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1882－1916）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仅34岁的生命创造了至今为人们所敬仰的奇迹。本书用简明的语言叙述了蔡锷的一生，突出介绍了蔡锷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传记体例，老少咸宜，读来通畅、趣味，即使对于历史研究者也不无启发，比如，本书第一次披露了蔡锷的真正死因，第一次说明了中国抗日军事思想渊源于蔡锷，等等。
作者简介：
顾则徐，男，1962年生，上海人，1984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知名学者、文化评论家。已出版著作：《朱德别传》（通俗历史，香港）、《服装是性的》（人类学，台湾）。
目录：
序言：流星般的巨星上篇人生传奇第一章吾将学万人敌第二章流血救民吾辈事第三章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第四章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第五章成大事的人要有个修养第六章丰功伟烈，宁独让之先贤第七章协力同心，恢复汉室第八章光复之初，极意建设第九章长驱北指，直捣虏廷第十章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第十一章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第十二章往欢迎者，络绎不绝第十三章赖以支柱者，精神之兴奋耳第十四章贯彻始终，方肯罢休第十五章天祸中国，松坡病竟不救第十六章神妙不测——蔡锷的军事思想与成就（上）第十七章良心血性——蔡锷的军事思想与成就（中）第十八章与强邻一相角逐——蔡锷的军事思想与成就（下）第十九章蔡锷的传说中篇代表作品蔡锷言论及释评《曾胡治兵语录》蔡锷按语集下篇纪念评价当时人物对蔡锷的评价蔡锷去世后的唁电和挽联为蔡锷举行国葬的文件及祭文参考书目
第一章
吾将学万人敌
1882年12月18日，蔡锷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今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他父亲蔡正陵原来是个裁缝，也做过小买卖等。蔡锷母亲王氏磨豆腐，做些针线活。蔡锷5岁时，蔡正陵一家迁居武冈州黄板桥（今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蔡锷是长子，上面有个姐姐，下面还有个妹妹，父亲蔡正陵有一定文化，开过私塾，蔡锷6岁时由父亲亲自启蒙读书。之后蔡正陵把蔡锷送到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刘辉阁家的私塾学习，老师叫张介寿。
蔡锷读书非常刻苦，13岁就中了秀才，这几乎是个奇迹，要知道当时很多人刻苦读了一辈子书，也中不了秀才，只能是白发苍苍的廪生，20岁前能中秀才都属于很聪明、很优秀的人了。这时候，蔡锷已经被周围人看作了天才。1897年，15岁的蔡锷去长沙考举人，没能考上，正好湖南名人、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领衔的时务学堂开办，蔡锷以第三名的成绩考进了在长沙小东街、以后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务学堂，分在第一班就读。时务学堂后来改名为湖南省城大学堂，又与著名的岳麓书院合并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蔡锷身体瘦弱，读书天才，按照这一成长轨迹，将来似乎应该成为文人，其实不然，蔡锷的志向是军事。时务学堂集中的是一批维新知识分子，已经主张维新的熊希龄担任提调（也即校长），中文总教习是维新派主要领袖之一梁启超，中文教习有谭嗣同、唐才常等，宣扬的是维新思想。梁启超后来回顾戊戌变法时说：“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也即新思想的维新与守旧主义的争论是从湖南开始的，之后才影响到北京。在时务学堂学生中，时髦的是研究西学，鼓吹维新，但蔡锷却沉默寡言，同学所读的书他都读，之外则阅读各种军事著作。蔡锷的特立独行被同学们讥笑，认为他读的是没有用的东西，蔡锷回答他们：“吾将学万人敌，不仅龂龂于时髦派中讨生活。”万人敌，也即大将军、作战。龂龂，即唠叨不停。蔡锷的意思是自己要往军事方面发展，不跟大家那样整天喊时髦的洋务、维新口号。
由此可见，蔡锷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独立的主见，根据自己的思考立志于向军事发展。实际上，蔡锷有异于常人的个性，恰恰是深得诸位老师之心的。熊希龄跟蔡锷一样，儿童时候就有神童名声，他虽然是个文人，却是军人世家出身，对军事有特别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后，熊希龄热血沸腾，认为做文人没用，上书两湖总督张之洞投笔从戎，撰写了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意义的军事学著作《军制篇》，呼吁改革中国军事。他转为维新主张，目的之一也是希望中国通过制度改革达到强军，以抵抗外国侵略。梁启超虽然不懂军事，但他却是个主张中国有武士道传统、并应该予以发扬的文人。至于谭嗣同、唐才常，虽然名为文人，却都是性格刚烈、非常好武的人。正因为如此，蔡锷在这时候，就成为了他们特别器重的一个学生，对他给予了特别的教导和爱护。
1900年蔡锷第二次去日本时，正式把自己名字蔡艮寅改为蔡锷，希望梁启超帮助他进入日本军事学校学习军事。梁启超担心他身体太瘦弱，受不了军事训练，问他：“你是个文弱书生，能经受得起吗？”蔡锷回答：“只要先生为我想办法，能够去学陆军，将来不做一个有名军人，不算先生门生！”随即，通过梁启超的帮助，蔡锷进入成城学校学习。成城学校是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毕业后到军队实习，合格的人才有机会升入士官学校学习。后来的蒋介石声称是毕业于士官学校，其实只是另一所预备学校振武学堂毕业，并没有升到士官学校。
