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央主要报刊以“铭记功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刊发了一系列纪实性文章，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和中国抗日战场的东方主战场作用，以及中国人民英勇抗战和伟大的抗战精神。同时，对抗战史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辨析解读。本书精选部分文章汇集出版，供广大干部群众学习使用。
永远的丰碑
刘伯承：立马太行的一代儒将
父亲一生勤奋，文武兼修，深厚的才学成就了他一代儒将的美名。从历史、文学、书法、外文到为人的准则和思考问题的方法，父亲都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们，使我们终生受益。
2015 年，正值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我就从抗战谈起，讲一讲他率领八路军129 师在太行山脉抗击日军的经典战例、战役战术思想，以及精深的战略思维。
博览群书用脑子打仗
在人们眼中，父亲是一个军事天才，是家喻户晓的常胜将军。
父亲的制胜谋略和克敌妙法，来源于他对战争理论的研究和博览群书、学识渊博。
抗战出征前夕，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现在要读的书是《国际七次大会报告及决议》《社会科学》《辩证法》《经济学大纲》……”父亲常说：“打仗要多用脑子。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比赛，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全部力量的决斗。不仅斗力，更主要的是斗智。”
此外，他还十分注重对部队进行军事理论的培养。在辽县时，在一间窑洞似的房子里，父亲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伏案疾书，常常是彻夜不眠。在短短的10 个月中，他撰写和翻译出一系列关于游击战的最新论著和译作，大概有近10 本。
神头岭伏击战“吸敌打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伯承任八路军129 师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改编后全师共1.3 万余人。
当时，虽然八路军是配合国民党打正面战场，但在抗战中，父亲有很多战例十分精彩，值得我们今天研究军事工作的人学习。
在作战方面“谨慎”“多谋”“精确”，也是他的特点。
神头岭伏击战是抗日战争初期歼灭日军最多的一场战斗，两个多小时歼敌1500 人，击毁40 多辆卡车和大批山炮。日本的报纸惊呼，“由中国人称为‘神机军师’刘伯承指挥的这场伏击战，是支那一流的游击战术”。
坐落在长治东北12.5 公里处的神头岭，是一座仅有100 余米宽的山梁，邯（郸）长（治）公路就从山梁上蜿蜒而过。邯长公路经武安、涉县、黎城、东阳关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军的重要交通运输线，但守备却比较薄弱。黎城有800 多人，黎城以东的涉县有400 多人，黎城西南的潞城有步骑兵2000 多人。这些日军装备都十分精良，不过自侵华战争以来，还没怎么吃过苦头，思想上比较麻痹。
根据当时掌握的情报，日军准备对太行根据地组织一次大的围攻，几天前已调黎城的500 多名日军开往潞城，城里守备兵力估计只有300 人。父亲得到这一情报后，决定采取“吸敌打援”
的战法。所谓“吸敌打援”，就是以一支部队佯攻敌人的军事要地，以主力埋伏在敌援兵必经之路，伏击歼敌。具体到此战，就是佯攻黎城，吸引潞城之敌出援，在神头岭一带伏击敌援兵，并相机打击由涉县来援之敌。
1938 年3 月15 日晚，伏击部队来到神头岭，利用蒿草把自己掩盖起来，蜷伏在旧工事里。16 日凌晨，密集的枪声和巨大爆炸声，弥漫在黎城的四周。很快，攻进黎城的两个连从东西两侧攻入敌人的驻地，守备的日军被迫龟缩到原县政府里，双方开始对峙。拂晓时分，趁着敌人还摸不清情况，战士们迅速撤出城外。
在神头岭，由潞城出来的1500 多名日军开始露头了，前面是步兵、骑兵，中间是大车队，后面又是步兵、骑兵，整个队伍有好几里长。从车队装载的大量军用物资可以看出，增援日军既要赶跑袭击黎城的八路军，还要为黎城守军运送物资弹药。
就在日军才刚刚放松了一点紧张的心情时，战斗打响了！刹那间，往日平静的山梁变成了火海，数不清的手榴弹瞬间在鬼子们脚下爆炸。晕头转向的日军还没有辨清方向，大部就被击毙，剩下的企图组织抵抗，但在这狭窄的山梁上，根本排不成战斗队形。没有地形可以利用，火力也无法发挥。到中午时，日军除小部分人逃回潞城外，其余全部被歼。到下午，神头岭伏击战胜利结束。
神头岭一战，129 师以伤亡240 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军1500余人、俘获8 人，缴获各种枪550 余支（挺）、骡马600 余匹及大批军用物资，给侵入晋东南的日军以有力打击。这也是八路军继平型关、广阳伏击战后，进行的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歼灭战。
七亘村“重叠设伏”创奇迹
七亘村是太行山脉中段的一个村庄，位于晋冀两省接壤处。
该村四面环山，峡谷陡峭，道路奇险，素有“龙虎环抱”之称，为屯兵设卡要地。
就在这个小小的村庄上，129 师“重叠设伏”，在3 天内连续对日军进行了两次伏击战，以伤亡30 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400 余人，缴获大批骡马和军用物资，狠狠地打击了沿正（定）太（原）路西进的日军第20 师团，谱下了抗日史上的一段精彩篇章。
1937 年10 月，日本侵略军在进攻忻口中遭到顽强阻击，伤亡了3 万多人后，仍然不能前进，被迫改由正太路西进，企图占领娘子关，然后再占太原。为打击沿正太铁路西犯的日军，配合国民党军守卫忻口、太原，129 师师部率386 旅（陈赓任旅长）进抵山西省平定地区，积极寻机侧击日军。
10 月25 日，父亲来到七亘村南三郎庙前的山冈上查看地形。
此地附近的道路宽不足2 米，路的南边大部分是高约10 米的土坎，北边是几十米深的山沟，是一个十分理想的设伏之地。
当天获得情报，日军第20 师团已向平定方向进犯，其辎重部队有1000 余人，在距离七亘村10 公里外的测鱼镇宿营。听到这个消息，父亲拿着红铅笔，走到地图前，郑重地在“七亘村”3个字上画了一个红圈。
早晨9 点多，敌人的辎重骡马进至我军伏击部队前面。就在日军优哉游哉地漫步时，突然一声枪响，我军向日军发起猛烈的攻击。顷刻，密集的弹雨和成捆的手榴弹，如断崖上飞流的瀑布般泻向敌群，日军顿时像炸了窝的马蜂似的乱碰乱撞，死的死，伤的伤。仅仅两个多钟头，战斗胜利结束。共歼灭日军300 多名，缴获骡马300 多匹，以及大批的弹药、食物和军用品。
正当打扫战场时，部队得到情报，正太路西段的日军正向东运动，娘子关右翼的日军也正向旧关抄袭。根据“用兵不复”的原则，日军不会料到八路军会在同一地点重复设伏。经过深思熟虑后，父亲决定还在七亘村设伏。
28 日早晨，几乎是同一时间，敌人的辎重部队又循着原路慢腾腾地过来了，前后有100 多骑兵、300 多步兵作掩护。毕竟刚吃过亏，日军一路加强了搜索警戒，遇有可疑处便发炮轰击。由于部队隐蔽得十分巧妙，敌人一直未能发觉。中午，日军再次进入预设伏击地域。这次伏击，击毙日军100 多人，缴获骡马几十匹。
我军以伤亡20 余人的代价，再次取得了胜利。
时任太原会战司令卫立煌曾多次抱怨八路军“游而不击”，父亲连夜派人冒雨给卫立煌送了在七亘村伏击战中缴获的日本高级军官的佩刀，意思是告诉他：“你的娘子关没守住，我们的游击战在七亘村还是创造了奇迹的。”
大胆提倡“敌进我进”
1940 年，在黎城召开的会议上，父亲提出了太行抗日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敌进我进”。当时日军的“九路围攻”给我方带来较大损失，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各部队分期分批整训。
129 师的整训之一就要使部队适应完成“敌进我进”任务，包括如何发动群众，在敌后建立由武工队和游击队组成的“游击集团”。
1941 年5 月发出“敌进我进”命令，大量部队进入敌后，这一做法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
当时反“扫荡”是解放区战场敌我斗争的主要形式。他认为，针对日军的“囚笼政策”，对日军的“蚕食”不能一退再退，应该敌进我进，像打磨盘一样，应摸敌人的屁股打。“敌进我进”
就是不与敌人在内线硬打硬拼，而是以主力转到外线击敌侧背，打敌基地和交通补给线，迫敌回援和撤退。采用这种办法，129师取得了太行区1942 年春夏两次大规模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从1943 年开始，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普遍运用“敌进我进”
的方针开展斗争，组织了大量“武工队”深入敌后，配合根据地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取得了重大战果。
常胜秘诀：谨慎 多谋 精确
1942 年，日军对太行山的“五一大扫荡”重点目标是太行山南部的129 师师部，父亲率部四昼夜艰苦奋战胜利突围。
冈村宁次评价说：“此次‘扫荡’唯有一个‘刘伯承集团’没有受损，日后定当多加注意。”
当时，父亲在指挥反“五一大扫荡”时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是准备得早。他派出的侦察分队5 月初就报告，日本小分队化装成中国人分组配翻译进行训练，父亲判断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即将开始。6 月9 日日军开始行动，而父亲在5 月21 日就让部队完成了准备工作，开始转移。日军以为八路军的司令部还在原地，当然扑个空。
第二个特点是对日军的“扫荡”战术有充分的分析。日军对八路军的“扫荡”使用的战术是“铁壁合围”，父亲对日军这一战术有详细的分析和周密的对策。
父亲打仗的特点是谨慎、多谋、精确，这也来源于他勇敢、镇定、周密思考、重视侦察工作。为准确利用“利害变换线”突围，他经常亲自到阵地上观察敌情。李聚奎上将曾回忆，在与日军作战时，刘师长为了观察地形，经常亲自到前线阵地上去，有时候近得连日军的胡子都能看见。所以可以说，父亲的运筹帷幄来源于知己知彼，来源于对战场态势的正确感悟。
1942 年，正当抗日烽火如火如荼，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给父亲过五十大寿，以鼓舞振奋军心。当时朱老总评价他“智、信、仁、勇、严，有古名将风范”。陈老总评价他“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是一部博大精深、难以忘怀的书。他的深邃、他的睿智、他的坚忍、他的毅力，给我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战胜困难的无穷力量。岁月漫漫，时间涤荡，对父亲的怀念，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天天增强。太行山脉留下父亲几多惆怅、几分豪迈、几多追忆……多少次梦中呼唤，多少次梦中凝望，父亲的身影一次次清晰，一次次高大伫立，如同太行丰碑永驻我心头。
刘 蒙
《参考消息》2015 年7 月20 日
贺晓明回顾父亲在抗战时期的经历，我们用原始史料记载的数据和事例说话，越研究越觉得震撼！我们都知道抗日战争苦，但不知道当时苦成什么样子；也都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但不知道究竟怎样发挥了作用。我们今天说要传承历史，在传承前头还要加个“真实地”，这样才对得起先烈的付出和牺牲。
“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
1936 年12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后进驻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1937 年7 月全面抗战爆发后，驻扎庄里镇的红二方面军与红27、红28 军等部，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 师。师长由我父亲贺龙担任，副师长萧克。
走进父亲贺龙的抗战岁月
——八路军艰难抗日让人震撼
红军改编，许多干部、战士想不通，尤其是对“红军改名”
和“穿国民党军服”“戴国民党帽徽”意见最大，思想上不能接受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
面对这种情况，父亲非常着急。他理解官兵的心情，就一个团一个团地到部队去做动员。有个代理连长直言不讳地问他：“总指挥，大家就是不愿意改名。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我们举双手赞成，但红军为什么非得要改名呢？红军一改名，不就成了白军吗？”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是啊，现在的问题就是不愿红军改名，连我贺龙也不愿改！”父亲接着提高嗓门，严肃地说，“同志们，这样可不行啊，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必须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团结一致抗日，目的是让我们不当亡国奴。如此一来，红军就得改名。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抗日。你们自己在心里想一想，哪一头轻，哪一头重？但是，红军是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部队。”父亲的这番话打开了干部们的心扉，连长当即表示：“名改心不变，我们通了。”
9 月2 日，120 师在庄里镇永安村举行抗日誓师大会，父亲诚恳地说：“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永远是红的！”父亲的话在官兵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白皮红心”的经典论述也使大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接受了党中央一致抗日的命令。9 月3 日，120 师8227 名抗日健儿，分别从驻地出发东渡黄河，进入烽火连天的山西前线，开始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崭新历程。
从大数据看120 师抗日战绩
父亲所带部队的特点是打仗英勇顽强，善于诱敌深入打歼灭战。在70 多年前，八路军120 师是一个让敌人头疼的部队番号。
1937 年9 月，父亲率120 师主力东渡黄河，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军发起忻口战役，他指挥部队在雁门关设伏，击毁日军运输汽车100 多辆，毙敌500 多人，夺回雁门关。他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率部挺进晋西北，进军绥远，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接连收复岢岚、五寨等7 座县城，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1938 年年底，父亲奉命率领120 师主力千里挺进冀中，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指挥120 师和八路军第三纵队转战冀中平原，先后在大曹村、曹家庄、邢家庄、黑马张庄，四战四捷。
1939 年4 月，他指挥的河间齐会战斗，是八路军120 师挺进冀中平原后所进行的第一次歼灭战，也是八路军首次取得平原大量歼敌胜利的模范战例。在周围日军据点林立的情况下，父亲集中7 个团的优势兵力，经3 昼夜激战，共毙伤日军700 余人，俘虏7 人，缴获山炮1 门、轻重机枪20 挺、步枪200 余支，基本歼灭了曾经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吉田大队。敌人被包围的时候，绝灭人性地使用了毒气弹。正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的父亲和120师机关20 多人中毒。父亲头晕目眩，呼吸困难。医务人员要抬他进村治疗，他摆摆手，要过浸了水的口罩戴上，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把敌人完全消灭为止，为部队作出表率。
齐会战斗的胜利，揭穿了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恶意中伤，蒋介石也发来慰勉电，称“贺师长杀敌致果，奋不顾身，殊堪嘉奖”。
1940 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共高潮，阴谋占据我晋西北根据地。父亲又率部返回晋西北，领导晋绥军民坚持对敌斗争，建设民主政权，粉碎了敌人的反复“扫荡”
和“蚕食”，为保卫和建设陕甘宁边区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时期，父亲率领的120 师的主力部队要么担任“御林军”
在陕北保卫党中央，要么在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的晋西北，守卫陕甘宁边区东大门，与其他部队相比，几乎没有发展。但是从作战效率和伤亡比例上比较，父亲所率领的120 师是非常突出的。
