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三代女人的百年人生
作者：刘思谦
阴历八月十八日是母亲的生日，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却似乎从未为母亲庆贺过生日。小时候不用说，长大成人之后也总是忘记。到了自己也做了母亲有了孩子之后，三个孩子的生日我记得牢牢的，提前好几天就开始想怎么给孩子过生日，可是却从来也没有把母亲的生日放在心上。然而母亲记住我们姐妹四人的生日就像我们记住自己孩子的生日一样，从来也没有忘记过。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家庭生活最困难的那几年，也要想方设法煮几个鸡蛋给我们吃：过生日的两个，不过生日的一个。所以在我们姐妹的印象中，过生日也就是吃母亲给我们煮的鸡蛋的意思。童年的欢乐、母爱的温馨，就这样水乳交融地和母亲煮的生日鸡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母亲离开我们整整十二年了。十二年来我有时候一年一次有时候两年一次，在母亲的忌日阳历八月九日把她的骨灰盒拿出来擦拭一下落在上面的灰尘，摆几碟母亲生前爱吃的食品，献一束金黄色的菊花，再将几杯白酒祭洒在母亲灵前，然后便凝视着母亲的遗像发一会儿呆。十二年来女儿对母亲、对母亲与父亲的婚姻、对母亲一生八十八年的岁月有过许多的思念许多的困惑，可是却犹如一团乱麻堵在心口理不出头绪。母亲这一生所经历过的一切，母亲的欢乐和痛苦，是女儿所难以理解更难以言说的。今年是母亲的百年诞辰，她的一百岁生日很快就要到了。母亲，请你原谅我这不孝的女儿直到如今才真正记起了你的生日，原谅女儿如今只能天地两隔抬头仰望母亲的英魂，向着母亲的在天之灵，祭献出女儿的忏悔女儿的理解女儿的思虑。?
我相信，母亲正在天上静静地看着我，正在静静地倾听着女儿对于母亲、对于一个与世纪同龄的女人一家三代百年人生的回忆与思考。?
上篇：前五十年?
母亲本是勤奋而仔细的人。留在我记忆中的母亲的身影，除了在厨房为我们张罗一日三餐，便是伏案读书读报，还常常在一个颜色发黄、纸质粗劣的本子上写些什么。可是母亲去世后我们整理她的遗物，竟没有找到一份足以表达她对自己一生经历的完整的记叙和总结，也没有找到她的自传。据四妹回忆，她见到过这个自传，写在一个黑色的笔记本上，可如今却遍寻不见。在她留下的文字材料中，绝大多数都是她给我们姐妹四人写的信的底稿，还有一些零零星星地“文革”中交待某一段历史和给外调单位写的证明材料，写在一张一张的小纸片上，被母亲叠成一个一个小方块，装在一个手工制作的花花绿绿的针线包里，还有几封她认为重要的来往信件。笔记本倒是有好几本，可都是些听报告的记录、她的发言提纲、演讲稿，以及妇联工作总结，还有下乡宣传某项政策的提要，有的前面还根据不同内容选录一段“毛主席语录”，甚至还有一份改善某某村住房状况的计划，是1958年她随省妇联同志到封丘县应举社参观人民公社时，看到这里农民还住在低矮破旧的茅草房里，母亲大概觉得这种状况与共产主义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太不相称了，便越俎代疱地替他们畅想起共产主义的住房蓝图了。我真后悔这辈子竟没能和母亲作为女人作为朋友推心置腹地谈过一次话，从小到大，都是母亲主动向我们说，可我们总是心不在焉，总是嫌她罗嗦，嫌她一件事反来复去说好几遍，如今悔之已晚。幸亏在她的好几包遗物中，有一份30来页的蜡版刻印稿，标题是《平凡又不平凡的历程周筱沛同志生活纪实》，我想起这是省妇联老海同志80年代初根据母亲的回忆整理出来的，那一阵常见老海来找母亲访谈，一次谈一点，大约谈了十几次。现在认真展读感到无比亲切，母亲曾经多次讲给我们听的她一生的经历，在我的记忆中复活了。现在我就把这些文字资料与我的记忆相互鉴析、印证、钩沉和整理，写出与20世纪同龄、与中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母亲八十八年的人生故事，旁及母亲的母亲我们的外婆和我们姐妹们与母亲血肉相连的百年人生。?
先母周勤学，字筱沛，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出生在修武县周庄。外祖父周沛三是晚清秀才，思想上拥护维新变法，是当地知名的开明士绅，1914年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同年到北京民国政府内务部供职。受当时新思潮影响，外公对三个女儿的教育并不守旧，而是让她们尽可能地受到当时所可能受到的旧学与新学并重的最好的教育。母亲先入私塾读四书五经，接着便上了村里由曾外祖父、外祖父开办的半新半旧的小学堂。1915年，母亲随外公赴北京就学，入丞相胡同小学，次年因曾祖母病重又随父返乡，转入开封女师附小，毕业后于1919年考入开封女师。母亲的1919波澜壮阔，女儿我每当面对“1919”这个重要的数字时，不再是空空洞洞的“五四运动”“民主科学”这几个方块字。它是母亲的有血有肉的1919，它浸透着母亲的青春热血母亲的勇气向我走来，我从中触摸到了母亲的呼吸和体温。?
十八岁的母亲热情似火敢说敢为，十八岁的母亲在1919这个重要的历史年份里写出了属于自己的可歌可泣的五四一代知识女性的人生故事：?
天下兴亡与遵父命结婚
母亲的母亲我的外婆出身书香门弟与周家的公子我的外公门当户对，婚后待奉公婆洒扫庭除夫妻恩爱无半点差错，却偏偏七年内连生五女（有两人自幼夭亡）没生一个男孩子。1914年暑假，外公从上海公学学成荣归故里，在即将赴京赶往内务部任职前夕，由周家宗族各门族长们开祠堂议事，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名，用四百块银洋从外地买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做妾，由外公带往北京早生贵子（不久真的生了个儿子，即我们唯一的亲舅舅周育轮），留下外婆在周庄老家独守空房每日以泪洗面。母亲告诉我说，她在这一年突然就长大了，她和母亲一起哭。每天第一个把私塾先生让背的书背出来，拔脚便往外婆的屋子跑，她怕外婆上吊。
母亲还说你外婆知道我孝顺她，可还是动不动就打我，让我跪在房角不准我吃饭，有一次打得我半个月走不了路。我开始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对我那么狠，后来才知道她是心里苦却拿我撒气。后来我有了你们，我决定绝不打孩子，绝不把自己的苦转移到孩子身上，让孩子陪我受苦。1919那一年，母亲由开封女师附小毕业考入开封女师。开封女师是河南省女子学校的最高学府，关于妇女解放的新文化新思潮在河南的传播中心。母亲对我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监湖女侠秋瑾女士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她都是在这里读到的。北京学生“五四”运动热潮波及开封，女师的学生们也打着小旗上街游行，上面写着“天下兴亡匹妇有责”八个大字。母亲说到这里面带微笑眼睛放光，很为她和她的伙伴们创造性地改写了男性话语“匹夫有责”而兴奋不已。然而，气壮山河的豪迈的“天下兴亡匹妇有责”，面对女人世世代代婚姻不能自主的命运却无能为力。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在她刚刚为“天下兴亡”而热情呐喊的话音未落，一道回乡完婚的父命把她召回周庄老家，十八岁的母亲坐上了修武县王丰村韩家的花轿，一夜之间成了没见过面的韩家大公子的媳妇。关于母亲这次婚姻的缘起，曾在我的女性文学研究专著《“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的“后记”中作过简略记叙，母亲在我们姐妹长大成人后多次讲过这件事。那是极富戏剧性的“包办婚姻”，“包办”之简易快捷，只在周韩两家“世交”的一次酒过三巡的宴席上，只在周韩两位男性家长酒后的一句话上，就决定了当时尚在外婆腹中的母亲的婚姻大事。时间我想应该是在1900年冬天的某个晚上。记得母亲是这样说的：当时恰巧周韩两家的媳妇都怀孕了，两位家长心情亢奋，酒后无戏言，一边喝酒一边商定，两家所生如为同性，则结拜兄弟或姐妹；如为异性则永结“秦晋之好”。这便是我们后辈儿女只听过没见过的“指腹为婚”。结果周家媳妇生了女儿韩家媳妇生了儿子，我的母亲就这样还没有生出就许配给韩家大公子了，母亲就这样遵父命坐上了韩家的花轿。周韩两家家长也许是要一试再试手中握有的“父权”之威严，也许只为了赌气，周家的媳妇我的外婆继母亲之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母亲的两个妹妹即我的二姨三姨，也就这样继母亲之后成为父权制的赌注，接二连三地许配给了韩家连生三胎的“贵子”。二姨周静学在母亲嫁过去之后三年与韩家二公子完婚，三姨周英学比母亲小十岁（1911年生），小学毕业后随我外公到北京求学，有幸与韩家三公子解除了婚约，逃脱了包办婚姻的覆辙。后来三姨在上海、北京参加左翼话剧运动，与三姨父陶也先自由恋爱结婚，生了两个儿子，即我的表兄弟陶宝中陶文中，使得外婆扬眉吐气，三姨还把她接到北平家中住了好几年，这是后话。?
剪发和接发?
母亲结婚后，一条粗黑的大辫子盘成了一个足有半斤重的发髻盘在脑后。婚后的母亲以这个盘起来的发髻作为少妇的标志又回到开封女师上学读书。有一天，她读到了《新青年》上一???九?舴⒌奈恼拢?醯玫览斫驳煤芏裕?阌胪?奚岬牧矫???弈掣吣成塘俊Ｄ盖孜仕?牵骸凹舴⒑貌缓谩??“好”。“剪发对不对”？“对”。母亲说：“那我们为什么不剪呢？孙中山先生说知易行难，知行应该合一。知道对的事好的事就该去做才是”。罗某高某说：“那我们就剪了吧”！三个人立即行动，拿起剪刀你给我剪我给你剪，咔察几下就把三个发髻剪掉了。这下子轰动了全校，同学和老师们纷纷来看这三个剪发的摩登女郎，她们走到哪里哪里便尾随一大群人，讽刺挖苦，扔石子吐唾沫。母亲说，“好像看耍猴的一样”，吓得她们赶紧往宿舍跑，关紧大门不敢出去。消息传到家里，家里传来命令：“不留起头不许回家”。可头发已经剪了不是一下子能长起来的，三个女师学生拣起剪下来的头发用头绳扎成发束一束一束往头上接，接成了一个更见不得人的怪模样。暑假回家，母亲不敢就这样回婆家去。她先到娘家敲门，外婆不给她开门，还是那个只比她大两岁的姨妈偷着给她打开了大门。外婆气得说不出话，先给她找了顶帽子带上去见公婆，后来又找来一些剪掉的头发为她精心制作了一个假发髻扣在剪短了的头发上，总算勉强渡过了这超前的“剪发革命”。母亲说，“革命革命，光是革掉一条辫子一个发髻就如此之难，真正是难于上青天啊”！剪掉的发髻又回到了母亲头上，革旧与复旧就这样于转瞬之间在母亲的头上打了一个来回。后来，当母亲进入晚年，大约是1919年的六十年之后罢，母亲又一次对我提起这件往事，这次又增加了一件我过去没听她说过的她的二舅的事：二舅聪明过人，二十来岁时被选中为“拔贡”，家里竖起几丈高的旗竿准备大大庆贺一番，不料这位新科“拔贡老爷”在开封丰乐园的戏台子上慷慨陈词，大讲反对满清腐败统治的道理，赢得台下一片叫好喝彩。突然台下枪声响起，人群四散，她的二舅从后台跳下来跳墙逃跑，直奔黄河边坐小船过河辗转回到修武老家，不久便惊吓劳累吐血而亡，“拔贡”尚未到京应试便去世了。说到这里，母亲对我说，你外公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思想可维新，行为必守旧”。这可能是你外公一生经验的总结吧。母亲，你在晚年想起了外公这句话，你同意吗？该不会是后悔没有按照外公的经验立身行事吧？你的青年时代恰逢晚清到民初这新旧交替的时代，革旧与复旧的斗争画着一个又一个螺旋在你面前运行，你选择了新，你张开双臂让“五四”新文化新思潮如春风拂面唤醒了你年轻的心。你以满腔热情投入新思想的潮流，根本想不到要患得患失费尽心机把思想和行为割裂开来，你的思想超前行为也超前，你追求真知追求真理，你按照你所认定的真知真理去说去做，你知必行行必果，思想和行为均无愧于那个伟大的时代。如果说十八岁那年你不得不坐进韩家的花轿是守旧，那是因为十八岁的你还不能不守这个旧。可是后来三十岁的你与父亲刘潇然相识相爱，你最终还不是不守这个旧而勇敢地选择了新吗？1931年暑假你和父亲同去日本，你们合照了好几张照片，你那重新接上的发髻已经不见了踪影，你短发齐耳青春焕发神采奕奕，笑得那么甜。
如果不是这样，母亲，如果你那时就听信了外公的信条，你充其量也不过是韩家的一个盘着发髻的恪守妇道的好媳妇，你还是无法不重复外婆那样的世世代代“守旧”的命运，不得不默默吞咽下一夫多妻制的苦水，用自己的青春年华去为那庞然大物的“旧”殉葬。如果是那样，你的精神生命时间的钟摆将终止在1919年，不言而喻也就不会有我和我的三个妹妹了。?
