从东西两面夹攻我七十四师罗家窄屋阵地。日军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敌我往返冲杀，阵地失而复得者四次，战况异常惨烈。
留守窑湾的七十四师部队，16日清晨接到张自忠命令后迅速凑集了180 余人和4 挺机关枪，派工兵营营长赵德志率领，跑步前来支援。张自忠把他们派到最吃紧的东山口。
激战在枪炮轰鸣中持续，张自忠对李文田说：“现在战况恶化，我们为国家牺牲是理所当然，但总不能让朋友在此流血，你派人陪同苏联顾问转移吧。”接着又喊道：“总部和政治部带枪的留下，空手的由李致远参军带领，到山背后西北方向集合！”随后指定四四○团掩护他们撤离战场。
中午，日军在加强东西两面进攻的同时，又开始猛攻南面的石窝，企图将我军压迫至长山脚下开阔地带加以围歼。在石窝阻敌的手枪营，因寡不敌众，士兵伤亡过半，石窝失守。
张自忠得知石窝失守后，立即带领几个随从赶来督战。大家热血沸腾，蜂拥而上，日军被这不要命的气势所震慑，逃离了石窝。夺回石窝之后，张自忠返回陈家湾指挥所。
“你们谁都可以走，我是不能走！”
日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了。炮弹如暴雨般倾注，步机枪的吼叫声一阵紧似一阵。
突然，一颗炮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弹片将张自忠右肩炸伤，紧接着又飞来一颗子弹将他左臂击穿，鲜血浸透了军装。护士长史全胜见状，急忙跑来为他包扎。卫兵们一见总司令负伤，都惊慌起来。张自忠按了按伤口，满不在乎地说：“没什么，不要大惊小怪的。”
中午过后，日军攻势更加凶猛。其前锋距我陈家湾指挥所只有数百米。张自忠被数十名卫兵簇拥着撤至杏仁山。这时，我军虽三面被围，但东北长山方向尚未合拢，若翻过长山，仍可突围而出，夺一条生路。大家原想借指挥所移动之机，劝总司令翻越长山突围，但张自忠到达杏仁山后不肯再动，将指挥所设在这里继续指挥战斗。
眼看日军更加迫近，顾问徐惟烈小声向他建议说：“总司令，移动移动位置吧？”旁边也有人附和说：“敌人三面包围我们，不如暂时转移，重整旗鼓再与敌决战，不必要的牺牲应该避免。”张自忠一听，很不高兴地说：“我奉命追截敌人，岂能自行退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总司令遇到危险可以逃跑，这合理吗？难道我们的命是命，前方战士都是些土坷垃？我们中国的军队坏就坏在当官的太怕死了！什么包围不包围，必要不必要，今天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一定要血战到底！”
大家听了这几句分量很重的话，谁也不敢再开口了。
下午1 时许，日军调集大批山炮对准杏仁山疯狂轰击，由于张自忠身着黄色军制服，目标十分暴露，形成一个被弹巢，炮弹如雨点般炸落在前后左右。副官贾玉彬、护士长史全胜不幸被炸身亡。张自忠右腿也被炸伤，裤腿、袜子均被鲜血浸透。
在生死绝续的最后关头，李文田参谋长终于忍不住又开了口：“总司令，我们人太少，三十八师又赶不来，看情形是顶不住了，还是暂避一下，到山那边整顿一下再说吧！”
李文田站在那里，以为总司令会突然跳起来把他臭骂一顿，但出乎意料，张自忠并未批评他一句，而是抬起头来温和地对他说：“老李，你们谁都可以走，我是不能走。你们赶快走吧，不要管我了。”
李文田见劝不动他，只好带着两名卫兵悄然离去。
良心平安
下午两点左右，日军步兵开始在炮火掩护下发起攻击。张自忠站起身来，带伤督战。此刻，他已不指望援军的到来，只希望在死以前指挥这仅有的一点兵力多杀几个敌人。但是，由于寡不敌众，这个山头还是失守了，日军从山顶冲了下来。跟在张自忠身边的手枪营士兵一面冲上去抵挡日军，一面高喊：“总司令快走！总司令快走！”不料，喊声引起日军的注意，日军更加紧了围攻。看到日军步兵步步逼近，副官和卫兵们不得不强制张自忠向北面安全地带转移。
经过惨烈鏖战，七十四师四四三团、四四四团已死伤大半，一部溃散，残部数百人主要集中于东山口阻击日军。为保卫张自忠的安全，马贯一从仅有的数百人中抽出一个营派往杏仁山支援手枪营。但该营在赴援途中受阻，张自忠把手枪营大部派出救援，看到东山口方面四四三团不敌日军，又将身边仅有的一个手枪排派去支援。这样，他身边仅剩下张敬高参和兵站科员马孝堂少校等数人。
3 时许，天空下起沥沥细雨。东山口守军大部战死，余部溃散。张自忠派出的手枪营士兵回撤至杏仁山脚下，作最后的抵抗。
面对步步逼来、怪声吼叫的大批日军，这些跟随张自忠多年的忠诚士兵，表现出惊人的勇敢和顽强，他们将生死置之度外，用血肉之躯将绝对优势之敌阻于山脚下达一个多小时。
厮杀在雨中持续，手枪营士兵所剩无几，王金彪连长也在激战中阵亡。张自忠眼看前方弟兄一个个倒下，再也按捺不住，提起一枝冲锋枪，大吼一声，向山下冲去，扣动扳机向日军猛烈扫射，十几名日军应声倒毙。就在这霎那间，远处的日军机枪向他射来，他全身数处中弹，右胸洞穿，血如泉涌。马孝堂见他突然向后一歪，飞奔上前为他包扎。
这时，日军就一窝蜂地冲了上来。危急中，张自忠对身旁的张敬、马孝堂等人说：“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有办法。”大家执意不从，张自忠拔出腰间短剑自刎，卫士大惊，急忙将他死死抱住。
弥留之际，张自忠躺在地上，脸色苍白，平静地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你们快走！”
这时，日军步兵已冲至跟前，多处负伤的张敬高参举枪击毙数名日军，被蜂拥而上的日军用刺刀捅死。
从日军战史资料中，我们找到了这场战斗的最后情节：第四分队的藤冈元一等兵，端着刺刀向敌方最高指挥官模样的大身材军官冲去，此人从血泊中猛然站起，眼睛死死盯住藤冈。当冲到距这个大身材军官只有不到三米的距离时，藤冈一等兵从他射来的眼光中，感到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
