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联亚马逊书店销售榜单首位，现任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力作 温斯顿·丘吉尔逝世50周年纪念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版
本书简介：
《丘吉尔精神一个人如何创造历史》不同于以往任何丘吉尔传记。在丘吉尔忌辰五十周年之际，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推出了这部重磅作品。鲍里斯不仅亲自走访了丘吉尔的家人和丘吉尔故居，还得到了丘吉尔档案馆和诸多研究丘吉尔的专家和学者的鼎力支持。在详实的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历时整整一年，伦敦市长不仅以从全新角度解读了一代伟人温斯顿·丘吉尔，还为读者全方位还原了一个生活中真实可触的温斯顿·丘吉尔。
作者简介：
鲍里斯·约翰逊（BorisJohnson）1964年出生于纽约，毕业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英国保守党议员，2008年至今担任伦敦市长，被认为是下一届英国首相最具实力的竞争者。鲍里斯·约翰逊成为议员之前曾担任《每日电讯报》记者和《旁观者》杂志主编，已出版《罗马之梦》《伦敦精神》等畅销书。
目录：
序：一头名叫丘吉尔的犬
第一章希特勒的提议
思考这个问题不过是浪费时间。倘若我们此刻试图寻求和平，得到的条款会比血战到底强。但是德国人会拿走我们的舰队、海军基地和更多东西——这会被称为“解除武装”。
第二章没有丘吉尔的世界
“一个新黑暗时代的深渊，这个时代或许会因为扭曲的科学之光变得更加邪恶，更加漫长。”——这便是没有丘吉尔的世界最可能的面貌。
第三章离群的猛象
温斯顿·丘吉尔毫无疑问是英国的戈林，对鲜血与闪电战充满了渴望，自我膨胀，贪得无厌，一个用豪言壮语和大话装点自己的天生叛徒。
第四章伦道夫因素
伦道夫的眼睛闪烁着，摆动着自己的琥珀烟嘴——跟丘吉尔记忆中难得的在儿子面前慈祥而风度翩翩的父亲一模一样。
序：一头名叫丘吉尔的犬 第一章 希特勒的提议思考这个问题不过是浪费时间。倘若我们此刻试图寻求和平，得到的条款会比血战到底强。但是德国人会拿走我们的舰队、海军基地和更多东西——这会被称为“解除武装”。 第二章 没有丘吉尔的世界“一个新黑暗时代的深渊，这个时代或许会因为扭曲的科学之光变得更加邪恶，更加漫长。”——这便是没有丘吉尔的世界最可能的面貌。 第三章 离群的猛象温斯顿·丘吉尔毫无疑问是英国的戈林，对鲜血与闪电战充满了渴望，自我膨胀，贪得无厌，一个用豪言壮语和大话装点自己的天生叛徒。 第四章 伦道夫因素伦道夫的眼睛闪烁着，摆动着自己的琥珀烟嘴——跟丘吉尔记忆中难得的在儿子面前慈祥而风度翩翩的父亲一模一样。 第五章 最勇敢和最崇高的举动“我骑着我的灰马沿着交火锋线前行，而其他人都躺在掩体中。可能这很蠢，但我下的是大赌注，并且证明了在军队中没有比这更勇敢和更崇高的举动。” 第六章 伟大的演说家希特勒的例子表明，恶魔能被修辞的艺术所消灭。丘吉尔则说明了修辞如何拯救了人类。据说希特勒的演说与丘吉尔的不同之处在于，希勒特能让你相信他无所不能，而丘吉尔能让你相信自己无所不能。 第七章 他改变了英语当世界领导人会面探讨危机时，他们会召开“峰会”，在会上讨论“中东”，或者他们很可能会讨论关于俄罗斯创造新“铁幕”的风险。这三个词都是丘吉尔创造的。 第八章 可敬的仁心丘吉尔的道德观念基本属于基督教诞生前的时代，甚至是罗马式的。他不变的兴趣是荣誉与威望——关乎他自己和大英帝国的荣誉与威望。同时他还身负一种深沉的使命感：有适合他去做的、正义的事在等待着他。 第九章 我亲爱的克莱门汀我时常想念你，我亲爱的小猫……还有我们一起生活的快乐时光，并且在这尘世，我们仍有许多年这样快乐的时光可以期待。有时候政治令我有些抑郁，要是你能在身边安慰我就好了。 第十章 “约翰牛”的诞生毫不夸张地说，1940年的丘吉尔正逐渐变成一个符号。他正演化成整个民族的精神——蔑视纳粹、坚持抵抗的象征。想想他那滚圆的脸上的特征，撅起的嘴唇流露出的快活的神情，还有坦诚而坚定如炬的目光。他身上流露着过去两百多年以来（甚至在更久远的岁月中），健硕的英格兰人在面对来自欧洲大陆的一切威胁时所表现出来的斗志和愉悦，他成了“约翰牛”。 第十一章同时代最超前的政治家丘吉尔有时候像在高尔夫俱乐部喝多了的人一样，然而正是同一个丘吉尔，提出了一些过去200年里最具进步意义的法案。他应该与劳合·乔治一起被誉为“福利国家之父”。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就如此有名，以至于掩盖了他作为社会改革者的光芒。距离丘吉尔说出这番恶言已经过去了100多年，当年有的人凭借世袭权利进入议会，而今天仍然有议员凭借世袭权利坐在上议院里。这表明丘吉尔要么激进得不可思议，要么远远领先于他的时代。 第十二章杀戮中没有荣光在整整十一年的杀戮中，丘吉尔是主导这个国家政治和军事的人。英国在这个世纪之初是世界上军事最强大的国家，而二战结束时一切都残忍地缩水了——除了首相的声誉。 第十三章陆上的巨轮为了保密的缘故，工厂的工人被告知他们生产的东西叫做“水箱”。工人们从模糊的暗示中推测它们是巨大的供水车，是为干旱缺水的美索不达米亚战场所准备的。于是它们被简称为“箱”，即“坦克”。如今它们仍然被称为坦克，甚至在俄语中也是如此。 第十四章百匹马力的头脑丘吉尔拥有的是耐力、动力和大脑引擎运转时低沉的咆哮声。