母亲，革旧与复旧的轮迥原是造化的把戏，问题在于如何识别何谓新何谓旧，如何在新与旧的变革中把握好自己。你后来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时的老师鲁迅先生说过，中国改革之难，难到了连搬动一个火炉也要流血，而且流了血也不见得就能搬得动。鲁迅没有往下说。第一，鲁迅不会赞成因为难就不搬这个火炉。第二，鲁迅在思考可不可以不流血或尽可能少流血而搬开这个火炉呢？鲁迅是不赞成无谓的流血无谓的牺牲的。鲁迅的不赞成是基于他珍惜生命珍惜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人道情怀。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改革自然不免于流血，但流血并不就等于改革。因此，他寄希望于青年的，不是外公所说的“守旧”而是寻找“别种方法的战斗”。?
母亲带着那个又绑上的发髻回到开封女师继续上学读书。1921年，女师又起学潮，母亲又是学潮的活跃分子和带头人之一。这一年，河南教育厅长李步青张榜开除开封女师三十名学生，母亲名列榜首，只得又回到修武婆家暂住。几十年后，我的同母异父姐姐周毅（即母亲与韩家大公子生的长女韩卫平）在韩家找到了母亲这一年在家闲居时写的一首《咏雪》，请徐州一位书法家写成一横幅，裱好之后带到郑州送给母亲，母亲把它挂在了自己干休所寓所的客厅：?
雪如削玉随风落，冰柱垂垂依檐着；
披裘未暖更围炉，怕启双扉下重幕。
隔墙忽闻泣哀声，谁怜冻饥无栖托，
唯望一朝赤日来，万民同享融融乐。
这首诗后来发表在1928年北京的《益世报》上。诗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尽欢颜”的人道情怀，正是母亲后来在思想上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政治上靠近共产党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致力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基础。就母亲当时的心境来看，也可以说明她尽管因参加学潮而被开除了学籍受到娘家、婆家的责惫，可母亲并没有消沉，她不愿意“守旧”，她还要出去、还要上学。我从老海同志整理的这份材料上得知，可能是外公还在北京供职之便，母亲又到了北京。她先在女师大附中读完了中学课程，又于1923年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历史系预科，1925年转入正科，开始了她艰难困苦一波三折的大学时代。?
一幅在心中存放了六十年的挽联?
母亲的大学时代正赶上了中国命运的“多事之秋”（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其破裂、军阀混战、内忧外侮等等）。母亲“多事之秋”的大学生活惊涛骇浪险象丛生，可母亲激越慷慨壮志如虹。她亲历和目睹了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和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这两件事母亲给我们讲过多遍，随着年龄的增长，两个事件的背景和细节越来越模糊，有时候还互相错位，讲着讲着把发生在两个年份的事件变成一件事了，但是有两个场景和细节却越来越清晰。一个是惨案第二天女师大同学们从四十多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中找到刘和珍、杨德群的尸体，同学们悲痛欲绝。一个是三月二十五日女师大为刘和珍、杨德群召开的追悼会。经过半个多世纪时间的淘洗，对鲁迅先生所说的这“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母亲忘记了很多，却忘不掉这最黑暗最残忍的屠杀，忘不掉这令她们目瞪口呆心痛如焚的“血写的事实”。?
母亲说：第二天各校校长带领学生到铁狮子胡同找人，一进胡同口，看见四十多具尸体排了一长排，有的女学生被扒光了衣服，有的只剩下一条短裤，鲜血从枪眼里流出来，身子下面汪着一滩滩凝固的鲜血。我们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从中辨认女师大同学，找到了刘和珍和杨德群。刘和珍是学生会主席，同学们都认识她。杨德群是国文系预科的，我也认识，可现在都变得面目全非不敢相认。刘和珍眼睛睁的很大，胸部有一个大孔，背上有四五个枪眼，头上还有紫色的棒伤。杨德群的枪伤在背部，一个血肉模糊的大洞，头上还有好几个肿胀的血块，是用棍子打的。我们把她们抬出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抬出铁狮子胡同，那天刮着黄风，天上飘着小雪，我们的哭声震天动地……最近在北京书店购得《女界旧踪》一书（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旧版），在《永远的刘和珍》一文中看到了刘和珍、杨德群的遗照，还有一张刘和珍遗体照，整个头部和双手都用白布包扎，那颗“从背部入，斜穿心肺”（鲁迅语）的罪恶的子弹留下的鲜血淋漓的创伤，也被一袭宽大的白色布袍盖住了，但面部五官轮廓清晰可见，仍是浓眉秀目，高挺的鼻梁下面，憨厚的双唇微张，含着她那没能说出的最后的话。
三月二十五日在大礼堂召开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又是一片哭声。两个薄薄的木板棺材旁边，有她们的遗像，还有老师同学们送的挽联，有一付挽联是冯玉祥的部下送的：
亡国与女子何干？为甚不躲在教室里，读风花雪月诗词，偏跑到傻子堆里饮弹身亡，反被聪明小姐暗中窃笑。世界竟黑暗至此，还不准备手枪炸弹，把黑暗势力消灭，若再让贼辈横行屠刀在手，则恐府门喋血来日尤多。
这幅挽联对仗工整音韵铿锵。上联以反讽手法还击了所谓“送死”“自蹈死地”的论调，但又切合刘和珍、杨德群的女大学生身份，直接了当地毫不含糊地切入了“五四”一代知识女性两种对立的人生道路人生态度的选择，以刘和珍、杨德群悲壮惨烈的死衬托了包括母亲在内的这一代女大学生生命价值取向的崇高感，讽刺了为她们所鄙薄的风花雪月派。这是一种反讽式认同与肯定。下联则更加直接了当地毫不含糊的把女学生们这种生命价值的崇高感导向了激进的武力反抗情绪，导向了用枪炮子弹炸出一片新天地的激进的社会革命主张，尽管这只不过是一种因屠杀而激起的反抗情绪的想象式满足。这幅挽联母亲给我背诵过多遍，这次又一字不差地出现在老海同志整理的材料中。半个多世纪以来母亲显然在心中背诵了不知多少遍，已经让它的每一个字都长在了她的血液里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了。现在我完全理解了当年在那么多情真意切的挽联中，母亲何以会独独记住了这一幅而且记了一辈子。母亲的气质里有一股被压抑的勃勃英气，这幅挽联与母亲气质中的这股英气达成了终生的感应和共鸣。在年轻的风华正茂的母亲身上，强烈的正义感、扶助弱小的道义冲动、被压抑的女性的平等要求、义无返顾的热情勇敢等等品质，决定了母亲与当年及后来的激进的社会革命思想一拍即合，决定了她为革命愿抛满腔热血的豪情。她受秋谨影响很深，我总觉得她的气质与秋谨相通，有一张母亲青年时代的照片，横眉怒目，很有一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感觉。作为鲁迅的学生，在女师大事件中毅然前往宗帽胡同听鲁迅的课的母亲，肯定读过了鲁迅写于当年的《死地》、《空谈》、《无花的蔷薇》、《纪念刘和珍君》等杂文。鲁迅反对许褚式的赤膊上阵，反对“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反对“用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认为这对于每一个只有一次的生命来说，是极大的浪费。鲁迅说，“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更不用说因此而挺而走险用炸弹手枪轰毁黑暗势力的暴力革命了。母亲把这类虽慷慨激昂却空洞无物的革命词藻在心里存放了六十年，直到晚年还能背诵得一字不差。如今女儿面对这幅挽联深长思之，感慨良多。而且，它的作者是冯玉祥国民军的一介武夫，尽管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军阀混战时站在了进步力量的一边，反对亲日派军阀段祺瑞。女儿我由此而认识了母亲思想的激进性格的热烈，而对于这位“冯玉祥部下”的国民军军官所表达的激进思想却持保留态度。我服膺于鲁迅的清醒和理智，但我无力也无颜批评母亲的激进。鲁迅是当时少有的清醒的思想者，他的清醒也是一种超前。鲁迅的超前是以自己清醒的独立的思考，超前于如滔滔巨浪裹胁了一代知识者的空洞激进的革命词藻，也正因为此，鲁迅是更加不易为人所理解的孤独的思想者。?母亲的大学上得很不容易很漫长，如果从1923年女师大预科算起到1932年毕业，持续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三。一八”之后，母亲又参加了李立三组织的“反帝大同盟”和张挹兰女士组织的“妇女之友”社，经历了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和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目睹了李大钊、张挹兰等革命志士走上了绞刑架（在母亲遗留下来的大量信件底稿和“文革”时期交待材料中，有一张提到了张挹兰女士。这张纸一共写了两条，看来是为她的女师大同学和洛阳中学同事杜一勋单位外调而写：“①杜一勋是一个心地善良，态度温和，作风正派，经济操守特别严格的小姐派大学生，不大关心政治，也没参加过什么社会活动，更没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会道门等。这是她和我在一起的真实情况，我应该对党负责，知道多少说多少。②张挹兰所领导的妇女之友社开成立大会时我参加了。女师大参加的人很多，杜一勋参加否，时间太久记不清了。至于妇女之友社的性质，我认为是个进步组织。张挹兰是妇女之友社负责人，她后来和李大钊同志一道被反动军阀绞死。前注所说《女界旧踪。北大的巾帼英雄》中，记载了张挹兰的情况，其人生经历和母亲极为相似，也经历了放足、剪发、外出求学、反对包办婚姻、登报离婚等，她先考入北京女师大，后转入北大教育学系。在此期间加入了国民党左派团体中山主义实践社，与刘清扬、郭隆真、缪伯英、褚雪松等创办妇女之友社和妇女之友报，任主编，并曾接任刘清扬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妇女部长（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奉系军阀入京，张挹兰与李大钊等20人被捕，4月28 日受绞刑惨烈牺牲。《女界旧踪》中有一张张挹兰与李大钊，路友于走上绞刑架前的照片张短发素装、气宇轩昂，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目睹了张就义前的情景：”她那天穿得特别整齐，干净，头发梳得也很整齐“”昂首挺身而入。“）。这一年的秋季，迁回石驸马大街的复校一年多的女师大校方秘密通知上了军阀政府黑名单的母亲和另外两位同学立即迅速离校躲避。她离开学校藏在同学家里，在同学的帮助下女扮男装坐火车回到老家修武，在家住了几个月她又出来了，又是由开封而北京，于1928年时局稍稳定时又回到女师大复学，直到1932年暑假毕业。母亲这个大学时断时续上得真不容易啊。这十年她靠什么维持一日三餐和用什么来交学费呢？据母亲多次所说，家庭（尤其是婆家）早就不想供她读书了，娘家也时断时续，直到1931年母亲与父亲刘潇然相识相爱决定回家与韩家大公子离婚起，便与家庭彻底断了经济关系。母亲说，她的大学全靠半工半读读下来的，教家馆（即做家庭教师）、到图书馆、文物馆抄资料，描图，到师专代课等等工作她都做过，其间大约在1927年她还做过一段河南大学的女生指导，还把放在婆家的次女带出来找一个奶妈抚养，后来这个两岁的孩子得百日咳死了。母亲真能干。母亲的大学时代真正是艰苦卓绝、英勇果断、百折不回。老海的材料里，还记录了一些在母亲上大学时期帮助过她的人。有一个名叫徐旭生的河南籍教授，还帮助她找到一个在北大图书馆圈点抄写古籍的差事，每月二十元。我翻开《鲁迅全集》第三卷，发现了鲁迅和徐旭生的通信一篇，徐旭生确为河南籍教授，唐河县人，又名徐炳昶，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办《猛进》周刊，任主编，生于1888年，卒于1976年。?母亲是一个知道感谢的人，她记住了每一个帮助过她的人，对别人的好处她永远心存感激，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
母亲和父亲相识相爱于1927年春
我在母亲留下来的一份回忆草稿上得知，他们是在这一年开封总工会一次讨论反对西山会议派、声援受害青年的会议上认识的。当时父亲是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组织部长，母亲是省妇协妇女活动活耀分子，两人都在会上发了言，都主张不能因为一点困难就言而无信不开大会了。不久1927年大革命失败，母亲被国民党开封市党部清除出党，父亲也被国民党撤职。母亲返回北京女师大复学并常到北大旁听，在这里又见到了父亲。这时，母亲的回忆文字连续出现了三个“不约而同”，“我们不约而同地参加了改组派。后因改织派和闫锡山合作、召开扩大会议，压制不同意见，太使人失望了，我和刘不约而同地正式声明退出改组派，从此他常到西城去看我，送给我几本历史书，因为我当时在师大历史系读书。听说国民党要抓他，说他是共党嫌疑。他去找他的三姨夫常志箴，常志箴带他去见河南的一个官僚张伯英，张伯英见他有才乃出钱保送他出国留学。他先到日本留学。刚一年，就遇到九。一八事变，遂回国。这时我们又不约而同地参加了北京的反帝大同盟。”这段文字言简意赅，短短二、三百字，把两个不期而遇的追求真理的热血男女青年在动荡不安的和复杂多变的时局中政治态度和求学道路的选择说得清清楚楚，但是却只见“相识”不见“相爱”，只见政治态度上的“不约而同”不见爱情婚姻上的建立在志同道合上的两情相悦。他们是何时何地和如何结婚的？这个对我们的家庭、对父亲母亲的子女们至关重要的问题被我的母亲用闪烁其词的无言的文字给带过了。父亲在她的笔下，由“潇然”变成了“刘”。这是因为，这时的母亲已经与父亲离婚多年，因为这是一份为文革中的“外调”而写的回忆材料，是母亲为了忘却却又无法忘却和不得不面对的一段伤心往事。?
