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看了明朝不明白


作者:熊召政     整理日期:2022-12-30 02:41:26

  看了明朝不明白
  第1章 读了明朝不明白
  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萌发了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念头时,就有朋友劝诫我说:“你进入明史研究可得当心,那可能让你交上霉运,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导火索。”朋友的话有几分道理,长期以来,明史研究中的禁区甚多。究其因,乃是因为明朝的社会型态,与今天的相似之处甚多。由于意识形态的原故,许多阐微搜剔的工作,便不能畅快地进行。但我觉得朋友的担心是多余的,社会毕竟在前进,许多禁锢正在慢慢地融化。
  可以说,四十岁前,我对明朝的历史茫然无知。民间传说“朱元璋炮打庆功楼”以及永乐皇帝诛杀方孝儒等等故事,都是在我少年时代接受的明史薰陶,它使我对朱明王朝的印象极为恶劣。我进行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写作,开始静下心来,作了五年明史研究。首先是研究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时代的断代史,且由政治而旁及其他。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思维的触角开始向上下延伸。说老实话,大量的阅读并没有让我产生快感,相反,许多疑惑像梦魇一样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审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追溯那些已经逝去的王朝,我们不难发现,每一个王朝由兴盛走向衰落,规律大致相同。王朝创建者的智慧与能力,对社稷的领悟,对苍生的关注,决定了他们创立制度的动机以及管理国家的能力。孟子说“吾养吾浩然之气”,养气不但对于个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讲,也至关重要。
  汉语是象形文字,研究每一个字的组成,就会惊叹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多么地睿智。例如“病”字,丙加一个“疒”傍组成了病字。丙是天干十字中的第三字,按五行来讲,丙属阳火,丁属阴火。阳火一旺,人就会生病,《易经》乾卦中第五,辞曰“亢龙有悔”,这个亢龙,就是阳火旺盛的飞龙,它虽然翱翔九天,引得万人瞩目,但它已经是一条有病的龙了。以此类比于国家,即是盛极而衰的开始。
  一个人要想终生不得病,第一养生要义就是去除体内的火气。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要想平稳发展,第一要素也是要避免“走火入魔”。这祛火的过程,就是“养气”的过程。
  一个人的精气储于肾囊,一个国家的精气则蓄于精英。因为古往今来的历史反复证明:精英是社会发展的引擎。读者或许要问:“你这么说,把苍生百姓置于何处?殊不知,得民心者得天下。”话是这样说,但民心的落实,还得靠精英做他们的代言人。皇帝——精英——百姓,这三者若能有机地统一,则国家稳定,社会和谐。这虽然是现代政治的理想,但此一观点的提出,却是中国古代的哲人。是贤人在朝还是贤人在野,是古人判别政治是否清明的一个重要标准。贤人,即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英。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要想养出自己的“浩然之气”来,首先就是要培植和善待精英阶层。
  勿庸讳言,当今之世精英的含义已经恶俗化。一些富商、名人、政府工作者被视为社会精英,而广泛受到追棒。但老百姓(也就是弱势群体)并不买他们的账。因为他们身上并不具备精英人物的三个前提:道德自律,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我之所以将精英比之于贤人,是因为古代的贤人,其地位仅次于圣人。比之达人,才人有着更高的影响力。圣人是指出人类生活方向的人,贤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圣人书写人类的历史,贤人书写社会的历史。所以说,贤人在朝就政治清明。
  观诸明朝,我不能不感到沮丧。因为历史的机缘,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依靠武装斗争夺取了政权,创建了大明王朝,由于朱元璋狭隘的农民眼光,他几乎从一开头就排斥精英。尽管从他留存下来的各类谈话与谕旨中,我们看到一个“思贤若渴”的圣君形象。但实际情况是,他眼中的精英,实际上是能够替他管理国家的各类专才。在明代的制度创立中,他过份相信自己的道德判断。这个在田野与寺庙中度过童年与少年、在战场上度过青年与壮年的皇帝,几乎不具备宽广的历史视野。苦难与杀伐的经历,使他的性格粗鄙化而缺乏作为统治者必备的儒雅。这样一来,他始终对读书人怀有猜忌与仇恨。终明一代,只有两个读书人获得封爵,一个是刘基,被封为诚意伯;一个是王阳明,被封为新建伯。这两个人,是典型的贤人、精类,但他们的受封,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学问,而是因为他们的军功。
  比之朱家后代皇帝的昏庸,朱元璋的确称得上是一个英明君主。他的“亲民”思想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民,并不是国土上所有的臣民,而主要指的是农民。他订立的国家制度,其出发点就是保护农民的利益。对士族,他多有压制;对商人,他是侮辱大于鼓励。
  今天,我们可以说朱元璋管理国家是“意气用事”,但在当时,所有为他服务的官员莫不将他的圣旨奉为圭臬。朱元璋按自己对精英的理解来选拔官员,其结果是,官员的选拔制度成了逆淘汰,即奴才都走进了庙堂,而人才则终老于江湖。精英若想进入朝廷为官,首先得培植自己的奴性。
  尽管从一开始,明朝就发生了制度缺陷这样的悲剧,此后又爆发一次又一次社会危机,可是,它为什么还会将政权维系长达276年之久呢?
