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叫许振中，63岁，原是道江镇东阳完小教师，1957年错划为右派，遣送回蚣坝公社蚣坝大队第四生产队劳动改造。文革中险遭杀害，落实政策后在杨家公社中学教书。现退休在家赋闲。听说有记者来道县了解文革中那场杀人事件，他一连几天守在招待所等我，今天终于与我见到了面。我隐约感到，我在道县的采访活动，是受到严密监视的；而向我反映情况的人则要承受更大的压力，要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冷潮热讽甚至谩骂围攻。许振中全然不顾这些，声泪俱下的与我谈起了那个年代的切身经历。??
那是一个噩梦般的年代。?
在那个年代，只要任何一个大队干部或贫下中农说一句话，谁谁要搞掉，他的脑壳准保不住。我因说了几句真话而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送回家乡管制劳动，在文革那场动乱中，我也是“要搞掉”之列。幸亏我命大，跑得快，才保住这条老命。?
我们蚣坝大队，是8月24日晚上开刀的。?
那天白天，我在队里割了一天禾，累得腰酸背痛，我本来体质就弱，经不起重体力劳动的劳累，回到家，早早地倒在床上睡着了。我有一个老母亲，八十多岁了，她耳背，平时打雷都听不见。民兵来喊门时，我们都没听见，没有开门。他们喊了一阵，以为我们不在家，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照样去割禾，我割了一行禾后，贫农李发顺挨到我身边，挤了一下我的肩 膀，悄悄地对我说：“喂，老庚(他与我同年，所以叫我老庚)，不晓得你留心没有，今天割禾，有些人没有来了。”经他这么一说，我才注意到平时来得最早的几个“分子”，其实有些是子女，不见了。李发顺接着压低声音告诉我：“昨天晚上搞了一夜……我看你要及早打主意才好!”说完，他走到一边去了。?
中午回到家，我母亲也听到了杀人的风声了，她对我说：“桂兴(我的乳名)，一个人死要死个明白，像昨天晚上那样，把人像抓笼鸡那样抓了去，不明不白地埋在窖眼里，太不抵了，你还是快点想办法跑吧，不要让我这白发人为你这黑发人送终。”我听了这话，心如刀割，眼泪直往肚里流。对于老娘，我是有愧的。我们家本来是响铛铛的下中农，怪就怪我嘴巴上缺个把门的，自己领来一顶“帽子”戴上，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累老母亲做不起人。昨天晚上，听说是把二十多个“分子”抓了去，押到村后背的钻子岭上，往一口废红薯窖里一推，用稻草点上一把火熏一阵，再用黄土一填，就活埋了。谁个做母亲的愿意自己的儿子遭此厄运呢?我安慰母亲说：“放心吧，死生由命，富贵在天，我既然逃过了昨晚那一劫，兴许能有一条活路!”我心里打定了逃跑的主意。?
下午，我照样同社员一道出工，不露声色地割禾，扮禾。一边寻找机会逃跑，可是稻田里一望无际，几十名社员都在田里做事，在这么多人的视线下很难有机会逃出去。眼看太阳落山了，快收工时，我趁别人不注意，走到我的一个侄儿许家兴身边，说：“蒙古(他的小名)我今天没有力，你先走一步，等会在路上来接我。”同时我给他使眼色，示意我要逃跑，要他注意观察动静。他点点头，领会了我的意思。挨到天黑，我挑起一担湿谷从从容容向村里走去。半路上，家兴迎面走来接过我的担子，对我说：“村里暂时没有动静，你快跑吧!”我 不顾一切，转身钻进一座茶树山，拼命地向深山里跑去。?
我在茶山里躲了一夜，第二天漫无目的地赶路。我慌慌张张心里没个主张，也不知该往哪里跑。我翻过丰村大岭，来到小甲的坝上冲里。连续两天没命的奔跑，我又累又饿，想冒着生命危险到山外去找点东西吃。刚向山外走，恰巧碰到我本家兄弟许振恩，他也是逃出来的。他问我：“你到哪里去?”我说：“下山弄点吃的。”他说：“去不得，山下到处是岗哨，对来路不明的人盘查得很紧，不要去自投罗网。”他身上带了点过鬼节打的糯米粑粑，就分了一点给我吃。我们商量一同躲到江华他妹妹家里去。我们昼伏夜行过了大河，绕过大坪岭公社，到了棉竹江，眼看就要到江华了，不巧碰上了一群民兵搜山，看见了我们，一个民兵对我们开了一枪，把我们冲散了。?