今天已进入大数据时代，数据才是硬道理，我们可以通过当年的原始统计数据来做一个比较。具体统计核实相关数据并分析得出结论的是军史专家杨晓哲。根据他的统计，八年抗战中，平均每千名八路军歼敌1090 人，120 师每千人歼敌2638 人，是八路军平均战绩的2 倍多；八路军平均每歼敌千人伤亡486 人，120 师每歼敌千人伤亡461 人。120 师也是在对日作战中缴获敌人机枪最多的部队。所以说，120 师的抗日战绩可以用英勇善战、机动灵活、伤亡率低、作战效率高来概括。
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功绩，我们从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战场回忆》中也能得到印证。他回忆说：“（1941 年）我就任华北方面军时的形势是，对重庆政府军的作战已大致结束，周围几乎到处都有共军活动。”也就是说，日本侵略者最迟从1941年开始，主要力量都是用来对付敌后抗日武装的。从这些当时的历史资料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包括父亲率领的120 师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是如何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
没想到抗战苦到这个程度
在我很小的时候，从父辈们的日常言语中，我就知道在抗战时期父亲和他带领的部队是很苦的，但我没有想到苦到什么程度。
直到长大后，尤其是近年来翻阅研究当年的历史资料，才对父辈所经历的艰苦岁月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
1940 年年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也与日寇勾结，猖狂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并阴谋占据我晋西北根据地。中央军委命令父亲率120 师从冀中千里挥师返回晋西北根据地。严峻形势下，父亲领导晋西北军民艰苦奋斗，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扫荡”，硬“把敌人挤了出去”。当时的根据地，外部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和日寇的封锁，内部则是粮食、医药等物资缺乏，生活极为艰苦，根据地进入了异常困难的时期。
晋绥根据地本来就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不利于抗日武装的生存发展。1945 年9 月抗日战争结束时有一个统计数据，当时115 师主力所在的山东根据地人口有2800 万，129 师所在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有2400 万人，晋察冀根据地有2500 万人，而120 师所在的晋绥根据地只有320 万人。多大的水养多大的鱼，遇到内外封锁，根据地和抗日武装更是雪上加霜。
有米之炊好做，无米之炊难做。父亲这辈子干了很多无米之炊的事情。从参加革命开始，父亲所带部队的给养基本上都是自筹补给，从来没有在钱财粮草的问题上低过头。
当时的晋绥根据地在内外封锁的情况下到底困难到什么程度？我用当时的文件、电报等原始资料举几个例子。
1940 年《120 师供给工作报告》中说，部队转战回晋西北后：“当时吃的粮食大部分是黑豆，这种粮食如果作马料和喂猪是很好的，但完全当饭吃是很少见的（营养成分很少，人吃了易生病，特别是肠胃病）。但我们连这种粮食也吃不饱。因为粮食很少，一天只能吃到两至三顿稀糊糊，有时连糊糊也吃不饱，简直就是喝黑豆汤。”“严寒十月天至十一月间，仍穿着仅仅一套贴肉的单衣同敌人搏斗，也常常光着脚行军作战。”
还有更惨的，这些文字描述，至今让人看了都很不舒服。
120 师卫生部1940 年《晋西北卫生医疗报告提纲》中说：“敌区购买需要经无数封锁，不是买不得就是买得后又被敌人劫去。本区域除少数中药外，西药方面根本没有购买的所在处。总卫（指八路军总部卫生部）每一季领发，虽有少数发给，但所发的药材还不够一季使用的千分之一……”
父亲一生一贯顾全大局，先人后己，总是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当时晋西北根据地条件如此困难，有时连黑豆也吃不上，但他还是要求部队节衣缩食，克服困难，尽力支援陕甘宁边区。部队只要有所缴获，他总是派人先给党中央送去。
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八路军的精神面貌还是那么好，父亲和他的战友们任何时候都是精神抖擞、精力充沛。在晋绥军区人们都知道，篮球队是贺龙手下的几件宝之一，他们进行“双打”——边打鬼子边打篮球。有许多次，日本鬼子都快到了，篮球队还在生龙活虎地比赛，老乡们说：“不用怕，贺老总心里有数，安全得很。”这就叫革命的乐观主义吧。
“把一代人打丢了”
父亲在生前很少对我们讲他战争年代的故事，他所经历的磨难和伤痛也很少说。
到抗日战争的时候，父亲已年近半百，年纪越来越大，但是他带的兵年纪还很小，经常一片一片地倒在了战场上，他心里很不舒服，这种伤痛一直藏得很深。1955 年元帅授勋的时候，父亲在现场很感慨地说了一段话，他说：我们肩上挂着的这个牌牌应该是他们的，他们没能活到今天，却最应该得到这个荣誉。
父亲年近半百才生下第一个男孩，我哥哥，51 岁时才生下我，可以说是老来得子。他后来在部队里讲话时说：“我50 岁应该当爷爷了，因为和日本人打仗，和国民党打仗，把一代人都打丢了。”
我们这代人磕磕绊绊活下来都很不容易，但假如说抗日战争没有结束，一直打到现在，我们这些人肯定都会被父母从身边捐出去，一个不剩，都到前线去，这就是我们的出路，一定是这样的。
今天的我们要继承父辈的遗志，发扬抗战精神。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教育好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必须知道真实的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必须要有强烈的区分是非的能力，必须要有坚定的爱国爱民族的心，这是最基本的要求。
贺晓明
参考消息网2015 年7 月10 日
1941 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日军先后两次在山东野蛮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鲁南、鲁中、清河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秋天，日伪军将“扫荡”的重点转向沂蒙山区。
在这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统一山东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1941 年8 月，山东分局按照中央决定，确定分局委员的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府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
9、10 月间，父亲和陈光率师部经4天强行军，到达临沂青驼寺。父亲在这里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研究了115 师和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并对秋季反“扫荡”
进行了部署。
抗战最艰难的沂蒙反“扫荡”
——父亲罗荣桓1941年的抗战历险两千八路军悄无声息突出重围
11 月初，驻山东的侵华日军第12 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纠集3 个师团、4 个旅团的日军主力，再加上伪军，共5 万余人，对沂蒙山区进行“扫荡”。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父亲主持山东军事工作以来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
11 月4 日，日军从沂蒙山区西部的蒙阴县城出发，偷袭山东纵队机关驻地马牧池。经过苦战，山纵机关分散突围，随后向北部的泰山区转移。为了防止落入日军之手，山纵机关的电台砸了，密码本也烧了，因而同友邻部队失去了联系。
当时，115 师师部、山东分局和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简称战工会，相当于省政府）机关共2000 余人仍驻扎在沂南县留田村一带，而战斗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营。这时，日伪军正逐步向留田逼近的情报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
5 日拂晓，临沂、费县、平邑、蒙阴、沂水、莒县的日伪军，兵分11 路，在飞机、坦克掩护下，从四面八方向留田合围。到下午，日伪军最近的离留田只有七八里，远的也不过十几里。特务营已经在留田周围的山头、隘口构筑工事，实施警戒，形势十分严峻。
下午，在留田东南面一个叫牛家沟的小村子里，父亲主持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
会议集中讨论如何突出重围。大家一面看地图一面讨论。概括地说，提出的方案有四：一是向东，过沂河、沭河，进入滨海根据地；二是向北，同山东纵队会合；三是向西，进入蒙山；四是分散突围。但是没有一个人是主张向南的，因为南面是临沂，是敌人的大本营。因此，人们在考虑突围方向时，自然而然地把南面排除掉了。
然而，父亲的主张却正是向南。他分析了敌情，综合了大家的意见。东面，沂河、沭河已被敌人严密封锁。北面，敌人正疯狂南压，而且处于国民党军队控制中。如果我们北上，很可能遭到日、顽的两面进攻。西面，临沂通蒙阴的公路已经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而南面呢，正因为是敌人的大本营，可以出其不意。既然日军把兵力都集中到了沂蒙山区，其大本营必定空虚，那里倒可能安全一些。父亲主张，先向南突围，跳出包围圈，然后向西，进入蒙山南部。
按照父亲提出的方案，这2000 多将士悄无声息地通过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突出了重围。行动中没有开一枪，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同行的有一位德国进步记者叫希伯。突出重围后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对陪同他的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在西方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纪念。我一定要把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他写的文章不久发表在115 师的《战士报》上，题目叫《无声的战斗》。
儿子幸运脱险，女儿生病夭折
在父亲指挥“无声的战斗”的同时，我在照料我的刘湘阿姨带领下，也经历了躲“扫荡”的艰险历程。当时，母亲刚刚生了一个小妹妹，还在月子里面。父亲决定把小妹妹交给老乡抚养，随后又决定让刘湘阿姨带着我化装成老百姓，隐蔽在张庄区九道沟村尹大娘家。当时我只有两岁多，还不记事。以下所述都是带我的刘湘阿姨回忆的。
那一天，刘湘阿姨和牵毛驴的小杨叔叔护送我到尹大娘家时，天已经黑了。尹大娘让她的儿子成安领着小杨去山沟里睡觉，派她的女儿秀兰背着她的小外孙，陪着刘湘阿姨和我上黄岩顶的山洞里住宿。
第二天天亮后，我和秀兰母子都还熟睡着，嗡嗡的飞机声就把刘湘阿姨惊醒了。接着她就听到山洞顶部有脚步声，抬头一看，原来在洞顶有一道很长但并不宽的裂缝，在裂缝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出现了一双牛皮鞋的鞋底，她知道鬼子就在洞顶。幸而鬼子没有发现这个山洞。
后来我们住的山洞暴露后，那个小羊倌又领我们来到另一个山洞。这个洞很小，只能容两三个人。几天后，干粮袋里连馒头渣也没有了，刘湘阿姨便从洞外的枯草丛中找来一种叫柳夹嘴的野菜。我不吃，嫌苦。她又带我到已经收获过的花生地里捡没有收尽的花生。
过了一段时间，师后勤部的军事科长周桂生找来了，要我们马上转移。我们又跟他连夜转移到九子峰下的铁峪南山。我和刘湘阿姨住在田大娘家。在这里又有了一次惊险的遭遇。一天凌晨，敌人合围了铁峪南山。刘湘阿姨刚刚用草木灰把脸涂黑，汉奸已经进了田大娘家。他们指着我问田大娘：“这是谁的孩子？”田大娘非常沉着地说，刘湘阿姨是她的闺女，我是她的外孙，刚从婆家回来。随后田大娘对她儿子说：“还不快领着小宝出去玩去。”她的儿子便把我领出了屋。我和刘湘阿姨终于逃过了一劫。
几天后，父亲带着部队又打回沂蒙山区，我又回到部队。不久，母亲就带着我和刘湘阿姨转移到滨海地区。在这次反“扫荡”中，我那位刚刚出生还未满月、连名字都没有的小妹妹由于躲“扫荡”，交给老乡抚养，因为病了又缺医少药，已经夭折了。
“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
父亲率部在沂蒙山区由西向东，从南到北，同日伪军兜圈子。
他经常“以敌为轴心转动”，同一路日伪军保持不即不离的状态。
有时，日伪军刚刚从东面出村，他就带着队伍从西面悄悄地进了村，日伪军烧的开水还是热腾腾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对这一路日伪军的行动了如指掌，而日伪军却料想不到他们日夜寻找的八路军就在他们的屁股后面。因此，他认为在反“扫荡”中，跟着敌人走往往比较主动，而被敌人追着走，往往陷入被动。
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在敌人“扫荡”时，有时也会出现被敌人追击甚至合击的被动情况。他认为在这时最重要的是尽快摆脱敌人。
一天，在指挥所附近又发现了敌情。父亲立即率部向马牧池方向转移，途中遇到一条河，河上架有一座只容一人通过的独木桥。队伍要过桥，只能改为一路纵队，行军速度大大减慢了。按这个速度，不等队伍过完，敌人就可能追上来。父亲来到河边，把作战参谋侯向之叫到身边说：“这样过不行，要动一动脑筋。
你沿着桥从河里蹚过去，看看水有多深。”侯参谋脱掉棉裤，一下水，感到像刀子一样扎人。他咬着牙，一步一步蹚过了河。水不过齐腰深。此时已过立冬，水虽然很凉，但人完全可以过。父亲立即下令，全部徒涉。于是，一路纵队改为横队，部队很快就过了河。
过河后，有的参谋建议把桥拆掉，以免被日军利用。父亲下令：留着它。同时派人把河两岸的脚印都扫掉，消除涉水的痕迹。
父亲身边的参谋人员都明白了他的用意，高兴地去执行命令了。日军惯于按条令机械办事。有这样一座桥，他们便会顺着桥走。
如果没有了桥，倒反而会逼着他们徒涉。显然，让敌人从桥上慢慢通过对八路军更为有利。
1941 年年底，父亲他们开会部署第二年的工作，决定朱瑞留在山东纵队，父亲东渡沂河、沭河，到滨海区同师部会合。山东纵队派了一个营护送。
在父亲快要到达沭河边时，突然发现自西向东、到滨海进行“扫荡”的大批日军，沭河两岸都有。然而，负责护送他们的那个营却同他们失去了联络。这样，在父亲身边就只剩下参谋李燧英、警卫员和警卫排，总共不过35 人。沭河硬冲是过不去的。
父亲吩咐大家在一个小山村隐蔽宿营。
第二天拂晓，哨兵发现村外有日军。天一亮，如果这30 多人被日军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父亲命令立即向西转移。西面不是敌占区吗？李参谋稍一犹豫，父亲似乎看到了他的心思，又轻轻补充了一句：“这样做反而比较安全。”李参谋联想到留田突围，思想豁然开朗，很快领会了他的意图。
果然，当父亲这支小队伍从两股敌人之间的缝隙插入敌占区后，倒反而平静了。当时，警卫排的战士们都骑着日军的大洋马，戴着缴获来的日本军帽，穿着日本军大衣。沿途据点里的伪军以为是“皇军”，都摇着旗同他们打招呼。父亲也叫李参谋向他们招手示意。这一天正逢赶集。当他们从集旁经过时，一些伪职人员还点头哈腰地迎上来招呼：“太君下马歇歇！”
他们在敌占区始而向西，继而向南，又折而向东，转了个马蹄形，到天色黄昏，终于渡过沭河，安全抵达滨海根据地。
父亲指挥的沂蒙反“扫荡”，特别是留田胜利突围，是他1942 年正式提出的翻边战术的成功实践。所谓翻边战术，是“敌进我进”原则结合山东抗战实际的产物。八路军之所以要采用这一战术是由敌后具体条件决定的。由于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然照搬以前“敌进我退”的办法，就退无可退，难以突破敌人的包围。针对敌后的特点，当日伪军进行“扫荡”时，我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地，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之部署，粉碎敌之“扫荡”。
父亲认为，由于日军是异族侵略者，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即便在其占领区也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其兵力稀少，后方空虚和八路军长期在敌占区的工作，八路军“翻”到敌占区仍可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取得行动的自由权。
据中联部原副部长王力回忆，毛主席在谈到山东抗战时曾这样评价父亲提出的翻边战术：“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罗东进
《参考消息》2015 年7 月10 日
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在这个时刻我们更加怀念那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作出了贡献的革命先烈们。父亲是个军人，由于终年行军打仗，所以留下的文字并不多。非常有幸的是，他保留下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时日记。每当我翻看这两本只有二寸见方、纸张泛黄、代号满篇、字迹个别处已经模糊的小日记，就好像看见了父亲驰骋在当年的抗日战场。
