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等待黑头发的年轻水手时给你写的信，我想他想得浑身发抖，所以爱你。”早在认识他之前，杜拉斯已把扬安德烈亚写进了自己的书里。
单方面给杜拉斯写了七年的信之后，1980年夏，扬安德烈亚带着一瓶酒，终于敲开了杜拉斯的房门。他放下简单的行李，说：“现在，我来了，我就留在这儿。我别无所求，要么认识你，要么死去。”
此后16年，他们一直在一起，直到死亡将彼此分开。
在这本书里，扬把这场惊世骇俗的爱情中的一切都说了出来：绝望的情欲、无法实现的欢乐、疯狂的嫉妒、酗酒、散步、漫无目的的游荡、发奋的写作、放声大笑……他余生一直生活在这场爱情的魅影里，直至2014年，死神将他带到杜拉斯所在的国度。
作者简介：
扬安德烈亚（YannAndréa，1952-2014）原名扬勒梅，杜拉斯的最后一个情人。他在卡宴上大学时遇到杜拉斯，从此迷上了她的作品，疯狂地给这位大作家写信。七年后，扬终于走进了杜拉斯的生活。他给杜拉斯当助手和助理，协助她完成了许多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后来自己也写书，出版了《M.D》《那场爱情：我和杜拉斯》《就这样》《上帝每天清晨开始》。杜拉斯去世后，他长时间陷入抑郁状态，深居简出，拒绝采访。2014年，他于巴黎寓所神秘死亡。
目录：
003读她的书是孤独的。
006她不能忍受别人看我，看见她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
031她创造，并且相信自己创造的东西。
038她索取了一切，我奉献了一切。完完全全。
049最后一个夜晚，谁知道是在什么时候？
0571996年3月7日星期四那天，都停止了。
071我坚持不下去了，精疲力竭。
086我们喝了一杯。我们不分手了。
090写书没必要，但我毕生都在写书，只写书。于是，于是一无所获。
101我留下来是为了让您活着，也是为了爱您，爱您的文字，爱您的故事。
106您说：“扬，永别了。我走了。拥抱您。”
112“您爱我吗？告诉我。”今天，是我这样问您。
128去那儿，什么都不管，遗忘，忘掉我。
139那首旧歌，永远唱个没完，永远不会停止。
150在荒凉的加尔各答有她威尼斯的名字。003读她的书是孤独的。
006她不能忍受别人看我，看见她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
031她创造，并且相信自己创造的东西。
038她索取了一切，我奉献了一切。完完全全。
049最后一个夜晚，谁知道是在什么时候？
0571996年3月7日星期四那天，都停止了。
071我坚持不下去了，精疲力竭。
086我们喝了一杯。我们不分手了。
090写书没必要，但我毕生都在写书，只写书。于是，于是一无所获。
101我留下来是为了让您活着，也是为了爱您，爱您的文字，爱您的故事。
106您说：“扬，永别了。我走了。拥抱您。”
112“您爱我吗？告诉我。”今天，是我这样问您。
128去那儿，什么都不管，遗忘，忘掉我。
139那首旧歌，永远唱个没完，永远不会停止。
150在荒凉的加尔各答有她威尼斯的名字。
156什么都不干，继续一种普通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165这些文字，我终于可以给您写了。
169后记171附录一关于杜拉斯
192附录二关于扬安德烈亚
205附录三关于本书
219附录四访谈录
243附录五杜拉斯生平与著作年表我想谈谈1980年夏到1996年3月3日这16年当中的事。谈谈我跟她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
我说的是“她”。
我总是难以说出她的名字，我无法说出她的名字，除非写出来。我从来不曾以“你”称呼她。有时，她希望我这样称呼她，希望我以“你”称她，希望我能直呼她的名字。但我叫不出来，这个名字无法从我嘴里说出来。对她来说，这是一种痛苦。我知道，我看出来了。然而，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想，我可能不小心以“你”叫过她两三回。我看见她露出了笑容，孩子般的笑容，一种发自内心的欢欣。要是我一直跟她这么亲近那该多好！
我叫不出她的名字，我想是因为我首次读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看到她的名和姓，这个名字就马上把我迷住了。这个笔名，这个化名，这个作者的名字。总之，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永远喜欢这个名字。
事情就是这样。
我第一次读她的书是在康城，我在那个城市学哲学，马莱伯中学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我读的是《塔吉尼亚的小马》。当时，我和克里斯蒂娜B和贝内迪克特L同住一个套间。我是在套间里发现那本书的，书是贝内迪克特的，被扔在地上，混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中。我是偶然看到的。这是一种一见钟情。我开始喝苦康巴利酒。我只喜欢喝这种酒。在康城的小酒吧里，要找到可并不容易。
