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弹”之星郭永怀
1999年9 月18日，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江泽民总书记饱含激情地说：“他们的英名和功绩，将永远与‘两弹一星’事业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决定，对23位“两弹一星功勋”予以表彰。在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7 名功臣中，有一个为许多人感到陌生的名字，那就是郭永怀。
在郭永怀的家乡，在山东荣成这个全国知名的将军故里，知情者奔走相告：中央为郭永怀追授功勋奖章了，共和国没有忘记她的这位赤胆忠心鞠躬尽瘁的儿子！然而，更多的家乡人也与他乡人一样，就连郭永怀的名字都不曾听说过。是啊，郭永怀殉职于“两弹一星”事业，毕竟已逾30年了！当年，共和国“两弹一星”的研制，一切工作又都是在秘密中抢时运行，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家乡人，又怎能知晓郭永怀们正在呕心沥血地从事着一项改变世界的伟大创举！
为让后人记住郭永怀，记住共和国当年的艰艰跋涉史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挺进史，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定》颁布不久，中共荣成市委和荣成市政府立即作出了辟建郭永怀纪念馆的决定。
转瞬一年过去，郭永怀纪念馆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共和国“两弹一星功勋”郭永怀的伟大业绩，也伴随着郭永怀纪念馆的建设进程，越传越远，越传越响……
心系故土报国之心关不住在中关村的一座普通住宅楼里，我们见到了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教授。
如今已是81岁高龄的李佩教授，满头银发，岁月的风霜艰辛写在眼角眉梢。因年事已高，老人已经离开了她心爱的中国科学研究生院的教学岗位，但目前仍在协助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外语教学部编辑教材，同时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郭永怀和李佩所生的惟一爱女郭芹，因患癌症，已先于她母亲而去。李佩老人现在一个人住在京城。
谈起郭老，李佩教授久久无语。老人终于平静了下来，缓缓地说：“老郭走了32年了，32年，恍如昨日……我更多地想到的还是我们将要回国的那些日子……老郭做了他所喜欢和应该做的事，有许多事不提也罢！”
因是家乡来客，家常话说着说着，话头儿就把主人和客人带进了那个不同寻常的年代。
在国外，郭永怀常常与他的同事亲人一起谈古论今，谈着谈着就扯起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就想起了故乡的山水亲人。
新中国诞生前夕，郭永怀在康乃尔大学参加了中国留学生的进步组织——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每逢协会集会，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当然，还有一个非常秘密的话题，那就是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样的时机，把他们学到的科学知识贡献给自己的祖国。他们在焦灼中等待着。
郭永怀在学术上的突出成就，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高度关注。有同事邀他参加机密研究项目，郭永怀深知个中利害，拒绝得既委婉又坚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一个巨人的声音传遍了世界！
郭永怀们的心活了，他们恨不得一夜飞投母亲怀中。
但是，由于美国方面的阻挠，郭永怀依旧必须等待——这是怎样难熬的等待啊！
时机终于来了！
1955年8 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后，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周恩来总理和美方进行了谈判。经过中国政府的努力，不久，美国政府就把禁止中国学者出境的禁令取消。
在此之前，周培源、钱伟长等人已在1947年绕道欧洲回国。钱学森也在1955年回到祖国。
“禁令一旦取消，老郭就坐不住了，整天和我盘算着回国的事。美国的许多朋友、包括已经加入美籍的华人朋友劝他，康乃尔大学教授的职位很不错了，孩子将来在美国也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什么总是记着那个贫穷的家园呢？不劝倒罢，劝的人越多老郭越来火，他说，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李佩老人自豪地和我们说着这段经历，竟一下子好似年轻了许多……