全面抗战爆发仅一个半月，1937 年8 月22 日至25 日，中共中央在陕西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父亲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中共出席南京国防会议的代表叶剑英发来电报，经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代表反复努力，终于同南京政府达成了协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辖第徐向前：驰骋太行御外侮
115、第120、第129 师。据此，毛泽东以新成立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 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洛川会议结束后，八路军将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需要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谈关于八路军开进路线、作战区域、指挥关系、后勤供应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8 月29 日晚，毛泽东在冯家村住处对父亲说：“你是山西人，同阎锡山是同乡，你和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吧。要动员山西的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
乡亲们，大家来抗战
9 月5 日子夜，父亲随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乘坐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安排的专列，前往山西省会太原。两天之后，父亲同周恩来、彭德怀、彭雪枫等从太原到雁门关以西阎锡山的岭口行营。这时，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见到父亲和周恩来等到来，戎装整齐，满面春风，热烈欢迎。阎锡山早就知道：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是五台人，毕业于黄埔一期，曾就读于他兴办的国民师范学校，又在河边村（阎锡山家）川至中学附小教过书，还是远房亲戚。阎曾对部下说：“徐向前缺弹少粮，蒋介石剿了他几年都没有剿垮，反而损兵折将，这样的军事干才，晋才晋用就好了。”在周恩来说明来意，介绍来宾之后，老乡见面自然寒暄了一番。因为大敌当前，阎锡山希望八路军能尽快入晋参战，故各项合作事宜都谈得比较顺利。在谈完之后，阎锡山还对父亲讲：“徐向前哪，回太原一定要看看你的校长赵戴文，次陇（赵戴文字次陇）很想和他师范的高才生攀谈攀谈。”
父亲回到太原，赵戴文邀请父亲到家中做客，这时赵老先生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又兼任山西省战时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副主任，他最关心的是太原能否守住。父亲向他讲了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建议他真正把山西的老百姓组织好，下发武器，武装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使赵老先生很受感动。
在赵戴文积极推动下，山西省“人民武装自卫队”在很短时间就建立起来了。在太原沦陷后，有相当一批“人民武装自卫队”转入我党我军手中，成为坚持抗战的革命武装力量。
大战来临，太原已是人心浮动，大家都十分关心时局。本来不好应酬、交际的父亲这时每天每个小时都安排得满满的：校友会、座谈会、同乡宴、群众集会等等。父亲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我党的全民动员、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坚定山西乡亲们抗日的信心，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
首战告捷
129 师出师抗日前线，正逢忻口战役。忻口是山西省会太原的北方屏障，易守难攻，在大同会战失利后，再丢忻口，太原难保。阎锡山、卫立煌下决心死守忻口。日军投入精锐师团并利用其空中优势猛攻忻口，卫立煌部及晋绥军八万余众奋起抵抗。129 师奉命直插敌后，扰其补给，寻机歼敌。129 师先遣部队769 团进至忻口以北百余里的代县苏郎口村时，发现大批贴着太阳膏的敌机在低空飞来飞去。经侦察，找到日军机场，这是阎锡山两年前才筹建的机场，代县失守之后落入日军之手。
日军用于忻口战役的飞机都停在这里。当时，由于既无中国空军迎战，又无高炮射击，所以日机轰炸、扫射如入无人之境，嚣张无比。
摸清情况之后，769 团首长决心尽快敲掉这批飞机，支援忻口守军。陈锡联团长决定769 团三营为突击部队，这支部队素有“夜老虎”之称。陈锡联团长把攻击时间选在午夜，扬我军优长，力争速决。为了保证初战必胜，副团长汪乃贵亲自率营长赵崇德、教导员潘寿才和几个干部，化装成机场的民工，在鬼子的眼皮下面进行详细的侦察。
当夜，赵营长率领十连、十一连，悄悄地摸进机场，到达距飞机仅30 米处，鬼子的哨兵才发觉，赵营长一声令下，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根据战前预案，战士把一捆捆的手榴弹，送到飞机的肚子里，随着一声声巨响，火光冲天，停放在机场的24 架飞机全部报销了。突然的攻击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在消灭了100多名鬼子后，三营顺利地撤出了战斗，其他打阻击的部队也迅速转移，鬼子重兵扑来只见一堆飞机碎片。在激烈战斗中三营长赵崇德撤退在后，不幸中弹牺牲。据时任陆军十四军军长兼忻口战役左翼兵团指挥李默庵将军回忆，当忻口战役打得正激烈的时候，每天在空中轰炸的日机，突然不见了，嚣张的鬼子兵没有了空中的依靠，我军的仗好打多了。蒋介石得知这个战果后将769 团誉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
鏖战晋东南
太原失陷后，国民党部队纷纷退往黄河西岸，而我党提出“与华北共存亡”的号召，八路军和山西人民决心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将山西建成抗击日寇的根据地，华北抗战进入一个新时期。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129 师依托太行山脉，转战于晋东南地区。3月下旬，日军向晋南、晋西黄河沿线大举推进，在邯长公路上日军的汽车往返不断，日夜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资。129 师首长决心抓住战机，再打一个大的伏击战，牵制向黄河一线进攻的日军，坚定人民的抗战意志。
这时，刘伯承师长去总部出席东路军少将以上的将领会议。
邓小平政委和父亲商量将设伏点选在涉县到黎城之间的响堂铺。
3 月30 日凌晨，部队冒着霏霏的春雨，急行军赶往所选战场，午夜时分，部队神速、秘密、隐蔽地开进了预设的伏击阵地，只等鬼子送上门来。这次伏击战由769 团和771 团担任主攻，772 团打援敌，父亲将前指设在769 团处，位于后狄村的小山坡上。
31 日晨8 时，日军第14 师团辎重部队的两个汽车中队携400余人的掩护兵力，向我设伏地区开来，200 多辆汽车足足拉开了10 华里。这条“长蛇”首先爬过771 团的伏击阵地，徐深吉团长紧紧盯着鬼子车队，当鬼子已经完全进入了伏击圈后，一声令下，所有伏击部队一齐开火。鬼子的长蛇队，被切成无数段，响堂铺成了一片火海。驻扎在县城的鬼子知道车队被袭，急忙赶来救援。
772 团早已等在鬼子必经之路上，占据有利地形，予以痛击。经过半日激战，全歼了这支日军车队，缴获了大量军火、物资。为了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人们在响堂铺村村东竖立了响堂铺伏击战纪念碑。
从1937 年冬至翌年春季，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连续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日军恼羞成怒，调集了十个联队，三万多人分九路向我抗日根据地实施围攻，史称“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抓住战机，决心打其一路，断其一指，攻击对象选中由武乡退往襄垣的较为孤立的日军117 联队。陈赓旅长率386 旅连夜出动，急行军九个小时，猛追这股日军，追到长乐村附近的河谷地带，咬住了日军的辎重队及部分主力。
这时，已过长乐村的日军，集中了1000 余人返回救援。因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未按计划阻击该方向的日军援军，使这股日军逼近了长乐村战场，战至下午5 时，我军主动撤离。长乐村一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共毙伤俘敌2200 余人。在这场战斗中，772 团团长叶成焕，身先士卒，头负重伤，壮烈牺牲。反“九路围攻”胜利后，在华北敌后与日军形成了相持的局面，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
人民，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八路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1937 年11 月11 日，即太原沦陷后的第三天，父亲在日记中写道：“华北局势已到最后危局，统治者阶级怕群众甚于怕暴日，武装资材，宁委敌而不敢给群众，人民束手旁观，坐视不理，欲理又无法可理，华北战局失败之速乃意中事。因单纯的政府军队抗战，而不动员广大人民参战，不给人民以民主权、不改善人民生活，决不能发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决不能取得人民的热忱拥护。抗战若不是全民的，欲求胜利，如缘木求鱼，真是梦想。”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时刻，父亲回到了养育他的家乡山西，发动人民群众，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父亲在山西战斗生活了236 天，1938 年4 月26 日，奉命率部向冀南进发，去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徐小岩
《参考消息》2015 年7 月21 日
旗开得胜：平型关大捷
2002 年9 月中旬，我和当年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等组成老区“寻访组”，寻访父亲的战斗足迹。我们最先来到平型关，参观了当年八路军115 师与日军板垣师团激战的十里长沟。沿途，当得知我是聂荣臻的女儿时，乡亲们热情地围上来，眼里闪着激动的光。父亲和林彪率部创造的平型关大捷，让当地的父老乡亲自豪了一辈子。
平型关只是万里长城上的一个小小关口，在1937 年9 月25日之前，相信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但是，历史却给了平型关一个名扬四海的机会。
1937 年8 月底，八路军誓师出征，开赴华北抗日前线。林彪聂荣臻：从平型关到晋察冀
和父亲率领115 师行进在最前面。蒋介石的委任状上，林彪是师长，父亲是副师长。两个多月后，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父亲又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师政委。
那个时期，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一溃千里，整个华北战场一片失败景象。
林彪对父亲说：“敌人的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这里的地形不错，可以打一仗。”父亲说：“可以在这里打一仗，居高临下伏击敌人，这是很便宜的事。”父亲又说，这是我们八路军第一次同日本人交手，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振奋一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
9 月25 日早晨7 时整，平型关战斗打响，至中午，战斗结束。
此役全歼进入伏击圈的日军第5 师团第21 旅团1000 余人，毁汽车100 余辆，缴获大批武器辎重。当然，代价也是巨大的，115师为此牺牲了600 多人，不少是打扫战场时被敌人的冷枪打中牺牲的，这些烈士大多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兵，令人痛心。
平型关大捷，替全国人民出了一口恶气，它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某种程度上说，这一仗的政治意义更大，它使八路军名扬天下，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孤悬敌后：创建晋察冀
打完平型关，父亲和林彪就分手了，林彪带115 师主力南下，父亲带少数人留下创建晋察冀根据地，担任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毛泽东主席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
晋察冀是山西、察哈尔、河北三省交界的一大片地方。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创建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对于父亲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折。在这以前，他一直跟随在中央和毛主席身边，带的是主力部队，打的是主攻。可现在，他要孤悬敌后，独当一面。
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心里有底，在他生前，也没有问过他这事。我只是看到很多材料上说，与主力分手后，他在五台山上写下了两句话：“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
这可以看作是他的心声了。
11 月7 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县石嘴的普济寺宣告成立，父亲首先宣布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军区由他任司令员兼政委，唐延杰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军区成立后，部队没地方住，只好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在父亲等人的感召下，五台山寺庙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组成的抗日自卫队。当地群众称赞五台山的和尚为“革命和尚”。
抗日的火，在五台点起来了。父亲决定到河北的阜平去，那里的位置更好，更靠近平汉路。平汉路两侧人口稠密，有利于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也有利于将来向富裕的冀中、冀东发展。
1937 年11 月，父亲率领军区领导机关抵达阜平县城。从此，这里就成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
然而，父亲他们刚到达阜平的第六天，日军就集中了两万多兵力，沿平绥、平汉、正太、同蒲四条铁路干线，分八路围攻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妄图扑灭华北腹地的这股新生力量。
父亲指挥各路部队迎敌，战斗力强的“老”部队机动使用，新组建的游击队利用敌人对地形不熟悉、战线过长的弱点，拼命地袭扰他们的后方，破坏交通。一个月的时间里，父亲指挥部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毙伤日伪军1000 多人，敌人除了占领几座县城外，一无所获，最后只得于12 月下旬全线撤退。这算是晋察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扫荡”。这个胜利正式宣告，父亲他们在晋察冀山区站住了脚跟。
1937 年10 月，东北军第53 军第691 团团长、中共党员吕正操率部进入冀中地区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改称人民自卫军。
不久，父亲派人与吕正操取得联系，要他们努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根据父亲的指示，这支队伍开往平汉路以西整训，父亲在阜平与吕正操见了面。
吕正操率部开回冀中平原开辟根据地，父亲向其部队派出不少干部。不久，在父亲的运筹下，又相继开辟了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的建成，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最大的根据地。
“五台分兵”，留给父亲的是3000 人。父亲做梦都想着自己能够“撒豆成兵”，把这3000 人变成3 万人、30 万人。他对大家说：“没有武装，一切都谈不上。现在我们只有用滚雪球的办法来发展。”
