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白雪覆盖的故事


作者:白雪覆盖的故事     整理日期:2013-06-02 11:18:45


  
  
  白雪覆盖的故事
  
  
  作者:张湘霖
  旧书里写的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人们都说,对,那是书上写着的,但是现在得让我们亲眼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布莱希特的《伽俐略传》中的一段台词
  雪峰上的一尊青岩雕像
  白雪,白雪。那无尽无休的白雪覆盖的土地啊!……
  这是1980年冬季的大兴安岭腹地。这里属于边防部队和森警大队严密控制的警戒圈。这里不许有人烟,这里需要死寂。防火防特,又是自然保护区。
  清晨,沉静而空旷。山舞银蛇,树开梨花,冰河如玉,连雪霰洗过的太阳都是白的。
  就在这白茫茫的世界中,有一座棉堆一样的雪丘动了一下,露出一个洞穴,从里面钻出一个黑乎乎的“动物”!
  神秘而恐怖的世界!
  不是动物,分明是一个人!是的。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她一动不动,是一尊有生命的生动的雕像。
  她是黧黑色的——使人自然地联想到那种表示沉默、肃穆又有些恐怖的黧黑色。而象征坦率、纯洁、素雅的白雪映衬着她,构成一幅极不协调的图,一幅意境溟漾的图。
  此刻,她一动不动地伫立着,脸上没有表情,只是用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凝视着远方。
  多么生动的雕像啊!立在白雪皑皑的重岭叠嶂的群山之上,立在浩瀚无垠的林海之中。这是一座有血有肉的雕像,这是一座会说话的雕像。
  她是不幸的,却十分可敬;她是朴实的,却很伟大。
  天空没有风。风从她的脸颊上流下来,清冷清冷地,吹向山野林间,吹向她心灵挂系的地方。风在呻吟,在白雪覆盖的如海涛般的土地上掠过,发出一种压抑的如泣如诉的旋律。这旋律,不是人的耳朵能听得出来的,必须用心灵去听!听——中国式的《悲怆奏鸣曲》?!
  在中国不计名数的中国人
  她依然一动不动地瞭望着远方……
  她叫刘惠兰。中等身材,瓜子脸型,泛着病容的脸上布满深而密的皱纹。她戴一顶油渍麻花的狗皮帽,穿一身破旧的皮衣皮裤,皮毛从她的领口、袖口和裤腿口扎煞出来,显得古朴而寒伦。从她那憔悴的脸和她那顶皮帽下压着的一头花白头发推断,她的年龄足该超过半百。其实呢,她只有四十出头。从她的衣着看,有点像山民,可比山民穿得还破旧,近乎乞丐,却比乞丐整洁。而她的眼睛光亮有神,那光亮肯定着她的身份:这不幸的女人是有文化教养的。
  她似乎听到了什么动静,她动了一下。紧接着,从她刚才钻出的洞穴口,呼拉拉钻出四个年岁不等,衣衫褴褛的孩子。这是她的四个儿女:大儿小保,17岁;大女小梅,13岁;二女小三,11岁;小儿大平,10岁。由于营养不良,孩子们长得又瘦又小,和他们的实际年龄很不相符。
  孩子们一出来就欢呼起来:“哈!天晴啦,来打雪仗呀!来,打呀,打呀!”
  “嘘——”大儿小保发现妈妈的脸色不对,打了个手势,大家立刻静了下来。
  孩子们一齐把目光投向母亲,母亲依然一动不动地瞭望着远方。孩子们一下子明白了,脸色骤变,眼睛流露出惶恐焦灼的神色。
  
  小保又打了个手势,孩子们自动解散。小梅抱柴进了洞口,小三和大平操起用蒿草扎的扫帚,小保却沉静地走向雪原林海。
  不一会,小三和大平扫落了洞穴上方隆起部分的积雪,扫净它四周的一小片雪原。与此同时,淡淡的一缕青烟也从一座小烟囱里袅袅升起。噢,这原来是一个家:一个小小的马架子房,一个小小的院落。堆着两垛山丘一样的干柴……这里原来是有人烟的!
  怎么会有人烟呢?他们干啥来到这里?他们是什么人呢?
  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他们的身份。说他们是中国人吧,这话自然不会错。可是,在我们这个户口控制得相当严格的国度里,任何地方的户籍册上都没有他们的名数。就是说,中国有十亿人口,他们是十亿之外的那几名。说他们是“盲流”吧,他们又绝非是一般的“盲流”。
  在大兴安岭,盲流成千上万,他们是一个世界。他们当中,有关系有办法的当了伐木工、搬运工、筑路工……没关系没办法的则在山里的沟沟岔岔里搭起了马架子,靠开荒和采集山货过活。这些人,聚创造力与破坏力于一身。一方面,他们不怕吃苦,肯出卖力气,是开发大兴安岭的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盲目开荒,破坏植被,是森林治安最不安全的因素。对于他们,政府曾多次清理遣送过,而在强迫遣送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又在不长的时间里,奇迹般地回到大兴安岭。就这样,旧的送不走,新的又来了。有什么办法,这是一个时代的社会问题!
  盲流是大兴安岭里社会地位最低下、最苦的人群。然而他们毕竟是在册的中国人,他们的户口在自己的原籍,他们的身份是可以公开的。
  可是眼前的这一家盲流就不同了:他们是不在册的中国人,而且这一家的家长——四个孩子的爸爸,是个反革命右派分子!任何地方,甚至连盲流的村落都不愿收留他们。他们已被遣送过五次了。遣送何处?遣送者也不知道,只是把他们押送上车,任他们自由流浪去吧。他们到处受人歧视,他们在饥饿线上挣扎,他们顽强地活着,就是不离开这个地方!最后,他们索性逃进警戒圈,过起野人的生活。
  在不允许生存的地方生存,在人类的视野之外生存,没人发现,也就没人追查,没人歧视,没人殴打。饥饿和困苦是可以忍受的。在这里,他们有着人的尊严,这是他们苦难中的天堂!
  “妈,吃饭了!”大女儿小梅从马架子里走出来,站在妈妈的身旁,轻声地呼唤着。
  “吃饭了,妈!”小女儿和小儿子也叫着妈妈。
  她神情凄楚地看了看自己的孩子们,没有挪身,又去瞭望。
  丈夫走了三天了,还没有回来。他带着药材下山了,到远方的城镇去换些盐和粮食。家中已经一个月没有吃到盐了,而粮食——土豆也所剩无几。
  咔嚓,咔嚓——脚步声,不是丈夫是大儿子,大儿子小保肩上搭着一只狐狸回来了。
  “哥,套住兔子了吗?”小梅问。
  “套住了,俩大仨小。”
  “啊,有肉吃啰!”小三和大平高兴了。
  “我又把它们放了。”
  “为什么?”小梅问。
  “它们是一家子,挺可怜的……”
  “哥,你!”大平不满地撅起嘴巴。
  当妈的理解儿子的心,她把儿子搂在自己的怀里,用手爱怜地抚摸着他冻得发红的脸蛋儿,嘴里喃喃地说:“对,放了它们,它们是一家子……”她说着,泪水从眼角滚下来,吧嗒吧嗒地掉在儿子的破棉帽上。
  四个孩子可怜巴巴地望着妈妈伤心落泪, 妈妈用一种凄惶的口气问孩子们:“你爸爸,他不会出事吧?”这出事的含义自然是指出入警戒圈时是否会被发现抓起。他每次出外换盐的时候,家里人都为他悬着心。
  听见妈妈的问话,孩子们的脸顿时呈现出一片疑惧之色。他们和妈妈一起向远方张望……
  哦,这病容满面的女人的丈夫在哪里?这枯瘦如柴的孩子们的爸爸在哪里?命运之神哟,不要只顾给这可怜不幸的一家人弹奏《悲枪奏鸣曲》呀,你就不会弹一弹《黎明奏呜曲》吗?!