在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作为入武生实习了几个月后，蔡锷于1902年底自费考入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来改为官费生，按照该校接受中国学生的届次，属于第三期，实际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真正比较多数量、大规模训练中国学生的第一批。
第二章
流血救民吾辈事
蔡锷1900年第二次去日本后，为什么铁了心要梁启超帮他进军事学校学习军事呢？根本的原因当然是他本来就是“吾将学万人敌”，但学“万人敌”并不一定要如此急迫，完全可以慢慢寻找机会。后来日本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有了大变化，要学习军事的机会很多。当时，梁启超在日本办了份报纸《清议报》，蔡锷在上面发表了十首《杂感》诗，其中一首有这样的句子：“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发表时间是1900年10月，正是蔡锷刚到日本不久。从诗句中可以看出，再次到日本后的蔡锷已经最终下了要“流血救民”的决心，已经不愿意等待，因此才会坚定央求梁启超。
蔡锷“流血救民”想法与他的几个老师有关。
时务学堂开办之后，以梁启超、谭嗣同为领袖，很快就在湖南形成强烈的变法呼声，成为中国变法舆论的中心阵地。到1897年底，全国已经建立主张变法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宣扬变法的报刊19种。到1898年初，整个中国社会的中上层人士已经无不谈论变法，变法成了有知识的官僚、书生最时髦的语言。1898年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实行变法。变法需要人才实行，因此，谭嗣同被召入京，光绪皇帝授予他四品卿衔。但是，8月份谭嗣同到北京时，恰恰也是变法转入困境的时候。想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无论在宗族中还是官僚阶层中，都缺乏强劲有力的实力派支持，这些实力派由还没有接受新观念、新思想的慈禧太后控制着，对光绪皇帝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谭嗣同是官宦家庭出身，他父亲谭继洵曾任湖南巡抚、湖广总督，因此特别受重视。1898年9月6日，光绪皇帝召见谭嗣同等，跟他们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意思是你们要实行什么变法措施尽管提出，我一定会同意的，即使认为我有什么过错，你们也可以当面批评我，我会改正自己的过错。对于非常有学问、熟悉历史的谭嗣同来说，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意味着遇到了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开明的君主，性格刚烈的谭嗣同决定不惜一切手段帮助光绪皇帝。所以，当听说慈禧太后将“训政”时，而康有为企图用一身武艺的拔贡毕永年刺杀慈禧太后和利用袁世凯的设想又没有眉目，谭嗣同便冒险找掌握部分新军的袁世凯，希望袁世凯提前进行兵变。只掌握枪弹被控制的五六千兵力的袁世凯作为军事将领与谭嗣同不同，向来精明的他必须考虑有足够胜算才会愿意执行，慈禧太后对他实际早已防备，他并无胜算。不进行兵变就只能投靠慈禧太后，于是，袁世凯随即向自己的顶头上司荣禄告密，出卖了谭嗣同和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得到光绪皇帝有兵变想法的消息，马上于9月21日改训政为政变，软禁光绪皇帝，抓捕维新人士。
梁启超要谭嗣同一起逃跑，谭嗣同把自己的文稿、信笺交给梁启超，只是要梁启超逃到日本去，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意思是没有逃跑的人活下来，中国就没有将来；如果没有接受死亡的人，对后人就不能起到号召的作用。对日本使馆派来帮他逃跑的人，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意思是各个国家实行变法都要流血才能成功，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为了变法而流血牺牲的，所以中国才不昌盛，我就做第一个流血牺牲的人吧。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接受逮捕，9月28日与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一起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在监狱中时，在墙上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成为了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刑场上，当时刽子手按照传统允许死刑犯在被砍头前，向围观的人群叫一声“二十年后又是条好汉”之类话，谭嗣同则叫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壮烈就义的事迹传回时务学堂，引起了师生的巨大震动，对蔡锷也产生了很大的刺激。谭嗣同的“请自嗣同始”想法，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他一贯的思维。他在教育学生时候，就强调“我不病，谁当病者！”