收编杂色武装，是晋察冀武装力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父亲后来回忆说：“我们创建根据地之初，大家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杂色武装之多之广：‘司令遍天下，主任赛牛毛。’几个人、几条枪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称司令。特别是河北省杂色武装较多……仅北平到保定的铁路两侧，就有十几股较大的杂牌军队。我们不是八路军吗？他们也自称是什么‘七路军’‘九路军’‘十路军’，招牌比你还大。”到1939 年年底，经收编、改造，各路杂色武装基本上都销声匿迹了，晋察冀顿时变得“干净”了。
晋察冀的人民武装，真的就像父亲预料的那样，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成倍扩大。到1940 年，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已发展到20 多万人。
鱼水情深：新中国雏形
有一次，父亲对我说：“在抗日战争中，尽管我们的司令部距敌人不过几十华里，尽管有许久战火纷飞的场面，但是，我们却有一种安全感。在群众的海洋里，安全得很啊！有一段时间，军区领导机关驻在唐县和家庄，中央分局在阜平易家庄，我每次去开会的时候，只带一个警卫员，我们一人一匹马，一天就跑到了。
一路上毫无危险，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都给我们烧水、指路，照顾得十分周到。八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保护了人民，人民同样尽心尽力地保护我们。这就是经过发动群众，在军队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鱼水关系。”
还有一次，父亲说：“依靠人民，比山靠得住。”父亲说这样的话，是因为晋察冀根据地是个非常巩固、非常可靠的根据地，人民完全站到了共产党八路军一边。说到底，和人民打成一片，是根据地大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我在阜平县城南庄读书时的同学王悦，抗战期间随着当大学教授的父亲从北平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她一直记着一件事情：有一回反“扫荡”，部队常常没有吃的。一天，喜从天降，他们居然捡到了一只老山羊，当时他们饿急了，吵着闹着赶快杀了填肚皮。可是管理员说，这是绝对不行的，聂司令有命令，非得找到失主不可。就这样，不但没吃成，行军时还得赶着一只老山羊。
李公朴先生从大后方来到晋察冀，做了六个多月的考察，在15 个县、500 多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访问，他亲眼看到，这里是一个新天地。特别是根据地在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方面，成就突出，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比。李公朴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写道：晋察冀是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
晋察冀吸引了不少国内的知识分子来访问或工作，也吸引了不少外国人。第一个来这里的，是40 岁的美国情报军官、海军陆战队上尉卡尔逊。他在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鼓动下，经毛泽东同意，决定前往晋察冀。
从1937 年12 月底到1938 年2 月，卡尔逊在边区考察访问了近50 天，走访了河北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父亲专门抽出时间接受他的采访。这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说他对面前的一切，既感到新鲜，又感到疑惑。
他问：“你们活动的主要地区，都是荒凉的大山。请将军谈谈，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怎样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父亲说：“出师华北之前，我也曾担心过，深入敌后，深入山区，部队的供应可能是个大问题。这个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在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迎刃而解了。”
父亲不紧不慢地说，人民便是我们的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群众不仅供应部队的吃穿，还负责物资的储存、保护。比如，部队需要的大批公粮，需要好多仓库储存，可是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大仓库，就是建起来，敌人一来“扫荡”，全成敌人的了！
部队要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那么多的粮食带在身上。怎么办？我们就是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问题。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储存在每个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至于粮食的安全问题，也不必担心，敌人的“扫荡”一开始，群众的第一件工作，便是保护公粮，把公粮藏得严严实实，敌人根本找不到。
五个月后，卡尔逊又来了！父亲说：“他来了两次，这是个有心人哪！头一次他是怀疑，所以他回去，第二次又来了，看看我们究竟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这回，卡尔逊的怀疑彻底消除了。
后来他在一篇文章中，把晋察冀形容为“新中国的试管”。
可以说，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是共产党八路军在华北的堡垒。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依然是共产党解放军在华北的巩固的堡垒，它为后来我们党定都北京，作出了十分特殊的贡献。
聂 力
《参考消息》2015 年7 月22 日
“今天，我是代表了千千万万像我一样的、无怨无悔地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甚至宝贵生命献给国家和人民的战友们，告慰他们：我们的奉献和牺牲是值得的！”在9 月3 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纪念抗战胜利70 周年大会现场，今年95 岁的抗战老兵李力安激动地说道。
回望过去，正是亿万中国人民的浴血奋战，才捍卫了领土和主权完整。1920 年7 月，李力安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槐荫村的一个贫苦店员家庭。1935 年10 月，年仅15 岁的李力安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 年7 月，抗日战争爆发，山西形势紧张，刚考入太原中学（高中）的李力安，还没等到开学，就被迫辍学回家。在村里，他同几个进步青年一起，经常到小学校里宣传抗日。同时，他也担负起帮助八路军割草喂马，为前线送干粮，侦察敌情、捉汉奸、李力安：“我们的奉献和牺牲是值得的！”
——一位抗战老兵的深情告白
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1937 年10 月，聂荣臻率八路军115 师一部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李力安随即参加了五台县第四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支部、开展游击，配合反“扫荡”工作。那时他们常常白天破坏敌人交通线，晚上则住在野外窑洞里或露宿，组织群众坚壁清野，积极开展对敌斗争，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开始时，我尚未满17 岁，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洪流直至胜利。我很幸运，既没有牺牲，也没有负伤，并且看到了国家由贫穷落后走向了繁荣富强。”李力安说。
为了表彰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以及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9 月2 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纪念章”。
这是属于胜利者的荣誉，李力安是30 名现场获颁纪念章的人之一。同时，为了参加这次纪念抗战胜利70 周年大会，年逾九旬的李力安提前很长时间就开始适当运动、注意休息，在体力和精力上做准备。
9 月3 日上午，天安门广场，70 面荣誉旗帜引领前进，27 个地面装备方队编组展示……全面地把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光辉历史和最新成就一一呈现。
李力安精神抖擞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眼前的一幕幕让他心潮澎湃。当抗战老兵和抗日英烈子女乘车方队率先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一直坐着观礼的李力安不顾年迈身体“霍”地站了起来，激动地使劲鼓掌、挥手。
阅兵场上，无论是步调一致、让人热血澎湃的年轻子弟兵，还是挂满勋章、令人敬意顿生的抗战老兵，同样自豪的表情在向世界宣告，保卫祖国安全和人民和平生活是中国军人的神圣职责。
“我的心愿就是要替战友们，尤其是替那些连抗战胜利都没看到就牺牲了的战友们看一看今天强大的祖国！”说到这里，李力安的眼中已经噙满了泪水。
孙铁翔
新华社北京2015 年9 月7 日电
“这不是普通的纪念章，我想到了牺牲和故去的战友，纪念章里包含了他们的功绩！”年少便投身抗日救亡的抗战老兵赵东宛说。
9 月2 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向30 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纪念章，赵东宛名列其中。
赵东宛曾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曾留学苏联，后担任人事部部长。
1938 年，只有12 岁的赵东宛就投身革命，参加了共产党所创办的开封孩子剧团，与其他十几位少年一起，演出于街头巷尾、村口垄上，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唤起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
赵东宛回忆说，日军于1938 年5 月27 日对开封市进行了大轰炸，造成上千军民伤亡。
抗战老兵赵东宛：少小报国 抗日救亡“看着这么多无辜百姓或死或伤的惨状，我立志抗日救亡，这也成为之后自己勤奋努力的动力。”赵东宛说。
历经艰难曲折，赵东宛等人来到了他们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在这里，赵东宛进入了延安自然科学院深造。15 岁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院内最年轻的党员。
在延安，赵东宛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后被派往东北人民解放的战场，在枪林弹雨中，他被任命为某战地医院的政委，率领全体人员，出生入死，救死扶伤，为东北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
当时，他还不到20 岁。
“中央隆重举行纪念活动，是为了缅怀先烈、教育后代、不忘战争，是为了展示中国人民与国际社会一道对和平的渴望和捍卫和平的意志。”赵东宛说。
他表示，作为中国人，无论是否参加过这场战争，都应牢记这段历史。
“作为一名参加过抗战的老同志，我深感光荣和自豪。”赵东宛说，“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应该保持战争年代的那种精神，尽自己所能，为社会多做有益的工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正能量。”
“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不忘战争是为了和平。”赵东宛深情地说，“历史是公正的，罪行不容被掩盖，真相不能被歪曲。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篇章永远铭刻在历史上，中国人民永远怀念那些为中国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和世界和平而英勇捐躯的军民！”
徐 博
新华社2015 年9 月11 日电
引 子
电影《地道战》是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也记录了抗战期间冀中平原老百姓和八路军的一段传奇战斗岁月。电影是1965 年在河北保定冉庄拍摄的，真实的冉庄地道战情况如何呢？
8 月初，记者在郑州见到了冉庄地道战创始人之一、91 岁的女战士张黎。张黎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南工作，老家在冉庄南边不远的李庄，1941 年，也是在抗日战争最严峻的阶段，张黎被调到了冉庄区委，跟随冉庄区委书记张森林等人开展斗争，亲历了冉庄地道从无到有的过程。
“跟日伪军周旋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地道里一待就是三五天，只在夜晚上来。真实的地道战比电影苦多了，我有几次差点死于冉庄地道战亲历者张黎
——怀念牺牲的地道战战友们
日军之手，我们区委的人基本上都牺牲了，如果我后来不被调到县委也不好说……”满头银发的张黎回忆往事，说当时从来就没有怕过，随时准备赴死，如今每每想起壮烈牺牲的战友，常常会流下眼泪。
经历跑“扫荡”后投身抗日队伍
张黎原名张文英，家中有兄妹5 人，她排行老三。由于生活贫穷，张黎很小就跟着父亲去地里干活。李庄距离冉庄4 公里左右，有300 多户人家。1937 年，思想开明的村长专门请了女教师教村里的女学生，13 岁的张黎也入了学。
1938 年，日军占领了冉庄东边约10 公里的张登镇。如今，因为电影《地道战》的影响，人们常把张登镇叫作“黑风口”。
张登镇的敌人每隔三五天，最长一个月，就会对周围的冉庄、李庄进行“扫荡”，因为距离太近，老乡们不得不随时准备逃离。
“每个村子都安排有放哨的人，蹲在村头树上盯着张登镇方向，一发现有日伪军出来就报信，老乡们便立刻动身。如果不跑，鬼子看见你会拿刺刀挑你。”张黎说，村里的老年人也由年轻人搀扶着往外走，腿脚不好的留在后面慢慢走。每天各家各户都会准备好饼子、窝窝头和简单的衣服包裹，一旦听到消息，拿着东西就跑，日军一般不在村里过夜，等没动静了，老年人会先返回村子，年轻人随后回村。受“扫荡”影响，村里的孩子上学时断时续。
张黎说，日伪军“扫荡”的目的主要是抢粮食，为了隐蔽，村民把粮食和衣服转移到地窖里，在地窖的底部再挖个小洞藏起来。当时，几乎各家各户都有地窖，主要用来放白菜、红薯之类，条件好的还会修夹层墙藏粮食。对这段年少时光，张黎的印象就是跑“扫荡”，在高粱地、芦苇荡没命地跑，跑得嘴里都是血腥味，腿上都是伤疤，对日伪军的愤恨也一直埋在心里。
1940 年，张黎在李庄入党。1941 年，中共冉庄区委书记张森林将张黎调到冉庄区委，担任组织干事，开始了抗日生涯。张森林是冉庄人，也是公认的冉庄地道主创人。冉庄区委的管辖面积很大，从东边的张登镇一直到西边的平汉铁路，冉庄又是区里的中心区域，区委人员也主要在冉庄活动。
从挖菜窖到挖地道
“1941 年刚入秋，外面传来消息，日军要展开全面大‘扫荡’，在附近修炮楼，形势很紧张，一些同志都动摇了。”张黎说，张森林一直在想办法，“敌人越来越凶，光跑不行，怎么对付？”
张森林不吃不喝想了一天一夜，最终决定利用冉庄土硬的优势挖地道。地道主要从四个地方挖，一是从炕上挖，用铺盖、席子做掩饰；二从灶台挖，入口用锅做掩饰；三是从地窖里挖，用蔬菜或者红薯遮掩入口；四是从水井的侧壁上挖，用软梯出入。
电影《地道战》中，这些都有体现，不过张黎说，刚开始地道并不是家家户户都挖，张森林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思想靠得住、方便遮掩的老乡家挖。
挖地道的过程并不容易。张黎说，区委成员只有5 人，一些民兵担心惹事并不配合工作，区委动员思想觉悟高的年轻人和党员发动老乡不分白天黑夜地挖。为避免敌人发现，挖出来的土都拉到野外或堆在一起盖着。用了两三年时间，冉庄地道慢慢成型。
公开资料显示，1942 年夏季反“扫荡”开始后，冀中人民普遍开挖地道，地道构造不断改进，初步形成户户相通、村村相连，既能隐蔽、转移，又便于依托作战的地道网络。冉庄的地道也取得改进，共有4 条主要干线、24 条支线，村内户户相通，也可通往外村，全长30 余华里。
张黎记忆中的地道距离地面不足两米，内高约1 米，很窄，人在里面要弯腰走，两人碰面要稍稍错开身子才能过。地道里没有任何照明，都是摸黑走，“煤油灯没法用，熏得很”，不过，对地形熟悉了，人们在地道里行走不是问题。那段时间，区委成员平时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情况紧急时就下地道。张黎曾经借住在一对母子的家中，几乎整天都在地道里待着，最长时间是3 天，只能靠冷红薯充饥。
多次面临死亡，从不知道害怕
张森林给张黎发过一支“撸子”手枪，但是因为年纪小加上枪法不好，枪后来转给了男同志。尽管没有亲手打死过敌人，但张黎一直坚持在冉庄一带活动，直至1942 年被调到县委，其间多次遭遇危险。