“温斯顿·丘吉尔来了，带着他百匹马力的大脑。”有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样说。在当时，百匹马力可谓惊为天人。 第十五章与历史轮盘赌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政治家都是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下注的赌徒。他们尝试预测将要发生的事，以便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他喜欢赌上自己的名声，就像他热爱一切冒险：无论是驾驶飞机，在马拉坎德前线策马狂奔，还是在无人之地悄然来回。这是他试验自己的个人主义，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机会。 第十六章冷酷无情法国水手们来不及愤怒，几乎没有时间准备迎接死亡。1940年7月3日下午5点54分轰炸开始时，一切简直难以置信。那是英国的军舰，那些抵达这里时他们曾为之欢呼的英国军舰。军舰上是英国水兵，是盟友，是与他们一同在直布罗陀度过上岸假期，一起狂欢痛饮的同伴。 第十七章追求美国“我想我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了。”我惊呆了，然后说：“你的意思是我们有办法避免战败，或者打败那些混蛋？”他把剃须刀浸到水盆里，划圈摇晃着，然后说：“当然，我说的是我们能打败他们。”我说：“当然，我完全赞同，但是不知道你怎么做到？”这时候他把脸擦干净，转向我，十分郑重地说：“我会把美国拖进来。” 第十八章缩水的岛国上的巨人就像丘吉尔形容的那样：一只小狮子行走在巨大的俄罗斯熊与美国象之间。但是他仍然在其中，仍然是“三巨头”之一。他仍然以其他领导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方式在战争中战斗着。其他战时领导人，无论是罗斯福、希特勒、斯大林，还是墨索里尼，都没有丘吉尔那般参与战斗和成为传奇的执着渴望。 第十九章赢得冷战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在欧洲大陆降临了。在那条线背后分布着中亚和东亚的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索菲亚——这些著名的城市，还有围绕它们分布的人口均处在苏联的势力下。一切以相同或者不同的方式屈服于苏联的高度影响。不仅如此，在很多情况下，一切都还处于莫斯科越来越强的控制之中。 第二十章欧洲人丘吉尔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为欧洲建立美国的结构，假如这个结构真正成功地建立起来，将令一个国家的物质力量变得不那么重要……倘若最初并非欧洲的所有国家都愿意和能够加入联盟，我们必须努力召集和联合那些愿意加入和能够加入的国家。 第二十一章现代中东的缔造者丘吉尔在地缘政治方面扮演的角色只给人留下了模糊的记忆，然而丘吉尔的角色却十分关键。温斯顿·丘吉尔是现代中东之父中的重要一位。 第二十二章丘吉尔之名之于今天的意义丘吉尔的遗产随处可见，他的名字是播撒在一切社会阶层的文化基因……丘吉尔的故事比单纯的政治信条更宏大、更鼓舞人心，它讲述的是人不屈不挠的精神。丘吉尔的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些过时，但是他性格的本质是永恒的，并且或许将不断鼓舞着我们。 第二十三章丘吉尔因素在1940年，只有一个人拥有这些丘吉尔因素。花了相当多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之后我敢肯定，历史上没有人比他更深远地改变了这个世界。 大事年表作者致谢出版社致谢前言序
1马丁·吉尔伯特（MartinGilbert），英国历史学家，丘吉尔官方传记作者。
[2]掌玺大臣（LordPrivySeal）与“被封在厕所里了”（sealedintheprivy）谐音，丘吉尔颠倒词序开了一个玩笑。
[3]托利党（Tory），英国保守党的前身，成立于1679年，1833年改称保守党。其最高领导人称领袖、副领袖。党主席是第三号人物。在保守党执政时，其领袖出任首相。
[4]伦敦著名饭店。
序一头名叫丘吉尔的犬 在成长过程中，我对丘吉尔是不列颠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家深信不疑。从很小时候起，我就对他的事迹了如指掌：他领导我的祖国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打败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罪恶独裁政府，赢得了胜利。我了解他的故事中最不可或缺的部分。我的兄弟利奥和我曾仔细研读马丁·吉尔伯特[1]的传记《丘吉尔的一生》（LifeinPictures），甚至到了连图注都记得的地步。我知道，他精通演讲的艺术，而且我的父亲（像许多我们的父辈一样）能背诵他最著名的一些演讲的段落。当然，那时我就意识到这门艺术正在衰落。我还知道，他风趣幽默，桀骜不驯，在他的时代的标准下，他甚至政治不正确。晚餐时，我们听到一些未经考据的故事。其中一个很有名：丘吉尔在洗手间得知掌玺大臣想要见他，于是便回答说自己被封在厕所里了[2]。