在力学研究所，我们阅读了郭永怀教授回国后于1957年6 月7 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我为什么回到祖国——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说：“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就，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知郭永怀者，莫过钱学森。当时已任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于1956年6 月写给郭永怀的信中，急切之情跃然笔端：“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力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
就在郭永怀回国前的9 月份，钱学森又给郭永怀写了一封信—“永怀兄：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口的一点心意！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之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你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体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第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第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
……
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我们拼命欢迎的，请您不要使我们失望……“
1956年国庆节的前一天，郭永怀动身返家了！
有一点不能不说的是，像郭永怀这样一位已被美国多方关注的伟大科学家，一位美国数学学会会员，一位在航空学和物理学方面都卓有建树的中年学者，想走就走谈何容易！1953年，英国著名教授莱特希尔曾经力邀郭永怀前往讲学，心怀叵测的美方就是不予签证。
就在回国家夕，郭永怀在他的房后园中烧掉了十多年来积累的一大批科研资料和讲义文稿。纸张燃烧时所升腾飞舞的烟尘，都吸引起了周围邻居的不满。
“老郭的所有文稿，都十分规范，这是他多年心血的结晶啊！当我发现他在含泪焚稿，急了，大声制止他，没想到他竟平静地说——这些东西是带不走的。烧了，省得麻烦。其实也都早就在我脑子里了！第二天，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院长为我们饯行，是一个大型野餐会，老郭又当众烧毁了他的一部即将完成的书稿……”李佩教授回忆说。
郭永怀的一家和同他们一起归国的几位科学家终于踏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一惯守时的这条客轮却突然被通知延时启航。
李佩说：“船上有几个着深蓝色制服的彪形大汉专门检查中国人的行囊，后来才知道，他们原来是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我这才知道老郭为什么要全部烧毁他的文稿了……”
克里夫兰总统号一声长鸣，郭永怀长长舒出一口气来……
“看啊，五星五旗！”不知是谁高声喊起来。郭永怀像个十几岁的孩子蹿上前，抬起头，久久不动。
“何祚庥和胡翼之去接我们，当何祚庥把钱学森的信交给老郭，老郭匆匆看了一遍，眼泪就滚滚而下……”——说到这里，李佩老人的眼也潮湿了……
历经波折，郭永怀回国了！他的一家受到了党和政府及科技界的热烈欢迎。
郭永怀一回到祖国，就如愿和钱学森、钱伟长一起投身于刚组建的力学研究所的科技领导工作。
1956年年底，刚刚成立几个月的力学研究所迅速发展为全国力学研究中心。不久，郭永怀受命出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现任中国力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大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李家春，是郭永怀回国后指导的研究生之一，他向我们讲述了当年的一些情况。
1957年，在郭永怀和钱学森的倡导下，力学所与清华大学合办了工程力学研究班，郭永怀担任班主任和主讲人。
当时他回国不久，许多专业词汇还不能准确地用中文表达，但他坚持每次授课必用汉语。遇到一些专业词汇，常常说出几个译名，问听课的学生和助教，当他的译名得到认可时，郭永怀像学生做出了一道难题那样高兴。
1957年底，郭永怀参加制订了“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规划”，担任力学科技规划专业组副组长。