  不知天上富阙今夕是何年
  此时, 他正在加格达奇工农兵旅馆门前卖药材, 一个买主正和他讨价还价:“这贝母多少钱?两块五?太贵,太贵。”
  “山里人换点药材不易,你看这成色,白净厚实……”
  “两块!多一分不给!”买主摆出一副要走的架势。
  “太少了,行,两块就两块!”
  瞧他那伸出的皱裂如同树木枝桠的大骨节的手,像个地道的山里人;听他那与人做买卖时的一口京腔,和二道贩子也无异;而静时节,他黑瘦的脸面呈现出一股文气,颇有些知书达理的派头;可时不时地、又流露出三分自卑、七分神秘诡诈的神情,像个流窜犯……真有些不伦不类。
  他正是森林警戒圈里那一家的男主人尚金堂。
  他有些冷。他袖着手,跺着脚,一边等候买主,一边心里盘算,等山货一出手,该买多少盐、玉米碴子和蓝布……
  咕噜,咕噜——胃酸,他打起嗝来。
  对,还得买些小苏打,可钱够吗?
  他有胃疼病,小苏打是治他胃疼的廉价特效药。这些年,光吃小苏打,总不下一麻袋了。前些年,吃小苏打靠向人讨要,现在不行了,他家住的地方哪有人烟呢!
  一个身穿警服的壮壮实实的中年汉子正打量着他。他发现了,警觉起来,其实,这警察已经注意他半天了,他一直没发现。
  “买贝母哟,买黄芪啰——同志,你要点吗?”他极力地镇静自己,故意和那警察搭讪。
  那人摇摇头,走了,但很快又转回来,继续盯着他瞧。
  他的心在发紧,咕地又打了一个嗝儿。他神情慌乱,准备溜走,他怕这种人。每次出山,他总是提防着这种人。有一次出山,他被这种人查住了,他拒不交代自己妻子儿女的住处,最后,被这种人扣下遣送了。然后他又跑回来。这期间,他和他的妻子儿女们都在饥饿和恐怖中苦熬日月。唉,都是因为他呀,他的妻子儿女遭了多少罪!这回悲剧会不会重演?
  他提起袋子就走,可是,那个人又跟上来,并且抓住(其实是拍)他的肩。
  “啊!”他下意识地惊叫了一声。
  “请问,你是不是姓尚?”
  “我……是,啊,不是……”他嗫嚅着,语无伦次。
  “你叫尚金堂吧?”
  “我?不,我叫尚午。”尚午是尚金堂后来改的名字。
  “尚午?嘿,尚金堂,你是尚金堂!”
  完了,完了,他立即想到自己的下场,想到冰天雪地里的妻子儿女,惶恐之情从他那瘦巴巴的脸上流溢而出。
  他不能束手就擒,他的妻子儿女在等着他把盐、粮送回去,他们已经长期没有吃到盐了。小三和大平在盐碱地里抓食盐土的情景,一下子浮现在他的眼前。可怜的孩子们!可怜我这堂堂五尺男子汉哟!他决心反抗,拔腿就跑!可他哪里跑得过那一身武功的职业警察。没出十步远,他就被人家拦住了,而且,他的手腕被牢牢地钳在那人的手里。
  “金堂!你这是干哈?”那警察向他吼起来:“你看我是谁,我是你的同学王荫桐啊!”
  “荫桐?”他睁大眼睛盯着眼前的这位警察:“你是……荫桐?”当他认定对方确实是他50年代在呼和浩特市财贸干校学习时的同窗好友时,他辛酸落泪了。他晃着好友的手臂哀求他:“荫桐,看在同窗好友的情分上,求求你,你放了我,我不是坏人,我不是坏人……”
  身为加格达奇边防大队大队长的王荫桐同志,是知道金堂早年被打成右派而流落异乡的事情的。但后来的情况如何,他却一点不知。多年来,他挂念着他,同情他。眼下,他被尚金堂的举动弄蒙了。他尽量压住内心的激动,放慢话语,平和地跟他讲话:
  “金堂,你莫急,莫急,我知道,你不是坏人,你不是右派……”
  “我是右派,可我不是坏人,不是坏人,可你们为什么一次一次地抓我,斗我……呜……呜……”尚金堂蹲下身子哭起来。
  “金堂,金堂,我不是抓你的,我不抓你……”王荫桐也不知说什么好了,他的眼睛湿润了。
  “你不抓我?你放了我?那你干啥还抓住我的手?”尚金堂站起来。
  王荫桐哪里肯松开金堂的手,他平静了一下,问金堂:“金堂,你的右派问题平反了没有?”
  “平反?不!我永不翻案!永不翻案!”尚金堂又慌乱起来。
  “金堂,你,你,唉,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我,我不告诉你。”
  王荫桐同志是大兴安岭地区的老公安,凭着他的经验,他此时已经猜出了几分。望着眼前犹如惊弓之鸟的尚金堂,他自然地联想起二十几年前,尚金堂那才气横溢、活泼开朗的英俊的笑脸……荫桐心头一酸,泪水在眼窝里打旋了。
  “金堂,现在不搞‘文化大革命’了,三中全会开过了,右派差不多都改正平反了!”
  “不搞‘文化大革命’了?右派差不多都平反了?三中全会……也开过了?什么三中全会呢?”
  尚金堂被王荫桐这一连串的陌生的政治名词给说懵懂了。他神情朦胧,仿佛置身云雾中。他是个被人打进十八层地狱的人。正常的人间生活,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天堂!久居深山无人处,他早已不知天上宫阀今夕是何年!
  王荫桐把他拉到自己的家里……一个热水澡,一顿人间烟火,使尚金堂又回到人间的温暖之中。他终于从原始人的蒙昧中醒过来,他终于明白了这些年来在中国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无法自制了,偌大的男子汉,竟不顾一切,当着王荫桐妻子儿女的面,孩子般地扑进同学的怀里,放声痛哭起来!
  没有诉说——没有时间,也没有恰当的词汇来倾诉这几十年来的屈辱生活!只任泪水不知疲倦地流!流!……
  王荫桐一家人的温暖热情并没能留住尚金堂,他很快地就踏上归程。
  “惠兰!惠兰!惠兰——”他心灵呼唤着自己妻子的名字,兴冲冲奔向白雪覆盖的大兴安岭深处。
  惠兰,你在大兴安岭深处等待、盼望,此时,你可曾听到?你可曾拾起往日丢失的记忆?
  爱情是颗神秘果
  真诚的爱情的结合,是一切结合中最纯洁的(卢梭语)。人世上的家庭,有多少结合归属于这“最纯洁的”结合之列?没人统计过。但可以肯定,这“最纯洁的”是极少数。尽管如此,那些幸运的和不幸的人们都一致憧憬它,追求它,甚至不惜以死求全。于是,古往今来,世界各地,在各种人群之中产生了那些众多的、关于它的——美好的和惨烈的故事。在中国,在现代,也曾产生过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以爱情为引线的悲剧……
  1960年初秋,呼和浩特市郊区大青山的小井沟。一群呼和浩特铁路中心医院的大夫、护士在采挖草药,他们当中,年轻的姑娘居多。
  山峰红遍,层林尽染,风光如画。秀丽的山色和丰富的草药吸引着这群久居城市的年轻人,她们仨一群,俩一伙,兴致勃勃地钻进山林里,山林里处处荡漾着她们的欢歌笑语。
  山深林密,谷大沟深。时过正午,有一伙姑娘迷路了。好不容易,她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走出山林,来到一条山沟的小径上。可是,她们辨不出东西南北,不知该走向何方?
  “哎哟,妈呀,我是走不动了,累死了,饿死了。”一个胖姑娘坐在地上,甩掉脚上的网球鞋叫唤着。
  “不走,等山里的小伙子背你当媳妇!”一个同伴笑谚她。
  “当呗!要是像神话那样,真有个好心的漂亮的小伙子出来,给咱做顿好饭吃,再给咱领出山,我就给他当媳妇!”