谭嗣同的代表著作《仁学》是从哲学角度阐述维新思想，因此可见他的言行并不是头脑兴奋的一时之勇，而是有着深刻的哲学思考的。“请自嗣同始”和“我不病，谁当病者”，基本意思都是“我不去牺牲，谁去牺牲”，换一句话就是古希腊哲学、基督教、佛教中都具有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谭嗣同这一精神深刻地植入了蔡锷的灵魂中，后来蔡锷讨论军事问题时，特别强调军人要有“大勇”、“良心”、“血性”。在蔡锷与梁启超计划进行护国战争时，他与梁启超约定：“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意思是如果护国反袁失败，他跟梁启超就要像谭嗣同一样接受死亡，绝不逃跑活命。实际上，如果护国反袁失败，在外围活动的梁启超并不一定存在“吾侪死之，决不亡命”的问题，在战场上的蔡锷则一定存在“吾侪死之，决不亡命”问题，因此，与其说这是两个人的约定，不如说是蔡锷对自己个人的要求。蔡锷的这一“吾侪死之，决不亡命”与谭嗣同的“请自嗣同始”，在精神上完全是一回事，蔡锷在精神品格上继承了老师谭嗣同，他们都达到了东西方哲学所共有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高尚境界。
蔡锷10岁去应县试时，遇到了一个叫樊锥的人。清朝时候，县试由考生所在县县官主持，通过了称为廪生，取得廪生资格才可以参加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府试是院试的初试，通过府试后参加由省里主管考试的官员主持的院试，考取后称为生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秀才，也称茂才、相公，获得了秀才便算是获得了功名，也即相当于今天国家正式承认的高中、中专一级的文凭，清朝时候读书人少，文盲是大多数，能获得秀才就是很了不起事情了，国家要给予一系列待遇。有了秀才资格，才可以去省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也称章试，如果考上，那就是中举，就更加不得了，国家不仅要给予优裕的待遇，而且也归入了做县官的人才库。可见，县试是获取功名的第一步。蔡锷10岁就参加县试，年龄是特别小的，因而在一个县里很显眼。朱德年轻时读了整整13年的书，19岁时候才参加县试中了秀才，可见蔡锷参加县试之早。樊锥生于1872年，比蔡锷大十岁，当时是县里官办学校的学生，称为“县学诸生”。樊锥是个穷人，他看蔡锷父亲更穷，但特别喜欢聪明的蔡锷，就提出以后由他来教蔡锷，把蔡锷当儿子一样对待，负责蔡锷以后求学的费用。这是第一个决定蔡锷人生道路的老师。
樊锥是个狂放不羁的青年，接受新思想，被周围人看作是怪人。他对蔡锷最重要的一个影响，是教育了蔡锷不要考虑获取功名，要学习对国家真正有用的知识。把15岁的蔡锷带到长沙考举人，没有考上后让他考时务学堂，这都是樊锥帮助决定的。当时樊锥已经是湖南有名的维新分子之一，思想新潮，与熊希龄、谭嗣同等人发起组织湖南不缠足会。这样，樊锥就把蔡锷带入了主张变法的维新分子圈子，使蔡锷有了一个全新的人生。后来，樊锥又把蔡锷带到了日本，跟蔡锷一起进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但骑马摔伤，只能退出，改学了法政。
戊戌变法失败后，朝廷抓捕维新分子，樊锥带着蔡锷、石陶钧跑到武汉。狂人樊锥拜谒两江总督刘坤一，慷慨激昂，刘坤一马上写了封给袁世凯的信，让樊锥离开去见袁世凯。樊锥让蔡锷去上海等待，自己带着信北上，见了袁世凯还是慷慨激昂，吓得袁世凯唯恐惹祸，给了他一笔钱让他离开。樊锥带着钱跑到上海，这时蔡锷等十几个时务学堂的学生已经聚集一起，并跟逃到日本的梁启超联系上了，于是在1899年7月，樊锥带着他们去了日本。从此，蔡锷开始了他独立的人生。
史学界有些人在叙述辛亥革命时，习惯于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作简单的对立，把革命跟暴力革命等同起来，然后把暴力革命的专利完全归属于革命派，这是不符合史实的。其实，维新分子中本来就有着很多性格刚烈并且好武的人物，而且康有为也并不排斥必要时使用暴力，按谭嗣同赴刑时的呐喊就是“有心杀贼”。康有为试图进行刺杀和兵变，谭嗣同试图策动袁世凯，正是维新分子最早的暴力尝试。不仅如此，事实上，第一次举行大规模起义与清政府进行对抗的运动，也是由刚刚经历戊戌变法失败的维新分子为主导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明确了武装勤王的想法，试图通过暴力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建立君主立宪制度，这种武装立宪的本质正是暴力革命。梁启超后来回忆说：蔡锷等十几个时务学堂学生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跑到日本，“我和我一位在时务学堂同事的朋友唐才常先生，带着他们十几个人，租一间两丈来宽一楼一底的房子同住着。我们又一块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唐才常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见，革命并不是孙中山革命派的专利，区别只是康有为、梁启超并不是把革命当作公开的天天喊的口号而已。时务学堂的唐才常跑到日本之后，与康有为、梁启超进行了商量，然后在上海组织了正气会、富有山堂等，广泛联络会党，组织起了总部在汉口的、参加人数达10万人的自立军，唐才常自任总司令。在日本的蔡锷等原时务学堂学生也基本都参加了自立军，并回国参加起义。由于缺乏经验和海外资金没有及时到达等原因，1900年7月28日，汉口自立军总机关被张之洞破获，唐才常等人于次日即被杀，失去指挥的已发动起义的自立军很快被剿灭。自立军的起义虽然也得到孙中山革命派的支持和参与，但主导这次暴力革命行动的是以唐才常为代表的维新派分子。
