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拒发周作人《元旦的刺客》
穆欣
阿英建议请周作人为《光明日报》写回忆录 60年代初期，周作人正在写回忆录《药堂谈往》。有一天，阿英（钱杏邨）向《光明日报》记者黎丁谈了有关周作人的情况，并建议，可以让周作人写点启蒙时期的情况。“五四”以前这方面的材料非常缺乏，写出来还是有用的。1961年5月10日，黎丁去看周作人时，知道《药堂谈往》已经写了165篇，稿子都已寄给香港的曹聚仁。黎丁带回一份目录，单看目录很难看出哪几篇适用，因需去向曹聚仁索回，也不宜过多，决定选用《北大感旧录》各篇。周作人同意我们挑选的几篇，答应马上写信去香港。此后黎丁几度往返，所选文稿总无音信。7月8日，周作人寄来一篇随笔译稿，附信说，此文是日本小说《真空地带》的作者野间宏写的：“后来听说他因文学上的意见不同，被日共的文学会开除了，现在不写他的名字，含混的算作我的文章，不知可以否？”我们作了研究，认为牵涉到日本作家，如此处理欠妥，即由黎丁将稿退回，并婉言道谢。《光明日报》拒发周作人为自己被刺辩护的《元旦的刺客》 8月23日，周作人又寄来两篇稿子，一篇题为《元旦的刺客》，记他在敌伪时期被刺的事，说是新写的回忆录中的一章，不知道适不适用？说如不用，“不必客气为要”。另一篇，说是刚从香港寄回来的：“本来令寄北大感旧录（有十章），乃误寄此篇。”故一并寄来或可当补白云云。 这篇《元旦的刺客》约近三千字，他先写了被刺的经过。文章接着以冗长的篇幅，叙述他“肚脐左边有手掌大的一块青黑色，只是皮面擦破”。到“日华同仁医院”检查医治之后，就编造起来刺客的 这件事的经过已经约略叙说过了，现在便是想起问询这位暴客的来访的意义与其来源了。这案始终未破，来源当然无从知悉，但这也可以用常识推理而知的。日本军警方面固然是竭力推给国民党的特务，但是事实上还是他们自己搞的，这有好几方面的证据。…… 我们研究了这篇《元旦的刺客》，认为不能刊用。1939年的刺杀事件，原是抗日青年的锄奸行动。周作人却借此事为自己的叛国罪行辩护，把它说成是因为他“触怒了”日寇而遭日本军警刺杀的案件，居然把自己打扮成了一副未成仁的“准烈士”形象。他把这天发生的事情胡说是日本军警所为，还胡诌了“好几方面的证据”，毫无道理。 周作人所举出的“证据”，先是说“日本宪兵在这案件上对于被害者从头就取一种很有恶意的态度”，事实据说就是“两个宪兵来传我到宪兵队问话”，“仔细盘问了两个钟头，以为可能国民党认为党员动摇，因而下手也未可知”。又说“刺客有两个，坐汽车来到后面的胡同，显然大规模的”。还说当时他在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任教：“我到燕大当了客座教授，就可以谢绝一切别的学校的邀请，这件事情第一触怒了谁，这是十分显然而易见的事情。” 当时虽然还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可是就“用常识推理”，他所用来说明刺杀是日本军警所为的“证据”，实难令人信服，而此文在为自己汉奸行径狡辩的意图，倒真“是十分显然而易见的事情”。 此文不能用，另一文也一般。因此决定退稿。8月31日，黎丁到八道湾周作人处，婉退稿件，周甚为不快。当年爱国青年刺杀周作人的真实纪实 笔者以后读到陈嘉祥写的当年爱国青年刺杀周作人的真实叙述，证明周作人的这篇东西完全是意在为自己辩护的凭空臆造。现将这篇记述摘录于下： 1946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公审周作人时，彼竟诡称其被刺乃日人所为，迫彼不得不充当汉奸以保生命。谬种流传，延续至今。笔者有大学同学3人，曾亲自参与刺周之壮举，因得悉其详。 1938年冬，周作人感于日寇侵略之一时得逞，竟丧志夺节，决意附逆，“抗团”以周乃著名文人，素享盛誉，影响所及，危害极大，决定将周锄掉。并因前此时期周作人曾在燕大任教，遂命宋显勇等识认周之面貌，侦探周之行踪，察勘周之家宅。12月底，“抗团”派李如鹏（南开学生）与赵尔仁（新学学生）两人去平执行使命，1939年元旦，李、赵二人在方圻协助下，从北平西城郑统万家（“抗团”成员，新学学生）取出匿藏之手枪二支，随即由范旭带路径去西城八道湾周作人住处，假称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欲见周研商赴日留学事。李、范二人被周之佣人引入，赵尔仁留在门外巡风。时周正在内院客厅会客，见李、范二人进入，欠身示意，范指周对李曰：“此即周先生。”李即出枪面周而射，周应声倒地…… 数日之后，报纸披露出周作人遇刺仅受轻伤之消息……周作人始终寻找“理由”为自己开脱 本来，周作人附逆当汉奸，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面对无法抵赖的罪行，周作人始终躲躲闪闪，总要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 1951年2月18日，周作人曾写信给周扬。随信附去致毛主席信的抄件。信中说：“现在关于半公半私的事，又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已经直接送去，抄了一份信稿，附上请你一看。不但因为你是文化部门的主持者，实在还是因为我相信你是肯看而且理解这信的人……我的意思是不愿在人民政府之下被说是通谋敌国反抗本国的人。以前在国民党时代，是非颠倒全是一塌糊涂，所以也就算了，但是现今相信政府最讲情理，自己的事可被了解，有如溺水的人望见了救生船，不免又有了希望，这是人间的弱点，尚乞鉴原是幸。” 1964年7月18日，周作人写给鲍耀明的信中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该职特任官俸初任一千二，进一级加四百元，至二千元为止，任期无定，遇变动便下台，有的虽短，只几个月而已。我则满二年，因政务委员会改组，总辞职，就换了人。去职后大抵就不管了，我却有文学院长的底缺，那时因为敷衍我给我咨询委员的头衔（略有津贴），南京也给国府委员（虽然我并不是什么国民党），此外又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当时友人也有劝我不要干的，但由于上述的理由，遂决心接受。” （摘自《世纪》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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