有一次，日军来老乡家中搜查，张黎和几名同志紧急躲入一个还没修好的地窖里。老乡用磨盘将洞口堵住，没有留出气口，不一会儿，大家就感觉呼吸困难，但是磨盘太重，从下面一直挪不开。后来，还是一个力气很大的打油工范金斗将磨盘顶开，救了大家一命。
还有一次，日伪军来搜捕抗战分子，张黎临时下到了老乡家的红薯窖里，躲在窖壁上的小洞里，洞口用箅子挡着，老乡在外面堆上红薯后离开。没多久就听声音下来一个人，用刺刀戳红薯，戳了几下红薯堆塌了，好在箅子没露出来，这个人随后捡了两个红薯吃，吃完后爬出了红薯窖，“至今我还记得他吃红薯咔哧咔哧的声音”。
1942 年春，张黎在外面办完事回她借住的老乡家，当时街上空无一人。走到距离老乡家20 米远的时候，突然遇到村里民兵队长的母亲，她把张黎扯到一边说，张黎借住的人家叛变了，准备用她换“两千日本老头票（伪钞）”。张黎立刻离开赵家庄，逃过一劫。
但张黎的区委战友没有这么幸运。1942 年冬，宣传干事李连瑞在被敌人追捕时壮烈牺牲；1943 年，张森林和宣传委员黄耀到耿庄开会，耿庄附近有鬼子的炮楼，当时只驻有伪军，没有日本人，张森林等人思想上有些放松。参会的还有县委书记，会议结束后，县委书记顺利离开，区委的人因为稍慢了些，被伪军包围。“黄耀被敌人打伤，为了不拖累组织就开枪自杀了，张森林因脚后跟受伤被伪军捉住，受尽折磨而死。”张黎说，当时自己调到了县委，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长时间都不能相信，脑子受到严重刺激。
张森林牺牲后，冉庄人继续坚持利用地道跟日伪军周旋，打了一些胜仗，直到抗战胜利。长久的地道生活，也给张黎的身体烙上了深深的印记，张黎的儿子王燕生告诉记者，母亲一直患有严重的风湿和胃病，腿上在青纱帐中长期行走留下的疤痕历历在目，不过，她对那段抗战岁月始终不忘，也时常忆起牺牲的战友。
如今，她还清晰地记得把她带上抗日之路的张森林的模样，“个子高高的，身体很壮，很坚强，办事沉着，工作上很认真”。
新中国成立后，张黎还常回冉庄去看看。忆起战斗岁月，她说自己从来没有害怕过，“不想那么多，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跑不了就躲，躲不了被抓了就牺牲了呗，比着战友们，我已经很幸运了……”
游晓鹏 槐养浩
《大河报》2015 年8 月27 日
撩起空荡荡的左袖管，84 岁的独臂老人孟淑珍说：“日本兵开枪打的……”
1931 年9 月18 日夜，秋风渐冷，家住沈阳北大营附近的孟淑珍一家突然被密集的枪炮声从梦中惊醒。日本军队要打过来的消息很快传开，孟淑珍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匆匆离家避难。
“一出门，就遇到日本军队的机枪扫射，大姐当场被打死，我的左胳膊被打中……”刺骨的痛，连同那个滴血的夜，从此定格在当年只有4 岁的孟淑珍的脑海里。天亮后，手术保住了她的性命，她却永远失去了左臂。
80 年来，独臂的苦与痛伴随了孟淑珍的一生。
九一八启示录
没有物质与精神的强大，国家就谈不上独立富强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开始。
而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和行动，在九一八事变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开始。
1874 年进犯台湾、1894 年挑起甲午战争并侵占台湾、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侵犯中国东北领土和主权直至1931 年策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日军的铁蹄频繁践踏中国的领土。
有学者统计，日本近代史上发动的14 次对外侵略战争中，其中有10 次针对中国。
打开世界地图，地图上的日本，只是一个狭长的岛国。
九一八事变时，其国土面积还不到中国的3%。日本，为什么胆敢侵略比它大出30 多倍的中国？
中国不自辱，哪国能辱之？偌大的中国，早已是有国无防，有海无疆。
闭关锁国，盲目自大，让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代价——1900 年，有着4.5 亿人口的大清帝国，竟在占领北京的不到两万人的八国联军面前屈辱地低头。仅一个《辛丑条约》，就强迫清政府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要赔10 多年的时间。在旧中国，先后与22 个国家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多达745 个。
军阀割据，政治腐败，让近代中国助长了侵略者的野心——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武器装备、组织指挥等全面落后的状况，在此后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变；“家不和，外人欺”，无休止的军阀混战，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内耗了中国国力，造成人心涣散。
而此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后经济的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根深蒂固的民族思维侵略性十足。仅以武器为例，日本已能生产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
冯玉祥在《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中回忆，蒋介石在南京的一次会议上讲：“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尽管进攻北大营的日本关东军曾遇到过东北军类似王铁汉团长这样的零星抵抗，可是，几个铁汉，撑不起将倾大厦。
“落后就要挨打。经济不行，又没有信仰，更缺乏一种精神，使得日本对中国步步紧逼。”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副会长王学清说。
挺立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
短短4 个多月后，128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 多万父老成了亡国奴。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候！
九一八事变后第3 天，中国共产党就发表了抗日宣言；诞生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还面临着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剿”，杨靖宇、赵一曼等共产党人已被派往东北组织抗日斗争；中央红军长征前3 个月，“抗日先遣队”红7 军团突围北上……93 岁的抗联老战士周淑珍老人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参加抗联时的一张照片：三寸大小的黑白照片上，这个美丽清秀的女子，分明是一个淑女。
周淑珍18 岁参加抗联时，留了多年的长辫子，怎么也舍不得剪掉，可又没地方洗头，哭了一场后，剪了。
“日本占领我们，说杀就杀，说砍就砍，不反抗能行吗？我们不想当亡国奴。”周淑珍至今见不得电视里日本兵的镜头，因为看了就来气。
“日本侵占东北14 年，你知道我们怎么过来的吗？牺牲容易，活着难。没法讲……”周淑珍至今记得，最饿的时候啃过山上的木头，最渴的时候喝过尿。
“在这场中华民族的抗战中，从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到思想、战略、路线方面的领导，都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路子走的。”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邢安臣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号召全民族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反对不抵抗政策，成为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救亡图存的中流砥柱。”
有了中流砥柱，一切爱国的力量同仇敌忾，凝聚成了反抗外来侵略的滚滚洪流。有了中流砥柱，中华民族在最危难中看到了希望！
九一八事变后，18 岁的钱伟长刚刚跨进清华大学校门，本来立志学中文的他为了改变国家落后面貌，毅然弃文从理。
九一八事变后，2000 多名学子从日本陆续回国，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工作。此后，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也纷纷回国，共赴国难，形成了近代留学史上继辛亥革命之后第二次大规模归国高潮。
正面战场：22 个规模10 万乃至上百万人的大会战，成功地阻止了侵略者迅速灭亡中国的幻想。
敌后战场：遍及19 个省区的根据地，作战12.5 万余次，歼灭日伪军171.4 万，令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在沈阳八一公园附近的家里，98 岁的柳文老人尽管对一些往事记不太清楚，可每听到“九一八”这个词，老人就会轻轻地哼唱：“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最悲惨的时候……”断断续续的歌声，令人动容。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救亡图存、全民抗战的号召下，正在北平东北大学读书的柳文与许多进步同学一道，发起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呼吁团结抗日。那次，刚20 出头的柳文被军警抓进监狱，关了33 天，那是她一生中唯一的坐牢经历。
出狱不久，柳文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奔赴延安。
世界和平休戚与共
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939 年9 月，德国法西斯进攻波兰，欧战爆发。而这时，中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已进入了第八年。
据统计，从1937 年至1945 年，盟国毙伤日军195 万余人，其中中国战场毙伤133 万余人，占日军伤亡人数的70%。日本投降时在华兵力约128 万人，仅这一数字，就超过太平洋东南亚各战场日军的总和。
甚至就在中国战区正处于最艰难的相持阶段时，中国依然动员10 万精兵，组成远征军入缅作战。他们中，近一半倒在了缅北的山岳丛林中。
“那是当时最为精锐的一支部队。”曾任中国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总部联络参谋的王楚英曾回忆，刚刚入缅的远征军一个师在距仰光50 公里的同古与日军交火，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以集束手榴弹、汽油瓶与4 倍于己的日军血战，顶住了日军12天猛攻，歼敌5000 余人。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坍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地区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大利亚，打下印度……
英国首相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够避免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落后不仅仅意味着挨打
这是两组触目惊心而又可耻的记录：九一八事变第二天，日本就占领了沈阳边业银行。整个东三省官银号的160 万两黄金和200 万斤现洋，全部被日军劫走。这些银行的附属事业也全部被日军没收。
1931 年到1945 年，辽宁本溪80%的煤被日本人拉走。并且挖走的都是“金心”：低磷、低硫、低灰，是最好的煤。
辽宁本溪湖老矿工郭金秀，9 岁时随父亲被日本人从山东骗到本溪湖，亲眼目睹了日本掠夺资源的丑行：“日本人开采中国煤矿是破坏性的，就像我们有些人吃枣糕一样，只把中间的枣吃掉。”
作为一个资源匮乏性国家，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世界侵略史上极为罕见的掠夺与破坏，掠夺钢铁3350 万吨，煤5.86 亿吨，粮食5.4 亿吨，木材1 亿立方米。中国仅直接经济损失一项，按1941 年的黄金价格，就可购黄金7.3 万余吨。
落后就要挨打，然而，落后不仅仅意味着挨打。
无论走多远的路，对于爱好和平并致力于维护和平的中华民族而言，九一八以及更远的历史带给今天和未来的启示，还有很多很多。
王玉山
新华社北京2015 年9 月17 日电
八一三淞沪会战，90 天顽强抗击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淞沪会战自1937 年8 月13 日晨，日军以日租界和黄浦江上的军舰为基地，向闸北一带进行炮击，我军奋起还击开始，至11 月12 日我军西撤结束。
战役概况
1937 年7 月7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在侵占北平、天津以后，日本准备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8 月9 日，日军蓄意制造事端，派遣士兵乘军车闯入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开枪打死1 名机场卫兵。中国军队自卫，击毙日军官兵2 名。日本遂以虹桥事件为借口，向上海大举进攻。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以松井石根大将为总司令，先后投入血沃淞沪：三个月激战 粉碎日本速胜迷梦陆、海、空军与特种兵部队近30 万人，动用舰船130 余艘、飞机400 余架、战车300 余辆，狂妄地宣称1 个月内占领上海。我国先由冯玉祥、后由蒋介石（兼）任第3 战区司令长官指挥，下设左翼军（总司令陈诚）、中央军（总司令张治中、朱绍良）、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先后调集中央部队，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部队和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以及部分省市保安总队，总计兵力70 余师，奋勇迎战。
战争一开始，我军采取进攻态势，猛烈攻击日军在沪据点，压迫敌军滞于黄浦江左岸狭隘地区，予敌重创。8 月下旬，日军大批援军在吴淞、川沙登陆，我军在宝山、月浦、罗店、浏河等地与日军反复争夺阵地。至9 月17 日，我军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双草墩一线，坚持防御，直至11 月5 日，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公亭、金山嘴等地登陆，从我上海阵地的侧背进行远后方的迂回，我军才被迫于11 月9 日开始从上海周围撤退。至12 日，上海除租界“孤岛”外，全部沦陷。
罗店争夺战“血肉磨坊”不忍卒睹暮春的午后，宝山临江公园内。树荫下，几位老人悠闲地下棋。
他们为自己的妙着得意，为臭棋懊恼。不远处，头发花白的奶奶牵着蹒跚学步的孙辈在公园里玩耍。风轻云高，一切都是那么安静平和。
可是78 年前，一场恶战就发生在这里。中国军队以劣势的装备对抗日本最为精锐的部队和陆海空立体化大兵团进攻。与对方抗争的唯有不屈的精神、空前的斗志。此次会战，规模之巨大、作战之持久、伤亡之惨重、战斗之激烈、影响之广泛，不仅在中国抗战史上绝无仅有，就是在中外战争史上也极为罕见。
宝山是淞沪抗战的主战场。惨烈无比的罗店争夺战、蕰藻浜两岸的阵地战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
在淞沪会战第一阶段作战中，中国军队在杨树浦、宝山、吴淞、刘行、罗店、浏河多处与日军展开血战。其中打得最有名也最惨烈的当属罗店争夺战。
8 月25 日凌晨，第67 师201 旅在旅长蔡炳炎带领下奉命向陆家宅之日军第11 师团一部3000 余人发动攻击。日军是重炮、飞机开路，步兵紧随其后冲锋，我军官兵殊死相拒。激战中，蔡炳炎旅长向全旅官兵立下军令：“本旅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进者生，后退者死，其各凌遵！”
战至午后，全旅伤亡殆尽，402 团团长李维藩及多数营、连、排长阵亡，蔡炳炎情急之下率领唯一的特务排和1 个营杀入敌阵，正当此时，一发子弹飞来贯穿蔡旅长的胸部，他当即倒下，牺牲之前兀自扬手高呼：“前进！前进！”
多年后，蔡炳炎儿子蔡浙生在回忆父亲的文章中说，父亲率全旅官兵于8 月20 日抵达常州洪庙待命。父亲深知此去意味着什么。8 月21 日、22 日他连续疾书四封家书，两致妻子赵志学，一致长女慕兰，一致次女惠兰。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殊不知国难至此，已到最后关头。国将不保，家亦焉能存在？”他详细安排了身后事，包括家里日常用度的管理，甚至连大女儿的婚姻、小儿子的抚育都做了考虑。可谓儿女情长，丈夫气概。
8 月27 日，战况更趋惨烈。当夜，罗卓英调集部队由月浦、新镇、罗店、蒲家庙之线继续向登陆日军冲击，日军主力第11师团以大炮、飞机、坦克应战，小小的罗店再度被炮声、杀声淹没，双方来回拉锯，反复冲杀。
我军主力彭善的第11 师和李树森的第67 师，携手作战，轮番上阵，坚守5 昼夜之久，无数次打退日军进攻。在给敌以重创的同时，两个师的官兵承受巨大的伤亡，数字达到令人惊骇的地步。相继阵亡1 个旅长、2 个团长，营、连、排一级的军官战死更是数不胜数，第67 师师长李树森负重伤后，无法继续指挥，黄维被从德国紧急应召归国指挥战斗。