他和力学界其他专家一起审时度势，分析国际上力学研究的动向，并根据我国实际制定学科及其发展规划，使我国的力学研究工作迅速发展到了能够通过现场测试、大型实验等多种手段并用的现代化阶段。自此，他和钱学森致力于高超声速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爆炸力学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成为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化学物理系，郭永怀出任首任系主任。这期间，郭永怀创办了《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并亲任主编，翻译出版了《流体力学概论》等多部学术名著，先后开展了新兴的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多项课题的研究，其成果不断引起国际科学界瞩目。
在中科院组织的星际航行座谈会上，郭永怀大力提倡我国要发展航天事业，并就运载工具、推进技术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见解。不久，他当选为中国航空学会副理事长。
1965年，我国将研制发射地球卫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郭永怀负责人造地球卫星设计院的领导工作。
1967年，郭永怀参加了我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建工作，担任筹建组主管技术工作的副组长，参与建院规划。
他提出空气动力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仍以航空航天为立足点，以理论研究、实验研究和模型自由飞行试验为三大研究手段。郭永怀作为一个奠基者，在这项伟大的建设工程中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了缅怀郭永怀的功绩，气动中心专门在中心大院的松林山上修建了一座纪念亭，张爱萍将军奋笔书写了“永怀亭”三个大字……
临危受命倾心尽瘁为“两弹”
1945年7 月16日，美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核试验。同年8 月，日本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袭击，世界立即受到了震动！此后，美国、苏联的核军备竞赛拉开了序幕。
1958年9 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时，美国向台湾海峡地区大量增兵，将能装上核弹头的8 英寸榴弹炮运抵金门。随后，美国多次进行了针对中国的核战争演习。
一时间，核讹诈、核战争的阴云密布在新中国的上空。
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和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主席果断决定研制核武器，发展核工业。
1957年10月15日，我国与苏联签定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在协定中苏联明确承诺向中国提供原了弹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
1958年，负责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九局在京成立。后来成为负责核武器研制、生产整个过程的研究设计院——九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开始了“两弹”研制工作。
1959年6 月，苏联方面突然致函中共中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技术资料。
1960年7 月，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的核工业系统的全部专家，随后又停止供应一切技术设备和资料。
苏联的单方面撕毁协定和合同，给刚刚起步的我国核工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
核讹诈吓不到中国人民，核封锁难不住中国人民，毛泽东主席大毛一挥：“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侮，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央决定，我们自己搞！冲破核封锁，研制争气弹，要快，要抢，就是不能让任何人敢于小瞧我们！
郭永怀临危受命，他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的最初的三大支柱。
1960年，我们自己的105 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队伍。郭永怀受命担任九院副院长，负责力学和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