所以，初次相遇就是《塔吉尼亚的小马》。第一次读，第一次喜欢。后来，我抛开了一切，抛开了所有别的书：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司汤达、马居斯和别的哲学家或作家的书。我开始读她所有的书，所有的书名，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文字。
作者的名字越来越使我心醉神迷。我亲手把她的名字抄在一张白色的纸上。有时，我试着模仿她的签名。
什么时候见到她的真模样？我记不清了。我忘了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的。
我扔下了所有别的书，只读她的作品。这个作者，我对她一无所知，我并不认识她。谁也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然而，我从此以后再也离不开她了。这已成定局。我是一个真正的读者。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每一本书。我读了又读，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我想成为这个名字，抄她所写的东西，让自己模糊不清，成为一只抄写她的文字的手。对我来说，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
我喝着康巴利酒。
在我所读的东西和我这个人（我现在还是这样）之间，有一种神奇的巧合。在她和我之间，在杜拉斯这个名字和我——扬之间，有一种巧合。
读她的书是孤独的。我无法跟任何人谈她的书，我怕谈她的书。要是遭到别人的嘲讽怎么办？要是别人不喜欢，或不怎么喜欢，或喜欢得不够，那怎么办？所以，我宁愿缄口不语，把话留在心里，接着读她的书。独自读，躲起来读，羞耻地读。
我已经想把她留给自己了，我已经想保护她了。她已经跟我在一起，但她本人还不知道。我是一个读者，第一读者，因为我喜欢她写的所有文字、全部文字，毫无保留。“杜拉斯”这个由三个字组成的名字，我全身心地爱着它。它刚好落在我头上。我再也没有离开她，我无法离开她，永远也不能，她也同样。
当时我还不知道，故事其实已经开始了。
1975年，康城的“吕克斯”电影院在放《印度之歌》。电影放完后，她来参加一场讨论会。当时，导演习惯与公众交谈。因此，必须组织一些讨论。我想买一大束鲜花，但又不敢买。我害羞。怎么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献花？怎样才能对付那些讥笑嘲讽和插科打诨？我没有买花。我口袋里有一本《摧毁吧，她说》，我想要一个签名。灯光重新亮了起来，她出现了，她穿着电影制片人送给她的那件栗色皮背心，穿着那条大家都熟悉的鸡爪状花纹的裙子，脚蹬威士顿式的高帮皮鞋。那条裙子，她一穿就是二十年。那件背心，她后来给我穿了，是借给我穿的。那件背心质量很好，是软皮的。
“扬，我不能离开它，我不能把它给你。我太喜欢这件背心了。我很乐意借你几天，好让你跟我一起出去。”
这是几年后她对我说的话。
我坐在第一排，就在她对面。我提了一个问题，我弄糊涂了。她笑了，帮助我，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并且作了回答。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见。我看到她站在那里，面对座无虚席的大厅，我都替她害怕。怕人们不喜欢这部电影，不喜欢《印度之歌》。就像这有可能似的，就像这事会发生一样，就像人们会伤害她一样。我看见她感到痛苦了。对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她喜欢这部电影，就像这部电影不是她拍的似的。她发疯似的爱上了这部电影，爱上了副领事的叫喊，爱上了德尔菲娜塞里格，爱上了安娜-玛丽斯特莱特的红裙子，爱上了卡洛斯达莱西奥的探戈。她绝对喜欢《印度之歌》，喜欢布洛涅森林边上、印度边缘那座破败的宫殿。加尔各答就在这里，在法国。我看见她了，我看见她了。她怕别人破坏这些形象、这些文字和这一音乐。我害怕，但我想给她献花，但愿大家都保持沉默，但愿就我一个人在这家电影院里——看《印度之歌》。就她和我。
问答结束了，还有十来个大学生围在她身边。我掏出《摧毁吧，她说》请她签名。她签了。我对她说：“我想给您写信。”她给了我她在巴黎的地址。她说：“您可以照这个地址给我写信。”然后又说：“我渴了。我想喝杯啤酒。”我们就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去。她喝了一杯啤酒，然后说：“我要回特鲁维尔去了。”几个年轻人陪着她。她上了一辆小汽车，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开的。她把我扔在康城火车站对面的那家叫作“出发”的小酒吧里。我和其他人在一起，还有几个人留下来喝咖啡。我口袋里有一本《摧毁吧，她说》，上面有她的签名和地址：巴黎，第六区，圣伯努瓦路五号。
故事开始了。第二天，我就写了一封信。以后便再也没有停止过，我一直在写。信很短，每天写好几封。有时，我几天不写，然后又开始写。我新写了一封信，但我从来不看自己写的东西，我立即把信寄走，我不想留着它。我给她寄了几箱信。我不期望回信，没有回信可等。我什么都不等，但我在等待。我继续按那个地址写信。那条马路，我并不认识。那个套间，我并不熟悉。我甚至不知道这些信她是不是都看了，我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我给这些书的作者写了几句话。那个女人，《印度之歌》放完后，我在电影院里见过她。