父亲母亲在相爱前都由家庭包办结过婚，而且各有两个子女，母亲有两个女儿，父亲有一儿一女。他们共同商议并各自回去办离婚手续。不料父亲那边的那个妻子痛不欲生，母亲这边的父母坚决不同意，认为韩周两家是世交，离婚是伤风败俗有辱门风之事。外婆命令母亲跪下，拿出一条绳子，一把菜刀让母亲挑选，把她反锁在一间黑屋子里。母亲不要绳子也不要菜刀，由她那位年轻的姨妈帮助，深夜逃出了家门。回到北京，俩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报纸上同时登出两个启事，一个是宣布和家庭脱离关系也就是等于宣布离婚，一个是结婚启事。我的父亲母亲就这样勇敢地结合在一起了。这个时间我想可以认定为1931年上半年，即母亲在北京女师大上学尚未毕业那一年。因为第一，在二妹三妹保留的父母亲的合影中，有好几张摄于日本东京的照片，而在母亲留下来的一些小纸片中，有一张写到她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十天由日本回到北平的：“大概是九月初我回国不到十天‘九。一八’事变就发生了。我听到从东北逃回北平的同学讲富饶辽阔的东三省被军阀张作霖拱手送给日本，东北的同胞们被日本的机枪扫射，我们热血沸腾、放声大哭。我立即写信给刘，让他赶快离开日本回国。不久刘也回来了，住在北京，我们一同参加了北平的反帝大同盟”。第二，母亲对我讲过，在我的前面她怀过一个男孩，因为正赶上要毕业考试而不得不打掉了。这个时间我想应该是1932年。她说是父亲陪她去的，找了一个德国医生。德国医生的医术精良，打下来的孩子形体完整、轮廓清晰，医生把孩子放在托盘上让她看，“是个男孩子，简直活脱脱是一个小刘潇然，连眉宇间的表情都象极了。”母亲后悔得哭了。这两条相互说明相互对应的证据我想是可以说明他们的结婚时间和时代背景的。?抗日战争时期的豫西阶段?
母亲1932年由女师大毕业，1933年在开封创办任时女中，1935年到洛阳第三女中任校长，同年秋天洛阳三女中与洛阳第八中学合并为洛阳初中，母亲为合并后的洛阳初中校长。这期间，父亲于1936年由德国回来，先在北平农业大学教了不到一年的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前父亲回到河南洛阳，和几位地下共产党员吴芝圃、郭晓棠创办宣传抗日的《战旗》旬刊，不久由于中共豫西特委的努力，父亲被程潜任命为登封县县长。父亲去登封的时间是1938年4 月。1938年8 月，由于父亲派到洛阳去送税教的军事科长王其钧（中共地下党员）携税款3600银元潜逃等原因，到任后四个月的父亲即被洛阳行署专员免职。1996年9 月，我去登封市参加一个省文联在那里举办的小说创作研讨会，了解到父亲在那里任县长的情况，才知道了父亲出任登封县的社会背景，原来是设在洛中的中共豫西特委，遵照省委“准备十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保卫河南”的指示，决定在豫西组建抗日根据地。经中共豫西特委研究，决定由特委副书记王志杰，通过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政训处长李世璋等向程潜、李杏村建议，推荐父亲刘潇然等三名开明人士任登封、伊川等县县长。在登封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登封文史资料》第四辑中《刘潇然在登封》这篇文章中，对父亲在登封的政绩做了高度评价，认为“刘潇然在登封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全县进步空气高涨、抗日气氛浓厚，学校生机勃勃，农民拍手称快，全县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就吓坏了登封的反动派，他们叫喊刘潇然赤化登封，登封红了半边天，无时无刻不在窥测方向，妄图扭转乾坤。1938年8 月，刘潇然派军事科长王其钧护送地方税款银币7600元去洛阳，王在途中顿生歹意，携3600元潜逃，造成刘潇然工作上的极大被动，成为反动派攻击刘潇然的口实”。这就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伪县长”问题的历史真象。
差不多与此同时，由于在洛阳中学任教的中共地下党员郝德青、吴芝圃等身份暴露，也由于母亲在洛中聘请了多名地下中共党员作教员，有意掩护党的地下活动，并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母亲被国民党河南省教育厅以“人地不宜”为由解职。被解职的母亲带着我和二妹和一个保姆，挺着大肚子雇了一辆马车到了登封，三妹便是在登封的嵩山书院出生的。母亲和父亲被解职发生在同一年，时间前后只相差三、四个月，其深层原因也相同。不久，父亲通过他的朋友李俊甫的关系，将母亲和三个孩子安置在洛宁深山中避难，他只身一人辗转到山西阎锡山办的“民族革命大学”当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与此同时，母亲在洛宁深山中和几个朋友办起了一个山窝里的“现代中学”，母亲教国文、历史。她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在深山里的“现代中学”课堂上给学生宣讲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被国民党政府下令关押，关于这件事，老海同志整理的材料中是这样写的：?
不料有一天下课回家，门口院内聚集了三十几个士兵荷枪实弹围着，身后还跟着两个枪上上了刺刀的士兵，他们向她宣读了命令：“前洛阳中学校长周勤学，隐避在洛宁磨头村，主办现代中学，别有企图，立即关押。”周筱沛同志在武装兵士的押送下，带着三个孩子和一个保姆被软禁在县城一所破院子里，门口有便衣特务监视看守，不时到屋里察看。她和孩子们就这样被关押了八个月，后来又向她宣布“问题已经查清，你不是共产党”而解除关押。
解除关押的母亲带着三个年幼的嗷嗷待哺的女儿流离失所，该在何处栖身何处立足呢？洛宁是呆不住了，洛阳、登封都已向她和父亲亮出了“人地不宜”的黄牌，而沦陷区又绝对不能去。那么，何处是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父亲母亲施展他们的壮志和报负，为“天下兴亡”竭尽“匹夫”与“匹妇”之责呢？当时的中国遍地烽火，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父亲母亲都说过：“天无绝人之路”。是的，天无绝人之路，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不久由他们的老朋友常吉甫推荐，父亲带着全家五口到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任教，于1940年春天经由西安到了敌后区的陕西武功的黄土高坡，从而结束了历时五年左右的豫西阶段，在这里住了整整六年。?
我们家的豫西阶段即母亲的“洛阳洛宁阶段”和父亲的“登封阶段”虽然时间短暂，却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我在阅读他们这个阶段的文字资料时，看到精力充沛的父亲母亲热情洋溢精明果断屡屡历险又屡屡脱险，看到他们两人这时的夫妻关系，真正是两情相悦并且志同道合，真正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心灵默契。这是我们祖国的、民族的也是他们俩人的“艰难困苦玉汝以成”的阶段，尽管那时他们都还不到四十岁，前面的路还很长，还有更为险恶的风浪更为匝测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但是他们风雨共舟患难与共，在不可能中寻求可能，为民族兴亡竭尽所能，做了他们所应该做的事。这一段生活还深深影响到我们的家庭解放以后的生活道路，这将在我以后的叙述中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
关于豫西阶段，有一件事必须补充进去，因为这是在任何革命斗争史和文史资料编纂者视野之外的事情。那便是父亲被撤职时，要求父亲个人赔偿出全部被王其钧潜逃时拿走的税款3600银洋方可离去。（银洋俗称“袁大头，上面有袁世凯的头像，是那个时期的不贬值的硬通货币。）这事母亲在我们长大后讲过多次，可见对我们这个既无不动产又无储蓄存款的五口之家在经济上的打击该有多么沉重。3600银洋是多大的数字呢？我问过母亲，她说她在洛中做校长时月薪是100 块银洋，而当时的物价是一块银洋可买五、六袋面粉，抗日战争爆发后涨了一些，一块银洋也可以买三、四袋面粉。我们拿什么去赔出这相当于一万多袋面粉的银洋呢？母亲说，幸亏这个王其钧还有一点良心，没有拿走税款的全部7600银洋，否则我们全家就只有上吊跳河这一条路了。那些日子母亲天天上当铺，典卖了多年来置买的全部衣物和生活用品，连御寒的棉被都卖了，结果连一半也没凑够。有一条父亲从德国带来的毛毯有玫瑰红和乳白色相间的花纹，非常漂亮，也拿去当卖了。幸亏母亲和父亲都有一些真正的朋友慷慨解囊雪中送炭，这个拿点那个拿点，有的拿一百有的拿五十，总算凑齐了。这些朋友我想总该有十多位吧，我如今只记得有李俊甫、杨章武这两位伯伯。因为解放以后母亲见到他们，还跟他们说起过要还钱的事，有一次还带着我去杨章武、牛文英夫妇家，好像是去解释这件事。母亲总觉得欠了朋友们一笔还不清的金钱债和人情债。?
从陕西武功到西子湖畔
我们全家到达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时真正是一贫如洗。不过由于年纪小不懂事，一点也不记得父亲母亲是如何在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安了家住下来，如何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姐妹四人（四妹在我们到武功的第二年冬天出生）抚养长大。我们的童年就是在这里渡过的。记得刚到的时候住在一个大杂院里，不久就搬到了一座两进的小院子里，正房有四间，中间有一个小院，后面有并排两间，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储藏室。正房前面有一片空地，母亲把它用篱笆围起来，种了玫瑰、向日葵、豆角、西红柿等，每年都能收获许多的青菜和葵瓜子。篱笆前面有两棵大槐树，夏天我们常在树下乘凉玩耍，春天槐花开了的时候，我爬到树上摘槐花，妹妹们在下面接，交给母亲给我们蒸槐花吃。我在这里上完了小学，从一年级上到六年级（中间有半年多随母亲转到西安扶轮小学），毕业照上写的是“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附小六班全体同学毕业纪念，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即1946年6 月）。小学校在西北农学院下面，出了校门要穿过一个很深很长的大树林，座落在一片绿色的庄稼地中间，一个两排的红色砖瓦房大院。院子里还有操场，操场上有篮球架，还有高低杠，跳远的沙坑等。我放学后常常和同学一道到庄稼地里摘碗豆角和玉米棒子，被农人们撵得在青色的庄稼地里飞跑，或者和农夫们在玉米棵子后面捉迷藏。1942年夏天家里突然增加了六口人，是父亲老家的亲戚，有我们的三婶带着两个孩子，花奶和她的儿子六郎等，因为河南遭了大灾颗粒未收逃荒来到武功（河南人把这次大灾叫做水旱蝗汤，汤即国民党军官汤恩伯，这是标准的天灾加人祸）。不久，同样的原因母亲老家也来了两、三口，是外公和一个姓薛的老大爷，还有一个记不得是谁了。这一下加上我们原有的六口人，家里吃饭的人口猛增到十四、五口，我还记得我们家这时做饭用的铁锅大极了，就象现在的学生食堂用的锅一样。偏偏这一年国民党政府规定，由于财政困难，夫妻二人在同一学校工作的只能发一个人的薪金。当时父亲在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任教授兼系主任，母亲在西农附属高职任国文教师，属于一个学校。这样十四、五口之家就靠父亲一个人的薪金维持，很快就揭不开锅了。从这以后，我的记忆里就增加了一件事，那便是挖野菜。每天一放学，我和二妹还有三婶的孩子我们的堂兄润湘、花奶的孩子我们的六叔六郎便去校园内外找可以吃的野菜装满篮子，如灰灰菜、扫帚苗等，交给母亲和三婶，用小米搅拌均匀蒸成一个个菜团子吃。我记得，每天一到该做饭的时候，三婶就从厨房来到正屋问母亲：“大嫂，做啥饭”？母亲问：“还有米没有”？“没有了”。母亲放下正在看的书便出去向邻居家借米借面，直到借遍了所有的熟人和朋友，直到熟人和朋友家也无米无面可借。西农校门外有一条一百多米的街道，有一些饭铺、药铺、日用杂货铺等。那时买东西可以赊账，常去的主顾们家家有一个折子，买了东西可以先不给钱，记在折子上等发了薪水一并给。我便常常被母亲派去赊烧饼赊盐赊酱油等等。有一次吃面条，面条下了锅才知道没有盐了，赶紧让我去赊，等我回来面条成了一锅面糊涂。还有一次包饺子，因为没有肉，母亲别出心裁用学校发给教工的红糖拌点面全家吃了一顿红糖饺子。那时候，父亲是一家的顶梁柱，吃饭先尽父亲吃饱，然后是外公，是我们七、八个孩子们，母亲和三婶、花奶等最后吃，经常到了这个“最后”就什么也没有了。有一天早晨，三婶一打开门看到门口放了一袋面，没有留下姓名，后来才知道是父亲的学生刘均爱深夜悄悄送来的，母亲说，那可是救命面啊！她说她也遇到过这样的学生，有时去高职上课，打开讲台上的小讲桌抽屉，里面常常有一、两袋食品，她不舍得吃，留着下课拿回家给我们吃。有一次，学生把食品放在讲桌抽屉里，上面留了一个小条子：“周老师，请你把这几个烧饼吃完再上课。我们不忍心看你饿着肚子给我们讲课”。
还有一件事我也记得，那便是跑警报。警报汽笛声大得很，又尖又响长长的，几长几短是紧急警报，几长几短是解除警报等，都有明确规定。常常刚端起饭碗它就响了，全家人扶老携幼往防空洞钻，防空洞就在宿舍区，一个灰色的水泥砌的长方形大锅底似的大包，钻进去有两丈深的台阶下去，里面是曲里拐弯很深的地洞，可以通到另一个防空洞出口。我这是在拜读了刘均爱先生在父亲的《纪念文集》中写的《忆恩师潇然先生在西农的二三事》想起来的。刘均爱先生说父亲在西农开“农业金融课”，后来又增开“土地经济学”，他说父亲的课讲得“深入浅出，富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启发性”。“遇上警报拉响，讲授不到一个节段，学生无一离席。老师从容讲授，学生静心听讲，必等老师刹住话题，听完最后一句始走出教室躲避。刘老师讲授引人入胜，可以想见了”。我由此想到父亲那时常常备课到深夜。母亲常常叫我陪着她一块到街上给父亲买几只红红的软柿子晚上饿了吃，算是母亲给他准备的夜餐吧。?