我独自一个继续逃命，在山上乱走了一阵，在笋冲园的荒山野岭上睡了一晚。我搂着一抱枞树毛睡在一棵大树下，那滋味，不亲身体验，是怎么想也想象不出来的：寒冷、饥饿、干渴、潮湿、孤独、蚊叮虫咬……还要时时提防毒蛇猛兽的袭击和民兵的搜捕。我实在太累了，纵使环境这样恶劣，我还是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来又继续逃命。?
我像梦游者那样，慌不择路地在荆棘和灌木丛中穿行，浑身肌肉生疼，四肢疲惫不堪，荆棘划破了我的皮肤，留下一道道血痕。我都不知道我的身体所服从的是否是我的意志，我像一只被鞭子抽打着的丧家犬，拼命地企图穿越那些无法穿越的深山密林。有时候，我还碰到了野猪和其他野兽留下的脚印。这时候，我非但不害怕，反而产生了一种与其他动物和平共处的亲切感。只是有一种感觉像烙铁一样烙在我的心上总也抹不掉。我总觉得，有人正在追捕我，我看不见他们，却深信不疑他们的存在。一种尖利的、无孔不入的声音总是在耳边回响。我为此而疲于奔命，我觉得我已经濒临绝境了，一个逃亡者，只有变成野兽才能自卫。他必须完全依靠自己求生的本能，一切听从这个本能的支配，只有这样才有避开危险的可能，才有在深山荒岭中生存下来的可能。一次，我倚在一座土地庙边歇息，土地菩萨早已被红卫兵破四旧打得稀巴烂了，但神龛两边的对联依然清晰可见，上联是：上天言好事，下联是：下地救冤魂。联系这几天来的遭遇，仔细咀嚼这副对联的含义，觉得十分可笑：这尊土地神的口气也实在太大了，他连自己泥塑木雕的金身都保不住，还能救下世上成千上万的冤魂吗? ?
我终于逃到了江华竹营寨。这时，这里还没有杀人，我到街上剃了头，吃了点东西，临走时带在身上的五元钱和两斤粮票很快就用光了。在这深山瑶寨，举目无亲，吃，靠乞讨，睡，滚野地里的灰厂窝棚。我一下子灰心了，心想，长此下去也不是路，反正打死也是死，饿死也是死，要死不如死在自己家门口去。做个鬼离屋里也近些。我就返身又转回丰村大岭，扯起一根长捧子，戳起一把管草，装做打柴的样子，往回走。在山上，我碰见了地主子弟朱贤后几兄弟，为了壮胆，我与他们结伴同行。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晓得往哪里逃才好，只是觉得只有不停的跑才心安。?
大约下午两点多钟，大河大队十几个民兵牵着狗，扛着鸟枪、背起马刀、带着号、又来搜山了。他们发现了我们，就来追。我躲在柴草中躲过了。朱贤后几兄弟逼得走投无路，就向他们求情，说：“我们都是安分守纪的本分人，我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何苦硬要抓我们回去杀掉呢!”搜山的民兵说：“我们是奉上级的命令，执行任务。”朱贤后见求情告饶不顶用，把心一横，说：“反正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们硬要抓我们，我们就要跟你们拼个鱼死网破。”一句话，把那些民兵唬住了，只好放了他们。民兵们一路吹着号，下山去了。?