  “美的你!”
  “哈哈哈……”
  突然,不远处的山林里传来一阵歌声,“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是流行的著名苏联歌曲《小路》。
  浑厚的男中音,此时此地,别有一番意境。
  姑娘们痴愣了。谁呢?
  “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
  歌声近了,就在不远的山湾处。
  又有人对胖姑娘说了句:“来了,背你来了!”
  “咯咯咯……”
  “嘘!”
  嬉笑间,那歌者已经飘然出现在姑娘们的眼前。是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英俊,潇洒,穿的是一身洗得发白、打着许多补丁的蓝制服。不像乡下人,但也不像城里人。
  小伙子发现有人,顿时不自然起来,姑娘们的目光下,方才那活泼可爱的气质不见了,他变得蔫儿巴起来。
  “喂,同志,出山怎么走?”高个儿姑娘问他。
  “顺着这条小路往下走。”一口京腔。
  “还有多远?”
  “不远,二十几里。”他低着头,红着脸,从姑娘们的眼前匆匆走过。
  “哎哟,二十几里,这下完了!”胖姑娘叫了一声,跟着条件反射似的,姑娘们一齐叫起来:“完了,这下完了,没劲儿了。”
  “你们迷山了吧?”年轻小伙子听见姑娘们的叫声,又转回身来。
  “嗯,迷路了,饿坏了……”胖姑娘撅起小嘴嘟哝着。
  “那好,跟我来吧。”说着,他头也不回地朝前上去。
  姑娘们只好跟他走。此时,双方都有些难为情。
  他们来到不远处的山崖下,那里有个十分简陋的土棚,小伙子把大家引进去。土棚不大,锅灶连炕,加上一个木板搭起的小桌,小棚显得满满的。
  “这是你的家?”不知谁问了一声。
  “不,是工棚,是我们城市三星人民公社云母厂采矿的临时工棚。”他一边解释一边招呼着人家。
  “你是技术员?”胖姑娘人小话多。
  “不,临时工。”
  大家谁都不吱声了。临时工?农村来的?不像。技术员吧?可人家说不是。是啥关你们啥事呢?唉,好事的姑娘们!
  小伙子的出现,早引起一位姑娘的注意,她就是外科护士刘惠兰。惠兰长得眉清目秀,小巧玲珑,一张爱笑不爱说的小嘴平时总是微微地抿着,使那白皙的鸭蛋脸更显得发甜。她今年才20岁,可在姑娘堆中却是位老资格。她14岁参加工作,进过内蒙古水利厅干校读书,当过水利厅干部,之后,她又考入山西铁路职工卫校,毕业后,分配到呼铁局中心医院。她是红色医务工作者,曾多次获奖并被评为医院的红旗手,很得领导和同志们的信任。
  惠兰和所有的姑娘一样,在内心里给这小伙子一个很好的评价。只不过她比别人多了一层敬慕和好奇。
  土豆煮好了,真香。待姑娘们吃好喝好,该向小伙子道别的时候,有人才想起问小伙子的名字:
  “啊,同志,您贵姓?”
  “姓尚,叫尚金堂。”
  “谢谢您,尚同志,我们是呼市铁路医院的,有空进城来玩儿呀!”
  “啊……啊……”
  “来玩儿,一定来玩儿!”惠兰持重地向尚金堂伸出手。
  “好……好……”尚金堂羞赦地轻轻握了握她的手,惠兰竟像触着了一把锉。
  归途上,尚金堂成了姑娘们议论的话题。
  “这人真帅。”
  “心挺好。”
  “小胖,嫁给他吧,你说的,给我们吃饱,给我们引路……”有人开胖姑娘的玩笑。
  “可惜,是临时工……”胖姑娘说得挺认真,语气中颇有惋惜之感。
  “这人呀,有点怪气,肯定有台戏。”惠兰心里这么想,但没说出口。
  是呀,会唱苏联歌曲,一口北京腔,知识那么广,土不土,洋不洋,怎么回事呢?
  人世上的事儿真怪!有时,经常和你在一起的人一旦离开你,你就不再想起他;有时,有人只和你接触一次,你就会对他终生不忘。自从刘惠兰从小井沟归来,一种无形的力量把尚金堂的形象印在她的心里。仿佛她咽下一颗神秘的果实,在难以说清的情绪中,那果实的果核却在心中滋长出一种思念的绿芽!
  也是无巧不成书,几天之后,刘惠兰在去联营商店买东西的路上遇见了尚金堂。
  “老尚!……”刘惠兰热情地迎上去,兴奋的脸像迎着春风初绽的二月兰花。
  “哦,是你……”老尚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到哪儿去呀?”惠兰真想和这位她所敬慕思念的小伙子谈一谈,可她一时找不到话头儿,只好无话找话说。
  “我?回家。家,就在这儿。”尚金堂有点口吃,他指指眼前的一排房子说。惠兰知道,这是联营商店的家属房。
  “你的家属在联营?”惠兰急着问,心里产生一种本能的紧张。
  “啊,不,我单身,是借住。”
  “噢。 ”惠兰长长地吁了口气,她高兴了:“原来,我们住得这么近,连500米也不到。”
  “就是,就是。啊,我还有事,再见。”
  “再见。”眼见金堂匆匆地走了,惠兰心中泛起一阵无名的惆怅和恼火。他为什么这么冷淡?自己又为什么这样热烈?他和山里的“那个”判若两人!在山里,咱有难,他相帮……现在呢?咱一不求帮,二不相熟,叫人家咋热情哩,真是的。想到这儿,惠兰扑哧一下笑了。
  从此,一股神秘的力量鼓动着刘惠兰,她开始在休息时间内,经常不断地徘徊在从自己机关到联营商店的路径上。很快,他们又相遇了两次,姑娘是一腔热情,小伙子却行色匆匆!她百思不解。这是为什么?
  这傻姑娘!她哪里知道,金堂是个右派,一个打入另册的人!他时时处处受人监督,连同院没有工作的任何一个老娘们儿都有权随意来盘查申斥他,他哪敢和一位姑娘站在街道上长聊谈天!
  惠兰的脾气是执拗的。终于,有一天傍晚,怀着两分火气,三分好奇和五分敬慕之心,她敲响了金堂的家门。
  “阿,你来了,坐,坐吧!”惠兰突如其来的造访,弄得金堂神情慌乱,无所措手足。
  惠兰环视小房,往哪儿坐呢?没有桌椅,光土炕上,零乱地堆放着书籍和杂物。
  “那天太麻烦你了,大家叫我来谢谢你。”惠兰心情激动地站着说,秀气的双颊升起两朵桃云。
  “没啥,没啥。快坐,哦,坐在这里。”金堂双手不费劲地一划拉,在炕沿上腾出了一块净地方。
  惠兰坐下了,两人对视了一下,然后默默地等待对方发问。谁先开口呢?谈些什么呢?这情景真叫人尴尬!
  “你,就一个人?”惠兰主动来的,只好主动问。
  “嗯。”
  “北京人?支边的?”
  “是的。”
  “平时,你吃食堂?”
  “就是。”
  寡淡无味的对话。有什么法子!这无疑是一次失败的访问。没过多久,惠兰起身告辞,不过临走时,她向他通报了姓名,并邀请他有空去她的单身宿舍玩儿。
  惠兰的第一次来访,在金堂的心里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他只当她是来致谢的,这是人之常情。可没多久,刘惠兰又走进他的房屋。这一次,他的第六感官觉察到了一个可怕物,他感到惶惑不安了。惠兰迷朦复杂的心绪却已渐渐开朗:她割舍不下他,她要和他谈谈,她想给他些什么。给什么呢?是友谊还是爱情?她还说不清楚。
  一个魔棒!一个神奇无比的魔棒!从她吞咽下去的那颗果核里生长出来并演化而成的魔棒的神力!