这次失败的起义进一步促使蔡锷形成了“流血救民吾辈事”的志向。回到国内的蔡锷找到唐才常，唐才常让他到在湖南的清军统领黄忠浩那里去，黄忠浩由于形势变化判断必然失败，没有起兵响应，坚决把蔡锷留在身边，这样，蔡锷也就逃过一劫，但是，蔡锷的很多同学则牺牲了。唐才常被捕后跟审问他的、后来在抗日战争初期成为大汉奸的郑孝胥说：“此才常所为，勤王事，酬死友，今请速杀！”意思是：这是我一个人的事情，跟别人无关，我的目的是为了勤王，为好友谭嗣同等人报仇，请马上把我杀掉。纯粹文人唐才常与一身武功的谭嗣同都视死如归，这对蔡锷的激励是很大的。正是从这时起，他更名为了“锷”，意思是锋利的剑刃。显然，面对失败的鲜血，年仅18岁的蔡锷立志要学好军事，“流血救民吾辈事”，但他不仅准备流血，更准备要获取胜利。
第三章
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
中日甲午战争后，被打败的中国对日本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从自以为老大帝国改变为承认自己落后，由于日本比欧美距离近，交通方便，费用便宜，文化接近，因此，清政府在1896年便派遣了第一批13名留学生到日本，开启了中国学生到日本的留学历史。不过，最初两三年的留日学生数量总体来说很少，其中后来比较有成就的人有唐宝锷、戢翼翚等。
人数开始比较多起来，是在1897年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一是一批维新分子流亡去了日本后留学，蔡锷就在这批人当中；二是镇压变法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僚不愿意因此倒退，反而进一步推动留学。1899年，中国在日留学生有一百多名。义和团运动是一个更重要的转折，慈禧太后终于脑子开始有点清醒了，意识到依靠蒙昧的义和拳是没有出路的，开始逐步转向接受新事物，从而使留日学生进入高速增长期。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280名左右，1902年又翻了一倍，21岁的鲁迅就是在1902年到日本留学的。仅仅到了1906年，中国通过各种渠道留日的在日学生总数达到了最高峰，当时由日本人估计的最少数字有12000人，最多说是超过了2万人。在这个日益庞大而混乱的留日学生群体中，蔡锷虽然年龄不大，但在中国人非常讲究辈分、资历的年代里，已经属于老前辈了。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但在国内时思想被限制，一旦到了国外没有了拘束，便会发挥出惊人的智慧。留日学生中虽然很多混日子的人，一些人只知道酗酒、赌博、嫖娼，引起日本当地人厌恶，报纸舆论也经常提出尖锐批评，但毕竟优秀分子是真正的主流。这些优秀分子张开了思想的翅膀，一方面磨练着体魄，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汲取着各种知识，进行着严肃的思考和讨论。正是这批留学日本的优秀分子，后来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蔡锷就是其中之一。
有这样一些直接因素导致了中国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后，在日本的中国人群体中再次出现了百家争鸣的辉煌。
第一，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第一次没有了权力的强制干预。虽然清朝政府安排了监视、监督人员，但毕竟是在日本，无法真正对异端采取人身强制措施。因为对于日本来说是外国人，所以日本政府也不会管得太具体。这样，在日中国人群体成了两不管的自由人。
第二，拥有丰富的图书、报刊资源。由于日本早在18世纪就兴起兰学（18—19世纪日本为了掌握西方科学技术，曾经努力学习荷兰语文，当时他们把西方科学技术统称为兰学，即日本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翻译、积累了大量西方著作，在日本的中国人也为了赚稿费解决生活费用从日文、西洋文翻译了大量著作，这样就等于为中国人提供了短期内学习世界各种知识的捷径。这也正是张之洞竭力推动赴日留学的原因之一。
第三，由于文化上的接近性和历史的渊源，在日中国人中则有着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孙中山、黄兴等中国顶级的学问家、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日本很多民间人士有着接近、帮助中国人的热情，更愿意跟中国优秀人士交朋友，互相学习，互相参与公开的和非公开的活动并进行合作。
第四，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但当时日本政府全面侵略中国的主张还远没有占主流，政府同时也有着试图帮助中国进行改革，希望中国强大起来，实现中日联合对抗白人势力的想法。这样，日本政府就比较能够包容在日中国人中的各种异端分子和思想，并愿意积极培养中国各方面人才。
第五，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师生两人思想逐步开始分化，作为老师的康有为仍然坚持维新主张，作为弟子的梁启超则把重点放到了立宪上。虽然康有为不久离开日本，但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之间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交往、沟通，这样，最主要的改造中国的主张就发生直接大碰撞，这种碰撞所导致的思想交锋和解放，是之前中国从来没有过的。
第六，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基本国策，而在日本的中国人则正在寻求实现祖国进步的方向，正处于痛苦而意气风发的时候，因此，从西方引进的各种主义，对中国人产生的冲击力远远超过日本人，而且，中国人不仅要跟日本人一样思考东西方文化、古代现代文化的差异，更要掂量中日差距的各种因素。