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故事。据说社会党议员贝西·布拉多克（BessieBraddock）告诉丘吉尔，说他喝醉了；丘吉尔却意外粗鲁地说她长得丑，而且自己早上就会清醒的。这个故事广为人知。不过，托利党[3]大臣与卫兵的故事就不那么出名了，如果你知道也没关系。我所知的版本十分权威，是在萨沃伊饭店[4]午餐时，从丘吉尔的外孙尼古拉斯·索米斯（NicholasSoames）爵士那儿听来的。索米斯拥有高超的讲故事技巧，而这个故事多少能说明本书的主题之一：丘吉尔拥有宽阔的心胸。“他的保守党大臣中有一个是同性恋者，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索米斯说着，声音大得几乎整个烧烤餐厅都能听见，“他也是我外祖父的一个好朋友。他总是被逮个正着，不过当时媒体并非无孔不入，也没有人说三道四。一天，他得意过头了，凌晨3点的时候被人发现在海德公园[5]的长椅上与一个卫兵鬼混。对了，那天是星期二。这件事被立刻上报至党鞭主任[6]，主任立刻给乔克·科尔维尔（JockColville），也就是我外祖父的私人秘书打了电话。” “乔克，”主任说，“我恐怕有关于某人的非常糟的消息。还是和往常一样，媒体已经知道了，并且马上就要曝光了。”“噢，我的天。”科尔维尔说。“我想我必须冷静下来，亲自告诉首相大人。”“是的，我想你应该那么做。”于是，主任直接前往丘吉尔位于肯特郡[7]的家中。他走进我外祖父的书房，外祖父正在写字台前忙碌。“啊，主任。”他转过身问，“出了什么事？”一阵漫长的沉默后，丘吉尔点燃了他的雪茄：“某人与卫兵厮混被逮了个正着，我没听错吧？”“是，首相。”“在海德公园？”“是，首相。”“在一张公园长椅上？”“没错，首相。”“在凌晨3点？”“千真万确，首相。”“在这样的天气里？我的老天！这样的英国人可真了不起！” *** 我知道他年轻时无比英勇，曾手刃敌人，在四个大洲经历过战火，他还是最早乘飞机飞上天空的那群人之一。我还知道他曾是哈罗公学[8]不起眼的小人物，他只有5英尺7英寸高，胸围却有31英寸。他战胜了口吃、抑郁还有他可怕的父亲，成为了最伟大的英国人。我所理解的丘吉尔有某些神圣与不可思议之处。因为我的祖父和祖母一直保留着丘吉尔去世当天《每日邮报》（DailyExpress）的头版，而当时他们已经90岁高龄了。我很高兴自己在他去世前一年出生，我读的关于他的东西越多，就越是为自己与他曾活在同一个时代而感到骄傲。而这一切令今天显得愈发奇怪和悲哀：在他去世将近五十年时，他却险些被遗忘，仅仅片面地被记住。我曾在一个可以称得上是丘吉尔创建的中东国家的机场购买香烟。我注意到一种香烟叫做“圣安东尼奥·丘吉尔”，我问免税店的店员是否知道丘吉尔是谁，他费力地念着这个名字，于是我为他读了一遍。“舍谢尔？”他一脸茫然地问。“战争中的人物，”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上去，好像他的记忆深处有微弱的钟声隐隐敲响了一般。“一个过去的领导人？”他问道，然后耸耸肩，“啊，可能是吧。我想我不知道。”他的表现并不比如今的许多孩子更糟糕。在那些专心听课的孩子们的印象中，丘吉尔是打败希特勒并拯救了犹太人的英雄。但是，从最近的调查结果来看，绝大多数年轻人认为丘吉尔是英国保险广告中的一只狗。我不禁为此感到羞愧。他本该是如今年轻人喜爱的人物：特立独行，桀骜不驯，跨越了党派的阵营，有自己标志性的衣着，而且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天才。我试图让那些没有完全理解他的天才之处的人，还有那些忘记了他的天才之处的人重新认识他。当然，我深知自己的这份野心有些不自量力。我并非专业的历史学者，而作为政治家的我连给丘吉尔提鞋都不配，甚至给罗伊·詹金斯[9]提鞋都不配——他写下了一本精彩卓绝的传记。同为丘吉尔的学生，我与马丁·吉尔伯特、安德鲁·罗伯茨[10]、麦克斯·哈斯汀[11]、理查德·托伊[12]等许多前辈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我知道，关于丘吉尔的书每年都有成百上千。尽管如此，我仍确信是时候重新认识丘吉尔了，毕竟我们不能想当然地接受他的名声。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们渐渐离我们而去，我们正在失去那些记得他的声音的人。我担心我们正在陷入危险之中，完全模糊不清的记忆会让我们忘却丘吉尔真正做过的事。如今，我们隐约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全凭俄罗斯的鲜血和美国的财力，尽管在某些方面的确如此，但是，同样千真万确的是：没有丘吉尔，希特勒几乎已经赢得了战争。我的意思是，纳粹在欧洲的有利形势本可能是无法逆转的。如今，我们对欧盟的效率低下抱怨不已，却忘掉了那种曾经的恐惧——世界本可能与现在完全不同。今天，我们需要铭记这一点，我们需要记住这位英国首相改变了我们仍然生活着的这个世界的命运。从欧洲到俄罗斯，到非洲，到中东，我们都能发现丘吉尔改变世界的痕迹。丘吉尔在今天仍然十分重要，因为他拯救了我们的文明。而最重要的是，只有他才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认为，历史是宏观的，是去个人化的，是被经济力量所推动的故事。而《丘吉尔精神》旨在说明，一个人也能改写历史。在他七十年的公众生活里，我们能发现他的个性一次又一次地影响了历史事件和整个世界，而其中许多都已经被我们淡忘。