  “我又来了,欢迎吗?”此时此地,平日恬静爱羞的姑娘也不知从哪来的那么大的勇气,她说话时,神情自然大方。
  金堂却决心用冷水熄灭惠兰内心的情焰:“你,你还是不来为好。”
  “为什么?”
  “我是右派!”他故意把“右派”二字说得很响。
  “真的?”惠兰倒吸了口凉气:“你反党?”
  “没!”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我1949年背着父母参加革命,是党送我去华北革大读书,后来又叫我进绥远干校、内蒙财贸干校深造,党的养育之恩我永生难报,我凭什么反党?!”
  “那,为什么你是右派?”
  “……”金堂抬起头来,神情坦然地望着惠兰,一声不吭。
  “是有人冤屈了你?”
  “我不敢说是冤屈。我们呼市建行,才五十来人,有十几个人打成右派,其中有我的朋友,他们叫我揭发,我没揭……”
  “那你为什么不揭?”
  “揭啥?人,能睁着大眼说瞎话吗?”
  “当然,不能……”惠兰不敢看金堂的脸,她心里翻腾着,无暇思索地回答。
  “就这样,我成了右派,机关开除了我,妻子离开了我,我现在,正在三星人民公社接受监督劳动……”
  还说什么呢?能说什么呀?姑娘沉默地离开了金堂的家。
  姑娘的步履是沉重的,金堂的肩头却如释重负……然而,一个星期之后,有如“海螺姑娘”一样,刘惠兰又奇迹般地出现在金堂的眼前。这一天,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可是,眼前的一切叫他惊呆了:一堆脏衣服洗净补好、整整齐齐地叠放在炕头上,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年糕和炸鱼,屋里站着穿戴整洁、笑脸如花的惠兰姑娘!
  “你,你,你怎么进来的?”
  “你那锁是个烂锁,锁不住门么!”
  是的,那锁早坏了,他没钱买,再说,锁对他没用,家里没一件值钱的东西!
  “你,你来……干什么呢?”金堂的嘴和心都在颤抖。
  “我来,我来……我觉得两个人比一个人更能渡过难关!”惠兰说出了自己要说的话,脸羞红了。
  金堂的心一热,眼泪从眼角上淌出来。组织抛弃了他,妻子抛弃了他,她却来了。
  此时此地,他说什么好呢?他无言地坐下来,任屋里久己失去的那种家庭的温馨气氛抚慰着他……
  是爱情吗?时间也太短暂了。
  爱情的建立难道只是单纯地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在特定情况下,一刹那间的倾慕,胜似一生的追求!
  原来,自从那日分别,惠兰的心像堵了一块铅。她极力叫自己镇定下来,忘掉他!可是,他那张老成俊气的脸,竟叫她甩不掉,丢不脱!她失眠了。她问自己:这是为什么?
  她是诚实的,诚实近于勇敢。她不得不承认,她爱上了他!
  她是善良的,善良是我们民族的美德。善良再加上诚实,然后体现在一个姣好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女性身上,就变成一种无法遏止的力量!于是,她才大胆地扬弃世俗的一切偏见,真实地向他走来。
  他呢?是同意还是否决?惠兰用火热的眼睛看着他。
  并非是笔者的杜撰,当时的他,一个并非爱诗写诗的他,伏案写下如下的诗行:
  在零下三十度的严寒里找不到春天,
  在浩瀚的沙漠里寻不到清泉,
  若有泉水金不换,
  润绿的心田,永生永世也不变!……
  惠兰看了金堂的诗,心里一阵狂跳,脸上升起一片火烧云。随即,从没写过诗的她,也情不自禁地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心音:
  眼下无路长青苔。
  青苔滑脚脚飞跃,
  因为真心她才来!
  一条神圣的感情的纽带,把他俩永久地系在一起。一年之后,他俩结婚了。没有任何仪式,没人前来祝贺,也没有任何嫁妆,他俩悄悄地领取了结婚证,又悄悄地搬上自己的行李家当,搬进他们的新房——一间没人用的磨棚里!
  新婚的当天, 他俩凑够了5元钱,作为他俩新婚“宴会”的开销。当代的青年朋友,你们可知道,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然而,金堂和惠兰的心,幸福而充实。
  “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容易渡过难关!”希望之星在他们眼前闪烁。可是,希望不等于现实。希望与现实之间并没有一座必然的桥梁。
  更大的不幸在等待着他们……
  爱之罪
  道德是时代的镜子。
  这正是阶级斗争要日日讲、月月讲的时代。一些人心满意足地勒紧了裤带,警惕地睁大了眼睛!还是在刘惠兰和尚金堂最初相爱的时候,呼铁局中心医院的人事处Ⅹ主任就已掌握了刘惠兰的“新动向”。Ⅹ主任没啥文化,却很“革命化”。他不能允许他分管下的职工如此胡来!可是,刘惠兰和尚金堂的来往是秘密的。(那个时代的姑娘,谁愿意公开这种美好的秘密?)他没有真凭实据,也不便公开制止,他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主任,刘惠兰到工会开了结婚介绍信!”
  “为什么给她开?”主任瞪起眼睛。
  “……”为什么不给她开呢?她有公民权利。
  “主任,刘惠兰把行李搬走了,她和那个右派结婚了!”
  “啥?是真的?岂有此理!”主任恼怒了。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刘惠兰爱得反常,Ⅹ主任恨得“在理”!
  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着阶级的烙印。一个出生在铁路工人家庭的红色医务工作者,竟爱上了一个反党右派!右派的前妻和右派离了婚,划清了界限。她,一个模范职工反倒嫁给了他,这是什么问题?阶级立场问题!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也许,这是右派分子出于反动本性,利用刘惠兰的年轻无知,拉她下水吧?Ⅹ主任决定派人调查,并亲自找刘惠兰谈话。调查和谈话的结果是一致的,刘惠兰心甘情愿,并且终身不悔!
  准了,准了,是阶级立场问题!那么就该“稳、准、狠”地打击他们!
  怎么打击呢?尚金堂不是本单位的人,况且已经打成了右派,再打,该打到哪里?而刘惠兰没偷没抢,又没有反党言论,该咋打击?要掌握分寸!讲究“政策”嘛!
  正好,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各机关都在精简人员,那就把刘惠兰远远地下放到北大荒的亚尔赛农场!妇去夫随,右派分子尚金堂也必须跟着去!
  仿佛亚尔赛不在中国的领土上,尚金堂和刘惠兰到了那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安全些。
  可尚金堂所在的三星人民公社不在Ⅹ主任的职权范围之列,怎么办呢?那也必须把手伸过去,社会主义共同事业,革命者人人有责。
  于是,一个电话过去了。对方的回答是:“尚金堂虽是右派,但表现尚好,是我们云母矿的骨干,不准备下放他。”
  竟然会是这样!糊涂同志,糊涂观念!出于强烈的“革命责任感”,Ⅹ主任又派专人去三星公社,做公社领导同志的工作。
  “尚金堂是在市建设银行打成右派的,他已经被开除公职,由组织安排到我公社接受劳动改造的,他不属于下放对象。再说,他劳动尚好,我们没有理由下放他。”三星人民公社的领导这么说。他说的是真话,自从尚金堂来到三星公社办起云母厂,他在小井沟找到矿藏, 帮助这个只有500元资金的小厂发展成一个具有40万元资金的大厂。他有功于公社,爱惜人才的公社领导怎愿意放他走呢?
  可在那种年代那种形势下,三星公社的领导也架不住对方的政治攻势:“尚金堂和我院职工刘惠兰结婚,分明是挖社会主义墙脚,证明他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三星公社领导只好点头同意。不过,因为他们不愿配合对方的工作,还是提出:“我们没有下放尚金堂的费用开销……”
  费用好说,我们包啦!工作算是做到家了!还有什么话好说?