总之，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实际并不是到了后来五四时期才发生，而是早已经在日本的中国人群体中发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是之后的又一个高潮。如果仔细对比五四新文化运动跟之前在日中国人群体的思潮，就可以发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各种主要元素，早在世纪初的在日中国人群体中已经具备了。
认识了以上道理，就可以认识到蔡锷是在日本的中国人群体思想解放运动中，一个重要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强国强民潮流的重要开创者，所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这个思潮是什么呢？1902年2月，蔡锷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军国民篇》。蔡锷首先认为中国处于极其病弱的状态，解决这一状态的出路是必须实现军国民主义。然后，蔡锷从教育、学派、文学、风俗、体魄、武器、音乐、国势八个方面对中国进行了批判，同时分别从这八个方面提出只有实行军国民主义才能够给予扭转。对于什么是军国民主义，蔡锷强调了军事，并认为关键在于要“先陶冶国魂”。蔡锷认为，武士道就是日本的“大和魂”。对于中国魂，蔡锷说：“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之特色，以认为吾族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也就是说，蔡锷认为国魂应该是民族独有的精神，而中国则并没有这样一种精神。既然中国没有国魂，因此，蔡锷感叹：“吁！执笔至此，吾汗颜矣！然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脑质，即脑髓。蔡锷这一感叹，意思是中国没有国魂，但在他脑子里有着一个国魂。
蔡锷发表《军国民篇》后，当时已经成为他至交的蒋百里在自己主办的《浙江潮》杂志发表《军国民教育》，又发表《国魂篇》。蒋百里文章的主旨，是如何通过教育培养中国的军国民和国魂。一个叫河边五郎的日本人把《军国民篇》、《军国民教育》两篇长文合编在一起，名为《军事篇》，印行了七次，销售之好也即意味着影响之大。这一影响有对日本人的，但主要是对在日本的中国人产生了非常大的思想冲击力。1902年6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斯巴达小志》，介绍古希腊时期斯巴达军事特色的社会状况。之后鲁迅在《浙江潮》发表了也许是他的平生第一篇通过翻译改作的小说《斯巴达之魂》，与梁启超一样提倡尚武精神。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本来就有一些尚武之风，蔡锷发表《军国民篇》后则是热衷起了尚武精神。尚武不仅成了人们的时尚，更成了人们的品格追求，而讨论和议论与“武”相关的问题更是成了日常话题，完全形成了一种风尚和思潮。不仅鲁迅这样纯粹的瘦弱文人尚武，而且1904年到了日本的秋瑾女士也以尚武为荣。但是，尽管有学问、有思想的高手如云，尚武所包含的意义也极其丰富，蔡锷《军国民篇》所试图表达的思想，集中到尚武这个焦点上竟发生了狭隘化的理解。从《军国民篇》的行文来看，年仅20岁的蔡锷这时候还没有掌握成熟的哲学思维，但他有着天才的思想境界，这种境界则是那些掌握了成熟哲学思维的人所不具备的。
同辈人中，知蔡锷者莫如同样具备天才的蒋百里。蒋百里受启发写《军国民教育》、《国魂篇》，便是意识到了蔡锷的军国民主义并不只是一个尚武问题。蔡锷的军国民主义诚然是来源并受古希腊时代斯巴达影响，也受日本军国主义启发，但蔡锷并不是局限于希望发展国家军事和武力，他要的是强国也强民，目的则不是为了侵略他国，而是为了抵抗外国侵略。蔡锷不是要军国主义，也不是要军事国家，他要的是强国、强民。在蔡锷的强国、强民思想之下，他希望的是国家和人民都得到健康发展，强民是强国的基础和前提。
在蔡锷平时沉默坚毅的外表底下，始终有着深刻的忧郁。在《军国民篇》里，蔡锷希望找到中国的国魂，但他无法找到。“吾脑质中，有一国魂在”，似乎茫然，但却是一种忧郁中极其坚定的意志，他是要创造出中国的国魂。梁启超显然意识到了蔡锷思想境界中的关节点，但他思考了两年后，还是不能找到蔡锷所试图追求的国魂，只能模仿日本，于1904年撰写了《中国武士道》一书，试图证明中国有着更悠久的武士道精神，希望“中国之武士道苏”，也即要恢复中国的武士道精神。但是，作为最高水平的学问家梁启超，不会不明白蔡锷所说的中国魂并不是武士道精神。因此，梁启超的心境是非常落寞的，他并不能解决自己学生蔡锷的志向，只能功利地搬来日本武士道以鼓励争取做“新民”的中国人。梁启超在结束全书时写道：“吾述中国之武士道，起孔子而讫郭解，阴气森森而来袭余心，吾投笔唏嘘而涕交颐。”意思是：我在这本书讲述中国的武士道，从春秋末孔子一直列举到西汉侠士郭解为止，森森的阴气袭入到我的内心，我放下笔来叹息，眼泪流满了我的脸庞。
第四章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