他是20世纪初国家福利制度建立的关键人物，他给英国工人带来了就业中心、茶歇时间和失业保险，他是皇家空军和英军坦克部队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与英国在一战中的军事行动和英国的最终胜利密切相关，他是以色列和别的一些国家成立所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更不用说他对欧洲的联合所做的努力了。有好几次，他在危机中力挽狂澜，并在1940年前所未有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性格即命运，希腊人曾这样说过。我同意这句话。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更深层次、更有趣的问题莫过于：性格是如何构成的？ 1马丁·吉尔伯特（MartinGilbert），英国历史学家，丘吉尔官方传记作者。[2]掌玺大臣（LordPrivySeal）与“被封在厕所里了”（sealedintheprivy）谐音，丘吉尔颠倒词序开了一个玩笑。[3]托利党（Tory），英国保守党的前身，成立于1679年，1833年改称保守党。其最高领导人称领袖、副领袖。党主席是第三号人物。在保守党执政时，其领袖出任首相。[4]伦敦著名饭店。[5]海德公园（HYDEPARK），伦敦最知名的公园。公园内有著名的演说者之角和骑马道。演说者之角是一个可以公开发表自己观点的地方，经常可见有人在此即兴演讲。18世纪前，这里是英王的狩鹿场。[6]在英国政坛，执政党的党鞭主任（theChiefWhip）代表党鞭办公室（TheWhipsOffice），在内阁拥有席位和发言权，拥有比党内绝大多数成员甚至大臣更高的权利，代表首相发言。党鞭主任以下有党鞭副主任和党鞭，党鞭的主要职责是贯彻党纲、执行党纪，以及贯彻政党领袖的意志。[7]肯特郡（Kent）位于伦敦东南，有“英格兰的花园”之称。[8]哈罗公学（HarrowSchool）位于伦敦西北角，由哈罗当地的一个农民约翰·里昂于1572年创建，最初的目的是为当地的男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但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演变，今天的哈罗公学已成为英国最负盛名的私立学校之一，入读的多为本地区以外的富家子弟。哈罗公学也因此在1870年另外创办了约翰·里昂学校，专门招收当地学生。[9]罗伊·詹金斯（RoyJenkins），英国政治家，著名历史学者和作家，著有单卷本传记作品《丘吉尔》。[10]安德鲁·罗伯茨（AndrewRoberts），英国历史学家、作家，著有《希特勒与丘吉尔：领袖的秘密》（HitlerandChurchill:SecretsofLeadership）等作品。[11]麦克斯·哈斯汀（MaxHastings），英国历史学家、作家，已出版许多战争历史题材作品，著有《最好的时光：战争领主丘吉尔1940-1945》（FinestYears:ChurchillasWarlord,1940-1945）。[12]理查德·托伊（RichardToye），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劳合·乔治与丘吉尔：伟大的对手》（LloydGeorgeandChurchill:RivalsforGreatness）。第一章 希特勒的提议 如果你正在回顾上一次世界大战中最具决定性的时刻，或者整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那么请跟我来，让我们前往英国下议院的一个昏暗的房间。首先爬上几步台阶，然后穿过一扇吱呀作响的老木门，再走到一条昏暗廊道的尽头，它就在那儿等着我们。出于安保原因，你在威斯敏斯特宮[1]的地图上找不到它，而且你也无法请导游带你参观它。事实上，我说的这个房间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它已经毁于闪电战的炮火。但重建的房间依然忠实地保留了它的原貌。这个房间是供首相在下议院会见同僚使用的，你无需好奇房间的装潢，因为它平淡无奇。想象一下房间里许多的绿色皮革、铜饰钉、沉重的纹理清晰的橡木板饰，还有普金[2]设计的墙纸。除此之外，墙上还挂着几幅画，微微倾斜着。再想象一下房间里缭绕的烟雾——我们正要谈论的是1940年5月28日的下午，那个年代的政治家们（包括我们的英雄丘吉尔在内）都是烟不离手的老烟枪。可以想象，并没有多少日光从百叶窗照进房间里，但绝大多数人都能认出在场的重要人物。房间里总共有七人，他们是英国战时内阁的成员。会议几乎不间断地持续了三天，足见他们面临的危机有多深。这是5月26日以来他们的第九次会议，然而他们还没有就自己和全世界面临的存亡问题得出答案。坐在椅子里的是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另一边是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Chamberlain）——被丘吉尔突然取代的人。这位前首相穿着高领衣服，脖子僵硬，留着卓别林式的小胡子。无论正确与否，张伯伦被归罪于致命地低估了希特勒的威胁和绥靖政策的失败。那个月早些时候，纳粹把英军从挪威打发走的时候，是张伯伦为此担了骂名。在场的还有哈利法克斯勋爵[3]，那个生来没有左手并且左臂萎缩、消瘦的高个子外交大臣。