就这样，我们又冲散了。我呢，白天躲在山上的茅草丛中，晚上藏在石灰窑里。饿了，吃几颗生红薯，渴了，喝口山泉水，足足熬了半个月。到了9月13号，我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偷偷摸摸跑下了山，开始到蚣坝公社金鸡洞大队下河洲我表哥家里。起初，表哥不敢留我，表嫂心好，经表嫂劝说勉强同意我留下来。白天，躲在表嫂房里，晚上在表哥的杂屋里过夜。在表哥家呆了一星期，害怕太连累他们，又躲到兴桥公社许家大队我叔父许修德家。因为他屋里是贫下中农，所以还躲得下。农历8月20日，我叔叔家娶媳妇，我被我们大队一个前来吃酒的人发现了，他立即报告我们蚣坝大队派民兵来捉人，我躲在阁楼上的柴堆上才得脱险。后又辗转了几个地方。到十月底，我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县城我那在县妇幼保健站工作的妻子身边。这个时候，47军早已进驻道县，在解放军的保护下，我才保全了一条性命。?
我后来了解到，我们这种被追杀得东躲西藏，流落荒山野岭，无处安身的逃亡生活，竟被一些巧舌如簧的人说成是上山为匪，聚众暴乱而广为传播，从而把这一旷古奇冤更加推向极端，我真是欲哭无泪啊!??
许振恩，55岁，蚣坝公社丰村洞大队第八生产队人，1950年3月参加教育工作，1959年因出身地主而开除回乡，文革中全家七口，除本人侥幸逃脱外，其余妻子蒋兰桂、儿子许家文(1 4岁)、许家武(12岁)、许家教(10岁)、许家斌(2岁)、女儿许跃进(8岁)全部被杀害。他给我 谈起那段往事，老泪纵横。??
提起往事，我就禁不住泪如泉涌。?
我50年3月参加教育工作，因家庭出身不好，59岁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回家。回家后，我任何地方都没有去过，一直老老实实呆在家乡参加农业生产。?
我原本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妻子蒋兰桂，温柔娴淑，膝下四男一女，一个个长得活泼伶俐 ，逗人喜爱。在67年那场大变故中，全部惨遭杀戮，只有我只身一人逃出虎口。?
记得8月26日那天下午三、四点钟，我由于上午割禾有些疲倦了，倒在屋里床上睡午觉。因为邻近大队杀人的消息已经在我们大队传开，我心里总像有什么事一样，不安。忽然听得一阵打点的钟声，铛铛铛地响过不停。伸头往外一看，只见油榨房那边许多民兵背着鸟铳、梭镖、马刀等武器赶过来了，我预感到大事不好。早两天，我们出身不好的人家已经布置了专人看守。负责看守我家的是位叫黄士贵的贫农。事有凑巧，这时他因肚痛回家去了，或许是借故走开给我一个逃跑的机会也未可知。我也许是命不该死，看到风声不对，觉得要跑了，于是乘机将一双草鞋放在床边，把蚊帐放下来，伪装成我在午睡的样子，只穿一条短裤，抓起一条汗帕，戴上一顶斗笠就要上路。我妻含着眼泪对我说：“只要救出你的命来，家里别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她又吩咐大儿子家文送我：“给你老子拿个粑粑，拿条裤子，这一去，还不晓得能不能再见面。”我也哽咽地说：“你们保重吧。我能活命故然好，逃不出的话死在哪里，你也不要管了。”?
大儿子背着背篓追上我，一同从后门跑了出去，上了后面的丰村大岭。我怕孩子跟着我危险，就对他说：“儿子，你回去吧，好生带好弟妹。”我太蠢了，太蠢了呀!我只想到他们会 杀我，没想到也会杀倈崽们!现在想起来我悔之不尽啊!要是家文跟着我!兴 许还不会死。是 我叫他回去送死的呀!(说到这里许振恩嚎啕大哭起来，那种男子汉捶胸顿足的哭，叫人感觉惊心动魄!)?
我接过儿子家文送来的粑粑，这是七月半过鬼节做的粑粑，沿着一条上山的小路跑进了山里面。家文下得山去，就被等在家里的民兵促住了。后来我听说，民兵到我屋里来抓人时，我十二岁的小儿子家武，本来躲在猪栏里，身上用稻草盖了，可是因为怕，吓得发抖，还是被发现抓了去。我的妻子和五个儿女被李耀保、李跃余几个凶手用绳子牵着，押到村子后面的烂泥塘，那里有一个探井坑，有四、五丈深，两米见方，是当年探矿的废井槽，一梭镖一个戳了下去。他们把人推下去后，就用稻草点燃了，丢下去烧，烧得坑里的人一片惨叫。我们大队共丢了十六个人下井，我家就占了六个。听人说，我有个儿子当时没被烧死，几天后还有人听到他在探井坑里的哭声……。?