当时九院的首要任务就是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的情况下，迅速掌握原子弹的构造原理，开展原子弹的理论探索和研制工作。
为了便于科技攻关，九院成立了四个尖端技术委员会，郭永怀领导场外试验委员会，负责进行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
场外试验涉及到结构设计、强度计算和环境试验任务，郭永怀一方面为科研人员传授爆炸力学和弹头设计的基本理论，另一方面致力于结构强度、振动和冲击等方面的研究，加速建立自己的实验室，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前期试验。
郭永怀所分管指导的总体结构、强度设计和许多实验工作在“副线”地位，但他们没有等待和观望，将“副线”当“主线”，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战斗。
在郭永怀的倡议和积极指导下，我国第一个有关爆炸力学的科学规划迅速制定出台，从而引导力学走上了与核武器试验相结合的道路。同时，郭永怀还负责指导反潜核武器的水中爆炸力学和水洞力学等相关技术的研究工作。此外，在潜——地导弹、地对空导弹、氢氧火箭发动机和反导弹系统的研究试验中，他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对核装置引爆方式的采用上，他提出了“争取高的，准备低的，以先进的内爆法为主攻研究方向”。
为确立核武器装置的结构设计，郭永怀提出了“两路并进，最后择优”的办法，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确定最佳方案，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案不仅为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投爆所采用，而且为整个第一代核武器的研制投爆所一直沿用。
在核武器研究只争朝夕的进程中，郭永怀既是一线科学家，又是科研活动的组织者。
为了加快核武器的研制步伐，1963年，党中央决定将集中在北京的专业科研队伍，陆续迁往在青海新建的核武器研制基地。
“两弹”研制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候变化无常，冬季寒气逼人，经常飞沙走石，最低温度零下40多度。一年中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试验现场寂寞荒凉，寸草不生……
高原作业，加上抢时间争速度，由于缺氧所造成的头晕、胸闷、心悸、厌食，再加上营养跟不上，不少科研人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高原浮肿反应。为工作的特殊性所决定，郭永怀必须经常奔波于北京和青海之间，这样就更加重了高原反应复发的频率。
爆轰物理试验是突破原子弹技术的重要一环。当时已经年过半百的郭永怀与年轻的科研人员一起，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常在试验现场风餐露宿，实在支撑不下去了，才钻进帐逢恢复一下体力。他们在这个不为人知的险恶环境中奋战着，在绝境中固守信念，开辟新路，闯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好几次郭永怀都差点晕倒了，稍作休息，又硬挺着和试验人员一道作业，一道攻关；指导科研人员反复进行物理引线、引爆方式、环境试验和炸药爆轰波理论计算及安全论证等研究，一项一项熟练，一项一项破，一天一天地把研究试验推向成功。
1963年7 月25日，美、苏、英签署了《禁止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所指十分明显，就是要妄图阻止中国成为核国家。
核大国图谋阻止中国突破原子弹，制约中国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的动向，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党中央下达了更为明确的命令：作好一切准备，在1964年年内爆响第一颗原子弹。
当蘑菇状怒云扶摇升腾之时，郭永怀和他的战友们无不欢呼雀跃！随之，郭永怀就满含热泪浑身瘫软下来——我们的英雄喜极累极了！现场中有人说，别喊，让郭院长休息一会儿吧……
1965年5 月30日，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贺龙等七位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郭永怀等参加第一、二次核武器实验的专家和学者，并为他们设宴庆功……
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党中央的鼓舞激励，使郭永怀们士气大振，紧接着，他们又投入了新一轮战斗……