大约是在我上小学四年级那一年吧，母亲带着我一个人去西安找老朋友皮以书、陈建晨找工作，因为生活实在维持不下去了。母亲在西安保育院找到了一个工作，是领着几个女工给前线下来的伤员拆洗被褥、棉衣，一天十几个小时在一个堆满了满是灰垢脓血的衣物的屋子里工作，因此感染了病菌，大腿上生了两个碗口那样大的脓疮，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才好。母亲一到西安就先给我联系上学的事，让我转到了西安扶轮小学。这个学校比起西农附小算得上是贵族学校了，也不知道要多少学费，反正母亲在我们的教育上从不吝惜金钱，也许要花去她给伤兵拆洗棉被的薪金的一半吧。可我那时并不知道体谅母亲的难处。记得有一次学校让交童子军服钱，我问母亲要，母亲拿不出来，说再等几天，我赌气早上不吃饭就背上书包上学去了。我的教室在二楼，楼梯在室内，有很陡的十多级木头阶梯通到教室。上到第一节课快下课的时候，我听到楼梯上有人上楼的声音，回过头一看，是母亲。她手里拿着一块三角形的热锅盔，里面夹了满满的一层酱牛肉，径直走到我的课桌旁边，把热锅盔放到我的课桌上就走了。老师、同学、我都呆住了，半天没有人说话，我听到母亲下楼梯的声音，一声一声的渐渐远去。直到如今，我的味觉里还留有母亲送来的热锅盔夹酱牛肉的香味，我的听觉里还留有母亲一下一下上楼下楼的声音。?
我和母亲在西安呆了不到一年就回去了。是父亲来接我们的，坐的是马车，也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回到武功，我继续在附小上学，老家来的亲戚都回去了，只留下堂兄润湘在这里继续上学一直上到毕业，和我在一个班，那张毕业照上也有他，我至今还能认出来。?
我们在武功西农的校园里，经历了1945年8 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的狂欢之夜。那是我所经历的第一个也是最难忘的真正的狂欢之夜。校园主楼前面的广场上人山人海，父母亲的学生大哥哥大姐姐们哭着笑着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胜利了，胜利了”，把帽子、衣服、书包扔向天空，把我抱起来扔向天空，妹妹们争着抢着也要让他们扔，父亲母亲也在这狂欢的人群里，脸上流着热泪。?
第二年秋天，我们全家六口就离开了西北农学院。父亲离开西农的原因我那时一无所知，看到刘均爱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是因为父亲支持进步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要和平要民主运动，支持学生罢课游行而被一些国民党三青团员视为眼中钉，在学生食堂贴出传单说“刘潇然是共产党”，借以威胁同学。父亲知道这里是不能继续呆下去了，全家于1946年9 月到了西子湖畔的杭州。?在杭州我们先住在西湖边的罗苑公寓，是一个姓罗的大汉奸在西湖盖的别墅，抗战胜利后被没收，给了浙江大学做教师公寓。罗苑里有亭台楼阁，假山鱼池，小桥流水。靠西湖一面的住房有三分之一建在湖上，是木质结构，用木头桩子支着。我们家的住房面朝西湖，推开窗子就是三潭印月，父亲常常领着我们从窗户里面把钓鱼竿放下去钓鱼，有时能钓住大个儿的西湖鲤鱼。我那一年正好该上初中，父亲领着我去浙大附中，因为已经开学一个月了，先随着初一旁听，到第二学期插班考试，考试及格后方可随班上二年级。南方的教学质量比西北高多了，浙大附中又是名牌中学，我到了这里及格是能及格，可再也不能像在西农附小那样年年考第一了。?
在罗苑住了不到一年，便搬到了庆春街刀芽巷浙大教授宿舍，是一幢幢两层的小楼，一楼一底，楼下是饭厅和书房，外面接出一个有七、八平米的偏厦为厨房，楼上是两间卧室，我们姐妹们一间，父亲母亲一间。80年代初三妹去杭州出差，还特意寻找罗苑和刀茅巷这两个我们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找到了刀茅巷却没有找到罗苑，原来因为年久失修已被拆除了。后来我们的同父异母姐姐刘毓湘也从武功来到杭州，考上了之江大学农学系有时也在这里住，睡在下面的饭厅兼书房里。这样的住房条件在那时算是很不错了，可是却仍然吃不饱饭。那几年物价飞涨，蒋介石发行一种新的纸币叫“金圆券”，“金圆券”一天天贬值。那时我已经十三、四岁了，上初二，已到了能与父母分忧的年纪。每到发薪的日子母亲叫我一大早去浙大发薪的窗口排队领薪，一领出来马上到对面的市场上换成银元“袁大头”，否则上午领出来的“金圆券”，到下午就贬掉一半。我还在上学的路上看到过抢米风潮，饥饿的人群冲进紧闭大门的米店，从楼上窗户里把一袋袋被米商们屯积起来不卖的大米倒下来如同一挂挂白色的瀑布，人们纷纷把大米装进身上所有的口袋里，或者用绳子栓住裤腿角，装进裤裆和两条裤腿里。?
大概是又到了揭不开锅的日子，母亲去北京投亲靠友，找到在北京的三姨周英学，带着三妹和四妹。三姨帮助她在北京育商中学找到了一个教书的位置，母亲每天去上课，把两个妹妹托付给三姨家的保姆照顾。我和二妹留在杭州继续上学。有一次母亲寄来了她们母女三人的照片，父亲拿着照片看了很久，对我们说：“你妈瘦了，姗姗和毛毛脚上的鞋子都破了”。这张照片和父亲的话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大概是因为那时我已经懂点事了。?
在杭州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是随父亲参加浙大学生会举办的各种晚会。记得是在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窗户上挂着黑色的窗帘，门关得很紧，大学生们和一些教授们聚在一起唱歌，像“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啊好地方”“古怪歌”“义勇军进行曲”等等，我都是在这里学会的。浙大的学生会主席也是浙大民盟主席叫于子三，在一次学生运动后被抓进监狱，在狱中被秘密残杀，还放出谣言说他是“自杀”。我和父亲母亲一起参加了浙大学生在这里为他举行的追悼会。有一次开五四纪念晚会，大学生们让我也出一个讲故事的节目，父亲给我找了一篇叶圣陶先生的短篇小说，题目叫《傻子》。父亲给我拟了个开场白，大意是“现在中国的聪明人太多了，可傻子却太少。然而我们中国最需要的还是傻子而不是聪明人。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傻子的故事”。我回忆起这一点是联想到母亲青年时代在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上记了一辈子的那付挽联。在父亲和母亲的精神素质里，都有一点耿介正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傻子精神”。?
母亲和两个妹妹在北京呆了大半年就回来了。不久就到了迎接解放的日子。我们附中好多同学和浙大的学生们一起参加了这项活动，是秘密的，当时觉得非常神秘和神圣。母亲给我煮了好多鸡蛋，又去街上买了很多金黄色的枇杷果，放在一个竹篮里，上面盖上湿手巾，由专人把我们领到一个地方迎接解放军进城。杭州是和平解放，和上海一样。杭州解放后不久，母亲就收到了河南省主席吴芝圃的信，邀请母亲回河南工作，母亲只带着我一个回到了河南开封，时间是1949年5 月。半年多后，父亲辞去了浙江大学的职务，带着三个妹妹也回到了河南。??
我过去一直认为我们家解放后不该从杭州回到河南，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母亲和父亲就不会离婚，母亲的晚景也不会如此凄凉，然而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一个家庭的历史也是没有“如果”的。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是由各种主客观因素、各种作为个体的人所可以预料可以把握与不可预料不可把握的综合因素促成的。回顾我们家解放前从北京到豫西、从豫西到武功再从武功到杭州，这个历史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各种历史的变数和常数，充满了复杂的主客观因素和各种历史的合力。而且，重要的是父母双亲在这样一个个人很难把握和预料的历史过程中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选择并没有就此随波逐流，他们同心协力权衡利弊，他们在艰难困苦中好自为之，努力做出最好的同时也是最为现实可行的选择。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的儿女们才有可能在战患连年、民不聊生的时代里，在几次大的迁徙大的变动中基本上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和正常的生存环境中，尽管物质生活比较艰苦，但我们的身体和心智都得到了正常的和健康的发展。每迁居到一个新的环境，父母首先考虑和着手我们的转学问题，不让他们的任何一个孩子耽误上学，所以我们才能够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里按部就班的读书学习，这该是多么不容易。每想至此，女儿由衷地向父母双亲的苦心和爱心献上深深的感激和谢意。?
下篇：后五十年?
我无法想象当母亲和父亲先后走到人生终点时，当他们在分手四十多年之后分别走向另一个世界之前会彼此毫无惦念。1989年8 月，我们姐妹四人在郑州为母亲送终，办完丧事，北京的三妹带着母亲遗体告别仪式的一些文字材料和几张照片去中关村父亲那里，向他叙述了母亲得病和治疗的经过，父亲的表情一开始有些震惊，然而却一言不发，只是低下头默默地看那些文字和照片，看得很认真很仔细很慢，有时拿起茶杯喝一口水以掩饰他内心的不平静。我还听唐山的二妹夫对我讲过，1976年唐山地震他们全家四口死里逃生，他把二妹和两个孩子送到母亲和我那里暂住，自己又返回唐山参加救灾，路过北京时他去看望父亲，没有想到父亲竟会向他打听母亲的情况，问他你母亲身体怎么样，生活上有没有人照顾？我知道他们在内心深处其实是相互挂念的，只是都不把这种挂念表现出来。父亲在我们姐妹面前从来不问母亲，母亲也从不问父亲。他们1953年离婚时，似乎都尽可能要把过去共同生活时的一切忘掉。母亲从几张我们全家的合影中剪去了父亲，父亲烧掉了所有有母亲的照片。他八十岁时开始写自传，但自传里绝口不提母亲，而且，一写到他从德国留学归来母亲带着我还有三叔刘克强去上海码头接他便嘎然而止。父亲一定是觉得没有办法写下去了。因为从这往后他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母亲，因为从这以后他们的经历是两个人共同的经历，父亲不可能离开母亲写完他的自传，同样母亲也不可能离开父亲去写她的自传。他们终归还是不能相互忘却。记得我1956年从北京海军考入开封河南大学中文系时，母亲对我说她珍藏了几十年的父亲给她的信被二姨的女儿我的表姐韩卫华趁母亲去郑州开会给当做废纸卖掉了。母亲非常生气。这些信我知道，装在一个柳条箱子里，满满的一箱子，是父亲和她相爱以来包括在德国留学时写给她的全部信件，母亲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就是离婚后也不舍得丢掉。这一箱子信是父母亲爱情的信物，也是我们这只家庭的小船在战乱中在风雨中颠沛流离却仍然不改初衷执着前行的历史见证。但是却被我的这个表姐以几块钱的低廉价格卖掉了。
然而我相信，爱是不能忘记的，爱情也是不能忘记的，何况是我们的父亲母亲这样的冲出封建家庭、冲破旧势力的重重阻力而勇敢地结合在一起的爱情。?
现在，两位老人都已离我们而去（父亲于1999年10月6 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6岁）。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已成为如梦如烟的往事随风飘散。仰望双亲的在天之灵，已进入老年的女儿现在愿意去追寻他们之间那些如梦如烟的往事，愿意去直面父亲母亲的恩怨情仇，于扑朔迷离中去捕捉那导致他们感情破裂婚姻失败的蛛丝蚂迹和他们深埋内心深处的痛苦。这同时也就是直面父母的离异所留给我们心中那无以言说的痛苦，直面我们这个时代那政治的和人性的隐秘。?
母亲在接到她在洛中时的同事、解放后第一任河南省主席的邀请后选择了回去，父亲在一年后也毅然辞去了他在浙江大学的教职和校务委员会代主任委员的职务选择了回去，他们自然有他们各自的考虑，也自然有他们各自寄托在这个选择上的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追求和筹划。他们当时都还不到五十岁。从母亲方面说，我想至少有两个因素促成她做出回去的决定：第一当然是她对“解放”的长久的期盼和渴望，她希望能尽快参加革命工作。第二，这是我后来才逐渐意识到的，是她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晚年的生活问题。两位老人在修武县土地改革运动中受到违反政策的不公正对待，被双双“扫地出门”，在风烛残年的时期生活无着无处可去。作为长女，母亲认为她责无旁贷，尽管她在青年时代为了争取婚姻自主曾经登报与家庭脱离关系。这一点我记得她在接到家乡来信后还和父亲商量过，父亲也支持她这个决定。他们都不是那种绝决的、喜欢走极端的人，在关系到亲情和友情上，他们有情有义，绝不逃避、推卸自己的责任，这从过去最困难的时期就已经可以看出。1949年5 月，母亲带着我回到当时的省政府所在地开封。一到开封，母亲就托人把外公外婆和那位姨妈接出来，在砖桥街22号租了一所房子住下来。
暑假后，母亲到开封二中做校长，我跳级考上了开封省立女子高中，并在1951年1 月从这里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母亲在开封一直住到为两位老人养老送终才迁居到郑州省妇联。?
然而，历史发生了不可预料的谁也想不到的事情，这就是解放后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关于这次运动，杨绛在她的长篇小说《洗澡》中有很真实的艺术再现，那叫做“脱裤子，割尾巴”，叫做“洗澡”“下楼”“上楼”等等。）以及父亲母亲在这个运动中因感情破裂而离婚。?