  就这样,铁路中心医院的大门前,很快贴出下放刘惠兰的布告。布告是8月5日贴出的,声明从8月15日生效,而Ⅹ主任为了不出纰漏,8月11日就给一名干事写了一张“买明天晚44次去东北齐齐哈尔的三张大人票”(刘惠兰的母亲当时在呼市暂住) 的手令。8月12日,刘惠兰和尚金堂揣着户口迁移证,背着行李,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6月4日结婚,8月12日下放,Ⅹ主任办事可谓雷厉风行!
  并非没人同情刘惠兰,她的同学和同事中不少人为她鸣不平!“惠兰,你五二年参加工作,又是中专毕业生,根本不在下放之列!你去找领导申诉!”甚至有人给她出主意:“要么,你和尚金堂离婚吧,离了,也就不下放你了……”然而心地单纯善良、秉性倔强刚毅的刘惠兰却没有那么做。她愿意听从组织的安排,愿意以劳动谋生路,愿意和她亲爱的丈夫共同生活,渡过难关,生死不离!
  北去的列车铿锵有声,声声掩击着尚金党的心!“惠兰,你跟我带了害。”在火车上,金堂揪心地对惠兰说。
  “别这么说,一家人谁跟谁呢,要是我不嫁给你,你也不会跟我下放。”惠兰轻抚着金堂的手背,柔情似水地安慰着丈夫。
  夜幕沉沉,列车上的这对年轻夫妇相互偎依着,寂静中猜想着他们未来生活的模式。此时此刻,身居呼市的Ⅹ主任在干什么呢?和儿女玩耍,还是和妻子谈天?谈论着他政治生涯中的这又一篇杰作?!
  杰作?杰作!是悲剧还是喜剧?是闹剧中的悲剧!请看下去吧!
  他们到了亚尔赛农场,农场的负责人对这对夫妻的到来感到莫名其妙:“你们单位没和我们联系呀,我们黑龙江的农场和你们内蒙古呼铁局没有什么纵的和横的关系呀,再说,我们的农场也已经超编了呀!”
  一个纰漏在这里出现了:呼铁局中心医院人事处Ⅹ主任的职权在亚尔赛失灵!
  是工作疏忽还是故意整人?天高地远,两处不见!
  可怜的一对亲爱者!求人,人不留,返回没川资!他们只好住在齐齐哈尔的一家小旅店里,给呼市铁路中心医院写信,等候组织重新安排。信,一封封发出。十天,二十天,四十天……泥牛入海无消息。
  他们仅有的那一点点安家费很快花光了,更可怕的是他们没有粮票买饭吃!可铁路中心医院的Ⅹ主任的指示永远也不会来了——他们被抛弃了!
  人们啊,你们猜:当时他们的心情会怎么样?
  人们啊,你们说:当时他们又该怎么办?
  去投亲靠友?尚金堂和刘惠兰都有亲友,可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对政治罪人不愿意株连家庭,去分食家人碗里那一点点定量粮食。
  想法回呼市?被人抛弃的刚烈者怎肯低眉折腰求权贵?
  绝望了吧,以死求全?不,绝不!真挚的爱情给他们以生力,他们对生活充满憧憬和爱恋之情。他们要活下去,好好活下去,只要祖国的土地不抛弃他们,他们要让未来证明:他们是清清白白的人!
  于是,从富拉尔基到虎尔虎拉一线的城镇和乡村的大道上,出现了一对年轻乞丐!
  流浪者是什么形象?饥饿者又有怎样的眼神?乞讨者内心的创伤如何撕裂痛楚?还有,他们又是怎样地第一次伸手张口?怎样忍受人们的嘲笑、辱骂乃至殴打?怎样接受人们的同情和那一点点施舍?……
  这一切,笔者都无从写来。因为笔者在采访时,刘、尚二人一涉及此事,就泣不成声,以致笔者也涕泪交流!怎么说又怎么写呢!
  哦,人们,任你们去想象吧!
  地北天南沦落人
  秋风萧瑟……他们是秋风中的一对枯叶,吹落了,再任风力随意吹向不可预知的远方。他们曾经是种子,种子的理想是生根成材。现在,他们是落叶,落叶的理想是寻求归宿。
  归宿何方?何方愿意多事,肯收留一个背着反党黑锅的右派分子和他的妻子?
  存在决定意识。于是,一个新人出现了:尚午,一个家乡遭灾外出寻食的“盲流”。从此,右派分子尚金堂消失在人世上。现在,尚午和他的妻子刘惠兰成了身份清白的自由人。
  好在那年月的盲流很多,人们对之早已司空见惯。他们混杂其中,也没有人过问追查。这样流浪了一阵子,倒也相安无事。
  10月中旬,他们流落到偏远的龙江县县城。他们在街上走,寻找着“表现”自己的机会。“表现”就是帮人干活,通过付出汗水再换取人家的施舍,这样做比伸手乞讨好受些。
  有了, 一个卖怵秸的老大爷从装秫秸的大车上滑落下来, 他们立即赶过去:“大爷,摔着哪儿了?”
  “唉哟,妈拉巴子的,扭了腰!”
  “大爷,我给您看看,我当过医生。”惠兰扶起老人。
  “大爷,让她给您按摩一下,我来帮您卖!”金堂说。
  “哦哦,那就多谢二位,对了,林秸一块钱两捆。”
  “好了,您放心,错不了。”
  不大工夫,秫秸卖完了,老汉的腰也不疼了。“大爷,这是卖林秸的钱,您点点。”
  “用不着,用不着,谢谢二位。”老汉揣起钱,用眼睛打量着眼前这对和眉善眼面带饥色的年轻人:“你们也是走关东的?”
  金堂和惠兰难为情地点点头。
  “看样子你们是文化人吧?贵姓?府上?”
  “叫尚午,她是我妻子,叫刘惠兰,我们原是干部,下放到河北老家,老家又遭灾了,没办法……”
  “唉!这年月!”老汉唉叹着,一脸怜惜之情!“家中还有啥人?”
  “只我们两个,要不,谁肯背井离乡呢。”这话半真半假。真——他们已决心和两家的亲人断绝关系;假——他们两人本是有父老兄弟姐妹的。
  这下子,老汉高兴了。他自我介绍,姓王,也是河北人,早年跑关东来的,现在家里只有老两口。说罢,老汉取出大饼子叫尚金堂夫妻吃个够,完了,他提出:“二位若是不嫌弃,跟我走吧,咱膝下无儿无女,再说,咱黑李沟屯,缺你们这样的文化人哩。”
  这正是金堂、惠兰求之不得的,他们欢天喜地地跟王老汉去了。黑李沟屯是一个穷苦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二十几户人家。据说,屯子已有五十年历史,可屯里的人,却没有一个识文断字的。经王老汉保荐,黑李沟屯的乡亲们二话没说,就一致同意收下这对可怜的逃荒人。王老汉把自己家的三间茅草房腾出一半给惠兰夫妇住,又同大队联系好,找了间废马棚当教室,请金堂教孩子们念书。从此,惠兰、金堂有了自己的安身处,黑李沟屯也开天辟地头一次有了自己的小学校,有了惠兰这样看病不花钱、不出屯的医生。
  在黑李沟屯这穷乡僻壤里,刘惠兰夫妇一住就是八九年。在此期间,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获之物,仅能填饱肚皮。生活虽说清苦,日子却平静安宁。惠兰一连生育了二男二女,儿女康泰,夫妻恩爱,他们知足了。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66年“内乱”开始。渐渐地,这块从前几乎没有干部问津的荒野山地,也不得安宁了。1968年秋,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了黑李沟屯,好心的刘惠兰给宣传队队长治好了手上常年不愈的疔疮,这位农民出身的干部出于感谢之情,命令宣传队载歌载舞地为刘惠兰送来大红喜报,赞扬她医术高明,妙手回春,心红眼亮为人民!在这之前,尚金堂所教的小学已有两期毕业生,并年年在公社农民中夺魁。这一下子,尚午和刘惠兰的名声公社大噪。人怕出名猪怕壮。何况又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时代!公社知道他们是个黑户,不禁有人发问:是怎么来的?何许人也?再有嫉妒者一引申:是不是苏修特务、反革命分子?!
