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堂老人说到汉奸贰臣
作者：三苟子
知堂老人（周作人先生）是我喜欢的一位作家和智者。抗战时落水附逆，头上多了一顶汉奸的帽子。四九年后渐至淹没无闻，直到近几年才被重新提起。有一段时间，他古拙晦涩的抄书似的小品文，居然走俏坊间，成为书摊上的一个卖点。他的文字似乎很难合乎大多数人的口味。即便随便的一篇短文，也常要引用诸多古奥的旧籍加以佐证；遣词造句，也别具一幅老辣生涩的面孔，不虞竟能爬上流行书榜而畅销之。此老泉下有知，当亦感叹世道的变幻莫测吧。想当初，从日本游学归来，他和胞兄鲁迅意气风发，激扬文字，联手攻城拔寨，向旧营垒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漂亮打击，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两竿大旗。后来兄弟失和，鲁迅“落得个作家的头衔”，在沙漠似的古国荷戟彷徨；而知堂老人则撤出战斗的壕堑，复归于宁静的书斋“嘉孺子而哀妇人”，沉醉在古人浩如烟海的野史笔记中，作智者的思索。
上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把他的两首打油诗，题为《五秩自寿诗》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发表，以为“寄沉痛于幽闲”。一时群公相和，连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也寄来和诗凑热闹，在那时的文坛掀起了不小的风波，造成当下所谓“轰动效应”，惹得当时的左翼青年群起而攻之。大意是说日军强占东北，亡我之心日彰。而作为新文化运动巨石重镇的周作人，不站在时代的前列，居然有闲情躲在苦雨斋里喝茶，谈狐说鬼，吟玩什么“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的混话，由先进的思想家转而成了“骸骨的迷恋者”，简直有些自甘堕落的嫌疑。林语堂、曹聚仁诸先生起而为之辩。但在一片骂声中，还是其乃兄鲁迅先生独味到乃弟内心的苦涩。在给曹聚仁的一封信中说（大意）：周作人的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解。现在的舆论仿佛要卸责于清流，国人又弹起了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的老调。九。一八后，有两首讽刺时局的诗盛传大江南北，其中有句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据记忆，字句可能有误），暗寓“不抵抗将军”张学良与海上红星蝴蝶女士的情事，讥讽张将军丢弃大好河山是为美色所迷。这和明朝末年山海关守将吴三桂的情形颇为相似。吴的投降清朝也被当时的舆论释为“冲冠一怒为红颜”。其实，据后人考证张学良和蝴蝶从未谋面，何来绯闻？但在国之将亡乱之即起之时，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文人美女当成了乱局的主角。向来的说法是“儒以文乱法”，清谈误国，所谓“宋人议论未定，而兵以渡河”。如果没有这样的故事，也要从古代众多的传闻和史料中赶制出来一个现代版本，用以消解此种畸形的变态心理。记不得是五代的南唐还是南朝的梁陈，被灭亡时，有一个宫女写到“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引诗记忆或有误），真是说得痛快。
北平沦陷后，大批文人学者举家南迁。但周作人或许是太过留恋八道湾胡同的清静无为，舍不得那一盏涩涩的苦茶，留在了北京城。以他在文坛的份量，自然引起了当时知识界文化界相当的关注，一时间函电交驰，纷纷劝其南下。从日本流亡归来的郭沫若甚至说，象自己这样的人一千个也抵不上知堂一个，百死莫赎其身。把一个隐居于闹市的学者捧上了天，实在是一种乱戴高帽的夸大其词。周作人却不为所动，并表明他准备做苏武而无意于李陵也。陆游《老学庵笔记》有则记载，大意是说故都有个李和炒板栗技术一时无两，南渡诸君常忆之。一次，南使出使北庭返回，李和专门送来几袋炒栗，“挥涕而去”。处在日占区的知堂对此非常感慨，写了一首七绝“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这里面透露出的心绪颇为繁杂，既有故国之思，亦有某种无可奈和的喟叹。在强敌环视的严峻形势下，周作人苦闷的心境可窥一斑。终于，落水的时间如期而至，一次暗杀未遂事件（有人说是日人所为逼其加盟，有人说是国人所为绝其所望，众说纷纭，至今仍是一桩疑案），使他从此失去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作出出山的决定，当上了伪华北政府的教育总署督办。老而为吏，成为一介文人官僚。有的人分析周的附敌是迟早的事。这和他身上浓厚的“日本情结”有关，他本身就是日本人的女婿，早就把日本当作了他的第二故乡，对日本的人情美有着真挚的喜爱，对日本的文化有着透彻的了解。他的归顺暗示着对一钟文化的选择或皈依。自然这种文化的武士道精神滋生出的军国主义毒汁，也侵蚀了他的自由主义理念。
周作人变节后，在文化界引起强烈地震。以茅盾为首的诸多知名人士联名发表致周作人的公开信，警告他不要成为民族的大罪人。艾青也写下《周作人，忏悔吧！》表达愤怒。举国上下声讨“周逆”。虽然，周作人在他的伪职生涯中并没有干过伤天害理的事，相反还曾暗中救助过李大钊的遗孤奔赴延安。但附逆本身已使他变得一文不值，人人得而诛之。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为他的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被判入狱蹲大牢。从当时心仪其文鄙视其人的著名记者黄裳的文章《老虎桥边看知堂》，便可见出此中消息。四九年后周氏再次被剥夺政治权利，两万册藏书也没收。生涯凄凉，衣食难继，到处借钱，有时靠变买家藏的古玩字画糊口。晚景日窘的他时常想到“长眠之乐”。1967年在红卫兵的连番批斗中，他终于横死家中，走完了痛苦屈辱的人生之旅。