父母的突然离异，是我们姐妹四人心中永远的痛，痛到不能说不忍说也不会说，痛到事过境迁五十年仍然不敢想不敢碰，仍然难以愈合难以平复。我们谁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离婚呢？为什么非要离婚呢？解放前那么艰难的日子都一块走过来了，现在解放了，却怎么反倒分手反倒离婚了呢？当时我作为长女作为他们唯一的应该开始善解人意的女儿却远在北京海军司令部译电处作译电员，每天如同机器如同螺丝钉让那些成千上万的电码数字塞满了我浑浑噩噩的脑袋，而对于父母的离婚这件我们家庭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却浑浑然昏昏然一无所知，知道了以后也浑浑然昏昏然不明不白。也许我们那时还没有长大还只是父母的“女儿”，对于两性关系对于爱情婚姻对于家庭夫妻生活这件事还根本不懂，也许我们那时还根本无法预料这件事对于母亲后半生的影响是如此之大，对于母亲的打击是如此的沉重。母亲整个变了，变成了另一个我们既认识又不认识的人。听妹妹说，得知母亲离婚的消息，外婆痛哭失声，外公如呆如痴，整天整天不说一句话。虽然当初他们的女儿违抗父命自由自主和父亲结婚，但这出自血缘亲情的父母儿女之情却不是一纸“启事”所能够割断的，尤其到了晚年，到了被“革命的暴风雨”打入“另册”打入“残民”的孤苦无助的晚年，他们把余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革命”的大女儿身上，寄托在他们所敬重所信赖的大女婿身上，现在这个女儿又离婚了，而且是和自己作主找的女婿离婚。两位老人无法理解也无法承受这个无情的打击。外公外婆心痛如绞，外婆急火攻心两眼失明，整天直挺挺坐在床上一言不发，很快便先后故去了。?
后来，事过廿多年之后，大约是70年初我自己也做了妻子做了母亲全家五口由沈阳迁居河南之后，我的那位私自卖掉了母亲珍爱的一箱子信的表姐对我说，大姨那时正处在更年期，心情烦躁多疑，她不允许大姨父在家住，他们分居了两三年才离婚的。我这才想起父亲从杭州来到开封之后一个人住在鼓楼街的河南大旅舍里，后来担任河南省农林厅长之后又搬到了农林厅职工宿舍，从来也没有在砖桥街的家住过。那时还是供给制，每月发几袋白面大米，父亲每月按时让农林厅的工友给砖桥街的家送两袋面过去，自己在食堂吃饭。我这才想起我参军的时候，是分别到旅舍和到家和父母亲告别的，他们分别带我到鼓楼马道街这条开封最繁华的街道给我买了些生活用品，分别带我在饭馆吃了顿饭，又分别在照相馆拍了张临别纪念照。现在这两张照片还在我的相册上放着，可我长期以来竟然没有意识到这对于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父亲母亲都是人，一个具体的正当盛年的男人和一个具体的正当盛年的女人，而不仅仅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
我这才联想到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名的情景：“几个你父亲的朋友三番五次来动员我同意离婚。他们说，你既不跟他离婚又不跟他好，你是怎么回事？他们说，潇然现在病得很励害。我问他们：那我同意离婚他的病就好了吗？那当然。我说那好罢。我还不至于希望他死。他们拿出写好的离婚协议书让我签字，我看到你父亲已经签了，我也就签了”。“签了字，一回到家我就后悔了，你外婆哭，新新、姗姗、毛毛也哭。哭得我心慌意乱，晚上躺在床上，两眼直瞪瞪看着天花板、眼都不眨直到天亮，连着几天几夜睡不着觉”。我的好母亲和傻母亲，你怎么就不知道这是你们长期分居的结果呢？你在女师大上过“家政”课，你学会了做蛋糕做冰琪淋你会烹调缝纫会教育子女会管理筹划家务，可是你没有学过生理卫生你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从少女到少妇从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身体各个阶段的生理心理特征一无所知，你也不知道女人更年期的生理心理特征自己是可以调节和控制的，你的烦燥和恶心感过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的。你和你的那些女师大的学姐学妹们以自己的身体为不洁为邪恶，你们不敢正视不敢面对人的身体欲望。你青年时代便接受了科学、民主，懂得了启蒙理性和改造国民性唤醒民众的道理，可是你大概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唤醒自己要自我启蒙要敢于倾听自己发自内心发自身体里的真实的声音，要勇于接纳自己认同自己。母亲，这不是你的错，这是你们这一代先醒和先行的五四知识女性的局限，尽管这个局限也并非一概而论和不可超越。?
一个家庭三代女人的百年人生
父母的离异自然不仅仅由于长期分居，或者说，长期分居自然不仅仅由于母亲生理上的性冷淡，准确地说，是母亲更年期期间夫妻关系的疏离：政治的与性的疏离。这是我在阅读了天津的四妹寄来的一大包母亲生前存放在她那里的信函底稿之后才认识到的。在这包材料中，有一封母亲刚到开封不久写给我的二叔刘道庵（刘道庵，父亲的二弟，三十年代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解放初期任郑州市委书记，郑州市总工会书记。由于1940年前后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于1952年8 月在郑州总工会做报告时晕倒在讲台上，抢救无效，病逝于北京，安葬于北京八宝山烈士陵园。父亲说，你二叔全身只剩下了一付骨头架子，体重只有38公斤！）的信，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疑团：为什么是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从杭州到开封而不是我们全家一同北上返豫？原来他们在杭州解放前后感情上便出现了裂痕，由原来的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到相互不满和猜疑。这变化的原因固然比较复杂，但现在看来，主要是因为母亲在白色恐怖下长期精神抑郁恐惧，加之进入更年期以后心理变态多疑，而父亲对此又缺乏作为丈夫的基本的谅解和体贴（这个“缺乏”看来又和父亲缺乏对女人更年期的基本知识有关），态度粗暴、出语伤人，而且常常是政治上的恶语伤人，从而强化了母亲更年期的多疑心态。我想起在杭州时父母的确是常常吵架，母亲对我说过她的委曲，除了怀疑父亲有外遇之外，她还说你爸爸心太狠了，解放前给我戴红帽子，一解放就给我戴白帽子。母亲，如果现在你这样对我说，我会向你解释你这个认识不完全对。解放前你们俩个不都是一直被戴上“红帽子”而多次被特务监视跟踪关押免职吗？直到杭州解放前，父亲还被视为“共党嫌疑”，也许正因为此，杭州解放后父亲受到浙大学生的拥戴，杭州军管委员会主任谭震林才邀请马寅初和父亲一同担任浙江大学筹委会正副主任，不久马寅初北上参加新中国第一次政协筹备会，父亲留下来主持浙江大学的接管工作。为什么你们在解放前能够相互信任支持而解放了却反而要怀疑对方“变了”不惜用恶语相互伤害呢？母亲，我在这包被你带来带去的信函材料中，发现你对父亲的怀疑，其实很多是捕风捉影的片言只语，有些只是夫妻吵架时的气话狠话，也有的是父亲对解放后一些政策和作法的不同见解，怎能经得起你从政治上推敲、联想和分析呢？几十年以后，你在给三妹的一封信上告诉她对孩子一定不要说狠话否则会伤害孩子的自尊心。母亲，你是否已经意识到夫妻之间也不能说狠话尤其是政治上的狠话呢？当初父亲对你说的一些话，在我看来不过是夫妻之间气头上的狠话而已。可是你当初竟为此而决心离开父亲，而当父亲来信向你道歉并且为了与你和全家团聚也由杭州回到河南，你还是不能原谅他。?
母亲给二叔的信有一段写到父亲返豫问题：
关于潇然的情形，我已大体对乃生（曲乃生，母亲在洛中做校长时的英语教员，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任河南省教育厅长、河南大学校长等职，1990年因病去世。曲是父亲和母亲共同的朋友。）谈过，他给他们写的也有信，表示愿意回开封，他们大概回信约他回来。今天又来信给我，说他想回来，征求我的意见，信倒写得满亲热，但是我上当多次，哪里敢信那信上的话？你说我该怎样回复他？望你为公为私，代我考虑一下，早日来函指示一切，为盼为祷！因为我对于现社会的理解太不够了，余容后叙……
此信不是底稿而是腾抄稿，装在一个写好了却未付邮的信封里，可能是母亲冷静下来知道此举毫无意义：二叔怎能对你说他的大哥该不该回来呢？可是，不管母亲给没给父亲回信，反正父亲是回来了，带着三个妹妹和杭州的全副行李回到了河南。应该说，父亲此举为改善夫妻关系修复感情裂痕带来了好转的可能。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意料：不仅没有好转反而突然恶化了，而在这变化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便是谁也没有料到的50年代初第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河南省某领导人对这次运动的“创造性”发挥。?
这位领导人后来更加“创造性”地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更加“创造性”地在三年困难时期因浮夸风、说假话等等原因而造成了信阳地区几十万人的活活饿死。有了这些历史事实，我对他在我们家的这个大事件中所起的负面作用深信不疑。这是后来我们姐妹长大以后陆陆续续地三言两语地听到的。据说这位领导人在鼓楼街豫菜名饭馆“又一村”摆了一个“鸿门宴”，参加人有解放初期河南政界和知识界的知名人物如教育厅长曲乃生等。席中，他们把母亲平时听到的父亲对一些事情的质疑和不满的话，拿到饭桌上让母亲当面对质。对此，我不相信是母亲主动揭发了父亲的一些话，那时候刚刚解放一两年，人们还没有也不可能有“抢举揭发”一些言论的意识，很有可能是心直口快的母亲对一些朋友说了而被一些朋友汇报给这位领导人了。母亲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她性格上的轻信和易冲动决定了她此情此景一定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父亲拂袖而去。父亲从此不肯原谅母亲。女儿我写到这里不知道该怎样往下写。他们一个是我的母亲一个是我的父亲。我爱他们。我根本就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分辨是非功过。我想到的是从这一年开始的愈演愈烈的改造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造成了多少这样的家庭悲剧，出现过多少夫妻之间、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同学之间、亲朋邻里之间互不相认反目为仇的事情，多少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心灵后面，隐藏着惊心动魄的同时又是无声无形的心理戏剧和家庭悲剧。我由此加深了对政治权力与性别与家庭的关系的认识。家庭不是真空不是孤岛，夫妻关系也不是社会关系的绝缘体。
然而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有的类似的家庭悲剧自然也并不以此为必然的和唯一的原因。诚如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就父母亲的性格而言，他们都过于要强过于执着也过于矜恃，他们把政治理想化了，也把彼此理想化了，他们心目中的政治和心目中的爱人都笼罩着一层圣洁的光圈，一旦光圈消失他们便无所适从难以承受。他们的眼睛里揉不得一粒沙子，他们不知道政治是由人来操纵和运作的，不知道政治就是权力权力就是以对人的统治和控制为目的。于是他们的分手他们的离异不可挽回。?
母亲为此而付出了她整个后半生的残酷的和沉重的代价。她的精神状态乃至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把自己从肉体到精神整个地严密地封闭起来，她整天提心吊胆怕别人把他当做坏人说她的坏话往她身上泼脏水，她不敢跟男同志说话，不得不说的时候她把头偏过去，或者她低着头往地下看，她唯恐直视男人的眼睛，她连跟自己的女婿说话时都战战兢兢，久而久之她的眼角过早地向下搭拉下来，眼神游移不定，内心的深刻的惶恐惧怕和由此而对自己的封锁、禁锢彻底改变了和强塑了母亲的身体和面部表情，我们永远永远失去了那个无比亲切活耀的充满了生命活力的母亲。母亲的惶恐惧怕是政治的也是性的，她在政治上和两性关系上都如惊弓之鸟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她说她不能不作茧自缚不能不划地为牢。
母亲去世后，从她的遗物里，我们发现离婚后的母亲也并不是心如枯井感情生活中没有泛起过一丝波澜，可她害怕“人言”害怕“是非”，连和异性朋友只做“文友”只在一起“切磋词诗”她也不敢，她也要压抑自己命令自己“后退”。在一个白色的小笔记本里，母亲说她梦见了当年的“月下人”，并赋七言律诗一首。诗后有一小注：“前文经过严格的思想检查，仅可做文友耳，然此亦因好文，而长期深感为文无商榷之友之苦也！为什么有人说”朋友和夫妻一样“？这话使我变成了怪物，使我过着完全孤立的生活。使我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工作，成了半神经病状态的人了。后来我几次想打破这种状态，交往些写作上的朋友。我不相信朋友会等于夫妇，那成了什么人间？但因积重难返，更怕被误解，所以爽利后退让路吧”。这个小注写于1963年5 月23日，那时她才60岁出头，比我们姐妹现在的年龄小，可我们谁也没有关心过母亲的感情生活。这次看到一封母亲给我的信的底稿，说到我们的同母异父姐姐周毅想给她介绍“对象”的事。母亲说：“周毅这孩子真是莫名其妙。我不给她包办，她反倒要给我包办了”。“妈这辈子被两性关系问题害苦了，再也不想这个问题了”！看到这几句话，我竟然一点也想不起来，更想不起当时的真实感觉。我很可能把妈的这些肺腑之言当做耳旁风一笑置之了！50年代后期以来，三个妹妹陆续上了北京、天津的大学，我也由北京海司考上了开封的河南大学中文系，母亲用她一个人的菲薄工资培养女儿们由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母亲对我们的爱无微不至可我们（尤其是我）对母亲冷若冰霜。从50年代初- 直到文化大革命，母亲只身一人住在郑州省妇联- 间由办公室改作住室的“家”里。每年寒暑假我们轮流回来和母亲生活一段时间，母亲总是想方设法给我们改善伙食给我们做好吃的，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母亲最需要的是什么？谁也没有想到母亲的感情问题和再婚问题。对于母亲，对于作为女人的母亲，她的女儿们真正是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尤其是作为长女的我。?
母亲后半生的遭遇是政治和性的双重压抑和双重禁锢，她陷进了一个她冲不出去的城堡之中，这个精神城堡比她青年时代所冲击所反抗的封建家庭城堡不知道要复杂和坚固多少倍！拿外公所说的革新与守旧来看，新和旧的分野那时大体上还是比较清楚的，可是后来摆在母亲面前的新和旧就复杂多了。究竟何谓新何谓旧？再者，能不能说新就是绝对的好旧就是绝对的坏？新和旧已经完全不是母亲所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了。刚到河南，母亲就敏感到自己“对现社会的理解太不够了”，她想起了鲁迅1927年离开女师大到厦门大学任教前夕给女师大同学们的临别赠言：?