  这回他们的日子可难过了!成天提心吊胆,担心有一天“画皮”揭穿,叫人踏上千万只脚!1970年初,刘惠兰一家六口实在承受不住运动的压力,就在乡亲们的帮助下,逃离了这个生活了将近九年的小山村!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夜里启程,并且没有告诉好心的乡亲们去向何方。
  他们逃到了江西德兴县富家坞铜矿尚金堂的姐姐家。再经过尚金堂姐姐的上说下说,他们总算留下来。尚金堂在这个很小的民间铜矿上当了技术员,刘惠兰当了医生。金堂重操旧业,使出全身解数,居然使这个小矿成功地生产出质量很不错的硫酸铜矿产品,并和省有关部门签订了合同。他理所当然地受到铜矿领导的重视。惠兰因工作热心周到,也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可好景不长,江西抓国民党的运动日甚一日,比黑龙江龙江县的运动更凶更猛!又有造**派对他们怀疑起来,为了不便姐姐受株连,为了全家人的活命,同年12月,他们不顾姐姐一家的劝阻,又悄悄登上北去的列车,离开江西,去投奔黑龙江省龙江县崔家段刘惠兰的表哥。他们在那里过了个大年。 大年一过,在当地公安部门一次突然查户口时,他们全家6口以黑户黑人的罪名全部落网。关笆篱子挨批斗,受尽辱骂拳打。十几天后,他们在亲友的帮助下,再次逃出罗网,逃进内蒙古鄂伦春旗境内的大杨树镇,重新沦为乞丐!
  那年月,清查是家常便饭,一次,他们夫妻双双被关进装牲畜的大木笼子里游街批斗,每天靠儿女们的乞讨送饭活命。隔着木笼,儿子安抚父母:“爸,妈,你们多吃些,我们饱了。”儿子的慢言细语,字字烫心疼!
  隔着木笼,女儿问父母:“爸,妈,黑李沟屯的人多好,咱回去吧!嗯?”女儿的天真恳求,声声摧肠断!
  隔着木笼,望着小脸儿枯黄的两双儿女,刘惠兰夫妇泣不成声,泪洗衣衫!此时此刻,他们多想把儿女搂抱在怀里痛哭一场,可木笼如墙,使这可怜的心愿也不能实现!
  终于有一天,一位看管人员发了恻隐之心,放了他夫妻二人,并悄声告诉他们:“进山吧,那里也有盲流,那儿好活命。”
  就这样, 他们一家背的背拉的拉, 从大杨树镇逃向大兴安岭深处,成了现代“野人”!
  兴安野人
  春天。大兴安岭的残雪初化,林木返青,深山里到处能听到淙淙的水声和瞅啾的鸟鸣。杜鹃花开了,一坡坡一岭岭的,如燃烧的火,似粉色的云,远处,松林森森,白桦如雾,长草纤纤……大兴安岭胜似一幅姣好诱人的水墨画卷。
  可是,拖儿带女的惠兰夫妇哪有心思去欣赏这如画如歌的美丽风光?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人一匹猎马一人一杆枪……”这是十几年前惠兰和金堂爱唱的歌。十几年前,过着野人生活的鄂伦春族人走出崇山密林,走出原始生活;十几年后,惠兰和金堂却带着四个可怜的小儿女走上高山大岭,走进原始人的生活。只是,他们空手徒步,没有猎马没有枪,连一根铁丝和一盒火柴都没有。
  他们走进大山,沿着一条大山沟朝前走,走到头,又顺着一条小山沟走进去。
  他们走累了,就坐在山溪边的大石头上,喝一顿山溪水解解乏;走饿了,就采些野菜煮着吃。
  早已没有路径了,早已没有人烟了,他们还是往里走……
  山风拉响了密林无数绿色的琴弦,发出一种呜呜的悲怆的声响,这是他们夫妻二人心里的歌!
  他们终于来到密林深处的一座黑色的大山下,这里有一片坡地,林木稀疏,有草有水,野菜很多。好,就住在这里吧,就叫它“黑山头”。
  这回可好了,这里没有人烟!没有人烟就没有运动,没有清查,没有打骂和歧视,没有户口也不大要紧啦!
  这回可好了,他们是闯进没有人烟的荒芜王国的“第一个”,他们成了这里的统治者——一切植物和野兽是他们的居民!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和改革!
  哧溜溜——两只兔子从草丛中跳跃而起,快,逮住它,开开荤!
  孩子们一阵欢呼,追得兔儿们狼狈逃窜。兔子没有逮着,孩子们却有生以来第一次领略了强胜者的力量和自豪!
  扑隆隆——一群不知名的大野鸟从野地里惊慌飞起,孩子们冲进荒草中,在咯咯地一阵欢笑之后,竟捧出十几个雪白雪白的鸟蛋!孩子们又领略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轻松收获的愉悦!
  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他们哪里知道,此时,他们的父母眼泪正往肚里流,悲苦淹心呢!
  夜幕降临了,真正野人生活的幕帘也拉开了。惠兰一家六口人披着两床破旧的棉被,坐在厚厚的干草地上,十几颗鸟蛋填不饱肚皮,干草和棉被不隔潮也不挡寒。在饥饿寒冷中,他们盼望着天明的太阳升起:突然,几声狼嗥,跟着,他们看见,在他们四周漆黑的夜幕里,亮起几盏鬼火一样疹人的幽绿幽绿的灯!
  “妈呀!”“爸呀!”孩子们惊叫着,直往父母怀里扎!
  “别怕,有妈呢!”
  “别怕,有爸呢!”
  惠兰和金堂紧握手中的木棍,像母鸡护卫鸡雏似地护卫着自己的儿女。
  恐怖!饥饿!苦难!孩子们终于明白了:大兴安岭的生活原来是这样的:
  奇特崭新的生活开始了。没有歧视,但也没有温饱;不需要户口,但也没有生的保证。此时此刻,对生活的渴求,成了他们的最高理想。
  这是野人的生活,可他们毕竟不是野人。野人的进化是一个千百万年的过程,可他们却能以比野人进化快千百万倍的速度改进着自己的生活状态。
  他们先把自己的家搭架在几棵相近的大树干之上。很快,他们放弃了它,又在山坡上支起马架子房,然后在四周刨挖深沟,沟上放上伪装,既是抵挡野兽侵袭的武器,又是捕获肉食美味的工具。
  没有绳索,他们用树皮编拧;没有铁锹,他们用尖利的石块和木棍;没有火柴,他们用火石打燃。最后索性在屋里挖个大坑,里面燃起干柴,再用土一闷,叫火昼夜不熄。
  开始,他们只吃三种野菜:苣荬菜、灰菜、苋菜。后来,他们又像神农氏尝百草那样,逐渐发现了四叶菜、鸡爪菜、车轱辘菜、老骨筋、马蹄菜……这些野菜的名称,多是他们以状命名的。自然,后来还有黄花菜、木耳、蘑菇、橡子、棒子、刺母果、草莓和其他各种野果。这些野生植物中,不少是中草药。这些天赐的良药,使他们一家在多年的大兴安岭生活中,竟无一人患过头疼脑热的疾病,真是一个奇迹!
  开始,他们的生活逻辑和林中的一切野生动物无异:每天早晨一睁开眼,就像动物那样开始四处寻食。他们发明了柳笛,用柳笛不断地发出信号,在四处分头寻食的活动中就不至于走失。(他们曾经走失过几次!)