  在所有的不明白中,这是最使我不能明白的问题。
  二
  在各种明代的典籍与笔记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互相抵触的记述。这本书上记载:南京城中的两位年轻人,因为违反了朱元璋颁发的穿衣的禁令,私自在裤腿上镶缝了一道红布作为装饰,而不得不接受铡断双腿的残酷刑罚;而另一本书上则记载了又一个穿衣服的故事,明中叶以后,随着朝廷纲纪的松驰,南北二京,出现了不少的服妖。其时,朝鲜的马尾裙在北京甚为流行。一条马尾裙的价格,数十倍于苏杭出产的最好的丝绸。因此,拥有一条马尾裙,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也是身份的象征。有一位官阶二品的工部尚书,不惜花重金买回一条马尾裙,倍加宝爱。三年来,只要在公众场合上看见她,身上必然穿着这一条马尾裙,即便上朝觐见皇帝也不例外,在京师传为笑柄。
  穿着马尾裙上朝与穿一条用红布镶了裤脚的裤子,前者显然更加怪异。但是,前者的招摇过市,仅仅只是留下笑柄而已。而在一百多年前的南京,那两位被砍断双脚的年轻人,却给明朝初期的历史,留下一股淡淡的血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时间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纵观人类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并不是以真理为座标来规划自己前进的方向。找到真理然后又丧失真理,然后再寻找……如此循环往复,时间往往能校正一个王朝的错误,同时,也可以让某一个统治集团颠覆自己的理性。
  尽管明朝帝国的创立者朱元璋,从一开始,他的理性就不大靠得住。但他的朴素的农民感情以及农民的智慧,或者说农民的狡猾,使他创建的明朝制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即一切为了巩固朱家的皇祚;一切为了底层百姓的实际利益。不过,他对农民的感情,仅仅局限于让他们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享受田野的牧歌。在政治以及个人自由领域,他始终保持高度的钳制。他厌恶商人,痛恨城市的流民,小时候的苦难经历让他终生不能消除“仇富心理”,这样一些心态让他的治国方略获得了底层百姓的支持,所以开国之初,国家呈现出一派生气。
  但朱元璋的错误在于,他将“民”与“士”对立起来。孔圣人从治国的角度讲述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由此,他得出结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为这句话,古代的当政者,津津乐道的一个词是“驭民之术”。把老百姓当作牲口一样来驾驭,这是一种盛气凌人的专制的表现。朱元璋尽管亲民,但他并没有放弃统治者的傲慢。而且,他还将这种傲慢从民众移植于士族。中国的“士”,主要由读书人组成,不同于今天的是,古时的读书人,多半是有产阶级。因为,他们不但是知识的拥有者,亦是贵族精神的体现者。在漫长的历史中,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士”作为独立的社会阶层可以对皇权起到抑制与抗衡的作用。我认为,“士族政治”亦可称之为贵族政治。这种政治的特征是讲求社会的稳定,人格的尊严。自秦政之后,贵族政治在中国已基本消亡。皇权的专制淹没了一切。但是,无法表达贵族政治意愿的“士”,却一直以个体的方式存在。当他们的理想诉求一次次遭受残酷的打击后,他们被迫退而求其次。“学好文武艺,售于帝王家”,自觉降格为统治者的驭民工具,这是民族的悲剧。所以,后来的“士”,已无复春秋战国时期那种鲜活的贵族精神。
  但是,不管士人的精神如何受到扭曲,毕竟,中国贵族精神的薪火还在他们中间流传,这也是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最不放心的问题。唐与宋两朝,中国的士人尚在政治舞台上发挥较大的作用。尽管他们的政治想象力已大大萎缩,但在治理国家时,他们还可以表现自己生命的激情。到了明朝,入仕的读书人连唐宋的遗风流韵都不敢奢望。朱元璋只希望在他的国度里出现大批的工具性的人才,而并不愿意看到与“政统”抗衡的“道统”成长起来。思想者在他的眼中,只能是瑟缩的檐雀而非翱翔九天的鲲鹏。
  立国之初,朱元璋深感治国的人才奇缺,有一天他找来中书省(后来被他废掉这一相当于宰相府的机构)的大臣,对他说:“自古圣帝明王建邦设都,必得贤士大夫相与周旋,以至成治。今土宇日广,文武并用,卓荦奇伟之士,世岂无之?或隐于山林,或藏于士伍,非在上者开导引拔之,则在下者无以自见。自今有能上书陈言敷宣治道武略出众者,参军及都督府俱以名闻。若其人虽不能文章,而识见可取,许谒阙而陈其事,吾将试之。”
  这一类的话,朱元璋讲过很多。单看官方的史籍中留下的圣谕,我们会觉得朱元璋是一个非常尊重人才的圣君。但实际情况是,帮他运筹帷幄打下江山的三大士人朱升、刘基和宋濂,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此后的解缙、方孝儒、以及明中期以后的张居正、戚继光、李贽、袁崇焕等等,有谁不是在历史中留下悲惨的结局呢?