……我在丰村岭上与振中哥被冲散后，逢山过山，逢水过水，走了一天一晚，到了江华小墟金田村我妹妹家。当时，他们那里未杀人，也没听到杀人的消息。我妹夫家出身也不好，我害怕连累他们，有话不敢说，有泪不敢流。妹妹看我的神色不对，连连追问我：“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我经不起她再三追问，哭着对他说：“我们那里杀人了，出身不好的人家都要杀!我是逃出来的，你嫂子和几个侄儿侄女可能都已经被杀死了，我也不晓得死到哪一天。今天我是特意来和你见个面，以后恐怕就再也见不到了。”我妹妹听了，失声痛哭起来，我说：“你不要哭，多保重。我在这里对你怕是有妨碍，我还是离开这里的好。”说完我就要走，我妹妹听了我的话，哭得更伤心了，她不准我走：“你回去，不是去送死吗?”我说：“别人知道你是我妹妹，会派人来搜查，不但救不了我，还害得你家遭殃。”她从家里拿了一块二毛钱塞在我手里，哭哭啼啼送了我好远。?
离开妹妹家，我左思右想，无路可走，真有“茫茫人海中，何处是乡关”的感觉，我感到绝望了。我多年没有出过远门，又不晓得外面的情况，越在外面流落，越感到困难重重，越感到悲观失望。想来想去，只有回道县，死在那里算了。我想，到了道县，我就到公安局投案，要求坐牢，即使坐牢也比现在这样四处逃窜强。?
于是，我折转方向，沿着雾江水库一直往回走。沿途岗哨十分严密，见了行人要盘查，没有路条就抓起来。岗哨一般都设立在车站码头，主要交通路口。我翻山越岭，见人就躲，见岗哨就弯路。一路上是说不完的艰险……，走了好几天，好不容易走到了离县城只有几里路的地方了。靠近县城，岗哨更密，查问得也更紧，对空着两手的人特别注意，我一看这一关不好过，心里直发怵。正在不知如何是好时，忽然看见一位老人挑起一担红辣椒到县城去卖。我急中生智，连忙跑过去对他说：“老伯，你挑这么大一担辣椒上城里卖呀?我来给你挑吧! ”他说：“那怎么要得呢?”我说：“那有什么要不得的，学习雷锋嘛。”不等他答应，我把担子抢了过来，并且把秤杆让老人家拿着，装作一起进城卖菜的，闯过了最后一关，一直进了道江镇。?
道江镇的气氛仍然紧张。二中的大门闭得紧紧的，不准人进去。对面的空坪上，就是现在的汽车站那里，搭了个厂棚，铺了些稻草，专门收容从全县各地逃亡而来的地富及子女，有二十来个人。我也在里面住了下来。这时，47军的部属6950部队已经进驻了道县城。我们每天到武装部排队领两餐饭吃。后来，人员越来越多，部队负担不起了，动员我们回乡去，说已经下了通知，下面不得杀人了。可是我们一个个都被吓破了胆，谁也不敢回去。每天都守在武装部门口等饭吃。有时，二中也打开铁门，用箩筐送些饭来给我们吃。我在那里住了五天，到第六天，去零陵的车路通了。道县集中十九部车，运送因公路阻断积压在县城的旅客去零陵。每部车上派两名解放军护送，前座一个，后座一个。我们这些逃亡者也跟着混上了车。其实，当时我们一副落魄相，谁见了都能猜到我们是些什么人。毕竟天下还是好人多，旅客们都同情我们，不赶我们下车。?