蔡锷1902年5月从成城学校结业，然后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到日本军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了四个多月，于年底考进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骑兵科。1904年10月，蔡锷作为日本士官学校中国学员第三期毕业。所谓第三期，一般称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逐渐发生误解，一些书稀里糊涂以为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第三期学员。日本士官学校全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前身为创建于1868年的京都兵学校，至1874年根据《陆军士官学校条例》正式创立，地址在东京兵学寮，直到1945年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关闭。1885年第一期学生入学，分步、骑、炮、工四个科，1896年增加后勤专业，1897年即已经有十一期学员，到1945年撤销时，一共有六十一期日本学员。1898年该校根据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的协议接受中国留学生，也称中国班或中国学员，1900年12月（日本明治三十三年）正式入学的中国留学生被中国人称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日本自己的学员学制为三年，中国学员为一年。第一期中，比如有后来担任过清朝陆军部尚书的满族军人铁良，有辛亥革命时著名的革命将领吴禄贞、张绍曾，中国毕业学员按照名册共40名。第二期于1901年12月（日本明治三十四年）入学，次年11月毕业，共25名，其中有清末禁卫军头脑良弼、辛亥革命著名的革命家和将领蓝天蔚等。蔡锷属于第三期，1902年12月（日本明治三十五年）入学，次年11月毕业。一直到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共为中国培养了29期学员，共1600多名军事人才。在中国自己的保定军校、黄埔军校等军事学校兴起和成熟后，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军事人才在中国的发展进入衰退期，但早期毕业回国的人，对于中国军事发展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按照名册，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中国学员共有95名，分属于步、骑、炮、工、辎重五科。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人很多，比如步兵科有蒋百里、周道刚、许崇智、曲同丰、胡景伊等，骑兵科有蔡锷、蒋尊簋等，炮兵科有吴光新、傅良佐等，工兵科有张孝准等，辎重科有杨祖德等。在这批中国留学生中，当时最著名的是蒋百里、蔡锷、张孝准三人，被称为“士官三杰”。其实，这只能说是“后三杰”。在前两期中已经有“士官三杰”的说法，指的是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三人。张绍曾、吴禄贞同属第一期，蓝天蔚是第二期。蒋百里、蔡锷、张孝准“后三杰”因为蔡锷、蒋百里的原因而更为后人所熟悉，所以，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前三杰”就逐步不为人知了。
在各种书中，关于蒋百里、蔡锷、张孝准“士官三杰”的说法很多，有一点可以肯定，也即无论是“前三杰”还是“后三杰”，原因都是他们的学习成绩好，比如，据说“前三杰”中张绍曾毕业时候的成绩是第一名。关于蒋百里、蔡锷、张孝准的考试成绩，各种说法共同的都是蒋百里考第一名，区别的是有说蔡锷考第二名、张孝准考第三名的，有说是蔡锷考第二名、张孝准考第五名的，有说蔡锷考第五名的，并且由此而演变出日本人嫉妒他们的各种故事，其实这些说法都没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只能是姑妄说之、姑妄听之。当时中国人有一个扬我国威、扬我民族优秀的心理，而且有些留学的人有很严重的回国后互相吹捧以提高社会地位的目的，甚至个别人如蒋介石要花钱伪造文凭谋好出路，等等原因，编造、夸大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成绩很平常。1901年第一期毕业时，被归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总的第十三期，蔡锷所属第三期应被归入总第十五期。日本学员学制基本为三年，中国学员学制为一年，毕业时候很难按照同一个标准进行考核，所以，无论“前三杰”还是“后三杰”，学习成绩好是肯定的，但一定要说比几乎所有日本学员好，只能存疑。此外，大家所学的科目也不同，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成绩排名标准。对于蔡锷、蒋百里来说，其实毕业时候考试第几名并不特别重要，毕业时候，河边五郎把他们两人写的文章合编一起的、涉及很多军事学问题的《军事篇》已经是军事学畅销书，作为同学的日本一般士官生很难与他们比较，根本不能用士官的一般标准衡量他们了。“士官三杰”的名声毕竟只意味着学习优秀，到底杰出与否还是要决定于回国以后的成就和影响。
民国时候，社会舆论有一个喜欢归纳名号的习惯，比如三杰、六君子、十雄、龙虎豹、南某北某，等等。这种归纳并不一定准确，但大多还是有道理的，至少说明被归纳的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比如，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有一个“南陈北李”的说法，也即那时候在人们心目中能够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人物，南方是陈独秀，北方是李大钊。现在一些按照讲究具体职务现状为规则的人怀疑这个说法，认为李大钊从来没有在党内担任过中央主要领导职务，怎么能跟总书记陈独秀并肩？其实他们不知道，当时党内的具体职务并不重要，李大钊跟陈独秀一样是共产党的精神领袖，不仅在舆论中他的影响仅次于陈独秀，而且在共产党党内实际工作中，李大钊的话语力量也是仅次于陈独秀的。正因为李大钊具有如此高的实际地位和影响，所以他才能够使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人同意进行国共合作，集体加入国民党。至于在北方的共产党组织，除了听中央的，实际更是听李大钊的，受李大钊的直接领导。所以，“南陈北李”就是个非常准确的名号。