大家不要灰心，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那些腐败顽固的东西们，他们那颗顽固的老头脑，终归要随着他们老朽的身体，埋葬在地下去。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青年人长了老头脑，青年人要长上一颗老头脑，那实在是太可怕了。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要注意你们的头脑。
母亲把这段话写在一张从笔记本撕下来的纸上，加了一个标题是《不能忘怀的鲁迅先生的几句临别赠言》，前面用一百来字简述了1925-1926 年的女师大事件缘起和鲁迅在反动势力挤压下愤而离开女师大南下厦门的经过，后面紧接着说鲁迅讲完这几句话，“一时掌声如雷。我至今牢记着鲁迅这几句临别赠言。”这篇短文全凭记忆写出，可见对母亲的影响之深，就如同她把1926年刘和珍、杨德群追悼会上那副挽联以及外公的“思想可维新”记了一辈子一样。她要一如既往地反叛旧和拥抱新，要一如既往地全身心地扑向那新社会新思想，可是却没有想到历史进程中新和旧的复杂性，它们并非以新和旧截然对立、营垒分明的形式出现。
她更没有想到那隐藏在新中的旧和旧中的新，那潜在于新的旗号中的旧思想归道德旧脑筋。母亲大概没有读到鲁迅关于“历史的中间物”的深刻见解。面对新旧杂陈新旧莫辨的“历史的中间物”，母亲陷入了一片迷茫之中。她说自己是“盲人骑瞎马”。?
在母亲“盲人骑瞎马”的精神挣扎中，几位解初期河南政界和教育界人物成为她人际关系上无法摆脱的纠缠和梦魇。这对母亲而言其实也就是和历史的纠缠和梦魇。这几个人物都是母亲当年的洛中同事，他们当年的身份是以洛中教员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解放初期的身份是河南政界、教育界要员。在有关自己的重要事情上，母亲不能不向他们请教，“问道”于他们并奢望为她指点迷津，这对于一个四顾茫然的离了婚的女人原是正常的情理中事。
在母亲保存的重要信件中，有一封前述河南省领导人写给她的一封亲笔信。读到这封信，我们才知道母亲写过自传并且把它寄给了这位领导人。这封信用毛笔写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公用笺”上，纸质很薄，红色竖条格，共四页，被我的母亲拦腰撕为两半之后，又装在了原信封内，信封邮戳为1956年4 月18日，正是作为反右序幕的整风鸣放前夕。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她的女儿我发现了这封信并把它们一页一页地用粘胶带拼接起来反复展读思忖，感觉到一种似曾相识的触目惊心的震憾：她听到了历史进程中那一脉相承的无视个人尊严抹煞个人经验个人自由独立的声音。自比“盲人骑瞎马”的母亲问道于他，无异于“问道于盲”。?
这封信全文如下。?
筱沛同志：?
读着您的自传，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少曲折而艰苦的斗争史实，可歌可泣。你是旧社会的叛道，新时代的真挚拥护者与实践者。您是那样的富于正义感，在那样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丝毫不计较个人的利害，想尽一切办法爱护地下党的同志，参加革命事业，这是令人永远钦佩的。但由于环境的限制，室家子女的拖累，使您没有得到更多的机会在革命最前线受更多锻炼，因此也使您在思想意识上保留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您的自传，充满了个人身世辛酸之感，您还不能够以理智的光芒把自己的意志变成钢铁一般坚强，战胜现实约束和转变抑郁的心理。您在自传中应该专写斗争经历与思想变化，不应该把和潇然关系好坏当作主题，那毕竟是个人的事情。另外，自传中未对思想作分析批判，来说明今后的愿望和决心，也是弱点。建议您把这个自传保存着作为个人生活史实的实录，另写一叙述斗争历史、思想变化、自我分析批判为主的简明自传，作为在学习中交待历史的材料。以上意见因仓促提出，不具体、不成熟，仅供参考，并请原谅我的率直。自传送来好久，未能早日奉还，亦至以为歉。两周内拟面谈一次，当可具体交换意见，兹不一一专此，顺致……
×××四。一0
母亲更糊涂了。她肯定写不出那个“专写斗争经历与思想变化”“自我思想批判为主的简明自传”。连原来那份“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毕竟是个人的事情”的自传，也被她一气之下弄得不知去向了。?
母亲骑着她那匹“瞎马”跌跌撞撞地闯过了自第一次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阵后怕。例如1957年的反右，80年代初听一位长辈说，当时的河南统战部长刘某在反右运动中将一批当初掩护过他的知识分子打成了右派，“你母亲也差一点”。这“差一点”是怎么回事呢？我想以母亲的心直口快，在“帮助党整风”的会上，她是不会不发言的。想不到就在一包材料中，有两封她写给这位统战部长的信，恰恰回答了我这个问题：?
刘部长钧鉴：
……近一年来我在开会发言上有些变化，不大抢先了。过去开会发言我总是抢着说，总是前几名。后来觉着不对，可能是个人表现欲在作崇，还是改改好。因而近一年来很多场合我都不一定讲话了。必须讲时，我也是尽量向后推。昨天在统战部的座谈会上，听了刘部长的发言后，我就很想谈一谈，可是没抢先，一个一个的挨下去，谈了五个人就过时间了，结果没来得及谈，现在就在这里谈吧。
我这次在统战部参加对党整风提意见的座谈会时，本来打算不发言，原因是我认为我和共产党的关系很密切，党对我很好，没多少意见，就是有什么意见的话，在妇联谈谈就行了，或者跑到省委去谈也可以，何必在这种场合谈呢？所以去开了好几次会，我都没发言。后来几次通知我去参加，我似乎感觉到大家在希望我发言。于是我便写了一个发言稿，先叫妇联姐妹们看看，都说行，对党说心里话，怎么不行呢？结果在说的时候，一提起个人的遭遇，就声泪俱下，情不自禁，现在想来，这种情绪，可能会被人误解是对党不满，其实确实不是如此。党是我的唯一的靠山，没有党，我早被那些反党势力吃掉了……
好险！这就叫做“差一点”。我猜想，母亲把那封“领导人”来信撕为两半之后又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她可能蒙蒙懵懵地意识到了一些什么，她不再抢先发言了。发言习惯的改变反倒戏剧性地帮助母亲“漏网”，从守株待免者的大网中幸运逃脱。这封写给省统战部长的信，有可能是回答某种正式的追问，也有可能是出于她内心的某种真实的感觉，使她明白有必要作出解释和防护。总共三、四百字，字字句句都是实情，字字句句又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表白。我的母亲并不糊涂。或者说，她意识到了政治环境的险恶，她知道了保护自己。?
中年以后离了婚的女人和男人，是很难站在同一地平线上重建生活的。就业与再婚选择方面的机会并不均等，还有男权中心文化对女人造成的沉重的心理压力，都足以使离了婚的女人裹足不前。母亲此时深入骨髓的惶恐与无奈，绝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年期反应。她感到自己如无根的飘萍，她说自己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说不定那一天就会掉下来，她急切地需要得到自己生命价值的确证。而这种确证，在那样一个日益泛政治化的时代，在政治正确成为生存安全感和价值感的唯一前提的时代，她只能全身心地牢牢地抓住那个“我的唯一的靠山”。而且，在她的思想逻辑中，这和她全身心地扑向五四新思潮，全身心地扑向民族抗日救亡是顺理成章、一以贯之的事情。她为自己这种“始终如一”革旧拥新“而感到欣慰和自豪，并且用这种欣慰和自豪来支撑自己活下去。就在我执笔写这篇《慈母祭》时，四妹也在翻捡她那里的母亲遗墨，突然发现了一封写于50年代反右斗争之前的一封类似给我们的遗书的信件。妹妹知道这对我一定有用，便立即给我复印一份寄来。这封信是由外公之死引起的。外公的突然去世使母亲顿悟于生命的脆弱，感到必须把她要说的最重要的话说给她在这个世界上的亲人她的四个女儿。?
亲爱的孩子们：?
你外祖父之死，使我感到人死太容易了！我和你外祖父在各方面虽有本质的不同，也许是完全的相反；但生命的脆弱，人人都一样。我的性情更急躁，一得病一定是不会说话，因而我要写这封信。?
一旦我死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们第一不要过于悲痛，要化悲愤为力量，向着社会主义建设去奋斗……?
读到这里我的感情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我已经完全没有能力跟上母亲的思路，由真实具体的生命体验而直接地无须任何过渡地向着“政治正确”的超越和升华。以下便是按照这个思路写下去的这个“政治”的正确和崇高，就是要求我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道理，就是要我们“为亿万人民的幸福生活，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坚决持久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否则你们便辜负了妈妈的教养。”……?
这就是母亲想到自己的死时要说给我们的最重要话吗？母亲是真诚的，或者说这封特殊的“遗书”以一种令人难以言说的沉重证实了母亲的真诚。她是要把自己对这个“唯一的靠山”的忠诚心迹遗留于世，也是要以她的“忠诚无二”的心迹保护她的孩子。当然，这同时也是一种对子女的出于爱的真诚的勉励。全信只有两页半、一千来字，政治方面的嘱咐占了三分之二，只在最后一段说到了她当时的处境：?
我不知在那一点有缺陷，造成今天的情形对现实不够了解，和群众有距离，领导不了自己的工作。经上级劝告，回家休养。假满三个月，曾到局要求销假视事，但领导从爱护出发，劝我安心继续休养。我若长期不能工作，环境又不能安静休养，白吃人民粮食，生死又有什么两样呢？？我处之泰然。但愿我的孩子们要有远大志气，为亿万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的可怜的好母亲！我的离了婚的母亲内心的痛苦和孤独，已经达到了生理和心理所能够承受的极限，已经达到了无法维持正常工作正常生活的心理学上的“精神症”。这种以精神病态的形式出现的孤独感和失落感挫折感，其实是一个要强的不甘平庸的拒绝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女人对自我处境的敏锐感觉，也是一种反向的和强烈的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同。她只能如此也必然如此。这是历史的安排。历史给母亲这样的走出的“娜拉”只安排了这一条“政治正确”亦即“道德高尚”的路。她已经没有了退路。她必须象以前那样以所有的真诚和热情扑上去，并从中享受到一点可怜的安慰和满足以及可怜的安全感。?
幸亏她还有四个一天一天长大成人的女儿，幸亏她的女儿们要生存要结婚要吃饭穿衣要生儿育女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过日子。她的女儿们在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的夹缝中守住了她们的日常生活，而守住了日常生活也就是守住了女人的平常心守住了女人生存的小悲欢小乐趣，守住了人性的根基。爱女儿的母亲和女儿们一起经历了这政治夹缝中的日常生活的艰辛和欢乐，并由此而保存和发展了两代女人天性中最深厚的母爱的纽带。?
父亲1954年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经济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工作，后经马列主义编译局聘请，专门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工作。1956年，经朋友介绍和一位素不相识的在某工厂工作的女士结婚，次年生一子。当时我刚刚从北京考到河南大学读书，二妹这一年刚刚由开封考入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后又考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也常到父亲那里去。有一年暑假，二妹回到郑州母亲那里。母亲在她的枕头下面发现了父亲给她的一张明信片，让她放假到他这里来和弟弟玩。看到这个明信片母亲呆住了，半天没有说话。她问我们：“怎么你们谁都瞒着我谁都不告诉我？”我们说：“告诉你做什么？”母亲无语。我们谁都知道这件事对母亲的伤害有多深，知道母亲内心深处总是因为自己没有男孩子而深深自卑，尽管她也知道这与她的离婚无关，可是这些话我们谁都不会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姐妹相继结婚之后，我知道母亲在内心深处害怕我们像她一样没有男孩子，我们自己又何尝不希望生个男孩呢？1962年11月，我的老大出生，是个男孩。我立即给母亲报喜，母亲比我还要高兴，内心里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溢于言表，后来二妹、三妹也陆续生了男孩，母亲的心情变得轻松愉快，有时候会和孩子们一起高兴得开怀大笑。这以后她给我们的信件中，出现了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对孙儿们的关怀和对我们如何带孩子的叮嘱，还常常大包大包地给我们寄食品、衣物。1980年，我的老大考上了武汉大学物理系，她比我还高兴，主动提出从她的工资里每月抽出二十元作为她的长外孙上大学的生活费。她说，你们每月再添十块钱就够了。那时她的工资每月也就一百来块，我和丈夫都是七十来块钱，要抚养三个不大不小的孩子。母亲月月按时亲自去邮局给外孙寄钱，一直寄到他大学毕业。?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姐妹都已大学毕业工作多年，我在沈阳二妹在唐山三妹在北京四妹在天津，母亲一个人在郑州，父亲与他新组成的一家人在北京中关村。1966年8 月“文革”暴风雨开始后，有半年多我们不通音讯谁也不知道谁的情况。后来，各种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忙于夺权忙于“一月革命”，我们这才逐渐恢复了通信联系，才知道了母亲和父亲的情况。母亲在省妇联第一个被揪出来，他们知道母亲缠过脚又放过脚，知道她的两个脚趾被强力压扁和扭曲，却偏要让她脱了鞋赤脚站在椅子上斗她，让她赤脚在煤渣路上游街。我的一个老同学当时在郑州工作。她后来告诉我，有一天傍晚她路过金水河省妇联和省工会大楼，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马路边，周围围了一群中、小学生逼着她让她吃放了煤渣、石灰块的“忆苦饭”，走近一看原来是你母亲。她走上前去告诉这些孩子们，她不是牛鬼蛇神，她是老革命干部，过去出生入死什么样的“忆苦饭”她都吃过，比你们这饭苦多了，别让她吃了。孩子们散开了，我把她送到家，你母亲感动得哭了，拉着我的手不放，连声说谢谢谢谢。母亲对我的同学说，我怎么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呢？再说我也不是当权派，我一直是省妇联的副主任。他们又说我是三反分子，我为什么要“三反”，我怎么会“三反”？我说我不是“三反”是“三爱”：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他们说我顽固不化，罚我扫厕所。与此同时，父亲所在的经济研究所，在经委大礼堂批斗“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父亲也被戴上高帽推上台去陪斗，高帽子上写着“反革命分子刘潇然”。父亲摘下高帽看到这几个字，大声喊道“我怎么是反革命”？把高帽子刷刷几下撕碎扔到台下。台上台下都惊呆了，片刻之后，“打倒”的口号声四起，有人群涌上台要打父亲，幸亏主持会议的工宣队长极力拦阻，父亲幸免一难。此后，父亲拒绝戴任何高帽子，任何高帽子一戴到他头上他就自己摘掉。父亲还拒绝参加任何批斗会。有一场在中关村宿舍大院召开的批斗会叫他去，他不去，他们抬来担架把父亲硬摁到上面还捆上绳子，出门的时候父亲的手死死抓住门框不放，被他们一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掰开才抬到会场上去。写到这里女儿我万分惭愧。1966年8 月11日，和父亲母亲挨斗戴高帽差不多同时，在沈阳二中首次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孙通远（当时的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的大会上，我也被戴上高帽陪斗和游街，可我不敢说一声“不”，我是让戴高帽就戴高帽让低头就低头让游街就游街。我只敢在散会之后偷偷摘下高帽看看写的什么字，一看是“修正主义苗子”我还暗自庆幸，觉得总比“修正主义分子”强比“反革命分子”更强。后来宣布牛鬼蛇神队名单没有我而只让我扫厕所我更是暗自庆幸，认为这是一种“区别对待”政策，说明我的政治身份比“反革命分子”高一等，说明“群众的眼睛是亮的”！?