还有被丘吉尔抛弃的自由党领导人阿奇伯德·辛克莱（ArchibaldSinclair），以及工党代表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Attlee）和阿瑟·格林伍德（ArthurGreenwood）——丘吉尔曾用他一生中最歇斯底里的语言抨击过他们的党派。此外，在场的还有内阁秘书爱德华·布里奇斯（EdwardBridges）爵士，他负责会议记录。摆在会议前的问题并不复杂，然而过去几天里他们一直反复咀嚼着，形势也越来越糟糕。没有人明说，但每个人都清楚会发生什么。英国应该参战吗？让年轻的英国军人前往一场各种迹象都表明会输的战役赴死是否明智？或者英国应该完成某种交易，来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倘若交易完成，那么战争会随着英国的退出而结束吗？这项交易有可能拯救世界上数百万人的生命吗？我不认为我的同辈人当中，更不用说我的孩子这一代，有多少人完全理解我们曾距离这一步有多么近。英国本可能在1940年谨慎而理性地退出战争——当年，某些有影响力的人物曾严肃地主张开始“和谈”。他们的想法与做法并不难理解。法国传来的消息并不只是糟糕，而是糟糕得难以置信，连局势好转的最微弱的希望都看不到。德军直扑巴黎，轻而易举地蹂躏法国的防线，他们看上去简直就像是某种新的战斗种族，有着蔑视一切的狂热与效率。希特勒的装甲师不仅横扫了低地国家[4]，还穿过了阿登山区[5]本应该无法穿透的峡谷天险，滑稽可笑的马奇诺防线溃败了。法国将军们成了可悲的人物——每当这群满头白发，戴着克罗索（Crusoe）[6]式平顶军帽的老头子跑回防线，不知为何德军就已经在那儿了，紧接着斯图卡俯冲轰炸机[7]便像哭喊着的报丧女妖[8]似的袭来，坦克部队也发起进攻。英国远征军[9]被困在英吉利海峡的港口。他们一度尝试反攻，但是被击退了，现在正等着从敦刻尔克[10]撤退。如果希特勒听从了他的将军的建议，他本可能在当时粉碎我们：只要派古德里安将军[11]和他的坦克部队进攻这些不断缩小，并且事实上毫无抵抗的小片地带。他本可以消灭或者俘虏英国大部分有战斗力的军队，剥夺这个国家抵抗的实力。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空军扫射着海滩，而英国军队正沉入海中。英国士兵们绝望地用他们的李-恩菲尔德步枪[12]朝空中射击，他们被俯冲轰炸机剁成肉泥。在那一刻，在5月28日那一天，也许公众还没有意识到，但无论对政治家还是对将军来说，英国很可能失去大半军队。战时内阁目睹了英国军队蒙受了从失去美国殖民地以来最大的羞辱，并且一切似乎再无退路。对当时的战时内阁来说，欧洲地图看上去令人不寒而栗。两年前奥地利就陷入了深渊，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再，波兰已经国破，而几周前，希特勒又为他的征服履历增添了不凡的成绩——他轻易瞒过了英国，夺取了挪威。而英国花了数月时间精心策划的先发制人的计划注定失败了。希特勒仅仅用了略超过4小时就俘获了丹麦。荷兰投降了，比利时国王在前一天午夜怯懦地升起了白旗，每过一小时就有更多的法国军队投降——有时是在愚蠢而勇敢地抵抗之后，有时则是带着绝望与宿命的解脱。1940年5月，最重要的地缘战略考虑无非是：英国——大英帝国——孤立无援。没有任何可靠的支援的希望，连希望的前景都没有。意大利与我们为敌。当时希特勒看起来不可战胜，法西斯领导人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签订了“钢铁条约[13]”，并且很快就会作为希特勒的同盟加入战争。苏联签署了令人作呕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意与纳粹一起瓜分波兰。而美国人对欧洲的任何战事十分敏感。这不难理解，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了5.6万名士兵，如果把因为流感死去的人计算在内，死亡人数超过了10万人。美国人除了从大洋对岸送来含糊的同情之外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尽管丘吉尔恳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但美国那边没有表现出任何带有骑士精神的举动。那个房间里的每个人都能想象继续战争的结果。他们了解战争的一切，他们中有的人参加过一战。二十一年前那场可怕的屠杀仍历历在目——而两次世界大战间隔的时间比海湾战争距今天的时间还要短。全英国的家庭一度被当年的悲痛所笼罩，几乎没有例外。让人们再度经历那样残酷的一切正确吗？公平吗？而我们会得到怎样的结局呢？从内阁会议记录来看，这次会议是由哈利法克斯伯爵开始的。他开门见山，说出了过去几天里他一直强调的观点。他是个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很高，身高6英尺5英寸，比丘吉尔隐隐高了10英寸（虽然当他们坐在桌边时他的这项优势不会特别明显）。他毕业于伊顿公学[14]，是学校的明星，他滚圆的额头与万灵学院[15]精英的身份相符（别忘了，丘吉尔没上过大学，他考了三次才去了桑赫斯特[16]）。从当年的录影中可以发现，哈利法克斯伯爵说话时声音低沉，语调抑扬顿挫，带着那个年代他那个阶层特有的清晰而干净的发音。他透过圆框眼镜的厚镜片审视一切，在表达自己的主张时，他有时会举起自己的右手，手微微紧握。