  他们捡到几个破罐头盒子,简直如获至宝。在密林的深草中寻食,他们就敲打罐头盒,那响声可以便害人的毒蛇和野兽受惊而逃窜!
  他们发现吃多了橡子就拉不出屎来,于是他们就大量地吃蘑菇润滑肠胃……
  渐渐地,他们的野人的生活达到自如的程度,他们的要求也就高起来。他们把四叶菜和小黄芪叶子晒干当茶叶。他们用树皮绳套野兔和狍子,用柳条编篱笆围鱼。更有趣的是,冬天,他们到大淖那凿冰洞,冰洞凿穿时,忽地一下,竟有成筐的小鱼和蚧蟥一下蹿跃而出。那蚧磺肉又肥又鲜,是城里人用高价都买不到的高级营养品!
  惠兰教孩子们唱歌,讲故事,负责孩子们的文化生活;尚金堂教孩子们认字写字。笔呢?用树枝,用草叶。用草叶当笔时,一个带花的白磁盘权作黑板。绿色的草叶汁印在磁盘上,是那么清晰。时间一长,磁茶盘的花色磨没了,盘子磨出个坑,可大儿子小保却练出了一手好字。
  最叫人心疼的是,他们吃不到粮食和食盐!日子一久,他们的身子发软,经常打瞌睡。有时,望着孩子们舔食河边上的盐碱土,惠兰和金堂的心如刀割。于是,尚金堂起了走出林,去换取粮食和食盐的危险念头。
  危险,他不怕。他心疼孩子,他有罪于孩子。要不是他的过,孩子们哪至于受这个罪!可是,出山,钱呢?这时候,他发现了贵重药材贝母。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正如人类当初发现了铁而改善了人类生活那样,贝母的发现改变了他们一家6口人的生活!
  经过是这样的:有一天,在一片火烧地上,尚金堂发现了一些如果如石的白骨朵,他捡起一颗,用手一碾,成了粉未,再用嘴一尝,挺好吃!他只当是发现了一种可食品就捡来当粮食吃。不久,一位进山采药材的老人来到他们家,发现他家门口堆了一堆白骨朵,就出15元一斤的高价买。尚金堂一问,才知道这是珍贵中药贝母。他把所有的贝母全部奉送给老人,代价是出山时莫说这里有人居住。从此,老尚开始采集贝母,并壮着胆子出山去卖,然后换取一点粮食、食盐和必备的工具、日用品。这样一来,老尚一家的生活开始显著改善。他们开了一小片荒地,种上了高产作物——山药蛋。
  所谓生活有了改善,也仅是和从前的野人生活水准对比而言。他们有了铁器——铁锹和斧子之类,生产方式(取得食物的活动)摆脱了原始状态。然而,他们的生活环境依然十分恶劣,他们的粮食和食盐很有限。原因是,尚金堂一年顶多能下一两次山(下山的次数愈多,危险性愈大),每次下山,为逃避警戒圈的眼睛,他要走最危险的山岭,钻最密集的森林,他所负载的重量不可能太多。也就是说,他们一家六口人,一年顶多吃上平常农民一个人的口粮。他们的食物仍然以野菜、野果、山药为主,他们仍然无法摆脱饥饿的威胁。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比饥饿更可怕的是虎狼,比虎狼更可怕的却是人!——那些奉命搜山的人!
  正值“文革”时期,这里每年都有一两次梳篦子式的搜山清查“氓流”的行动,(“盲流”改成“氓流”!)这行动是可怕的:见人抓,见房烧,然后审查收容。拳打脚踢是小菜,吊打用刑是常事!理由是:好人没户口?进山没好人。
  差不多的“氓流”都散居在警戒圈之外的大山里,在警戒圈之内的“氓流”则是极少数。而像尚金堂一家隐居在大山深处。过着野人生活的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心里清楚,搜寻者是难以找到他们的,可一旦找到了,绝没有他们的好!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给搜寻者增加了困难而使搜寻者无比气恼,更主要的是,他们在搜寻者眼里更具有危险性!因此,每逢搜山,尚金堂一家人惊惧的心,不比在“阎王殿”里走一遭好受多少。
  每次发现搜山的队伍上山,眼尖的孩子们便忙给父母传递信息。在看准孩子们四处突奔的方向之后,刘惠兰和尚金堂才怀着惊惧不已的心,缓缓地隐进山林。孩子们都是精灵鬼,而且十分熟悉地形,他们进入密林,如同鱼入水鸟入林,很难被搜山队发现。尚金堂也好说,他经常出没山林,对山里的路径了如指掌,即使被人发现,他也能如狡兔麋鹿,几蹿几跳也就会无影无踪。可怜的是刘惠兰,她久居山林,患了寒腿病,行动艰难,只好靠老尚的搀扶,选择林深叶密的去处,然后由老尚扶上树,隐在枝叶繁茂的树丫上。有时她在树丫上一蹲就是一天一夜!饥饿困乏,惊吓悲楚之状可想而知。
  靠着灵巧的隐身术,他们多次成功地逃脱了搜寻者的搜捕。事过之后,他们只好再转移一个更隐蔽的地方,另建家园。
  一次次的搜山,使他们对人的疑惧一次次加深。在深山里行动,他们更为忌讳见到马粪和火堆火烬,更为忌讳走有人踩出的山野小径……他们把这些视为不祥之兆。每当遇见这种不祥之兆,他们总是爬上大树,或隐蔽或眺望,待肯定无人时才开始行动。
  有一次搜山,大儿和小女不幸被抓,他们跪下来哭着哀求:“叔叔大爷,行行好吧,放了我们吧!呜呜……”
  “说出你们的大人在哪儿,就放了你们!要不,就吊起来打!”
  此刻,孩子们的妈妈刘惠兰就在附近的一棵大树上蹲着,她听到孩子们的哭喊,心都撕裂了。她决定从树上爬下来,去护卫孩子们!要死,死在一块!
  可当她刚一动作,就听到孩子们的哭诉:“叔叔大爷,我们是孤儿,没有爹妈!爹妈在前些天饿死了!要抓抓我们,我们没有爹妈!”
  多么懂事的孩子,他们在保护她!刘惠兰伏踞在树权之上,任辛酸的泪水汩汩地流淌——洗着她那枯槁痛苦的脸,湿着她那褴褛肮脏的衣襟!
  人心都是肉长的。明知孩子们说谎,搜山队的人心软了。他们拿出半个喂马的豆饼扔给孩子,放了他们。当搜山队下山之后,孩子们回到妈妈身边,他们像发了大财一样地高兴,嬉笑着给刘惠兰烧豆饼吃。豆饼烧熟了,刘惠兰的心烧焦了!
  “妈,你吃!”
  “妈不饿,你们吃吧!”惠兰抽泣了。
  “妈不吃,我们也不吃!”
  “好,妈……吃,你……们……吃……”
  孩子们吃了,吧嗒着小嘴直喊香,刘惠兰拿着一块豆饼,望着自己的心头肉,再也忍不住内心的巨大悲痛,扔下豆饼,搂住孩子们大哭起来:“天哪,这算怎么一回事呀!是妈妈对不住你们呀!呜——呜……”
  她愈哭愈伤心,最后竟在地上打起滚来!
  “妈,妈别哭,搜山队会回来的。”
  “让他们回来,要抓,抓走咱们全家!”
  搜山队并没有回来,回来的是尚金堂。他轻轻地跪在一家人面前,什么也不说,只是无声地流泪。孩子们见到这情景,纷纷抱着自己的爹妈悲嚎起来。
  这是中国式的悲怆奏鸣曲!拉响在70年代的大兴安岭的森林里!
  当然,当他们发泄完自己久积内心的愤懑悲楚之后,他们又充满了强烈的生的欲望,转移到更深更远的山林之中。
  渴望,渴望,渴望……
  渴望到哪一天呢?