后来武斗升级，沈阳、河南都动用了枪炮军火，母亲一个人在那里我们实在不放心，便商量决定由我去郑州把母亲接到北京三妹家暂住些时。1968年初，我们全家四口到郑州接母亲，由省妇联红色造**团给母亲开了个通行证，写明母亲不是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不是三反分子，方才坐上了通往北京的火车。母亲在三妹那里住了几个月，那时候三妹在北工大工作，只有筒子楼里的一间住房，很不方便，我想让她来沈阳住些时，可又怕她考虑到我的处境不好不敢来。这时由沈阳开始在全国兴起了一股大跳忠字舞的热潮，我试探着参加进去和革命群众一起跳，发现没有人不让我跳。每天一天亮，居民楼的大喇叭就响起了忠字舞的乐曲，我们全家赶紧起床洗脸，站到忠字舞的队列里跳起来。我以为这是一种可靠的政治身份的标志，说明我是“革命群众”了。我给母亲写了封信，告诉她沈阳到处都是跳忠字舞的人群，忠字舞是从沈阳发源的，我们全家连小力、小东（我的大儿子和女儿）也都会跳忠字舞了，希望她能来沈阳住些时。母亲收到这封信很高兴，显然她已经领会了我的意思，也把跳忠字舞当做是她女儿的一种政治保护伞，当做她女儿平安无事的证明了。不料母亲1968年8 月4 日来到沈阳，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她女儿跳一场忠字舞，8月5日早晨，沈阳二中十几个戴红袖标的人闯进家门抄了我的家，拿走了我的全部日记本，把母亲带来的两本笔记本也拿走了。母亲呆住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么巧，母亲还以为我用跳忠字舞骗她来，又有点担心怕是她连累了我。她把装在身上的省妇联红色造**团的通行证拿给他们看，她跟他们说我是刘思谦的母亲，我不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也不是三反分子，我有证明……。抄家的人走后，全家老少呆坐在床上，母亲惊魂未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突然发现我的书桌上一个刚刚“请”来的塑料制品的毛主席全身塑象被谁给挪了位置，由正中间挪到了偏左一点。母亲大发雷霆，大声责问我：“燕燕，你怎么把毛主席给挪了位置？你知道不知道我历来把他老人家当神来敬！”我闻声赶紧上前把“他老人家”挪回正中间，才想起来是我清晨擦桌子挪动之后没有放回原位。这时我内心深处泛起一丝对母亲的厌恶。但是长期以来我无法说出这种厌恶，因为我跟母亲一样被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坏了，被红色恐怖吓坏了。母亲这种半真半假的故作姿态，这种完全出自潜意识的自我表白也是一种自我保护，是一种非常真实也非常直接的心理反应，类似心理学家巴甫洛夫所说的“条件反射”，就如同我用“跳忠字舞”来证明我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无限热爱”一样。耐人寻味的是，三十年代母亲在洛中做校长时，毫不犹豫地把洛中的校训“勤朴忠勇”改为“勤朴勇毅”，坚决拿掉了这个“忠”字。这对于青年时代接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从“忠贞不二”“三从四德”的封建奴隶道德樊篱中冲出来的母亲来说是一个必然。那么，如今，在刚刚被抄了家的女儿家中表白自己“把他老人家当神敬”的母亲也是一种必然吗？我说不清楚，但我已经和母亲一起真真切切地体验到了以“三忠于四无限”为核心的泛道德化政治，由于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做后盾，由于有红色恐怖所造成的普遍恐惧作为心理基础，给千家万户带来的那种无往而不胜的对人心的威摄力量。? 原来“文革”中又一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开始了，叫做“清理阶级队伍”，是各省、市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前的重要的政治清洗运动，为的是“纯洁革命队伍”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大团结”。我命中注定无可逃遁地成为他们想要“清理”的目标之一。第二天我去学校，几个“红后代”（“红后代”，即北京和全国联动前身，主张“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生来会打洞。”据悉，沈阳二中红后代是联动的前身，成立的时间比联动早大半年左右。）把我叫到一个教室里让我跪下，我不跪，一个男生朝我的膝关节处狠狠地一踢，一脚就把我踢跪下了。他们摁住我的头把我的双臂反扣在后面，用皮带和带钉子的课桌腿在我的后背一下一下的抽、一下一下地打。我那天穿了一件天蓝色的泡泡沙短袖衬衣，我感觉到这件衬衣长在了我的肉里面……深夜回到家，母亲、丈夫和两个孩子围上来，丈夫想给我脱掉那件衬衣再抹上点红药水，可衣服就是脱不下来，我的后背肿起一寸多高，血痂和打烂的皮肉和烂成马蜂窝的泡泡纱衬衣连成了一体，撕下一点点我便痛入骨髓……母亲见状泪如雨下。女儿从小到大母亲没舍得打一巴掌，现在眼睁睁看到女儿被打成这样她怎能不心痛如焚？母亲自言自语说是我连累了你是我连累了你。我说妈不是，这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的事。我对妈说，还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发展呢，两个孩子怎么办？母亲挺身而出。她说：孩子我给你带走，带到唐山新新那里躲一躲。我和丈夫觉得也只能如此，便给二妹发了个电报，把母亲和两个孩子（一个五岁一个三岁）送上了去唐山的火车。后来母亲又带着我的两个孩子从唐山转到天津四妹那里，又赶上四妹刘思敏也被单位“揪出来了”，说她攻击单位里天天做毛主席像章是“浪费青春”，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批斗。于是母亲又回到唐山二妹处，二妹那里又天天查户口……。?
母亲，写到这里我欲哭无泪。这些事情三十多年来我努力忘掉不去想它，只是这次写这篇文章时它们才跑出来跳到我的笔尖我不能不写。母亲那时已是快七十岁的老人了，女儿我不能保护你反要你为我担惊受怕为我牵肠挂肚替我保护我的孩子。四个女儿中，我知道你最不放心的就是我，我总是不让你放心，直到你的晚年，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你最不放心的还是我。?
母亲，离婚和“文化大革命”这两件大事成为你晚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直到最后你也没能从它们的阴影中走出来。这两件事的合力构成了你生命的大恐惧大忧虑大寂寞大烦恼，你天天生活在惊恐之中。久而久之，你的整个话语也变了，你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
你在文革期间写给我们的信件里，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清晰和明快，连表达母女亲情的话语也变成了大段大段的毛主席语录和两报一刊社论。你的每一封写给我们的信件底稿上，都留下了你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内心困拢的痕迹，你的每一封信都涂来改去，把那些空空洞洞的谎言和政治标语颠来倒去地排列组合，再也无法组装成一篇完整地足以表达的你的爱你的内心经验的家信了。母亲，我翻遍你写于文革时期的信件底稿，竟没有发现一封是完整的，常常是从一个具体的母女亲情问题开始，写不满一、两页就变成了社论，变成了无的放矢的革命大道理，变成了头重脚轻的虎头蛇尾！母亲，在这政治权力话语的死胡同里，你已经没有办法理清你的思路，你原先那清澈犀利的语言表达能力，已经被这种名新实旧的语言僵尸给窒息了！在你的双重焦虑和烦恼中，又多了一重语言的焦虑和烦恼！?例如在一封回答我因沈阳各派打派仗因而产生了“消遥思想”的来信中，母亲狠狠批评了我的这种“自私自利旧思想”：亲爱的燕儿：
接来信，知沈阳形势大有好转，你们已上班了，孩子们亦托管起来，慰甚！消遥思想在平时是错误，在今天是犯罪！是毫无公德极端自私的表现。社会主义道德品质的总精神，就是一个公字。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就是一个私字。总结几千年人类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是为私。损人利己、压迫、剥削，一句话，形成两极分化阶级对立局面的强大社会因素，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在经济方面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从集体所有逐步进为公有。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文化、艺术、道德品质、思想意识，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为社会经济基础服务的。为了对发展并巩固新社会基础起极大的作用，否则就会起反作用，所以对旧的社会上层建筑就必须进行革命。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要在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确立之后，要想利用人们头脑中的旧思想，搞资本主义复辟……
三百多字的家信用尽了各种修改符号，圈过来圈过去，涂掉又恢复恢复了又涂，总算勉强做到文通字顺，可母亲还是写不下去了，不知道该如何拐回到她女儿的“消遥思想”来说，以便使我迷途知返。还有一封没写完的信，不知道是何事何情引发她对自己婚姻失败的感叹，第二自然段便由此而由自己的婚姻失败而证明党的英明，教导我要“跟党走”的道理：?……?
妈妈一生在婚姻问题上吃过千辛万苦，只因为没有受到党的帮助，父母包办的固然会离异，自己选择，认为是志同道合而全心眷恋着的伴侣，也终于是错了。这就说明离开了党，要凭个人去正确而全面的认识一个人，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呀！党有伟大而明确的政治目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人类最美满幸福的乐园，党有深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素养，党运用组织的集体智慧和群众们的观察了解、真可谓明察秋毫……因而青年不但该像听妈妈的话还重要的听从党的话，而且应该比听妈妈的话还要重要的听从党的话……亲爱的燕儿！我愿把我的掌上明珠你，完全交给党去教育成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积极分子，这就是最大的光荣，否则你便辜负了这个伟大的时代，辜负了毛主席，辜负了党，也辜负了妈妈。我现在没有任何个人打算和私人思想……?
这封信也没有写完，在定稿时是否写完并付邮，我已没有也不可能留下任何印象了。这次把它从一大包这样的信函底稿中抽出来，只是觉得可怜的母亲此时此刻已经完完全全地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丧失了对自己走过的路进行反思的能力。母亲老了，当1978年“文革”正式宣告结束，当“五四”新文化运动六十年之后又一次以人的觉醒、女性的觉醒为思想标志的新时期到来之际，母亲已没有可能恢复她中青年时代的生命活力和思维活力了。她精神生命的钟摆停滞在1966年8 月，停滞在政治高压所制造的“红色恐怖”的年代。一个如此活耀热情单纯直率的女性生命被强权话语的子弹打得千疮百孔，被各种名目各种颜色的恐怖政治给扭曲和窒息了。?
只有母爱与母亲的生命同在，只有母爱陪伴着母亲孤苦无依的晚年岁月，也只有母爱比母亲的生命更长久。母爱是女人血肉之躯中一股最柔韧也最恒久的力量，是她们能够守护的最初的和最后的一片纯净的绿洲。然而母亲这时的母爱已经没有了语言。她在挣脱了那种“妈妈的话比什么什么的话更什么什么”的话语缠绕之后已经找不回她自己的语言了。她也无需任何语言了。她用发自自己苍老的伤痕累累的血肉之躯的无声的语言来爱她的孩子们，她的爱无以言说也无需言说。母爱植根于母亲的生命之源，足以支撑她在最后的日子里抵挡邪恶抵挡谎言，足以支撑她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尽管母亲这最后的经历过风吹雨打的爱有时候也不能不以扭曲的不为她的女儿们所理解的形式出现。但是她的女儿们在永远失去了母亲之后才终于明白：那也是爱，是悲伤无奈的苍凉的和最后的爱。?
