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难忘DE生活
陈静
1998年8月底的一天，那张我从未期盼过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姗姗而至——那是一所声誉不是很好的大学，但正是由于这张通知书的到来，使我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是按原来设想的计划出国，还是安安稳稳地上这所大学。
最后，我放弃了出国。到如今，我也不知道当时是高估还是低估了自己随遇而安的能力。做出这个决定，爸妈都很高兴，其实他们早希望我做这样的选择，而他们一开始的不表态是怕我事后埋怨他们不民主。记得那天，我们一起去了一家叫“小海螺”的餐厅吃了海鲜，又去了北辰给我买了一条“苹果”的牛仔裤，还花了将近四百块钱给我买了两件衣服。的确，那是很奢侈的一天，我似乎也很高兴。
“你是昂着头走进教室的，目光飘飘的，好象很傲。”这是后来与我很熟的几个女生告诉我的。我说，其实我不傲，只是为了臭美不戴眼镜又没来得及配隐形——结果什么也看不清，所以目光看起来不“聚焦”。她们听了点头直乐。但这些我却来不及向其他的人解释了。因为五个月后的元旦放假，我不知中了什么邪，说什么也不肯来了。当时的情景很有意思，本来第二天就要回学校，可老爸非得要我打一针感冒疫苗，结果打完就出现了负效应，发起了烧，不能按时返校。烧是没几天就退了，可又心血来潮地看了新闻，知道了99年高校扩招的消息，我却认为这注定与我有关。偏偏这次，一向总让我别高估自己的爸妈都没打击我的积极性，只是说第二天陪我去高中的母校,征求一下熟悉我的老师们的意见。不出我所料，老师们大都劝我不要这么冒险，毕竟只剩下半年的时间就高考了，又要理转文，成功的几率太小，还是安心上原来的大学吧。我本来意志挺不坚定的，但听老师们这么说，倒使我下了退学的决心。好在原来的班主任张老师的话让我信心倍增：“我认为行，为什么不行？只要你有这个决心，就一定能成功！”张老师过去没少为我的理科成绩操心，她说她向来都认为我应该学文。高三的时候她怕我丧失信心，曾不止一次地在班上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念，并说：“你们应该以陈静在咱们理科班感到荣幸。”虽然早知道那是夸张，但老师的苦心至今让我感动。
父母最终下决心也是因为张老师的话，他们认为在某些方面，也许班主任比他们更了解我。张老师也的确帮了我们不少的忙，她是我们校长的夫人，有她的帮助，我的复读手续办得很顺利，而且她为我在几个文科班里选了（11）班，还跑上跑下地找了一个全校都很有名气的老师为我补习历史。
我是在99年1月10号晚上7点零5分走进高三（11）班的。当时正在上晚自习，我的进入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一来可能是因为没想到这个时候还会转进来新同学，二来可能是以前有人认识我，对我的到来很惊讶。不过，他们对我的到来表现得很友好。教政治的班主任让我作自我介绍，我没有什么心理准备：“我叫陈静，以前是上届七班的。很荣幸认识你们，希望大家多多帮助。”大家对我友好地鼓掌表示欢迎。我还没有想到的是老师让我坐了第一排——复读生一般是没有这种待遇的——我想这也一定与张老师不无关系。
我没有什么适应过程地就投入了文科班的生活——也没有时间允许我去适应。刚开始有点害怕，因为第一个星期我连什么是经济常识、哲学常识和政治常识都搞不清楚，更别提各种各样的原理和方法论了。那一段时间，天天疯了似的写啊背啊，平均三天用完一根圆珠笔芯。不过，看着用完的笔芯一个个增多，写上字的笔记本一页页加厚，我真的有种成就感和满足感。但有时也觉得时间不够用，五本历史书无论怎么背还是忘，很多时候急得想哭，是周围的几个女孩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无限的帮助和鼓励。她们不厌其烦地给我讲题，借给我从前的笔记，还说很多话来宽慰我，我真的庆幸我遇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同学。现在那几个女孩，高静考入了北京大学，王晓玲考入了对外经贸大学，李毅考入了河北大学，李伟杰考入了外交学院，而我最初的同桌段晶晶也考入了河北师范大学。我永远对她们怀着一份感激的心情。
想哭的并不仅仅是在学习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记得上课的第一天，英语老师发练习题，全班正巧少一份，当然是少我的。当时作为课代表的李伟杰去向老师要，老师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用一种很复杂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明白那目光中的含义：不就是个复读生吗？我无言，我不想去与她争执什么。我捡起地上一张破了的卷子，轻轻拂去它上面的脚印，但有一个脚印，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挥之不去。
复读有什么过错？那渴求知识的双眼又有什么过错？还是那位有着与我们同龄的孩子的英语老师，在临近高考的一次模拟考试后当着全班同学这样训斥一位女同学：“你怎么这么笨，亏你爸妈还花钱叫你来复读？复读生，这么不知道自重！”那个女孩的泪水无声地滑落在脸颊，这位老师还在说个不停。教室里鸦雀无声，我回头，最后一排的复读生都用一种无法形容的目光瞪着老师。是怨恨，是控诉？难道复读生就意味着屈辱与不得不抛弃自尊吗？我不知道多年以后这位老师将如何评价自己的所作所为，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位老师。她的确是位不错的老师，她牺牲了许多自己的时间为同学解答问题——但，她是位好老师吗？众目睽睽之下，我站起来了，大步走到讲台前，轻轻扶住几乎已要倒下的那个女生，然后用自己从未用过的语气，看着那位老师说：“老师，请您不要说了，您已经很过分了。”然后把那个女孩送回到座位上。教室里依旧安静，谁也没有说些什么，就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而我却知道，它的的确确地发生了，我不在意它会带来什么后果，我只知道在那个时刻，我必须维护我们自己的那一份尊严。
