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闻一多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在任何时候都难以和他所处的时代完全达成统一的人。当对底层民众悲天悯人的同情变成过分的负罪感，他的感情变得冲动而难以保持理性。对日抗战的爆发于他是一个转捩点，让他和所处的时代发生巨大冲突。一个本来对政治生活没有兴趣的人，最终被政治所缠绕。在很多人眼中，闻一多不再是一个学者，而成了一个斗士。但是，人们可以不赞成闻一多的政治选择，但他选择中的那种献身精神和对一切专制的反感，却永远让人心生敬意。
作者简介：
谢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致力于“五四”以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研究，著有《逝去的年代》《储安平与<观察>》《清华三才子》等。
目录：
一、乡绅子弟
二、清华出身
三、校园文化
四、早熟的思想
五、“五四”情结
六、走上诗坛
七、到美国去
八、大江学会
九、教授生活
十、新月成员
十一、重返清华
十二、离开北平
十三、长沙临大
十四、走到昆明
目录：
一、乡绅子弟
二、清华出身
三、校园文化
四、早熟的思想
五、“五四”情结
六、走上诗坛
七、到美国去
八、大江学会
九、教授生活
十、新月成员
十一、重返清华
十二、离开北平
十三、长沙临大
十四、走到昆明
十五、性格分析
十六、经济分析
十七、交友分析
十八、惨遭暗杀
十一、重返清华
闻一多有两个清华时代，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应该说，最能代表闻一多人格和思想的并非他西南联大时期，而是他的少年清华和青年清华时代。闻一多的少年清华时代，让他了解了世界大势，他是在清华开始懂得自由和民主为何物的，他的理性和深刻也体现在这两个时期，尽管他后来否定了自己的这两个时期，但我们不能因为他的自我否定，就不正视这个事实。青年清华时代，闻一多在学术上获得了丰收。闻一多重回清华的时候34岁，与他少年时相比，他最深的人生经验不是别的，而是他对于经济有了自己独特的认识。他在到清华以前，曾给好友饶孟侃写信诉说他的这一人生体验。他说：“我以数年来的经验劝告你，除努力学问外，第一件大事是努力撙钱。”20世纪40年代，闻一多的思想发生转变，与他早年的这个认识有很大关系。
在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闻一多除了教书和研究外，有两件事最能说明他的人格和思想。一件是“一二九”学生运动，另一件是西安事变。
“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的时候，清华大学各院院长及教务长叶企孙、冯友兰、吴景超、陈岱孙、顾毓琇的态度是不赞成学生的行动。他们在告同学书中曾说：“我们处于师长的地位，不忍见诸位同学做无代价的牺牲。”“国事至此，国人无不痛心，但今日如想解除国难，须培养力量，并非发泄情感所能奏效。”“罢课是消极的，对于解除国难毫无补益，反与人以藉口干涉的机会。”“我们现在愿以诚恳的态度，请诸位同学在此时期内加倍努力于事业。至于被捕诸学生，各校当局自应负责保障，诸同学可勿挂念。”这是当时清华大学教授的基本看法，闻一多也持同样态度。
那时，大学教授对于学潮没有不同情的，但同情是一回事，劝说又是一回事。因此研究这一段历史，不能因为他们劝过学生不要参加学潮，就连他们对于学生的同情态度也不肯定。大学教授的这个态度，应该说是正常的，至于历史对学潮怎样评价，那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学潮获得了历史的肯定性评价，就一定要把当年许多大学教授的态度都看成是不合历史潮流的。同样也不能因为闻一多在20世纪40年代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就把他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一并否定掉了。
闻一多是学生出身，又参加过五四运动，他非常了解学生运动。事实上，他对学生的爱国热情从来都是肯定的，只不过他不赞成过激行为罢了。那时的大学教授也都是从大学生过来的，特别是那些优秀的教授，哪一个当年不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呢？闻一多对“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态度，至少是保持了理性的。黄秋耘在一篇回忆闻一多的文章中说：“偶尔也谈论到当时正在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闻师对‘一二九’学生运动是深表同情的，不过我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闻师认为，同学们的爱国热情是十分可贵的，但是采取示威游行这种方式的运动却未必有什么效果。我当时少年气盛，不免跟他辩论几句，他也并不因此而责怪我。他是极力主张抗战的，但有时又不免带点忧心忡忡的情绪。”闻一多的“忧心忡忡的情绪”，也许正是他的深刻之处。
西安事变发生后，清华的教授表现出了很强的理性。闻一多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与清华多数教授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不赞成这样做。当时，清华教授就此还特别召开了教授会议，并做了四项决议：（1）以教授会名义致电中央政府；（2）以教授会名义发布宣言；（3）组织七人委员会，起草电报及宣言，委员会由朱自清、冯芝生、闻一多、张奚若、吴正之、陈岱孙、萧公权七人组成（朱自清为召集人）；（4）教授委员会拟就电报宣言后即由该委员会用教授名义直接对外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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