日军在后继部队到来之后发动更猛烈的攻势。28 日，坚守罗店的中国军队与敌连日激战后，因伤亡过大，阵地被敌突破。
29 日，黄维率第67 师重新夺回，受到敌人强大火力轰击，尚未站稳又被迫撤出，罗店终告陷落敌手。
后来有军事专家评价，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凡尔登是一架“绞肉机”，淞沪会战中的罗店则是一座不折不扣的“血肉磨坊”：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整个城镇片瓦无存，唯余焦土，惨酷之状，不忍卒睹。
临江公园至今还保留着几处战场遗迹。1937 年淞沪会战时，任第18 军98 师292 旅583 团第三营副营长的姚子青率部在此战斗，坚守城垣。全营600 多名官兵最后全部壮烈殉国。牺牲时，姚子青年仅29 岁。临江公园的陈化成纪念馆西南侧的草坪上竖立着“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石刻纪念碑。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坐落于临江公园里。目前，淞沪抗战纪念馆的新展馆建设工作正在进行中。今年8 月13 日，新馆将正式开放。目前正在向社会各界征集文物，已征集到3000 多件。
中国空军首次出动
击落日机6 架击伤1 架
1937 年，日本有海军航空队、陆军航空队的各种飞机800多架，而当时国民政府空军能作战的飞机约有300 架。日本拥有飞机生产工业，国民政府的空军装备却完全依赖进口或外援，日本空军不但在数量、质量上占优势，还拥有战时消耗后自行得到补充的绝对优势。但即使如此，当时的中国空军仍然顽强应战，血拼到底。
1937 年8 月14 日，中国空军首次参战。第一次战斗就取得击落日机6 架、击伤1 架，而我方零伤亡的辉煌战果。日军梅津航空队队长为此愤而剖腹自杀。当时的国民政府为纪念首次空战的胜利，也为了进一步激励前线士气，鼓舞人民斗志，将这一天定为“空军节”。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淞沪抗战史料丛书》收录了民国时期有关上海抗战的通讯、纪实、回忆录及报告文学等鲜为人知的孤本、藏本。责任编辑张树介绍，其中收录的《空中抗战纪略》和《远东第一次空中大战记》是首次发现的关于空中抗战的通讯、纪实。在《空中抗战纪略》中有记载：“八月十四日下午，敌机十一架由台北出发，往浙江海面飞向杭州广德袭击，十七时五十分左右，敌机出现于钱塘江上空，我机即起飞迎击，敌机不支，队形瓦解。此役计被我击落七架，余机狼狈飞逃。”而《远东第一次空中大战记》中收录的《空军的处女战》中一文中写出了天空中出现自己的飞机时，国人欣喜的心情。“八月十四日，中国空军在抗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第一次显示了英勇的姿态，上海三百万民众怀着同样的又惊又喜的心情，仰着头，亲眼看见了她的英勇的战斗的姿态，这惊喜将立即随着捷报扩大到全中国，慰抚着四万万颗跳跃不已的心！”
郑振铎在《我空军炸敌目击记》中则写道：“‘我空军出动了！’这是今晨，最可纪念的‘九一八’以来的一个早晨，所听到的雷似的欢声。‘我空军出动了！’含垢忍辱已久的吾军，自今晨以后是改取攻势了！是要以蓄养已久的空军的威力，来轰炸敌人在上海的根据地与他们的进入中国海的舰队了！……上午，我在法租界的西区办公，听见陆陆续续的炮弹的炸声。‘这是高射炮！’一位同事说。另一位同事刚从外面走进，欢容满面地说：‘我空军出动了！’立刻，全办公室里的人都交流着喜意，久郁的愤闷仿佛为之一舒。”
死守四行仓库
“八百壮士”奋战4 昼夜
西藏路桥，光复路。夕阳下，人来人往，热闹平和。今天看来普普通通的西藏路桥，过去曾是租界和华界的分界点。1937 年，在大桥北堍的四行仓库发生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激战。
“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歌中的谢团长就是谢晋元。八一三淞沪抗战中，中国军队第88 师524 团副团长谢晋元带领400 余人，号称“八百壮士”，据守四行仓库。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日本军队，“八百壮士”孤军奋战4昼夜，从10 月26 日战至30 日，毙敌240 余人，直至接到撤退命令后，才冲出重围，退入英租界。
“晋元决心殉国，誓不轻易撤退，亦不作片刻偷生之计……余一枪一弹，亦必与敌周旋到底。”这是激战中谢晋元留下的文字。
在“八百壮士”英勇行为鼓舞下，上海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各界人士捐赠了大批食品、药品……女童子军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设法送入国旗一面。后因国旗太小，父亲打电话，由市商会派人送去特大国旗一面，长竹竿两根和旗绳……当代表国家尊严的国旗压倒周围的太阳旗在晴空中飘扬时，租界观战的民众纷纷脱帽敬礼，欢声雷动。
现在的四行仓库正在紧锣密鼓地改造之中。未来四行仓库纪念地将由“一个广场、一堵墙、一个雕塑、一个展示馆”组成。
1937 年11 月5 日，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的金公亭、金山嘴等地登陆，我军11 月9 日开始从上海周围撤退。至12 日，上海除租界“孤岛”外，全部沦陷。
11 月13 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上海同胞书声明：“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中国军队以60% 的精锐部队损失惨重的代价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话语，淞沪会战落下帷幕。
李宗仁曾这样评价：“淞沪会战，是我国抗战八年，牺牲最大、战斗最惨的一役……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上海战事爆发后，在中共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
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在西北的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
鲁 哲
《新民晚报》2015 年7 月10 日
1945 年5 月20 日凌晨，山东省泰安东平县县城中，一队八路军战士在冒着硝烟的残垣断壁间小心地搜索着。突然，他们发现前面一座残破的伙房中有几个负伤的日军靠坐在一起。八路军战士正要准备劝降，刚刚还在苟延残喘的日军竟然困兽犹斗，端起刺刀向八路军战士扑来。八路军战士一面用刺刀将日军逼回房内，一面用日语劝降，日军却无动于衷。最终一位八路军战士爬上房顶，揭开房瓦，连续投下几枚手榴弹，将拒不投降的侵略者全部“报销”了。
1944 年的良好开端
1944 年，日伪在正面战场上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大规模进攻时，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共领导下的大反攻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自身情况，发动了一系列局部反攻。在局部反攻作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规模和水平上实现跨越式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发展到90 余万人，并且在攻势作战中加强了部队正规化建设。
当然，1944 年局部反攻的成功，很大程度在于日伪军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将主要兵力转向正面战场。日方“中国派遣军”
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命令，将驻守在华北的12 军下属5 个师团转往平汉路南段，将第11 军和第23 军的11 个师团转往湘桂方向，同时在华北和华中用新组建的14 个独立步兵旅团补充各师团调出造成的空白。这样一来，日军感到兵力不足，不得不将部分次要据点完全交给伪军据守，试图集中兵力加强交通线和重要资源开发区的守备。
以当时的华北战场为例，日军原在华北布置了11 个师团、7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 个骑兵旅团。日军先后将9 个师团的兵力调往大陆交通线和太平洋战场作战。其守备兵力从135 个大队减少到75 个大队，而且这75 个大队基本是新编成的部队。
从1943 年开始，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已经开始对部分据点开展围困作战。当时，在根据地内和边沿区有一系列日军据点孤立突出，在我军包围和威慑下，日伪军军心恐惧动摇，因而有利于我军展开歼灭作战。另一方面，在1944 年以前，日军仍然不断不计损失地援助被围据点，被围日军也不断出动袭扰我根据地。例如在著名的沁源围攻战中，1943 年10 月初，日军调集2 万兵力对太岳根据地进行“扫荡”，被围困在沁源城的日军木村大队也蠢蠢欲动。面对日军的挑衅，围困沁源的我决死队1 旅第38 团1 个营和民兵化整为零，打死打伤日军90 余人，将敌人一举困死在沁源城西山坡不到半平方公里的几个碉堡内。
开始日军还派出士兵试探性地向我军围困阵地渗透，结果成为民兵神枪手的活靶子。于是日军龟缩在堡垒中，试图借助坚固的工事来负隅顽抗。我军则派出神枪手，逼近日军的堡垒和城墙，狙杀哨兵、使用手榴弹和掷弹筒打击爬出工事的日军，甚至派出懂得射箭的民兵用弓箭将宣传单射进日军的工事里。
很快，连日军哨兵都不敢露头，找不到打击目标的我军狙击手，只能拿日军碉堡顶上的旗杆做目标，一次次击落日军挂出的膏药旗。
从1944 年春到1945 年夏，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连续发起五次大的攻势作战，在向河南、湘粤边、苏浙皖边进军同时，歼灭日伪军47 万余人，攻克70 余座城市，收复32 万平方公里国土，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从游击战向正规战过渡
在1944 年局部反攻和随后的大反攻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基层指战员表现出了相当高的技战术水平。同时，在抗日根据地坚持生产和斗争的人民军工，在1944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部分根据地形成了较强的弹药、火炸药和平射炮生产能力，为大反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游击作战是我军在抗日战争中最主要的作战形式。但是随着抗日战争战场形势的发展，中共我军的领导层清晰地认识到，最终必须依靠正规战消灭日本侵略者。因此从1944 年局部反攻开始，我军在战斗和训练中开始从分散的游击作战向集中相当兵力的正规作战过渡。
1944 年7 月1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发出了整训指示。
1945 年在党的七大上，又将从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提到了战略任务的高度，要求我军指战员必须在思想上树立正规战的观念，克服游击习气，强调集中统一和密切协同动作，树立全局观念，反对各自为战各行其是。要求部队进一步发展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攻坚精神，努力提高部队进行正规战的战术、技术水平，特别是提高各级指挥员组织指挥正规战的能力。
据时任八路军第120 师358 旅政治部主任的余秋里回忆，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大规模练兵运动中，部队经过105 天的第一阶段冬季练兵中，步枪射击命中率从练兵开始时的48.5% 提高到90.3%，重机枪和轻机枪命中率达到84% 和68%，部队的特等射手数量增加到433 名。为了在攻击作战中有效打击日军，我军重点加强了手榴弹投弹训练，使基层士兵平均投弹距离从25 米增加到40.69 米，培养出26 名投弹成绩在60 米以上的投弹标兵。
炮兵部队的技战术水平在训练中也得到很大提升，从行军到放列状态转换时间从15 分钟减小到2 分40 秒，首发命中率一举达到100%。
在大练兵中，我军一方面强调正规化建设，另一方面也很重视军事民主化，发挥每一名士兵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
例如在拼刺训练中，我军从1944 年开始引入了正规的苏式和日式拼刺术。但是指战员在每天的练习和作战中，也研究出了几种我军独有的绝招，例如针对日军个头较矮研制的“凌空劈刺”，针对日军拼刺不重视使用枪托而设计的“枪托击打”，还有“迷眼突刺”等，这些技巧在对日寇的作战中发挥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威力。
1945 年5 月14 日，晋察冀子弟兵占领曲阳大赤沟堡垒。
大反攻的物质基础
在部队进行正规化建设和大练兵的同时，根据地的人民兵工也在紧张地为大反攻准备条件。为了打击日伪军据守的碉堡，从1943 年开始，根据地的人民兵工将制造重点放到炸药和平射炮上。
早在1941 年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和晋察冀军区分别完成了土法制造两酸和无烟火药的研究。在最艰难的1942 年到1943 年，晋察冀工业部甚至实验从尿液和兽骨中分解氨气的办法，来获取硝铵。
但因为原料来源受限，最终还是以硝化甘油为主要的高级炸药产品。1943 年之后，仅晋察冀根据地一年就能够生产24 万公斤高级炸药。随着根据地形势逐渐好转，晋察冀的军工人才被派往各根据地协助建立化工厂和军工厂，而各根据地在稳定了控制区域之后也开始在核心区内建立自己的军火工业。
在加强炸药制造的同时，各根据地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发挥自身优势，制造平射炮。1943 年2 月20 日，新四军三师第10 旅四支队修械所，尝试对82 毫米迫击炮进行平射化改造，从1943年6 月开始，三师军工部共生产了20 套改进的平射迫击炮，受到部队的欢迎。1945 年上半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攻打浙江上虞城时，用平曲射两用炮连续猛轰伪军田岫山部队在许岙经营多年的碉堡群，摧毁了敌人所有的碉堡，歼灭伪军1000 余人，为夺取浙东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1945 年黄克诚曾在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提出“用迫击炮改造作平射炮用（也可曲射），打砖造炮楼，150 米准确有效。三师在苏北攻据点，都用此改造平射炮。
我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区部队，可普遍采用，以克服碉堡政策”。
正是有了一支日趋正规化的作战部队，有了摧毁日伪军坚固工事的“土飞机”和平射炮，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具备了打败日伪军的坚实物质基础。
中国派遣军丧失机动能力
但是，就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为最终的大反攻积累力量的同时，日本侵略军也开始了困兽犹斗般的最后疯狂。
1945 年1 月20 日，日本大本营颁布了《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
与此同时，日军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扩军动员，侵占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的中国派遣军，新组建了6 个步兵师团、13 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3 个独立警备队，连同原有的部队和海军舰队，总兵力达到110 多万人，此外尚有100 余万伪军。
4 月18 日，日本大本营指令中国派遣军收缩华南兵力，加强华北和华中重要地区的防御，并且将广东广西的第3、第13、第27、第34 师团调往华北和华中。6 月，日本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正式接到对中美苏盟军作战准备的命令，命令要求中国派遣军将全部兵力集中于华北华中方面，对于其他区域，可以考虑弃守。
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命令，中国派遣军在6 月上旬匆匆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准备对中苏军队采取持久战，同时抵挡住从沿海地区登陆的美军。其具体计划为，以华中三角地带和山东半岛为对美防御重点，同时将机动兵力集中到南京、北京和武汉等战略要点附近。
就在日军紧张地调整部署的同时，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根据地军民，却突然对日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一举收复大片失地。到1945 年8 月，抗日根据地已经遍布19 个省区，总面积接近100万平方公里，控制县城100 多座。日伪军被中共领导下的93 万正规军和220 余万民兵压缩到少数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和沿海地区。中国派遣军的主力此时已经丧失了野战机动能力，根本不可能为计划中对中苏持久战做任何有效的准备。
