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词的魔方
作者：丁云亮
远古的时候，人类对待语言像对待任何其他的事物一样，有着先验的崇拜、敬畏的心理。《圣经》里将上帝看成是万能的主宰，于是不仅把人及宇宙万物归咎于上帝的偶然创造，而且把语言的产生也奉送给了上帝的咒语。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日渐提高，人们逐渐同认识其他事物的根源与本性一样，也认识到语言作为一项物质行为和精神创生活动的独特性。但认识到一般的规律，并不意味着一定就能牢牢地把握和控制事物本身。语言在其一代代自然的传承过程中，依然在社会历史的自律的轨道上，按照自己的发展路径运行、变化着。尤其是构成语言的基本构件的语词，涵义的转换、数量的增减，更为明晰可辨。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的中国，不仅在思想发展上引起了大的震荡，而且在语词的翻新、变迁上也掀起了史无前例的革命。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统治权的改朝换代，既是一种浅表形式的符号转换，又是一种文化内容的深度变迁；它不止意味着旧的封建王朝的覆没、新的民族国家形式的建立，同时还意味着曾经作为社会最底层、备受羞辱和欺凌的劳苦大众的权力的上升。权力的上升，需要居于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需要在政治、经济和伦理等各个层面予以有力的保障。重新引入和创构一些能体现“新人”精神面貌、个性气质的语词便必不可少，以从总体性上用大众的“红色”世界观和破旧立新的强悍理念，渗透进制约社会运行轨迹的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从曾经是汉语学徒的日文里引入的“干部”等词，就是这种新意识形态的重构的符号表征。但这些词汇在优胜劣汰的自然铁律面前会弥久常新吗？它们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更替，又会出现怎样的尴尬境遇呢？起码我们认识到，“干部”一词在当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业化的洪流中，听起来已经不再有刚步入中国语言市场时的那种高亢昂扬、前卫悦耳的格调，不再是先验地获得了华丽、崇高的装饰的革命性的代名词。
像这类在历史的洗汰过程中，辉煌一时的语词逐渐褪色、转义乃至消隐的情况很多。当年汉代御用性的文人墨客，为了博得大大小小、有功德无功德的皇帝老儿的一时欢心，以便攫取价值连城的浩荡“恩典”，用灿烂、堂皇的语词，替最高统治者的游猎、嬉戏的享乐场面，铺陈扬厉，极尽夸张虚拟之能事，挖掘甚至生造了许多过时、朽化的语词，堆砌成诘屈骜牙的文字篇什，如今早已为后人所无情地抛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不论唐朝诗人白居易当年言说时，蕴涵着多么浓重的士大夫情怀和旧文人意趣，但这两句话却真切地表现了构成写作的物质形式的书面语，同它作者的那个时代的生存、交往的藕断丝连的关系。当一个时代整个的人文精神的价值取向，疏离你的时候，再具力量的语词都会在失落和迷茫中发出无可奈何的怨恨、叹息，最终不可避免地淡出人们的视线。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欧化语的流行一度成为一种时尚；但这种时尚在民族国家的自强不息和社会生活的本土化之后，其繁盛的西化语词也是最先被汰洗的话语形态。在西人的洋枪洋炮以不可抵挡的方式，打开中国的物质和精神市场时，“洋×”在上自官僚下至民众的心里留下过深深的烙印。最为普及的要算洋火、洋油等了。虽然这只是对火柴、煤油等基本的生活用品的别样称呼，但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亲身体会过物质条件匮乏时代生活的人，才能真正地体验到。三十多年前，火柴、煤油的紧缺及至只能凭票供应；身处农村无任何“后门关系”的穷困农民，一提起洋火、洋油，脸上总是写满了发自内心深处的崇敬。“洋火好啊！俺们用不起，一盒抵两鸡蛋呐！”这样的话语里面，隐含着多么复杂的内涵又多么辛酸的感情。如今，人们对“洋×”的语调已渐渐陌生了。实际物质的基础形态的逐步消失，也使得相关语词走出了大众的生活圈子。
另外，像“欧罗巴”这样的体现文明、进步、富庶的音译词，在西语意谓天使的多形容女性美好的“安琪儿”（Angel ），还有“文明棍”之类带有浓烈西洋风习的“望文生义”词，在破旧立新、砸碎封建偶像的震天口号下，也烟消云散。今日的大众尤其是年轻的追星族们，在虚妄的商业化的抒情氛围中，更从港台的莺歌燕语里，能够充分地享受取之不竭的语词资源，以表现标示新人类、新新人类的愤世嫉俗或不屑一顾的情怀和姿态。