1965年9 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再次启动，郭永怀受命参与“东方红”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在郭永怀牺牲不到两年，1970年4 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在核弹武器化的后期研究中，郭永怀不断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到见解的主张，后来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郭永怀这些主张的科学性和严密性。
对氢弹，郭永怀也从结构形式、弹体重量、减速装置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科学见解，从而保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试验的圆满成功。
追寻古格王国
最后的堡垒由于长年的对外战争，古格都城札不让早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防御体系。从今天遗存下来的考古遗迹来看，札不让所在的小土山上，从山下的开阔地带直到山顶上的王宫区，充分利用地形，构筑了一道道的防卫墙和一座座碉堡，许多房屋的底层也在墙壁上开有射击孔与嘹望孔，成为暗碉。据考古学者的调查，认为城堡从下而上至少设有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是外围防线，由山下的碉堡和扇形开阔地分布着的两道防卫墙组成，崖壁上还有一条暗道可通向山顶，这道防线可以扼守山下两条可以通向山顶的山沟，称之为外围防线。
第二道防线主要布置在东北部与东部，由一系列临崖而建的碉堡、防卫墙及其他建筑构成，可以分为上下两层，对城内密集的建筑形成立体防卫，并且控制着各区间的通道和上山的主干道，从其位置上来看，可以称为山腰防线。
第三道防线主要布置在山顶部的王宫区。这里的地形是四面临崖，形成天然的屏障，然后在这些悬崖绝壁边缘再构筑防卫墙，只留出惟一的一条通道，而此道必须要经过三条暗道才能进入到山顶，是三道防线中最为坚固的一道防线，可称为山顶防线。
这三道防线相互呼应，左右支持，上下结合，形成立体的防御体系，成为王国都城坚固有力的屏障。尤其是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直接建在土山的中腰与山顶，中间只有一条主干道可以上山，两道防线之间还有一条通向山顶的隧洞作为上下交通的惟一通道，这条隧洞的下端入口开在距地面高达两米的崖面上，可由踏阶登上宽仅1.2 米的洞口，洞口内扩大成6 平米的空间，可容数人在此据守，洞口的顶端可以盖上石板，确有一夫当天，万夫莫开之势。
在后勤供应与物资装备方面，古格都城也都作过充分的准备，足以应付长期战争。王宫内所有的用水，可以不出宫殿，可通过山体内部所开凿的专用暗道下山汲取，这两条取水暗道设在山顶的东南，一条通向东南面的小溪，那里有涓涓泉水，缓慢不断地涌出，取之不绝，可以从暗道取运上山，另一条暗道则通到西南边的沟旁，那里也有从别处引来的流水。
古格都札不让现存的洞窟遗迹，经过考古学者探究，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作存放东西的仓库，大多用来堆放食物，根据洞窟内的遗存，有食品库、盐巴库、干肉库等等，虽然经过了几百年，洞内这些食品的痕迹还仍然清楚可辨，反映出当时古格为了长期备战，在山上屯集了大量物资，几乎可以说是一应俱全，储备充足。
城堡内还屯集了大量的兵器。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者在城内发现了许多专门用来屯放兵器洞窟，一座洞窟之内，便堆集有十余万支竹、木制作的箭杆，这些箭杆上有的还系着木标签和布标签，上面用藏文书写它们来自古格的何地，表明当时可能已有专门制作各种兵器的基地，专供古格的武装部队使用。从遗址中还采集到各种样式的铁箭簇，长短不等，形状各异，所有的铁簇都是锻制的，同一类型的簇呈现出统一的规格，应当是定型批量生产，以保证军队的装备。
从古格故都遗址中发现的兵器来看，当时既有传统的冷兵器，如刀、剑、矛等可以近距离格斗的武器，同时也使用了比较先进的火器。考古学者从遗址中发现了两种口径的长枪和一种口径较大的抬枪，枪管用熟铁铸造，前有准星，后有瞄准缺口或瞄准孔，可利用打火绳点火击发，这种火绳枪最早是由欧洲人于15世纪初发明的，16世纪时随着殖民扩张传向世界各地。古格发现的这种火枪当为当地制造，但这种制造技术却有可能是通过中亚或者印度传来。在札不让山顶处的一孔洞窟中，还发现过几支专门用来装盛火药的牛角筒，大概是与这种火绳枪配套使用的。
几年前，我们在古格故都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时，在第二道防线的半山腰处几个洞窟中发现有堆满了的大大小小河卵石，一开始并不知道它们的用途，还以为是用作建筑材料，随行的藏族学者告诉我们说，这是当年古格人同拉达克人作战时使用的武器之一，当蜂拥而来的敌军攻上山时，这些飞石便可如雨点般地从天而下，打退敌人的进攻。
正是凭借着札不让城堡有利的地形与坚固的城防，古格王国在这里演出了它最后悲壮的一幕。
当拉达克人和暴动的民众将城堡团团围住之后，忠诚于古格国王的卫队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退守到山上的防线后面，以无比英勇的气概同敌人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