事隔多年，尘埃落定。对于周作人这样一介文弱书生，许多的史实已经澄清，我们再回过头来进行反思，能否从一个更理性更人性的角度来观照周氏？他国难当头的附逆行径自然要加以责罚，但我们的苛责是否太深，我们的惩罚是否又过重呢？象周氏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学人，有什么能力可以出卖国家和民族？他们顶多只能出卖自己。但人们总是把他们一己的荣衰和家国的兴亡捆绑在一起。这和我上文提到的“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的传统思维定势，有着一种基因遗传。其实，文人美女于国之兴衰，关系甚微，他们只是社会弱势的一群，无权无勇无枪无炮。之所以如此，恐怕同宋以来尤为推崇的“节烈观”关联最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那种“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氛围中，“气节”（节烈观）被推到了至高无上难于比肩的地位。常人很难接受这种撇开正常人性的貌似崇高实乃残酷的说教；又不能公然地反抗，整个社会只好蜕变为一场真相隐匿的假面舞会，最终积淀成中国人品性中极可厌恶的“方巾气”和“假道学”。我不是说应该丢弃“气节”，坠入“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犬儒主义陷阱。而是说国人超现实的过分宣扬，背离了具体的人性基础，所谓“气节”反过来倒成了压抑本性的一件残人的犀利工具。鲁迅在《我之节烈观》里对“气节说”有过精彩的抨击。他说：强盗一来他们（主张气节者）不是挺身出去杀贼，却是扔下妇孺都跑了。待匪徒一走，他们再回来清查哪些妇女受辱失节，立刻进行批判虐待；哪些妇女宁死不屈保住了贞节，赶忙立牌坊，并伏案撰写《烈女传》（大意）。周作人是向来反感韩愈以来的“文以载道”的假道统。对那种由“气节说”演变而来的“忠奸之辨”也曾有理性清明的分析。譬如关于秦桧，周说他的主和在当时宋金对峙的情况下，不啻于一种明智的选择，和则双赢。如果一定要象主战派一样直捣黄龙府，以南宋的积弱恐怕连偏安一隅的半壁江山也将不保。当然，人们也可以说这是他预备“落水”的提前辩护。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议题。中国历史朝代更替频繁，“夷夏之防”“忠奸之辩”贯穿始终。“夷夏”时常相融，“忠奸”却从来分明。
我由此想到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汉奸”这一问题。李零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汉奸发生学》，里面有着极高明的见解。他考查“汉奸”之说源于西汉武帝时的“李陵案”，之前并无此说。李先生举了两个著名的史例：伍子胥灭楚和申包胥兴楚故事。伍申皆为楚人，也是朋友。伍父兄为楚王所害，伍逃到吴国搬兵灭楚，掘楚王墓鞭尸复仇。申则恸哭秦庭七日乞秦王出师复国，并愿割地相赠。伍的所作所为在今人看来属汉奸无疑；申的引狼入室，以卖国来救国，与晚清政府的割地赔款何等相似。但二人在后人眼里皆是英雄。到了西汉，“胡汉”相争日趋激烈，“汉奸”的含义始浮出水面。李陵原是名将李广的后代，骁勇善战。在一次征战中孤军入大漠，重创匈奴，但终因寡不敌众，矢尽援绝，战败被俘。武帝听信谣言，把李的家人尽数诛杀（古之军人家属实是人质）；还有司马迁只是帮李说了几句公道话就遭到腐刑的残酷处罚。最终逼李绝了归汉之望，走上了叛汉的不归路，当了“汉奸”。两千年后中国出了一个与伍申命运极为相似的人物吴三桂。吴为明末悍将，镇守山海关，明亡后本欲联闯抗清，不料李闯入京后，大肆屠戮明之官宦，抢劫吴的财物，虐杀吴的家人，他只好借清灭闯复明，了却国仇家恨，本意还不是降清。清军可不是秦师，入关以后再不会出关，一入就是两百多年。吴三桂便成了中国历史上天子第一号大汉奸，纵齐倾黄河之水也洗不清自己满身的污渍。他最后再叛清朝，结局甚为凄惨。
李零先生举的这几个典型史例颇值深思，中国是一个汉奸传统深厚的国度。所谓“忠”也仅指对一朝一姓的“忠”，而且是无条件的，即无论其所“忠”的是明君、昏君和暴君。而中国的历史异国入主华夏的朝代又特别多，所以汉奸也就车载斗量，史书上有专门的“贰臣传”。现在还有人拿吴三桂骂何智丽呢。相反，我们很少去思索“汉奸”之所以成为“汉奸”的具体环境、两难局面及“汉奸”的复杂心态，中国人“明于知礼仪而陋于知人心”。求诸外国，也有相同的现象，但似乎远及不上国人浓厚的“汉奸情结”。二战后，法国也清洗过大批“法奸”，但绝不是一棍子打死。惩罚过后人们更多是持一中宽容谅解的姿态对待本民族的失足者。密特朗曾在希特勒的傀儡——维希政府里效力，以我们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法奸”。而四十年后他却成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再回过头来看周作人，他凄惨的晚景，的确让我感到一种偏狭的民族心理对一个人的伤害之深。他如果没有一柄鲁迅胞弟的保护伞，恐怕结局将更为不堪。以知堂的学识，给他一份大学的教职，让他专心著书立说，不知道要嘉惠多少后学，并为我们的文明之树开出更加绚烂的奇葩。写作是他的生命，在晚年那样窘迫困苦的绝境中，他还撰写和翻译了近百万字的著作。我向一位勤奋著述的文化老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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