让娜莫罗歌唱那场传奇式的爱情。我买了唱片。我别的不听，只听这张唱片，只听莫罗的声音和卡洛斯达莱西奥的探戈。我被迷住了，我也跟着唱。我不等她的回信，然而，我还是希望她能回，希望她会回，希望她会给我写信。没有回答。没有。哪怕写一句亲切的话，礼貌礼貌也好，比如说“感谢您”“我非常高兴收到您的信”之类。没有。没有任何回音。写几句亲切的话，礼貌的话，这不是她的风格。决不。我应该知道这一点，因为我读了她的书。我让自己天真地这样想：总有一天，她会给我写一个字的。我继续读她的书，别的书我一概不碰。我放弃了任何别的活动，我不再上课，我什么都不干，我天天晚上喝威士忌。我换了套间，现在跟贝内迪克特L和帕特里克W住在康城的欧仁布丹街，就在公墓对面。帕特里克和我都喜欢贝内迪克特，她却不想再见到我们。她和弗朗克Ｌ一起准备文科教师的资格考试。我们有时在套间里遇到弗朗克Ｌ。我们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我们。贝内迪克特不再和我们深夜去“穆卡”喝强身的杜松子酒，听朱里奥伊格莱西亚的《你也没有改变》和阿达莫的《下雪了，你今晚不来》了。她变得严肃认真起来，很用功。她一举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找了丈夫，有了孩子和一幢漂亮的房子。在那段时间里，她不想再看到我们，不想看到我，也不想看到克里斯蒂娜和帕特里克。那个在我们之前阅读杜拉斯的作品、买了那本《塔吉尼亚的小马》的女人，那个黑头发的姑娘不想再见到我们了。她会继续读杜拉斯的书吗？她还会那么爱我吗？为什么不？这并非不可能！
我则继续写信。圣伯努瓦路五号。总是没有任何回音，一个字都没有。后来，1980年，她寄给我一本《坐在走廊里的男人》。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我不怎么喜欢，就是说，我看不懂。我寻思这个关于性的故事有什么意思。我很震惊，很落后。可怜的天真汉。我不想弄懂。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我不想撒谎，我不会。她马上就会感觉到的。我没有回信，我停止写信了。我收到了第二本书，书中附了几个字：我想你没有收到第一本。您又换了地址。我什么都没说，不再写信。
再后来，我又收到了《黑夜号轮船》《奥莱丽娅斯泰纳》和《否决之手》。
蓝色的封面，法国水星出版社出版的。我疯了，我喜欢得发疯。我去巴黎巴比伦路的宝塔电影院看《黑夜号轮船》。我想她一定会在放映厅里。我去剧院看克洛德雷吉和比奥吉埃、米歇尔隆斯达尔、玛丽-费朗斯所演的那出戏。我回去看了好几遍这部电影。诺伊利的情人们。我第一次去了圣伯努瓦路，我在五号前面经过。我怕遇到她。遇到她怎么办呢？说什么好呢？
什么都没见到。我又乘火车回到了康城。
终于，我得到了消息，收到了她的一封信：“我病了，现在好多了，都是酒闹的，我好多了，我刚刚写完了《奥莱丽娅斯泰纳》的电影剧本，我想其中有一段是为您而写的。”她没有说哪一段，也没有说是“巴黎的奥莱丽娅”还是“温哥华的奥莱丽娅”。
她给我这样写道：“我为您写了《奥莱丽娅斯泰纳》这部东西。我并不认识您。我读了您所有的信。我都留着呢！我好多了。我停止了喝酒。我要做这么一件事：拍电影。我将不那么孤独。”
我又重新给她写信，每天好几封。我疯了，我喝好多威士忌。贝内迪克特差不多再也不来套间了。帕特里克很痛苦，回来也少了。他在的话，我们便喝一些酒。我写了一些诗，一些短文，用向贝内迪克特借来的旧打字机打的。我热烈地爱上了这台灰色的机器。有几个晚上，我通宵打字写文章。我想出了一个很棒的题目：美丽的痛苦。喝酒。我喝点“芝德拉”帮助睡眠，睡到下午才起来，听《印度之歌》。我独自待在欧仁布丹街的那个套间里。
有一天，贝内迪克特告诉我说，我必须走，离开这个套间。她说她兄弟要来康城，学医，要住在这里，住在我现在住的房间里。
我走了。我找了一个带家具的房间。我随身带了一个铁箱，里面装着几本书。
后来，是的，我到了那里。1980年7月的一天，我打电话到特鲁维尔。我知道她在那儿。我每周都读她在《解放报》发表的专栏文章，她谈论波兰、格但斯克，谈论灰眼睛的孩子、孩子突兀的脑袋和年轻的夏令营辅导员。我敢肯定她在写我。这个故事是为我而写的。
我打电话给她。我说：“我是扬。”她开口了，说了很长时间。我担心没有足够的钱付电话费，我在康城的大邮局里打电话。我不能对她说“别讲了”，她忘了时间，说：“来特鲁维尔吧。这里离康城不远。我们一起喝一杯。”
1980年7月29日，我坐长途汽车去了特鲁维尔。汽车站就在多维尔火车站对面。我走在木板路上，经过黑岩公寓。我什么都不看，登上大楼梯的台阶，从街道那段在公寓前经过。我不知道她的套间在哪里。我不敢看，不敢抬头。我胳膊底下夹着一把雨伞，尽管天根本就没有下雨，我不知道拿雨伞怎么办。我走进电话亭，给她打电话。她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两小时以后见面。我正在工作，很难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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