意大利大使送来消息说：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Vansittart）爵士透露，英国是时候通过意大利寻求调解了——借用这个名字很聪明，因为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是有名的强烈反对德国，不赞成对希特勒绥靖政策的外交官。在这样的包装下，这条讯息看起来十分微妙，并且非常诱人，但是它的意图再赤裸不过。这并不是简单的来自墨索里尼的和谈的意愿，这显然是他的主要同盟传达出的信号。这是希特勒的试探，他的魔爪盘绕着白厅[17]，并伸向下议院的心脏。丘吉尔对发生的一切了若指掌。他知道令人失望的法国总理就在伦敦城里，刚刚同哈利法克斯伯爵一起吃过午餐。M.保罗•雷诺[18]知道法国战败了，他打心底清楚他的英国朋友所不敢相信的事实——法国军队像纸折的小人一般，以近乎神奇的速度不断退缩。雷诺知道他将成为法国历史上最为人不齿的人物之一，被人们记住。他相信他能够说服英国开始谈判，如此一来，这种屈辱会被分担，被减轻，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更可能为法国争取到更好的条款。这条由意大利转达，被法国支持，却源自德国独裁者的信息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英国应该审时度势，与现实妥协。丘吉尔回应的原话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我们唯一能了解的是爱德华•布里奇斯爵士所留下的简短的，很可能被精简过的结语。我们不知道那个下午首相在同僚面前表现得如何，但我们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当时的报道说丘吉尔已经显露出疲态。他65岁了，但他在深夜工作的习惯把他的下属和将军们快逼疯了：他一边喝着白兰地和烈酒，一边向白厅打电话要文件，询问消息。当绝大多数正常男人跟妻子睡在一起的时候，丘吉尔正召开会议。丘吉尔穿着自己奇怪的维多利亚和爱德华式服装，条纹长裤，黑色马甲和链表令他看上去像《唐顿庄园》[19]里宿醉的管家一样。有人说丘吉尔脸色苍白，这也十分可信。让我们再为他加上一根雪茄，落在腿上的少许烟灰，还有沾着唾沫星子的咬紧的下颚。他让哈利法克斯伯爵忘掉那条信息，就像会议记录里记述的那样：“首相说，显然法国把墨索里尼先生视为我们和希特勒先生之间的调停人。他决心避免令局势发展到这一步。”他非常清楚希特勒的提议意味着什么。从上一年的9月1日开始，英国一直与德国交战。这是一场为了自由与原则的战争——保护不列颠和英帝国不被臭名昭著的独裁所染指，如有可能，再击退附属国的德军。与希特勒或者他的密使开始谈话，开始“谈判”，与他们在桌前的任何讨论都意味着同一件事：英国接受以意大利为中介的调停。丘吉尔深知，如果到了那一步，抵抗的力量会溃散，白旗将在英国上空无形地升起，而反击的意志将烟消云散。因此，他对哈利法克斯伯爵说了不。也许有人认为这就足够了：首相已经就一个关乎国家存亡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在其他国家，争论或许已经就此结束，但是英国政府却不是这样运作的：首相只是诸多席位中的首席，他必须赢得同僚的支持。要理解丘吉尔与内阁这次对话的影响力，我们必须记住丘吉尔当时的地位是多么脆弱。他当上英国首相才不到三周，内阁之中谁是他的同盟还不甚明了。艾德礼和格林伍德是工党代表，大体上是可靠的，自由党的辛克莱同样如此。但是，他们的声音没有决定性的力量。托利党在某种程度上是议会最大的党派，他靠托利党赢得了选举，托利党却对温斯顿•丘吉尔疑虑重重。丘吉尔作为一个年轻的托利党议员崭露头角，但从那时起他大肆抨击和讽刺自己的党派，后来还叛逃加入了自由党。虽然最终他重新加入了托利党，但是有太多的托利党人把他视为一个毫无原则的投机分子。仅仅几天前，当丘吉尔走进议院时，曾为张伯伦忘情欢呼的托利党议席用沉默欢迎了他。现在，丘吉尔与两个强大的托利党人坐在一起：枢密院议长张伯伦，第一任哈利法克斯伯爵、外交大臣爱德华•伍德。这两人过去都与丘吉尔有过冲突，并且都有理由认为他不仅精力充沛，还毫无理性，危险十足。早在丘吉尔担任财政大臣时，他提出的削减商业议案就令张伯伦大为恼火，张伯伦认为他的计划会使托利党在地方政府的收益受到不公平的限制。更不用说由于张伯伦无法与希特勒取得对等交涉，丘吉尔因此与他产生的成年累月的矛盾了。至于哈利法克斯伯爵，他在1930年前后曾出任印度总督。丘吉尔对任何暗示印度独立的观点都加以毫不留情的反对和炮轰，哈利法克斯伯爵则首当其冲。在那个灰暗的5月，哈利法克斯伯爵的政治地位使他成为了一个沉默的，甚至在丘吉尔之上的权威。5月8日，张伯伦遭遇了致命的一击：在挪威问题的辩论中，大量托利党人不再支持他。在关键的5月9日的会议上，这位即将卸任的首相选择了哈利法克斯伯爵作为继任者。张伯伦希望哈利法克斯伯爵继任，英国国王乔治六世也希望哈利法克斯伯爵接任首相，工党和上议院中的许多人，以及整个托利党，都希望哈利法克斯伯爵成为下一任首相。事实上，丘吉尔最终成为首相是因为得到了哈利法克斯伯爵的首肯——张伯伦希望哈利法克斯伯爵接任首相，但在沉默而可怕的两分钟过去之后，他退出了竞争。不仅因为未经选举的首相指挥起整个政府将会十分艰难，他还明白地说自己不知道如何才能搞定狂放不羁的温斯顿•丘吉尔。尽管如此，一度成为国王心中的首相人选给了某人一定程度的自信。尽管丘吉尔明确反对，哈利法克斯伯爵仍然加入了争论。他提出的方案在事后看来是屈辱的。哈利法克斯伯爵认为，应该仰仗希特勒的仁慈与意大利人开始谈判，而且为了确保理想的谈判结果，一开始要对一些英国权利做出让步。