  野人回归记
  这一天,他们终于盼到了。
  尚金堂在加格达奇遇见王荫桐同志之后,立即返回大兴安岭密林中的“家”。一路上,他兴冲冲地,不再诡秘地躲藏着人们的眼睛。在接近自己家的时候,他回首往事,愉快地唱起那首苏联歌曲:“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
  他出现在家门附近,首先被久久瞭望他的妻子发现:“嘘——金堂,你疯了,不怕有人听见!”
  “不怕! 惠兰, 快进家,告诉你个好消息!”他兴高采烈地把妻子扶进家:“惠兰,‘四人帮’倒台了!三中全会开过了!右派问题平反了!……”他已激动得语无伦次了。
  “啥?你说啥?你疯了?”惠兰被丈夫的话吓住了。
  “没,没,惠兰,你听我说,听我说……”
  金堂激动地把从王荫桐那里听到的话一古脑儿他讲给妻子听。
  惠兰的思想裹着一团迷雾,她迷迷瞪瞪,怎么也不肯相信。
  “江青是谁,噢,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夫人吗?”
  “嗯。”
  “那,那,唉呀,你疯了!”别信这些,更不能回去。
  这一下,尚金堂也说不清了。
  结果,他们夫妻商量出一个万全之计:先给呼市铁路中心医院发个信,要求给刘惠兰落实政策,她不是右派,也不是下放对象。先放个试探性气球,保险!
  他们拟先写封信给呼市铁路中心医院人事处,可他们家里既无笔也无纸,老尚只好下山到大杨树镇写信发信。也正是这个时候,王荫桐同志根据老尚所说的方位住处来到他们的家,从森林里把他们接了出去,并安置到山沟外边的一个盲流点定居下来。
  给呼市铁路中心医院的信一封接一封发出去, 可时过一年却毫无回音。 直到1981年11月17日,医院才回了一封信,信曰:“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对精简下放人员的问题,目前尚解决不了。”云云。
  刘惠兰夫妇见到铁路中心医院的回信,并没有感到多大的失望伤心。此时此地,他们的生活虽然很苦,但比起森林里的野人生活,已是天上人间!
  不久,尚金堂担任了这个盲流大队的会计,刘惠兰拖着一条病腿,再次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为社员看病接生,成天不得安闲。
  时代毕竟不同了,尚金堂和刘惠兰自从出山以后,所见所闻,耳目一新,对党的政策有所了解。后来,在王荫桐同志的鼓动下,尚金堂给自己原来的工作单位——呼和浩特市建设银行写了一封申诉信。呼市建行很快回信说:“在收到你们来信之前,我们曾四处打听你们的下落,但一直没找到。现在,得到你们的准确消息,机关同志都非常高兴……”
  捧读呼市建行的来信,尚金堂夫妇痛哭失声。他们终于盼到了,终于看到了他们人生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太阳!
  紧接着, 呼市建行寄来了生活补助费,先是300元,后来又是300元,300元!……他们就用这笔钱,给全家买了粮食和衣物。至此,尚金堂一家的生活才真正得到了温饱!
  1983年10月15日,呼市建行派人来接尚金堂一家返回呼市。在返呼途中,他们在齐齐哈尔逗留了一天,在北京逗留了半天,去看刘惠兰和尚金堂的二老双亲。谁知,刘惠兰的父母早已闭目九泉之下!刘惠兰的姐姐抱住妹妹恸哭:“兰妹呀,爸死时盼你盼得合不上眼,妈死时直叫你的小名——兰啊,兰啊,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妈死不瞑目呀!”
  在北京,尚金堂看到了自己82岁的孤苦老爹,老人见到儿子一家,竟在干嚎两声之后昏了过去!
  26年,生离死别,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归心似箭!他们很快在北京站登上了开往呼市的89次快车。当车过南口,尚金堂耳畔响起当年他离家参加革命时,他和全车赴绥远(当时内蒙古西部区)青年在南口车站上唱的苏联《共青团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万众一心,保卫国家……再见吧,亲爱的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他感慨万端,潸然泪下!
  他们终于回到阔别了22年的呼和浩特市!呼市建行的领导前来看望他们,并很快给他们安排了住房。当年刘、尚二人的好友也纷纷来家探视并为他们送来了被褥和家具。在痛痛快快地抛洒了一阵热泪、发出一阵唏嘘之声后,无数热情的慰藉犹如春风雨露般洒进他们的心田!
  从森林走出的孩子们,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陌生好奇,并时有阵阵疑惧感产生。因此,不少令人发笑生悲的事情发生了。
  当尚金堂带着21岁的大儿子上街买草垫的时候,大儿子看见人多,竟拉着爸爸的胳膊要跑,他着急地说:“爸,快跑,人多,抓咱咋办呀?”
  尚金堂一阵心酸,他抚摸着儿子的头宽慰他说:“孩子,别怕,这些人和咱们一样,都在买东西。”
  “都和咱一样?咱也是官人了吗?”
  “是的,咱也是官人,从此再没人抓咱们了。”
  孩子听到爸爸那肯定的答复,心才渐渐地安定下来。
  小女儿捡到一个圆圆的下水道口的铁蓖子,竟然嘴馋了。她跟爸爸说:“爸,咱也炸这个吃。”
  “好,咱炸。”金堂辛酸地答应着,他心里明白,小女儿此时想起了要饭时吃过的油饼……
  笑话!是笑说。世界上的笑话虽多,但像这样使人听了柔肠寸断的笑话并不多!
  呼市建行为尚金堂落实了政策,他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恢复了原职原薪,并补发了40个月的工资。
  刘惠兰的政策却迟迟得不到落实。原因是:自1961年以来,呼市铁路中心医院已换了十届领导班子,新班子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又不肯多下力气跑跑,那就只有公事公办,拖吧。其实,当时处理刘惠兰夫妇的那个已经升迁了的人事处主任,就在呼铁局系统,找他易如反掌!凭心而论,打个电话,跑几里路,这和刘惠兰一家22年来流浪逃亡的行程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再说,刘惠兰一家返呼的消息,当年的人事处主任也并非不知道,因为他的夫人仍在铁路中心医院任职!然而,他们不肯主动出面作证,相反,他们甚至放出风来:“当年处理的那个小刘子呀,唉哟哟,那小刘不是扎吗啡吗?处理是对的嘛!”
  混淆是非!岂有此理!当年是有个扎吗啡的小刘,小刘是谁,放风者不是不知道,此人就居住在呼市,离他们家相距不远!
  天下奇闻:到了80年代,中国竟然还有人企图充当一生正确的革命者!
  然而,毕竟是落花流水春去也,换了人间。1984年3月,呼市铁路局开始整党,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关心下,铁路局整党工作组和局党组直接插手抓刘惠兰同志的落实政策工作,当年的档案很快找到,事情真相很快查明,刘惠兰的政策很快得到了落实!……
  现在,刘惠兰一家已搬进三室一套的新楼房,她的大儿子已安排了工作,另外三个孩子根据在大兴安岭自学的文化程度,分别上了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刘惠兰在呼市铁路中心医院治疗腿疾之后,又转院到了北京铁路医院,终因病情严重,做了右腿强直手术。她的腿残废了,但她的心——青春活力正旺……
  二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一挥间,弹去几多泪水悲酸?但白雪终归覆盖不住它所掩埋的故事……
  美好的永远是人们所追求的。热爱生活的人们,将永远执著地热爱着!
  ---------------------
  小草扫校中国读书网





上一本:我在美国当律师 下一本:西上天山的女人们

作家文集

下载说明
白雪覆盖的故事的作者是白雪覆盖的故事,全书语言优美,行文流畅,内容丰富生动引人入胜。为表示对作者的支持,建议在阅读电子书的同时,购买纸质书。

更多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