民国时候有一个“留东四杰”的说法，指的是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蒋百里、蔡锷、张孝准、周家树。周家树是湖南宁乡人，跟蔡锷一起毕业于第三期骑兵科，他父亲是清末时候因为反洋教宣传把耶稣称为“猪精”，把天主教称作“天猪教”而非常有名的周振汉。周家树辛亥革命时作为炮队营管带参加湖南起义，革命后授陆军少将加中将衔，后来则没有多少名声和成就。所以，“留东四杰”更只是湖南人的自夸说法，没有什么影响。比较有影响的是蒋百里、蔡锷、张孝准“士官三杰”名号，也称为“中国士官三杰”，这并不是日本人喊出来的，而是中国人喊出来的。他们回国以后，随着三人经历和成就的影响变化，舆论评价便发生相应的变化。
蒋百里，民国时候以原名蒋方震为人所熟知，他出生于1882年，跟蔡锷同年。蒋百里是浙江海宁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但由于父亲蒋世一较早去世，童年比较清苦。蒋百里悟性很高，16岁中秀才，1900年到浙江大学前身求是学院学习。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对蒋百里影响很大，1901年他到日本后决心学习军事，进入成城学校受训。蒋百里是最早组织旅日留学生同乡会的留学生之一，并开办了以同乡写稿为特点的《浙江潮》杂志，在留学生中建立起一定的影响力，并与湖南人蔡锷结成挚友，影响了他的一生。1906年回国后，蒋百里在辽宁盛京将军赵尔巽处任督办公所总参议，1907年去德国实习军事，在德军第七军担任过排长、见习连长。1910年回国后，蒋百里在学长良弼负责的禁卫军担任管带（相当于营长），不久又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手下任督办公所总参议，被授二品顶戴，辛亥革命时怕被当地实力派巡防营统领张作霖杀害，逃回浙江，任老同学浙江都督蒋尊簋的参谋长。不久蒋尊簋被倒向袁世凯的老部下朱瑞赶走，蒋百里再次北上去北京。1912年底由他老师荫昌推荐，被袁世凯任命为新开办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担任半年多后，于1913年6月18日清早，为了申请经费不顺利而当着2000多名师生的面开枪自杀。没有死成后，蒋百里在袁世凯的公府军事处挂名任每个月领300元薪水的参议，蔡锷到北京后追随蔡锷。
蔡锷在1904年回国，在江西巡抚夏之时手下的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和材官学堂担任了几个监督，然后再去日本，1905年蔡锷回湖南被湖南巡抚端方聘为湖南教练处帮办，并兼武备、兵目两个学堂教官。1905年8月，广西巡抚李经羲把蔡锷请去，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及随营学堂总理官，之后又兼任巡抚部院总参谋官和广西测绘学堂堂长。1907年又创办广西陆军小学兼总办，并兼任广西兵备处总办。1908年任广西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相当于团长），次年又任广西龙州讲武堂总办等。1910年夏，蔡锷升任广西混成协协统（相当于师长，混成协与普通协不同，普通协协统相当于旅长），并兼学兵营营长。李经羲去云南任总督后，蔡锷于1911年去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相当于旅长），10月30日被推举为总指挥，领导云南重九起义。起义胜利后，云南成立大中华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任都督。1913年10月，蔡锷赴北京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之后还担任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议、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办事员等职，被袁世凯加“昭威将军”名号。实际上，袁世凯一开始是想依靠蔡锷的才能，取代段祺瑞任陆军总长改造北洋军，并任总理，后来因为怀疑蔡锷不能对他个人忠诚和激怒北洋军人，才没有这样做。
张孝准比蒋百里、蔡锷大一岁，1881年生，湖南长沙县人，父亲张植之曾任岳阳邮电局长。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张孝准到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手下谋职，之后被徐世昌保送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了四年。1911年回国后，于1912年任黄兴南京留守府军务厅厅长。留守府解散后，1913年2月到湖南任都督谭延闿的军事厅厅长，结果因为急于想改革，激起巡防部队围攻总督府，只好辞职。之后追随黄兴，参加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直到1915年10月蔡锷与黄兴联络后，由黄兴安排张孝准到蔡锷身边，担任蔡锷逃出北京的助手之一，并做蔡、黄之间的联络人。
由以上三人的经历可见，无论是蒋百里还是张孝准，从日本回国时都比蔡锷起步顺利，发展起点很高，但他们都不具有蔡锷的坚毅、冷静和沉稳。蒋百里身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仅仅因为经费困难而自杀，只是匹夫之勇，不是做大事业的人所为。蔡锷开始策划离开北京南下护国时，跟蒋百里一说要反袁世凯，蒋百里就“啊，啊”着倒在了沙发上，之后蔡锷不再愿意跟他深入商量了。蔡锷并不是怀疑他的忠诚，而是认为他做不了大事，蔡锷跟黄兴派到北京协助蔡锷的学习军事出身的李华英说，蒋百里是“勇于自杀，而不能杀人”。张孝准担任湖南军事厅厅长，急于改革而导致兵变，从而失去发展基础，实在是失之于急躁。由于张孝准流亡，也就在国内的影响力比较小。因此，在人们称呼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人的另一个名号“南方三杰”中，张孝准虽然同为南方人，却不能被排上了。“南方三杰”是指蒋百里、蔡锷、蒋尊簋。