在新偶像崇拜的年月，人民不仅创造着一段崭新的历史，也创造着活脱脱的足以载入史册的语词。“万岁”曾经是古代集权社会皇帝的代名词，但在现代社会亦再次焕发生机。万，作为数目词，在古籍文献里一直被视为多的意思，大部分情况下没有特定的指称。《战国策》里已开始有“民称万岁”的语式。解放后，极具人格魅力的伟大领袖，在老百姓中再次“古为今用”，而且相比于古代，崇敬的感情有过之而无不及，经常在一个语词不足以表达心中的激动情感的迷狂状况下，还要多加几个数目词，如“万万岁！”似乎数目的增多，真的能延续领袖的威严和寿命。今天的人已不再相信这些传统魔力般的语汇了，因而也就很少使用。与“万岁”语境相关的是“语录”的盛行，不知是不是受先哲孔夫子语录体著作《论语》的启发，纯粹是道德律令组成的“小红书”，其曾经的辉煌在世界政治史上真可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据说上个世纪中期，《毛主席语录》发行不少于八亿册，在世界图书发行总量排名第二（仅次于《圣经》），那里面字词句，被作为一代人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政治、道德的实践准则。因之，“语录”一词自然成为大众的津津乐道的口头禅。时至今日，除了少数喜欢怀旧的人偶尔拿出来追忆之外，谁还会相信那些金科玉律、教条式的箴言呢。
狂热的年代，孕育着狂热的思想，也孕育着狂热的语言行为。这些语词一度能成为耳熟能详的极品，一旦孕生它的土壤和温床烟消云散，语词的使用价值亦荡然无存。“大食堂”，是大集体体制内极端的用食场所。在向“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冲刺、跃进时代，私人领域的存有钱财当然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财产的聚敛恰恰是麻痹、腐蚀人们精神世界的最厉害的汤剂和毒药。免费“大食堂”的衍生，意味着一个新型理想的大同盛世的即将来临。遗憾的是，美好的蓝图不一定能带来同样美好的结果。“大食堂”在坚定地斩断“社会关系”中的人的私欲的同时，也无情地消弭人类在优胜劣汰、相互竞争过程中，迸发出来的主体的、积极的再生力和创造力。伴随着“大食堂”运动的残酷失败和灾难性后果，“大食堂”一词留给后人不过是一枕不堪回首的陈年往事的旧梦。还有像“忠字舞”，一种表达全民对最高领袖的敬爱的“艺术”类型和风格，观看它激烈的煽情演出，我们还能体会到艺术欣赏时的欢欣和愉悦吗？当政治理念完全覆盖住艺术的领地及至艺术的格调时，艺术的美就会变异成标语、口号，变异成权力狂欢节的祭品。“忠字舞”一词留给后人的，与其说是一个衰败、落伍的语言符号，毋宁说是一出承载着民族历史苦难的悲喜剧。
和其他精神产品一样，语词的变化也是传承性的。过去岁月曾经辉煌或者曾经受指摘的语词，经过现代人的转义使用，也有可能不知不觉地抹去了意识形态的色彩，成为中性甚或褒义的语汇。“布尔乔亚”这一外来语即如此。作为一个宽泛性的名词，其原意指称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中产阶级群体，属于过去为人所不耻的资产阶级的范畴。语气缓和的时候，亦区别于资产阶级，专门指称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阶层人士。小布尔乔亚情调，即是过往特殊时代的经典陈述。不曾想，如今文化界中产阶级语汇大行其道，文人墨客犯愁的倒不是语词蕴涵的政治性危险，而是在当下的国人中间，找不出足以使中产阶级一词具有说服力的够量的人群。不过，不至于让他们太失落的是“小资”概念的流行甚广，小资情调不仅不再成为批判、指摘的对象；相反，成为部分文化人或白领阶层的人追求的时尚品味。而旧时带有嘲弄戏谑性的“优伶”，今天早已被腰缠万贯的歌星、影星之类的高级词汇所取代：“大款、大腕”以及互联网上形形色色的特指符号，就是古代甚或现代最富于想象力的语言学家，恐怕也难以企及语词的进化速度。
语言作为一种神话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但我们无可逃避地还生活在现实的语词之中，并且继续在有意无意地消灭一些词、转换一些词、创造一些词。语词就像一个变幻莫测、“曲径通幽”的狡黠的魔方，我们在津津有味地摆弄它的同时，它也在毫不留情地戏弄着我们。不过，在人类与语词对抗性的紧张关系中，尽管我们无法完全地拥有、控制它，但不妨碍我们跳出相互嬉戏的圈子，审视一下它透过繁密的枝荫，映照出的迷人的斑斓色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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