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梁实秋先生
聂华苓
我认识梁实秋先生，正值我一生最黯淡的时候。在60年代初，生活宛如孤岛。我在台湾大学和东海大学两校教创作，在台大校园和大厦山上和学生们在一起，是我枯寂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再就是和海音、孟瑶一同于周末去梁先生家。
梁先生、梁师母都是美食家。我们去他们家之前，就知道那天梁师母给我们吃什么：饺子呀，薄饼呀，炸酱面呀，全是梁先生喜欢吃的食物。他那时已有糖尿病，只有望食兴叹，浅尝即止。我们可乐了，不但吃得好，还可听梁先生讲笑话，还可看梁先生故作馋相扮小丑——他是很好的演员。他妙语如珠，睿智之中透着孩子般无奈的天真，仿佛是报复我们那几个白吃：你们不准我吃，好！我就讲笑话，笑得你们喷菜，笑得你们流泪，笑得你们告饶。梁先生用笑话代替炸酱面，才不致“馋”得很痛苦。
吃喝谈笑之中，偶尔也谈文坛旧事。我们巴巴地问到徐志摩、陆小曼、冰心、老舍、沈从文……例如，我们会问：“冰心是什么样儿？”梁先生笑笑，想起了他的秋郎时代吧？“长得不错。”他没多说。从他那一笑之中，我就可以想象冰心年轻时清丽的模样。
1972年，我和安格尔去西雅图，正值梁先生和梁师母在文蔷那儿。杨牧邀我们和梁先生夫妇一起去一中国餐馆。8年不见，相见特欢。梁先生和安格尔一见如故。
从那次见面以后，就没再见到梁先生、梁师母了。那已是16年前的事了。我们仍然偶尔彼此写封短简，就是我到国外去，也告诉梁先生一声。1974年春，我和安格尔在亚洲七八个国家旅行了3个月，也到了台湾，梁先生梁师母仍在西雅图。6月回到爱荷华，就看到梁先生的英文信。那是他写给我的唯一一封英文信，为的是要安格尔也立刻看到，不必经我翻译。他迫不及待地要我们知道他丧妻的悲痛。梁师母在去超级市场途中遭梯子击倒去世了，那天是4月30日。梁先生的信是5月4日写的，正是为梁师母悼祭的日子。读着梁先生的信，我非常担心他如何打发以后的日子，因为我知道他如何依赖梁师母。
几个月之后，1975年初，我又收到梁先生从西雅图来的信，告诉我他在台湾认识了韩菁清女士，并已结不解之缘。“我的好友几乎都持反对或怀疑我的态度……”我将信译给安格尔听。我俩立刻各自给梁先生写了信，告诉他我们十分高兴他又找到幸福，不必为外间闲言闲语所扰。我们也告诉他，年龄的差别不是幸福的障碍，甚至文化的区别也不是，重要的是彼此了解、尊重、体谅、宽容和忠诚。
梁先生立刻又来了信，又是迫不及待地，表示“感激涕零”。他忽然成了恋爱中的惨淡少年，需要支持，需要保证，需要信心。梁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位给人支持、给人保证、给人信心、大仁大智的人，没料到他在爱情面前也会如此脆弱。就因为这点儿“脆弱”，梁先生才更可爱、可敬、可佩！
梁先生早在70年代初就一再提到，我应该回内地看看。直到1978年才成行。那年我见到的第一位作家就是和梁先生有不寻常友谊的冰心。她是我想象中的模样：一座非常典雅的象牙小雕像。年代久了，象牙雕像变色了，但还是细致得逗人喜爱。
我也见到梁先生的朋友沈从文先生，那是1980年，在一个作家宴会上。我在多年前曾将《从文自传》的片断译给安格尔看。他十分佩服沈先生。宴会上有一位红光满面、微笑不语的老人。我要安格尔猜他是谁。安格尔猜不出来。我对他耳语。
“啊，沈从文！”他大叫，热烈握他手。
我发现沈先生很少吃菜。他说平时只吃面条，吃很多糖。
我问：“为什么吃那么多糖呢？对您身体不好呀！”
沈先生笑眯眯地说：“因为以前我爱上一个糖坊的姑娘，没有成，从此我就爱吃糖。”
梁先生，这些都是您想听的话。我还有许多话要对您讲，满以为见面时可以告诉您。但您已经走了，又是迫不及待地，走得那么匆匆。
（摘自1月8日《中华读书报》，原载《最美丽的颜色》一书，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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