蒋尊簋与蒋百里、蔡锷同年龄，也是1882年生，浙江诸暨人，出身于书香门第。与蒋百里一样，蒋尊簋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学习，1900年官费去日本留学。在日本，章炳麟赞赏蒋尊簋与蒋百里：“浙之二蒋，倾国倾城。”蒋尊簋与蔡锷同为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毕业。1904年蒋尊簋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宣传部长。从日本回国后，蒋尊簋曾任浙江督练公所教练处帮办、浙江讲武学堂总办、新兵第二标标统（相当于团长），并开办浙江弁目学堂等，为浙江发展陆军和辛亥革命光复浙江奠定基础。1907年7月革命党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作为同志的蒋尊簋不得不辞职，然后去广西与蔡锷做同事，任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会办，又担任过陆军小学堂总办，广西参谋处总办，曾到广东任混成协协统。1911年辛亥革命时，蒋尊簋任广东都督府军事部长并代理广东都督，1912年初回浙江任都督兼民政长，半年后被朱瑞赶走出国。1914年后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宣威将军兼检阅使总监等职务。蔡锷南下讨袁后，蒋尊簋也离开北京南下声援蔡锷。蒋尊簋是孙中山革命派最重要的军事人才之一，名义上取得的地位跟蔡锷同等，只是由于其激进的革命立场而导致颠沛，人生才不很顺利，所获取的成就也不如蔡锷，后来因为与获得北伐胜利的蒋介石冲突而信仰起了佛教。
显然，无论是在“中国士官三杰”中，还是在“南方三杰”中，蔡锷都是突出的一个。这一点可以从另一个名号上体现出来。辛亥革命时，中国有一个“北吴南蔡”的名号，北吴是指在北方活动的吴禄贞，南蔡是指在南方活动的蔡锷。吴禄贞，1880年生，比蔡锷大两岁，湖北云梦县人，清贫的秀才家庭出身。吴禄贞个子瘦小，但好武，1897年考入湖北武备学堂，而且十分优秀，所以，湖广总督张之洞挑选去日本士官学校第一期培养的军事人才时候被选上。吴禄贞在日本士官学校学的是骑兵科，后来跟张绍曾、蓝天蔚被称为“士官三杰”。吴禄贞与蔡锷的少言寡语相反，性格豪迈，口才出众，争强好胜，挥金如土。士官学校第一、二期中有不少满族人，与当时汉人基本出身平民家庭不同，这些满族学生则基本是贵族出身，负有回国后控制军权的责任。善于江湖一套的吴禄贞结交了良弼等满族子弟，为他以后回国发展打下了人脉关系，但他实际却是个要坚定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者，已经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起义。1902年吴禄贞回国担任了近两年普通中学教师后，回国高升了的良弼把他邀请到北京。从此，吴禄贞真正开始走上军政道路，担任过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考察新疆军事的钦差、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军事参议、延吉边务帮办、延吉边务督办、陆军协都统等职务，辛亥革命前担任第六镇统制（相当于师长）。辛亥革命时，清朝最精锐的新军为直属陆军部调遣的第一至第六镇，这是清朝政府的看家本钱。如果吴禄贞能彻底控制第六镇的话，辛亥革命的历史就完全不同了，他就能实现直捣北京的目标，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从一开始就能实现，但第十一协协统李纯是袁世凯亲信，吴禄贞只能有限度地控制吴鸿昌为协统的第十二协。吴禄贞试图将十一、十二协调集一起，并跟第二十镇统制、老同学张绍曾合作，聚集兵力突然进攻北京。清朝陆军部已经察觉吴禄贞有严重问题，但无可奈何。迫于革命形势的清廷不得不起用袁世凯，由于新军第一至六镇的将领原来基本是袁世凯的亲信，袁世凯的出山就使吴禄贞更难掌握部队。1911年11月17日凌晨，袁世凯花2万元买通的吴禄贞卫队长马步周带领一批军官突然发动兵变，将吴禄贞杀死并割下头颅。吴禄贞以一个革命党人而能进入北洋核心军事力量中掌握主要的作战部队之一，胆略确实非常人可比，他敢于使用各种手段，但导致他功亏一篑的根由也在这上面，他曾长期严重侮辱卫队长马步周，不吝啬给予金钱，却不知道伤害了他人格，表面的忠诚下埋藏着深刻的仇恨。蔡锷则不同，跟部下相处从来不走酒色财气路子。从这点来说，稳健的南蔡要比豪迈的北吴远为优秀。
当时广西陆军小学第三期的学员李宗仁在晚年写回忆录时候，还依然记得校长蔡锷的英姿：“全校有新式楼房十余幢，另有礼堂一所。学生的宿舍和课堂分建在大操场的两侧，学堂办公厅和礼堂则建于操场的两端，十分庄严宽敞。当时校方的教官和各部门主持人，多半是新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他们都穿着非常整洁鲜明、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上穿着长筒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柄明亮的指挥刀，在校内走动时，这柄刀总是拖在地上。因而他们走起路来，刀声靴声，铿锵悦耳，威风凛凛，使我们刚自乡下出来的农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羡慕万分。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30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