  朱元璋喜欢用奴才,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拙著《张居正》中,我曾借张居正的口说过这样一句话:“当奴才不要紧,怕的是只当奴,而没有才。”明朝历代官员,有不少奴性十足的人。对这种人,窃以为亦不可一概否定。套用一句现代术语:“所有的商品,都是为市场准备的。”购买者的意愿决定了商品的价值。奴才的最大消费市场永远在皇帝那里。
  单论奴才,品种不一样,在皇帝那里得到的信任度也不一样。单纯只有奴性,虽可见宠于一时,终因不能办成什么事情而遭到遗弃;奴性多一点而才能少一点,可当皇上的家臣;奴性少一点而才能多一点,皇上会对他“限制使用”,不到“挽狂澜于既倒”之时,断不会受到重用,王阳明、张居正便属于此类。皇帝最喜欢的一类,便是奴性与才能俱佳的人。这一类人,亦不可一概而论。他们既可成为干臣、也可能成为滑吏,关键看他个人的操守与奴性的表现。为社稷而奴、为苍生而才,是不得已的选择;为皇室而奴,为私利而才,才应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永乐皇帝有一次对他相信的大臣说:“某某是君子中的君子,某某是小人中的小人。”他是从人品操守的角度来评价,这两个人都是他依赖的股肱。他并不因为某某是君子而特别重用,某某是小人就弃而远之。这种泛道德的用人观,再次说明明代的皇帝们的“痞气”与“匪气”,他们缺乏贵族的高尚,导致政治的进一步恶俗化。
  三
  从历史的角度看,秦始皇横扫六合统一中国,虽然功不可没。但中国政治的拐点亦自他手中产生。此前的中国政治,是士的政治,亦可称为贵族政治;此后的政治,是皇权的政治,亦可称为专制政治。这种皇权的专制,在明清两朝达到极盛。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应该是中国政治的又一个拐点,从专制走向民主共和。但是,它过多地依赖西方的文化资源,而忽略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士的政治,因此并不成功。
  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化的元典精神,是健康的、明朗的、积极的、鲜活的。自秦政之后,这种精神遭到无情的扼杀。魏晋时期的文人,试图恢复去时未晚的贵族精神,但是,强大的皇权阻止这种理性的回归。自那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道统”的领袖。在明朝,虽然王阳明的心学曾经影响了几代知识份子,但终非惊醒梦中人的黄钟大吕。
  四十岁前,当我不了解明代历史的时候,我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往往找不到解释的根据。甚至将西方的民主自由作为座标,来衡量我们的政治生活。现在看起来,这是犯了“右派幼稚病”。首先要认识清楚,民主与自由虽然是关联的,但不能等同起来,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政治,虽然没有民主,但却是自由的。明朝之后,个人的自由遭到空前的摧残。从朱元璋创立明朝的1372年算起,到中国历史的另一个拐点,推翻清朝帝制的1911年为止,这五百多年间,中国人的心灵一直是在压抑,扭曲之中。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活得有尊严,有安全感。走进明朝,仿佛走进了由宦官、特务、倖臣与小人组成的专制统治的博物馆。不是那两百多年间没有精英人物出现,只是这样的精英,只能当明代政治舞台上的配角,但在悲剧的舞台上,他们却是主角。
  以上是我在研究明朝之后而产生的思考,它不见得准确,但却是我无法回避的一些问题。至今我仍在努力,想把那些不明白的东西弄明白,但这样做非常困难。就像一个外科医生,他可以熟悉一个人的骨骼和脏器,但是,他无法进入这个人的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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