从史书中我们没有找到关于这场战争具体的记载，但是，有一个事实却为后来西方传教士们的信件所证实：由于古格卫队拼死的抵抗，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拉达克人始终未能攻破他们的防线。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都被古格武士击退，敌军虽然志在必得，但却末能前进一步。当时战场悲壮惨烈的情景，我们已无从复原，不过，从遗址中满山遗弃的铠甲片、铁箭镞来看，这座土山的每一寸土地，似乎都经过殊死的搏斗与厮杀，双方战士的鲜血，染红了这里的漫漫黄沙……
古格王国最后的城堡，伴随着震天的呐喊，在枪林弹雨和血雨腥风中，仍然岿然屹立，送走了一个又一个血红的落日。
城下之盟严寒的冬季即将来临，围攻土山的拉达克部队在拉达克国王的亲自指挥下，加强了攻势。士兵们冒着枪矢呐喊着一次次向古格卫队的防线发起冲击，又一次次地溃败下来，退回到离小山较远的出发阵地。
古格人的顽强抵抗，完全出乎拉达克王的意料之外。他原以为古格已经是一只熟透了的果子，他只要轻轻一拨拉，这只果子便会落入他的掌中。因为古格的上层僧人们曾经非常乐观地暗示过他：古格国王已经为人民所唾弃，早已不堪一击，您甚至不需要带部队来，也能轻而易举地把国王赶下台，而受到饱受压迫的古格人民的拥戴。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一方面，拉达克的军队遭到有如此战斗力的古格守军抵抗，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中，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久攻不下，部队的士气与战斗力与日俱减，很难再长久地支撑下去。另一方面，古格人民对于外来势力的介入与干涉，并不是像僧侣们所鼓吹的那样满怀热情地给予支持，他们毕竟是拉达克人多年来的冤家对头，古格百姓虽然对国王与西方传教士不满，但也并不希望拉达克人从中插手。拉达克人已经感觉到，如果像这样长期胶着下去，说不定天平便会倒向另一边。
终于，焦躁的拉达克王下决心撤兵，以免在严酷的冬季到来之后，陷入更为困难的境地。
消息传出，僧人们感到无比恐慌。他们十分清楚，一旦失去了拉达克人的支持他们将很难控制局面。如果暴动的民众倒戈，古格国王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十分容易地镇压这场内乱。等待着他们的结局，将会以“叛国罪”而送上断头台。
于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形成于密室之中：僧人们议定，请古格国王的弟弟——也是僧人集团的头领出面，以兄弟手足之情去向古格国王诱降，如果此举成功，则设法诱使古格国王以及他们的卫队离开有着坚固防御系统的土山，然后一网打尽。
国王的弟弟亲自出面安排了这场诱降的把戏，他向哥哥承诺，只要国王向拉达克人投降，保证每年向拉达克进贡，那么他可以出面说服拉达克人撤军，并且保证国王继续留在王位上。但是，只有惟一的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国王必须率领他的卫队走出王宫，到山下拉达克人指定的地点受降。
如此拙劣的骗局，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出，这是设下的一个圈套，意在诱骗古格国王放弃阵地，成为他人砧板上的鱼肉。但是，重病在身的古格国王赤扎扎西巴德一来无心恋战，二来也感到“四面楚歌”，国运已尽，竟然相信了他弟弟的承诺，同意走出王宫，像属臣那样当着拉达克王的面亲自呈交贡品。
受降日很快便被确定下来，拉达克人在山下他们所指定的场所四周，埋伏下重兵，等待着古格国王前来投降。
是日，硝烟散尽，土山顶部的王宫内走下来投降的古格国王和他的卫队，走在前面的卫士举着一面白旗，向拉达克人表示屈服。
拉达克王和僧人们紧张地注视着这支队伍缓慢地向山下移动，同时，埋伏在土山脚下的拉达克军队暗中也举枪瞄准了这支队伍中的每一个士兵，只要一声令下，这里就将成为一片血海肉林……
终于，古格国王带着王后、公主以及所有的王室成员走进了埋伏圈。拉达克王一声号令，埋伏在周围的士兵像平地冒出来的树林一般，高声呐喊着，挥舞着手中的刀枪冲上前来，将古格国王的队伍拦腰斩断、撕裂，团团包围住。还没有等到古格国王反应过来，他和他的亲属都已成为拉达克人的俘虏。
古格国王的卫队直到这时才恍然大悟，中了敌人的奸计。他们之中除了紧紧跟随着国王的一部分士兵与国王同时被俘之外，余下来的残部立即向敌人开火，他们一边战斗，一边向城堡撤退。拉达克人眼见古格国王被生擒，也无心追赶，双方一番激战之后，各自收兵。
古格国王赤扎西扎巴德这时才如梦方醒，知道拉达克人已经背信弃义，践踏了墨迹未干的城下之盟。他被他的弟弟和僧人集团彻底地出卖了。
拉达克王为这突如其来的胜利而欣喜若狂，这一切，完全改变了他和对手彼此的位置。在最后决胜的关键时刻，他几乎是兵不血刃，便击败了对手。冷酷无情的胜利者毫不留情地下令：将古格国王和王后、王子以及所有王室成员、贵族全部押解回拉达克首府列城，终身加以囚禁。