车子从道江镇出发，经过十里桥时，被“红联”的武装民兵拦住了。命令我们全体下车，要逐个检查。车上的解放军坚决不答应。他们说：“凡是车上的人，我们在道县都已经检查过了，有什么问题我们负责，请你们放行。”民兵见解放军态度强硬，只得开了卡子放行。?
就这样，我跟着车子到了零陵。虽然当时零陵战斗也搞得很凶，气氛照例十分紧张。但至少我们不参与他们的派性斗争，生命安全是有保障的。零陵也没有人肯收容我们，只好自己找活路。正好我碰到一些做手艺的人，我就跟他们去了湖北。在那里学砌匠、烧砖瓦，打零工，什么能糊口就干什么……直到1969年才又回到了家乡。后来，我在零陵富家桥跟一个叫莫桂香的女人结了婚，回到家乡蚣坝公社后，还遭到了一些极左思想严重的人挂黑牌、游乡、批斗，这是后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组织落实了我的政策，恢复了我的工作，现在我在公社中心小学搞总务工作。在那场噩梦般的大屠杀中，我家被杀死六人，抄查了全部家产。处遗工作组按照政策给我家补了900元丧葬费，1400元家产损失，我感谢党，感谢政府。?
可是时至今日，那些肆意践踏法律、杀害无辜，直接操刀的凶手们，不但未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就连最起码的良心自责都没有，更有甚者，个别凶手还洋洋自得的说：“就是这样搞了也没有咬脱我的屌屌。”我为这些人气愤，也为这些人悲哀。
作者简介：
北村，本名康洪， 1965年9月16日生于中国福建省长汀县，基督教教徒。北村的小说创作是从先锋小说开始，是位带有传奇色彩的有名作家。 1981年---1985年：就读厦门大学中文系，获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
1985年8月从厦门大学毕业，任职福建省文联《福建文学》编辑。
1986年：小说处女作《黑马群》发表。《作品与争鸣》选载，作品因写法新颖产生争鸣。
1987年：小说《谐振》刊于《人民文学》1-2月合刊号，非常有力地揭示了秩序井然的生活是如何推动,产生广泛影响。
从1988年开始，发表《逃亡者说》等一糸列“者说”系列小说，计有：1990年：《劫持者说》，1991年：《披甲者说》，1991年：《陈守存冗长的一天》，《归乡者说》1992年：《聒噪者说》。这个系列的小说使北村跻身于中国先锋小说家的行列，被誉为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受到批评界广泛关注。
1992年北村个人创作转型，从先锋小说创作转向关注人的灵魂、人性和终极价值的探索，发表了第二糸列的小说高潮，计有：199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施洗的河》、《武则天》，小说《玛卓的爱情》、《孙权的故事》、《水土不服》、《最后的艺术家》、《伤逝》等。在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以“神性写作”成为小说界的一个独特现象。
从1999年开始，北村进入第三个阶段的写作，即描绘人在追求终极价值时的心灵过程和人性困难。计有长篇小说《老木的琴》，本篇获得该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上榜小说。还有小说《周渔的喊叫》、《长征》、《公民凯恩》等。小说《周渔的喊叫》引起关注，被拍摄为电影《周渔的火车》，成为当年的中国影坛大片。
从2003年开始，北村进入第四个阶段的写作 ，其作品开始以理想主义和正面价值为创作目标，计有长篇小说《望着你》、《玻璃》、《愤怒》和《发烧》等，至此，北村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主，进入真正的黄金期，创作力旺盛，创作量大大超越往年。2006年6月，出版《我和上帝有个约》（长江文艺出版社）。
北村入选中国小说五十强（1978---2000）优秀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文日文德文出版。小说集《周渔的火车》荣登中国年度文学类书销售排行榜。
北村除了写作小说之外，还创作了诗歌和影视作品，著有《北村诗集》，电影作品《周渔的火车》（改编自小说《周渔的喊叫》，与孙周和巩俐合作）、《冬日之光》、《对影》，《武则天》（与张艺谋合作）；23集电视剧《台湾海峡》（与张绍林合作），30集电视剧《风雨满映》（与雷献禾合作），17集电视剧《城市猎人》（与吴子牛合作），此外还有姜文买断的小说《强暴》即将拍摄成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