1945 年8 月，野战军三纵队第七旅由河间北上保卫晋察冀首府张家口市，沿途受到冀西解放区人民的欢迎。
扑向侵略者的红色怒涛
1945 年8 月9 日，毛泽东在发表了著名的《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
10 日中共中央指示立即布置一切力量向日伪军发起广泛的进攻，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市和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市。
8 月11 日，朱德总司令连发六道命令，命令晋绥、晋察冀和山东军区各以一部兵力向东北进军，配合苏军作战。同时令根据地各部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12 日，中共中央具体划定了几个重点战略区，即太原以北的同蒲铁路、呼和浩特（归绥）以东的平绥铁路，郑州以北的平汉路和以东的陇海路，以及北宁、正太、道清、白晋、德石、津浦、胶济等铁路和沿线的大小城市。应力争攻占，对这些区域以外的要道和大城市不作占领计划，而重点在于占领广大农村。
几乎与此同时，8 月10 日国民政府连发三道命令，即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出的“原地驻防待命”命令，向伪军甚至日军发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等待收编的命令，对正面战场国军各部队发出“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的严令。共产党方面据此判断，国民党军正在妄图独吞抗战胜利果实。
为了粉碎国民党方面不切实际的幻想，朱德和彭德怀以十八集团军正副司令的名义，两次致电蒋介石，据理驳斥并坚决拒绝其错误命令，15 日朱德总司令在致美英苏三国政府的“说帖”中，明确表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及同盟国规定受降办法接受被围日军的投降。
在与国民党方面大打舆论战的同时，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开始对敌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发起猛攻。晋察冀军区一方面进逼日军控制的平、津两市，一方面以主力部队经过3 日作战，一举攻克张家口。这一战我军歼灭日伪军2000 多人，缴获步枪1 万多支，使晋察冀根据地与晋绥根据地连成一片，为进军东北创造了条件。
同时，河北和山西的我军切断了北宁线、同蒲路和正太路，进逼太原、大同和唐山等城市，使得在这些区域的伪军龟缩进城市中，完全丧失机动性。
冀热辽军区在接到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后，迅速成立了东北前进工作委员和前方指挥所，以8 个多团的兵力和地方干部，共1.3万多人，分西、中、东三路向热河、辽宁和吉林等省进军。保证了以最快速度进入东北并且在当地开展工作。
在华北的八路军一面出关抢占东北，一面向各根据地周边的大城市进军的同时，新四军各部也开始向苏、浙、皖地区敌占城镇进行攻击。8 月10 日，中共中央曾指示华中局，“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但是12 日中央鉴于华中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新四军缺乏夺取大中城市的物质基础，遂决定新四军各部以长江为界，江北各部力争占领津浦铁路以东一切城市，并配合八路军攻击陇海路沿线敌人。江南的新四军就地向周边发展，收复敌占乡村和县城。
从8 月9 日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始全面反攻，到9 月2日为止，我军收复县以上城市150 多座，几乎切断了原日军占领区的所有铁路交通线，日伪军除一部分龟缩进大中城市以外，有7.6 万人被歼灭，我军缴获步枪7.3 万余支，轻重机枪900 多挺，各种炮160 多门。
就像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承认的那样：（在日军投降以前）“蒋介石的权力只及于西南一隅，华南和华东仍被日本人占据着，长江以北则连任何一种中央政府的影子都没有。”国民党军虽然得到美国的支持，借助空运和海运等先进运输手段，试图抢占华北和华中的地盘，但实际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在这些区域坚持多年，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和相当规模的正规军及游击队，在大反攻中迅速地控制了各条铁路交通线。到9 月2日日本正式投降为止，国民党军几乎没能占据华北和华东的一寸土地。
白孟宸
《国家人文历史》2015 年第16 期中国人对战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抗日战争。
这是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受损最重、牺牲最多的战争。
它发生在中国最衰弱的时刻。
侵略者必然要选择这一时刻。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已经多次被侵略战争洗劫。
1840—1842 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1.9 万人的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 万银元。
全民抗战——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1856—1860 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 万人长驱直入，攻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1894—1895 年的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 亿两，割地赔款规模空前。
1900 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3 万多兵力，进攻北京的兵力却不足2 万，10 天就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 亿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 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从军备上寻找失败原因。当年澳门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还有人从体制上查找根源。戊戌维新的发起者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奏的去弱之道是“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教士”“练兵”。
分析更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
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
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 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统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 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导致民众认为天下都是皇上的，打败了也是皇上打败了，割皇上的地，赔皇上的款，与我何干。这种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的状况，使国家安全一开始就从民众心理养成和大众精神状态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
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登陆后发生在三元里的抗击未能成为普遍现象，更多的是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粮食。1860 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有民众也加入了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 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身后有民众推车帮助运送物资给养；联军部队包围北京，又得民众指引从广渠门下的水道攻进城内。攀墙围攻皇宫，还有民众帮着架梯、扶梯。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画面是当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站在那里，麻木地观看。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一盘散沙同坚船利炮对抗，结果可想而知推翻清朝、创立民国之后，旧中国被踢开国门、遭到烧杀抢掠的现象仍然没有终止。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在人们欢呼“公理战胜强权”的兴奋时刻，英、美、法、意、日“五强”却操纵和会，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军阀政府倒台了，民国政府又先在1931 年九一八事变中丢掉了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丢掉了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嗜血成性、掠夺成性，却很少思索：日本关东军为何敢于以1.9万兵力面对19 万东北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何敢于以8400 兵力对约10 万兵力的宋哲元第29 军发动七七事变？
辛亥革命前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肃亲王善耆审汪精卫时说了一段话：“你们这革命当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革命成功了，我看你们也强不过我们多少。”辛亥革命成功，帝制被推翻，国家状态如李大钊在《大哀篇》中所说：“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城头变幻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从1911 年至1931 年的20年间，仅四川一省，军阀混战就有478 次。这种内耗严重、四分五裂、散沙般涣散的国家状态和社会状态，怎能不成为列强屠宰的目标？
1948 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 年8 月在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讲过这样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的状况。100 多年来这些教训，一个比一个惨痛、一个比一个沉重。一个中国人仅会唱“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如果不探究我们是怎样衰落到了那样的地步，不了解当时中国的军事有多么软弱、政治有多么腐朽、社会有多么涣散，就不会了解这种软弱、腐朽与涣散要带来多么巨大深重的灾难。“落后就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田汉、聂耳1935 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已经唱出了这样的词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因为当时中国的状态，日本侵略者轻看了这场战争。他们以为短时间就能迫使中国屈服。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判定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第29 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
表面看他们的根据是充足的。军事上，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政治上，国民政府高官、军人、政客也纷纷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为伪满洲国元首。1935 年11 月大汉奸殷汝耕在北京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 月，又出现一个夹在日本人与国民政府之间、以实行“华北自治”为主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发布文件宣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还与日本驻屯军订立《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及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眼看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成为“东北汉奸之父”。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土肥原贤二成为“华北汉奸之父”。中国三个伪政权头目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先后就职。王克敏与汪精卫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投降日本更早，在汪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处处抬梁鸿志、压王克敏，让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58 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 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显露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怎能不会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在那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的暗无天日年代，当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用了一个反问：“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
整个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来顶天立地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抵抗，决不投降，战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身边的人除去牺牲，就是叛变。叛徒程斌，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人，1938 年率部投敌，组成“程斌挺进队”，将杨靖宇在深山老林里的密营全部捣毁，把杨靖宇逼入绝境。叛徒张秀峰是军部警卫排排长，这个父母双亡的孤儿，由杨靖宇抚养成人。
他1940 年2 月带机密文件、枪支及抗联经费叛变投敌，向日军提供了杨靖宇的突围路线。此人是杨靖宇的贴身警卫，知道杨靖宇活动规律，他的叛变导致杨靖宇很快牺牲。叛徒张奚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特等机枪射手，叛变后在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的命令下，开枪射杀了杨靖宇。还有一个很难称为叛徒的人：濛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杨靖宇好几天没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
赵廷喜张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杨靖宇在山上。程斌、张秀峰、张奚若、赵廷喜，都是中国人，又都是失去血性、最终只能给别人当奴才的中国人。
赵廷喜向日本人告发前，在山上看见杨靖宇几天没有吃饭，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赵廷喜哪里知道，岂止不杀，如果投降，日本人打算让杨靖宇出任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利用其影响制伏东北抗联。