1973年周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河南省委为落实老干部政策，派人把母亲从北京三妹处接回河南干休所。考虑到母亲的子女都在外地，可以调回一个来河南工作，姐妹们提出让我回去，母亲也同意，我们全家五口便于1973年4 月由沈阳迁居郑州，可是回到河南与母亲共同生活的日子却经常是磕磕碰碰并不愉快，仅仅是吃和住这两件事，就合了分分了合怎么都弄不妥贴。几个女儿之间也是颠来倒去不知道该跟谁好。常常是对离得近的不满意把离得远的叫来，结果却不到一个月就不欢而散。70年代初到80年代上半期以前，母亲还能走动走动，总是闹着要去姗姗那里去毛毛那里，可到了哪里过不了多久又要回来。最让我头疼的是用不住保姆，费很大劲给她找到一个人，什么都说好了干不了几天就要人家走，我怕走了再要的时候找不到，便常常转移到我这里干些时，等母亲气消了再过去，有一位老刘大娘便是这样在我们母女两家轮番干，折腾过好几个来回。最不可思议的是母亲在生活上对自己的苛刻，苛刻俭苦到吝啬的程度，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却总是闹着要给修武县老家的合作社买托拉机买书。后来听说买拖拉机要省委批条才能买，她便让我丈夫给她到省委申请，去的次数多了，一位王同志说：你就告诉她党给她发的工资是让她自己花的，不是让她给农业社买托拉机的。这才不提这个事了。于是又张罗给老家的幼儿园给小学校买书。70年代我就陪着她到新华书店买过一大堆批林批孔小人书，雇了辆三轮车拉回来，堆在房角里等老家来人拉走。后来我读了一些生命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才知道人是需要爱与被爱、需要在道德上、人格上被肯定和认同的。母亲晚年孤身一人寂寞无助，她靠什么温暖她的心支撑她脚下的土地？她只能靠这么一点可怜的被儿女需要也被社会需要和被社会认同的满足感。可是我们作女儿的却根本不理解母亲的心。我只是觉得烦，有时候只想逃避，只想离开，可逃避了离开了又经受不住良心的谴责，就这样反来复去周而复始地折腾。我现在知道人和人的关系应该是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宽容和爱来维系，可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情关系之间的尊重、理解、宽容和爱却反倒是最难的。这是因为距离太近因为要经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最具体最琐碎又最躲避不了的日常生活细节的磨擦和磨炼吗？还是因为相互之间生命时间的落差使他们要面对的世界和问题不尽相同，他们不可能时时事事都没有分歧？社会生活空间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人际关系对人的控制和影响，最终要全部地反射到家庭亲情之间，要求你去面对去承受。而且，谁都不想在家庭在私人生活空间仍然带一副伪饰的面具，于是，矛盾冲突不可避免，亲情之间的理解变得格外艰难。?
母亲的晚年寂寞而凄凉。她对自己精神和肉体的不可阻挡的衰老缺乏预料，她没能在自己身体里聚集起力量和智慧来承受这寂寞和凄凉。她到最后把全部的爱和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而她对女儿们的期望又不太切合实际。她常常自己吓自己，把自己弄得坐卧不宁神不守舍。我们刚到河南时，干休所分配给我们两套单元房，母亲一套我们一套，在一个单元一个楼层门对门，到了晚上，我让女儿小东到姥姥那边睡给她作伴。女儿说，姥姥晚上总跟我说话，我都睡着了她还说，半夜醒来常常听到姥姥在哭。姥姥说院子里狗叫是“打倒周筱沛打倒周筱沛”。后来我丈夫赵明和在省科委分到一套单元房我们便搬过去住，让我的大儿子放学后到姥姥家里睡，大儿子考上大学后由女儿接班。没有保姆的时候，我每天中午或晚上骑车过去给她送一次饭，或买些吃的放在冰箱里。每当我该来的时候，母亲总是提前一个多小时坐在客厅沙发上，两眼直瞪瞪地看着墙上的钟一秒一秒一分一分往前走，一过了时间该来没来她就心惊肉跳，想象出各种可怕的事情把自己吓得在屋里团团转。后来她干脆拉过一个椅子，上半身伏在椅子上一步一步把椅子往前挪，挪到门口坐在上面等我，被无数次不是我的上楼的的脚步声所诓骗，心里演变着希望与失望的轮迥，经受着一遍又一遍精神的折磨。有一次我在她那里午睡，我说妈你也睡吧，她拄着拐杖一步一步挪到她的卧室上床睡了。正睡着听到她大声呼喊我的乳名“燕燕燕燕”，我忙跑过去，看到母亲直挺挺坐在床上，惊魂未定，她梦见我掉到河里了，她在拼命呼救，要把她的女儿从滔滔黄水中救出来……?
大约是1984年，母亲在一张小纸片上歪歪扭扭地写着：“我的四个女儿一个一个像小燕子一样长大了，飞走了，连我的几个孙儿也长大了考上大学出去了，得到过年才回来……。”我还发现了母亲给她的考上武汉大学的外孙、外孙女写的信底稿，有一封信封上写着“武昌洛珈山武汉大学赵小东收启，”没有写哪个系，外孙女的名字也写的是小名而不是学名赵红雨，所以被退回来了。这封信写道：“亲爱的小东东好孩子：我收到你祝我永远健康长寿的贺年片，你知道我多高兴啊！当时我还在病中，不能马上写回信，但是我的病，也从此一天天的轻了！否则我一个人一天一天胡里胡涂地忍受着病痛和孤独的苦难！四个女儿就只有你妈一个，是听组织的话，把她带到了河南来的。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你妈她就那么忙！我的四个女儿有三个都在大学任教，我希望她们都能胜任愉快，所以我再孤独我也不愿意叫她们来看我呀！”到这封没有寄到女儿手中而在十多年后被女儿的母亲、母亲的女儿我读到的母爱至情，我的热泪夺眶而出。我这个不孝的女儿真的就这么忙吗，忙到了让风烛残年的老母亲只能向外孙女倾吐她的孤独晚景吗？母亲对我们的所谓“忙”是如此的体贴谅解，每当我要从郑州去开封或出去开会，她是那么不想让我走，有一次抓住我的书包带不放，把带子都扯断了，可是一听说我要给学生上课她就不吭声了就赶紧把手松开了。?
1989年5 月18日中午，母亲坐在藤椅上打盹，身体前倾扑倒在地，藤椅倒扣在她身上。我丈夫和保姆罗大娘在场，把她扶起来。她仰起脸问“今天几号了？”丈夫说5 月18号，她点点头说：“噢，快了。”母亲在床上躺下不久就发高烧说胡话，丈夫赶紧把母亲送到人民医院住院，次日赶到开封河南大学把我叫回去照顾母亲。在医院作了CT，确诊为大面积脑萎缩，老年性痴呆症。几天后稍有好转她就闹着要出院，出院几天又发高烧又住院，这样折腾了好几次，直到6 月14日高烧到39°7 ，急忙又送进医院，发现臀部因天气炎热而我们照顾不周生了褥疮，口腔里脓痰很多，医院立即给母亲打吊针、吸痰、下胃管，通知我发病危通知，我立即给三个妹妹和徐州的周毅姐分别拍了急电，她们先后来到了母亲的床前。后来母亲的病情又稳定了些，姗妹与毛妹又先后返津返京，留下我和新妹、周毅姐和一位新请来的老牛大娘轮班日夜守护，直到1989年8 月9 日凌晨三时病逝。?
这期间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母亲的精神处于半昏迷状态，只能吸点酸奶，酸奶也是由一次喂一瓶到一次半瓶到一瓶分三、四次吃完。有一天刚刚出院在家里，我站在母亲床前，她好像有话要跟我说，还把她的一只手高高举起，我把我的手放在母亲手里，她紧紧握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没有衣服。”我理解了母亲的意思，俯在她的脸上对她说：“妈，有衣服，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她清清楚楚地一字一顿地对我说：“那你拿来叫我看看。”我立即从壁柜里拿出那个大包袱，里面是准备好的她的送老衣服给她看：妈，这是棉袄、棉裤，是缎子的；这是衬衣衬裤，是全棉的；这是罩在外面的一身深兰色外衣，这是被子褥子是黄色和白色，叫铺金盖银，还有鞋、帽子。妈，你看，都有，你放心吧。“母亲的眼睛立刻有了宽慰的意思，朝我点了点头，握着我的手紧紧不放。我知道，母亲想说的是”好孩子，谢谢你“。? 1989年7 月31日晨医生发现母亲大面积胃出血，打电话叫来了我和干休所医生李大夫，我们表示仍然要尽力抢救。我从医务室来到母亲床前，母亲仍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伸手摸了摸她冰凉的额头，母亲另一只眼也睁开了，母亲认出了我。她的眼睛一亮，嘴角绽出一丝甜蜜的微笑。刹那间，微笑消失，母亲的两只眼睛都闭上了。这是母亲留给女儿的最后的微笑。她洞悉了一切也原谅了一切。她是带着这因洞悉而原谅而宽慰的微笑离开这个世界的。?母亲去世那天夜里由老牛大娘在医院值班。这天凌晨，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母亲突然站起来了而且拄着拐杖直往外走。我叫她妈，你别走。妈回过头来看到是我，就丢掉拐杖拉着我的手继续往前走。我们走过高山峡谷，走过平原大河，脚下踩的是一块一块青色的泥土石块，我能够清清楚楚看见妈的脚和我的脚踩在这些有裂纹的泥土石块上面，看见我们的脚踩下去的地方青色的地皮一块一块塌下去，我能听到它们掉下去的声音，可是我们脚下的土地却并不塌陷，母亲拉着我的手我们一直往前走……醒来我睁大眼睛想，这可能是母亲在保护着我领着我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吧。妈知道我那时又遇到了麻烦。她在告诉我好孩子不要怕。她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保护着她的女儿，在带领她战胜内心的恐惧，朝着自己认定的光明地带走去。?
这时电话铃响了。值班护士告诉我你母亲快不行了，赶快来。我立刻给干休所家里的二妹和毅姐打电话，她们带着母亲的衣服包赶到了。我们都没有赶上见母亲最后一面，没有赶上听她嘱咐我们最后的一句话。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我们和牛大娘一起给母亲擦了身子。
周毅姐说：“妈，给你穿衣服。”妈听到了这句话，僵硬的四肢立刻变得很配合。我们给她穿戴整齐，看着护士为母亲盖上了一条洁白的白被单，然后由我和新妹把妈妈推进了太平间。我又把别着大头针的白被单掀开一个角，看到了妈妈最后的安祥的面容。妈留给我们的最后一面是如此安详，多少缓解了女儿们愧疚不宁的心。?
母亲的死亡通知单上写着“全身衰竭”四个字。我问守在母亲身边的牛大娘我妈有没有留下什么话，她说你妈就是一遍一遍地喊她的妈。我明白这是女人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呼唤。我到那一天也会是这样。我将呼唤母亲从天之边地之角来接我，就象在梦中那样拉着我的手走到永恒的彼岸世界。?
妈的五个女儿、女婿们于8 月11日到齐。母亲活着的时候从未到齐过，这次倒是到齐了。她的第三代孙儿辈共十二人，由我的小儿子小元代表。我们去给母亲整装整容。这时三妹想起母亲生前最爱读的书是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我们把这本封面上有蔡文姬绣像的书放在母亲枕边，让那悲怆而缠绵的旋律陪伴母亲上路。?
1989年8 月16日在郑州殡馆举行了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及火化仪式后，我们回到了母亲在干休所的空荡荡的家。在她的遗像前，我向姐妹们讲了自1988年4 月由我代领母亲工资后的经济开支及母亲的遗产情况：母亲的存款单上，只有1500元，加上在她病重期间贴身衣服口袋里的200 元（这是我给她换衣服时发现的：口袋边上别了一个别针，里面整整齐齐放了两叠拾元一张的人民币，一叠拾张，共贰佰元。这一定是妈生前数了无数遍的），口袋里还有一串生了锈的钥匙，大部分都没有可开的锁，有一个永固牌的锁锁着一口她床底下的帆布箱，打开一看，只有十几件母亲夏天的换洗衣服。干休所的同志告诉我们，按照母亲的级别，可以发十个月的工资作为怃恤金。妈的基本工资原为每月190 元，一个月以前又提了一级，十个月为2050元，加上妈的现款1700元，共叁仟柒佰伍拾元整。这是母亲艰苦奋斗一生的全部遗产。经过姐妹们商议，根据各人当时的经济情况，作为纪念，她的五个女儿分得了数目不等的母亲的遗产。?
这是世界上最干净最圣洁的钱。母亲的女儿们怀着肃穆的敬仰的心情，领受了母亲留给她们的遗产。??
我的至亲至爱的母亲，就在你离开我们的那一个寒冷的冬天和料峭的春寒之中，我选择了女性文学研究作为我有生之年必须去做的事。我知道这是知性神明和你的在天之灵指引我作出这个选择。研究女性文学就是研究人，就是研究女人和男人不得不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世界，研究女人生存和发展的无穷奥秘。母亲，在女儿十二年来不敢稍有懈怠的阅读和思考中，你那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八十八年岁月，和我们这个小家庭三代女人的如烟往事，是我心中的隐痛，也是我要求自己必须破译的大困惑。我想了足足十二年，十二年来正是我的母亲做人与做女人的经验教训和同性作家们的文学作品使我有所思有所悟，使我开始有一些明白。我现在相信我和我的女儿、我的女儿的女儿们可以避免母亲后半生的命运了，因为我明白了自己作主自我选择是何等重要，明白了自由、独立、尊严这些神圣理念尽管如天上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得，但作为一个人仍望要抬头仰望星空要朝着那个“可望”的世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母亲，你是昨夜的星辰，是冲出封建家庭城堡寻求自由和解放的“娜拉”。可“娜拉”的路没有走完，剩下的路要由“娜拉”的女儿和女儿的女儿继续走下去，在她们的母亲和外婆不得不终止的地方开始“再出走”和“再寻找”：走出那令人窒息的比封建家庭城堡更大更坚固的精神城堡，寻求女人自立自爱和自救的路，自己点灯照亮自己，让那神奇的语言之光照亮并躯赶身外和身内的寒冷和谎言，让女人那只有一次的血肉之躯在这个精神匮乏的世界上活得明白、真实而且快乐。?
母亲在天上听到了女儿的声音。母亲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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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青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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