尽管会议上并没有列出详细清单，但那一定指的是马耳他、直布罗陀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共同经营权。哈利法克斯能向丘吉尔提出这样的方案，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他的胆量。以此来奖励侵略？还是把英国的财富和权利转手交给穿着军靴、下巴突出的、可笑的独裁者墨索里尼？丘吉尔一直反对。法国人试图让我们陷入“滑坡谬误[20]”，让我们朝着与希特勒的谈判和投降条约前进。他强调，一旦德国进攻失败，我们的立场会强得多。但是，哈利法克斯又说，在法国退出战争前，即纳粹德国空军来袭，摧毁我们的飞机制造工厂前，也就是现在，我们能争取到较好的条款。如今看来，哈利法克斯可怜的失败主义很难为情，但是我们应该理解并且原谅他的判断失误和坚持己见。1940年7月迈克尔•富特(MichaelFoot)反对绥靖政策的《罪人》（GuiltyMan）一书出版以来，他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哈利法克斯曾于1937年前去与希特勒会面，他一度了不起地把元首当成了侍从。我们必须承认，他与戈林[21]十分相熟。他们两人都喜欢猎狐，戈林亲切而戏谑地叫他“哈拉里法克斯”（Halalifax）——德语中“哈拉里”（halali）是狩猎时高喊的口号。但把他想成纳粹德国的辩护者或者英国政府内的德国间谍是荒唐的。他认为他能找到保护不列颠和大英帝国，并挽救人民的生命的方法。而且，持这样观点的并非只有他一人。英国的统治阶层扑朔迷离，至少其中暗含害群之马——纳粹德国的支持者和调停者不仅仅只有米特福德家族[22]，英国土生土长的“元首”、法西斯领袖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Mosley）爵士[23]和他的追随者而已。1936年，奈莉·塞西尔夫人（NellyCecil）注意到几乎自己的所有亲属都“对纳粹十分温和”。原因很简单：1930年间，比起对希特勒的恐惧，上流社会普遍更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共产党重新分配社会的理想。实际上，他们把法西斯视为抵御共产主义的壁垒，并且他们有来自高层的政治支持。戴维·劳合·乔治[24]曾去过德国，他被元首的光芒俘获，把他与乔治·华盛顿相提并论。这位被迷惑了的前英国首相称希特勒是天生的领袖，希望英国“也出现这样一位至高无上的人来主宰我们国家如今的事务”，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中有这样一个人，能带领英国战胜第三帝国。这位满头白发的威尔士巫师被巫术迷惑了，丘吉尔从前的导师成了最不入流的失败主义者。不久前媒体也唱着同样的调子，《每日邮报》一直鼓吹希特勒在东欧越自由就越能打击布尔什维克：“如果没有希特勒，恐怕整个西欧已经被赤色的喧嚣所淹没。”《泰晤士报》（TheTimes）尤其支持调停，编辑杰弗瑞·道森（GeoffreyDawson）曾描述过自己如何在审稿时删去一切可能冒犯德国人的内容。比弗布鲁克男爵[25]甚至撤掉了丘吉尔在《标准晚报》(EveningStandard)的专栏，他的立场坚定地站在纳粹一边。相当多自由舆论，例如演艺界的约翰·吉尔古德[26]、西碧尔·索恩迪克[27]和萧伯纳[28]都曾试图说服政府“考虑开始和谈”。当然，最后形势改变了。反对德国的态度扩大了，而且变得出奇地强硬。但在这之前，“寻求和平”这一提议得到了英国社会各阶层许多人的支持。于是在那关键的时刻，哈利法克斯与首相的争论继续着。窗外是和暖而美丽的5月光景，圣詹姆士公园里的栗子树郁郁葱葱，而房间里却进行着一场博弈。丘吉尔告诉哈利法克斯，一切与希特勒的谈判都是陷阱，将把不列颠置于任其宰割的境地。哈利法克斯说，他不明白法国人的建议有什么问题。张伯伦和格林伍德不时插话，表达一些毫无用处的观点——无论是继续作战还是开始谈判，都充满风险。到了5点时，哈利法克斯说，他的提议里没有一点可以被形容成投降书。丘吉尔则说，英国能在谈判中争取到体面的条款的几率连千分之一都不到。会议陷入了僵局。就在这一刻（绝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丘吉尔使出了出奇制胜的一招。他宣布休会，晚上7点再继续。接着，他找来了内阁的全部25个成员，这是他们中许多人第一次听首相丘吉尔讲话。他无法说服哈利法克斯，也不能直接压制他或者无视他。仅仅前一天，这位无畏的外交大臣还斥责丘吉尔说了些“可怕的胡话”。如果哈利法克斯辞职，丘吉尔的地位将被削弱。丘吉尔作为战争时期领导人的开场并不成功——他负有完全责任的挪威战役[29]被认为是灾难。诉诸理性的尝试失败了。但是在场的人越多，气氛就越热烈。现在，他转而诉诸情感。在所有内阁成员前，丘吉尔发表了惊人的讲话——完全抛弃了先前小型会议中不得不表现出的理性与克制。“可怕的胡话”席卷一切的时刻来临了。目前最好的记述来自战时经济大臣休•达尔顿（HughDalton）的日记，我们似乎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份资料。丘吉尔异常冷静地开始了讲话： 在过去几天里，我彻底思考了这个问题：我是否有责任考虑与那个人（希特勒）开始谈判。但思考这个问题不过是浪费时间。倘若我们此刻试图寻求和平，得到的条款会比血战到底强。但是，德国人会拿走我们的舰队、海军基地和更多东西——这会被称为“解除武装”。