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三中队长堂野君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他的脸上微微地出现了难受的表情。
与此同时，藤冈一等兵像是被枪声惊醒，也狠起心来，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
时间仿佛募然停止，历史留下一个静穆的场面，殷红的热血交织着迷蒙细雨，构成一个永恒的瞬间——1940年5 月16日下午4 时！
张自忠，一代抗日名将，怀着平安的良心死去，时年49岁。与他同时殉国的还有500 多人。
日军的“礼遇”
张自忠死后，南瓜店一带枪声骤停，格外寂静。
日军开始打扫战场。堂野和藤冈估计刚刚死去的这位军官一定是位将军，便翻动遗体搜身，堂野从其身旁的手提保险箱中翻出了“第一号伤员证章”，藤冈则从遗体的胸兜中掏出一枝派克金笔，一看，上面竟刻着“张自忠”三字！两人大为震惊，不禁倒退几步，“啪”地立正，恭恭敬敬地向遗体行了军礼，然后小心翼翼地靠上前去，仔细端详起仰卧在面前的这个血迹斑斑的汉子来。接着他们把情况报告了上司二三一联队长横山武彦大佐，横山下令将遗体用担架抬往战场以北20余里的陈家集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司令部，请与张自忠相识的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亲自核验。
专田盛寿七七事变前担任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见过面；七七事变时又作为日方谈判代表之一，多次与张自忠会晤于谈判桌前。专田盛寿证实，死者确实是张自忠：“没有错，确实是张君！”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遗体仔细擦洗干净，用绷带裹好，并命人从附近的魏华山木匠铺赶制一口棺材，将遗体庄重收殓入棺，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坟头立一木牌，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一个殊死抗日并血洒沙场的中国将军，却得到了他的死敌——日本军人的尊敬，这说明了张自忠人格的力量。崇高人格的感召力，可以跨越敌我界限而在“人”的境界上获得普遍认同。日本的侵华战争固然需要汉奸的帮助，但是日本人内心里只把汉奸视为工具，而从来就没有把他们当做真正的“人”来看待，这恰恰从反面说明了人格的重要和珍贵。
国殇
奉命驰援的三十八师到达南瓜店时已值深夜，黄维纲师长得知张总司令战死，悲恸万分，当即率领数百人的便衣队夜袭陈家集，在混战之中将张总司令遗体挖出抢走。当日军三十九师团接到军司令部“将张自忠遗体用飞机送往汉口”的命令，为时已晚。
18日上午，张自忠遗骸运抵快活铺，三十三集团军总部将士痛哭相迎。冯治安将军和两名苏联顾问含泪查看了张将军伤势，发现全身共伤八处：除右肩、右腿的炮弹伤和腹部的刺刀伤外，左臂、左肋骨、右胸、右腹、右额各中一弹，颅脑塌陷变形，面目难以辨认，惟右腮的那颗黑痣仍清晰可见。冯将军命前方医疗队将遗体重新擦洗，作药物处理，给张将军着马裤呢军服，佩上将领章，穿高筒马靴，殓入楠木棺材；然后率众举行了庄重的祭奠仪式。
18日，冯治安、李文田联名致电冯玉祥先生，报告了张自忠殉国经过。冯先生说：“我读了这个电报真如晴天霹雳，震我肺腑，我不仅哀痛这位二十五年来同甘苦共患难的老兄弟的死亡，更痛惜在此抗战的重要阶段上牺牲了一员大有作为的猛将，这真是全民族的重大损失！”“九个月前，他向我说的坚决杀敌的话语，不料竟成了遗言；九个月前，雄健勇武的身躯，不料而今闭于一棺，不能重睹了！真是如断我臂，痛彻心胸！”
5 月21日晨，李致远将军、徐惟烈顾问奉冯治安之命，率领手枪队乘6 辆卡车从快活铺启程，护送张自忠灵柩前往重庆。沿途数万群众，挥泪祭奠。车抵宜昌，10万群众自发送殡，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
张自忠灵柩在此换船，溯江而上重庆。28日晨，船抵储奇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率文武百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看来真的动了感情，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据史沫特莱记载，蒋介石的办公桌从此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
28日下午，蒋介石率文武百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蒋亲自主祭，气氛庄严，极尽哀荣。当天，蒋介石还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功勋。随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今梅花山）为张自忠举行下葬仪式。
张自忠殉国后，国民政府为避免影响抗战士气，未立即公开发表消息，直到同年七七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才将此公诸报端。
噩耗传出，举国震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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