退守到城堡内，直到最后一刻仍然还忠实于国王的古格卫队残部，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又坚持了许多天，最后才被迫放弃城堡。他们利用黑夜作为掩护，撤出城外，四散逃亡而去。
当拉达克人最后占领古格都城札不让之后，和一切战胜者一样，也展开了一场近似于疯狂的掠夺。王宫所有的珍宝被席卷一空，许多工匠和艺术家被掠往列城，西方传教士们在古格修建的教堂也未能幸免，据后来传教士们的信中回忆：拉达克人“抢走了教堂所有的珍贵物品、圣爵、烛台、披带等等……还将神父们的东西任意送人。”滞留在古格的西方传教士，也一并被拘押到列城，后来才从列城逃回印度。
此外，所有接受过洗礼成为基督教徒的古格百姓也被押送到列城，成为拉达克人的奴隶，只有少数人后来逃了出来。古格的属地托林、日士、达巴、噶尔等地也相继被拉达克人占领，古格王赤扎西扎巴德的国王称号被废黜，拉达克王新任命了他的儿子恩扎普提朗杰成为古格新的国王。
至此，具有700 年历史的古格王国宣告覆亡。古格曾经一度辉煌灿烂的太阳终于殒落在碧血黄沙之中……
今天的太阳当我们结束了考古调查工作，即将告别古格，告别象泉河的时候，回首远望，只见象泉河畔的红柳又年复一年地开出了嫩绿的新芽，铅灰色的象泉河岸又充满了春天的气息。札达县城城外的绿树，与托林寺外围红色的角塔相映成趣，形成极富油画效果的景色。
严格说来，今天的札达县城，可以说是与托林寺的遗址完全重合在一起的。让人很难确指哪里是托林寺的范围、哪里是札达县的范围。1992年的夏天，当我们第一次托达札达县城时，这里还只有几座矮小的铁皮房子，其中一座具有商业色彩的是国营的百货商店，一座是邮电局，其他的则是县政府的各个机构。我的印象当中，那家百货商店好像就很少开门营业过。至于邮电局倒是每天都开门，不过要想从那里挂通成都或者拉萨的长途电话，无疑需要具有如同重大科技攻关一般的毅力与耐心，不怕将重拨号码这个简单的动作重复上万次。那时札达县看起来人烟稀少，那时的托林寺看起来远比现在规模宏大。
然而，几年过后，这里已经大变，来自内地四川、甘肃，以及青海、新疆的商贩，早已在这里建立起一个虽然规模不大，但却物品丰富的小自由市场，从自己种植的新鲜果菜，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食品百货，都可以在这里买到。札达的年轻人甚至也有了自己喜爱的卡拉OK厅和录像室，从这里不时飞出中国时下最为流行的歌曲。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四川的包工队仍然是无处不在。我的故乡四川是全国人口大省之一，每年向全国各地输送出几千万民工。在整个西藏高原，无论是在自然条件何等艰苦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踪迹。他们用自己最顽强的生命力，操着最为原始的建筑工具，几乎每一天都在改变着这座古老县城的面貌。
古老托林寺的废墟旁边，在新建的札达县第一座县立小学校内，不时传来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惊飞了佛塔上栖立的小鸟。
不久前，中国国家文物局和西藏自治区的官员长途跋涉也到了古格和托林，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考察，对托林寺遗址现今的状况表示出极大的担忧——照目前这样的基建速度，过不了几年，这座古寺除了现存的几座大殿之外，可能都将被彻底破坏。还有主殿外围的几百座大小不同、错落相间的佛塔，现在已经残存无多，象泉河年复一年的冲淘，使河岸不断坍塌，正在越来越逼近岸边的塔林。时任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现为博物馆司司长）的孟宪民先生曾强烈地呼吁：应当按照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通例，将托林寺、古格城等列入国家重点遗址的规划保护，确定其保护范围。否则，这份极其珍贵的藏族文化遗产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遭到毁灭，那将是历史性的错误！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国家的支持下，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对这些古迹划定保护范围、进行抢救维修，扼制自然与人为破坏的日益加剧状况。
人类文明的进程不一定非要以历史的丧失作为代价。我深信成熟而理智的札达人民最终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离开古格的日子终于来临，我再一次深情地仰望古格的太阳。太阳照耀着托林，照耀着古格，也照耀着今天的札达。还是这轮火红的太阳，它映照过古格王国昔日的碧血黄沙，辉映过古格王国曾经有过的辉煌与没落，但它更把万缕金光撒向人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昨天的太阳虽已坠落，今天的太阳却才刚刚升起。阳光下的古格大地，将会在新一代古格人的手中建设得更加灿烂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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