为了给我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家里为我在学校附近的老年公寓里租了一个单间，租金是每月500元。想来很有意思，我想我可能是年龄最小而入住老年公寓的人了。但那里的确很安静，是个让人学习的好地方，只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有时会有种强烈的孤独感和恐惧感。有一天夜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然后又听见了一个老年人奇怪的叫喊声，吓得我在被窝儿里直抖，想哭却哭不出来。楼下传达室里的电话会带给我快乐，有时候会接到老同学问候的电话，这样我一整天的心情都会极好。白天看传达室的老伯很好，我进门出门的时候都会冲我笑。但我很怕晚上看门的那个老伯，他总戴着一顶帽子，我看不见他的眼睛，每当我接电话时他总会絮叨个不停，有一次我差不多听清楚了，他是在怪我晚上总爱披着头发并且裙子不够长。总之，在那儿住了半年，花了三千块钱，我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我老了，绝不住老年公寓。
我的政治成绩进步得很快，这里面包含着很多大家对我的帮助。我由开始时的87分上升到98分，第三次模拟考试的时候达到了108.5的平均分。我很高兴，但也冷静地发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带有偶然性的一卷得分很高，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水平的二卷上得分很少，所以不能盲目地乐观。在晚自习上，我拿着卷子走到了班主任身边：“老师您看，我的二卷分儿总也上不去，这是什么原因啊？”没想到老师很凶地冲我叫起来：“陈静，你都考到平均分了，怎么这么不知足！”我走下讲台，全班同学都看着我，带着同情。下了课，等老师离开教室，大家都围过来：“陈静你别生气，你想想，你才来了三个月就考到了平均分，进步太快了，老师心里能是滋味吗？”“可里面有很多老师的帮助啊！”“哪个老师希望自己的课这么好学呀，是不是？”我们都笑了。我没有怪老师，我深知这成绩中包含着老师的心血。第二节晚自习的时候，老师主动走到我的身边，耐心地为我分析考卷中存在的问题。末了，我对老师说“谢谢”，老师竟像个孩子似的脸红了。是啊，只有相互理解，才能培养出融洽的师生感情啊！
教数学的王老师是我必须提及的一个人物。高三（11）班是个很活跃的班级，只有数学课，让他们不敢活跃。甚至每次上数学课以前，大家都要跑着去WC，这让我一开始很诧异，但后来我也自觉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王老师总是拎着一沓卷子大步流星地迈进教室，然后用他很有穿透力的声音说：“十五分钟报答案。”大家就得立刻埋头演算，马虎不得。这还算好的。有时候他挨着桌发卷子，发完最后一桌就让第一桌的同学报选择填空题答案，然后再让另外一个同学说出大题的解题步骤，下一个同学报大题答案。这样一节课下来，每一个同学都紧张得要死，消耗不少脑细胞。王老师开始时对我没怎么注意，但后来不知从哪儿知道了我是从大学退学又理转文的，对我发生了兴趣。从他第一次叫我回答问题，左邻右舍就告诉我：你没好日子过了。果不其然，每节数学课，他都要点我好几次，逼得我不得不在疯狂地啃历史和政治的同时，又学起数学来，他这套独特的教学方法的确也让我在无形中提高了不少。王老师的嘴也蛮“苛刻”，大家都怕他，但他却从来没说过我什么。只是高考前的一个晚自习，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陈静，你挺特别的，从我知道你的经历时我就这么觉得，只有很有理想和目标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从来没说过你什么，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有一杆秤。你放心地去考吧，一定能行！”我不知道此时此刻，王老师能了解我多少，但他的话的确给了我意想不到的鼓舞。在高考前我站在陌生的人群中时，在坐进考场面对着那张让很多人慌乱的数学试卷时，我的脑海里依然是王老师的话，我不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魔力，使我取得了一个让自己都感到吃惊的成绩。
对于我来说，这的确是一段难忘的生活，还有许多能写抑或是不能写出来的故事，都已被我深深地藏在了心里，这其间的酸甜苦辣万般滋味只有我自己最为清楚。如今，坐在大学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挤在虽小却又其乐融融的宿舍里，回首那段日子，似乎已恍如隔世。
我想对那些为我们辛勤忙碌的老师们说，请给您所有的学生关爱和公平，您的一言一行可以给他们一份阴霾，也可以给他们一片晴空！
我想告诉那些曾经遭遇或正在遭遇困难或不幸的朋友，坚定自己的信念，走好自己的路，请相信风雨过后，定会有属于你的彩虹！
我想对那些曾给过我帮助和鼓励的人们说声——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