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对赵廷喜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句话真是震人心魄。冰天雪地之中，四面合围之下，共产党人杨靖宇用整个生命，大写出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是因为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大多数人万念俱灰的时候，用自己的灵魂与血性，支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当年地质学家丁文江面对国内经济凋敝、政治混乱、日本侵略者步步“蚕食”的黑暗困境，说出一句极具内力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将阶级担当转化为民族担当，由阶级斗争的开路先锋，转变为民族存亡的中流砥柱。
抗战开始，德国在中日之间“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及20 余个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的情况下，蒋介石说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
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
1937 年7 月17 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 字的文稿6次提到“弱国”，同时也指出：“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7 月31 日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国民政府随后组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坚决抵抗，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
更让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一个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出现的奇异景象。
应该说日本方面肢解中国、占领中国的计划从来就不是草率和简陋的。从甲午战争前后它在中国做的大量细致情报工作和在国内完成的周密军事准备，可见一斑。20 世纪30 年代前后，从1928 年6 月的皇姑屯事件到1931 年6 月“中村事件”、7 月“万宝山事件”、9 月九一八事变，从1932 年一·二八事变到1935年“张北事件”再到1937 年七七事变，日本一直在通过不断地制造危机和利用危机，有条不紊地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
但这一轮它错了。它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历史会简单重复，以为还会像甲午战争消灭大清北洋水师和击溃清朝陆军就可获得丰厚的割地赔款一样，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可征服中国。这是它最主要的战略盘算。它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一个全新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想到这个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三个月灭亡中国”，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变发生20 多天后的1937 年7 月31 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他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
1938 年5 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则是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持久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日本发动的入侵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广阔空间。著名科学家钱伟长的经历就十分典型。钱伟长1931 年以中文、历史“双百”成绩，被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五所名牌大学同时录取。但同年9 月发生九一八事变，他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拍案而起：“政府讲不要抵抗，因为人家有飞机大炮。我听以后火了，下决心。我说我要学飞机大炮！”钱伟长极具文史天赋，但物理只考了5 分，数学、化学共考了20 分，英文因没学过是0 分。为了内心这个愿望，他极其刻苦。5 年之后，他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
抗日的愿望，把本该成为文史学家的钱伟长变成了“现代中国力学之父”。
钱伟长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抗战时期，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1937 年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赴延安。1943 年12 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 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拓宽了发展前景，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最广大的地区还是农村，最众多的民众还是农民。开辟与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持久作战的核心与关键。随着战场上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 年已经拥有一亿人口。日本侵略者完全没有想到要面对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面对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战争初期，日军全力以赴进攻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军队，基本不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放在眼里。随着越来越深入中国土地，情况变化越来越出乎他们的预料。
1939 年12 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 年8 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 个师团和12 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牵制了日军兵力，消耗了日本国力。敌后战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的状况，令日军震惊不已。其《华北治安战》中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日军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报告冀南作战的遭遇：“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
“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
《华北治安战》评论：“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
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日军山口真一少尉与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打过仗，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他的比较与总结是：“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更苦恼的。”
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山口真一少尉驻地不远的邯郸西部山区一个村庄。
那天事情发生得突然，孩子们正在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5000 人中，有1000 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糖果，一个一个地给，“吃吧吃吧，米西米西，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村子的人”。没想到的是，1000 多个孩子没有一个接糖。把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上。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
几十年过去，有人问当年其中的一个孩子：“你们咋那么大胆？
真的一点不害怕？”已经白发苍苍的这位老者回答：“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他当年那些小伙伴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个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致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这些孩子让人感慨不已。1000 多个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斗殴，相互间头破血流。但在支起来的机枪和塞过来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了”这一结论上，他们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
这是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的基因，一种不需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
按照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1000 多个孩子，个个有种。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共产党群众工作的关键，就是激发这些火种。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也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悲剧所在：不但要面对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还要在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战场面对觉悟了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如毛泽东所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中华民族百年沉沦，历尽苦难。
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
拿破仑的意思是：这头狮子最好不要醒来。
事实上这头狮子也一直在沉睡，长期沉睡。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企图唤醒这头狮子。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海国图志》，已经萌生要将中国改造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思想，但在中国没有引起反响。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书籍传到日本，却引起了强烈震动，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
惊醒这头睡狮，还需要更惨痛的失败。
这一失败来了：1894 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蕞尔小邦”日本也能强令中国签订《马关条约》，获得空前的割地和赔款。
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睡狮开始觉醒。觉醒进程仍然是一个数十年的历史过程。
甲午战争后1895 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标志着中国官僚士大夫阶层的觉醒。这个阶层一些人已经开始认识到整个国家出了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以传统“世外桃源”为乐趣的这个阶层，通过“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全面参与到国家政治历史的进程之中。
1937 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代价是极其巨大的。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死伤3500 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 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在这一饱受苦难的进程中，民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1937 年抗战开始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说了一句话：“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
这个问题已经由艰苦卓绝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回答。当了汉奸的周佛海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经蒋介石签署特赦改判无期徒刑，1948 年病死狱中。
1938 年抗战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另一个设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只有留给中国共产党人了。
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1912 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30 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
1949 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社会“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今天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不会这样快就到来。
抗日战争是自1840 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复兴的转折点。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1840 年开启的民族救亡命题的标志性终结，又是民族复兴命题的标志性起始。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中国概莫能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说的“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同样讲得很好。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大国之列。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是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这说出了100 多年来所有中国人的心声。就如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 年3 月在巴黎纪念中法建交50 周年大会上讲的那句话——“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金一南
《参考消息》2015 年5 月13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