我们会沦为一个被奴役的国家，英国政府会落入希特勒安排的傀儡——莫斯利或者其他人手中。在这之后，我们的结局将如何？但另一个选择下，我们仍有巨大的实力与优势。 他以近乎莎士比亚式高潮结束了演讲： 我坚信，倘若我有一刻曾考虑和谈或者投降，你们中的每个人都会站起来，把我从这里拽下来。假如不列颠漫长的历史最终将在我们手里终结，那么唯有当我们每个人都流尽最后一滴血，倒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时，才能让它结束！ 在场的人被这番话语深深地触动了（从达尔顿与利奥·阿梅利[30]的记述来看都是如此）。他们深受鼓舞，高声呼喊着，还有人跑上去拍丘吉尔的肩。丘吉尔以强烈的个性无情地逆转了这场争论。这并非普通的外交时刻，而是在保卫国家和流血牺牲之间抉择。这是作战前夜的讲话，以某种更热血的方式感动了内阁成员。当战时内阁会议在晚上7点继续时，争论结束了，哈利法克斯放弃了。丘吉尔得到了内阁明确而热情的支持。在做出这个决定（要反击而不要和谈）的一年内，超过3万名英国男人、女人和儿童死去了，他们几乎都死于德军之手。屈辱的和平与无辜的生命被残害，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到底孰轻孰重？很难想象今天的英国政治家有魄力做出与丘吉尔一样的选择。即便在1940年，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展现这样的领导力。艾德礼不行，张伯伦不行，劳合·乔治也不行，而曾经最能够代替丘吉尔的人——哈利法克斯，当然更不行。丘吉尔给哈利法克斯起了一个谐音的绰号“老狐狸”（HolyFox），因为哈利法克斯是刻板的天主教徒，还喜欢猎狐，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有狐狸一样精明的头脑。但如果说狐狸无所不知，那么丘吉尔则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丘吉尔敢于为之，因为实际上他比哈利法克斯看得更清楚。他怀着空前的责任与正义看清了一点：血战到底也许很可怕，但投降只会更糟糕。他是对的。要明白为什么，只需想象没有丘吉尔的1940年5月。 第二章没有丘吉尔的世界 让我们回到1940年5月24日的那一刻，海因茨·古德里安——这位历史上最大胆的坦克指挥官正处于一场空前胜利的边缘。在激烈的战斗之后，他的装甲师已经跨过了法国北部的阿河[31]，他们暂时停止了行动，装甲车在阳光下发出轻微的响动。古德里安准备向不列颠发起最后的进攻。他的猎物就在不到20英里外：40万英国远征军士兵因为投降的屈辱颤抖和恐惧着，同时打起精神警惕着。古德里安只需加速这些迈巴赫发动机，朝着敦刻尔克进发，不列颠的军队便会被粉碎，英国本土抵抗德军的力量将不复存在。但是不久他接到了来自柏林的消息——一个后来被他斥为灾难的决定。出于不完全明了的原因，希特勒希望他停止进攻并等待。在突如其来的莫大沮丧中，古德里安服从了命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敦刻尔克大撤退痛苦而缓慢地进行着——英国的脖颈暴露在纳粹的刀刃之下，可怜地喘息着。在如此可怕的时候，英国战时内阁面临艰难的抉择：是和谈，还是反击？我们不妨把丘吉尔从历史中剔除。让我们把他从这间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抽走，让我们假设他在年轻时就遭遇不幸，死在了他曾经历过的那些喧嚣而残酷的战场的其中之一；让我们想象他出奇的好运气在早些年就已用尽，他要么被伊斯兰长矛刺穿，要么在英阿战争[32]中被吉赛尔火枪[33]击中，要么死于飞机坠毁，再或者死在战壕里。让我们把不列颠与全世界的命运交到哈利法克斯、张伯伦以及工党与自由党的代表手中，他们会像外交大臣所提议的那样来应对希特勒吗？他们很可能会那样做。张伯伦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他在几个月后死于癌症。张伯伦不再担任首相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不可能胜任战时领导人。哈利法克斯是我们所知的候补人选，而他主张和谈。在这个危急的时刻，面对希特勒的威胁，再没有其他人能影响议会，再没有其他天生拥有战斗精神的人能领导这个国家。丘吉尔，只有丘吉尔把抵抗纳粹视为自己的政治使命。他之所以反对哈利法克斯，其中或许有一些自私的成分在。他是在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和信誉而奋斗，如果他向哈利法克斯妥协，那么他就完蛋了。他的威望与名声，他的前途，他的自尊——这一切都与政治息息相关，均是他为之拼命的理由。然而，这却使某些历史学者误以为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不列颠。在过去几年里，涌现了一大批令人无法直视的修正主义报道，暗示英国当年应该按照社会各阶层的希望与心愿行事：与纳粹德国进行和谈。他们认为，当年大英帝国与纳粹德国能够实现和平共处——毫无疑问，希特勒费了许多口舌鼓吹这个想法。在1930年间，希特勒曾派里宾特洛甫[34]与掌握权力的英国精英会谈，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果。1938年，据说哈利法克斯曾轻率地对希特勒的副手宣称，他希望看到自己最大的抱负实现，那就是元首来到伦敦，在英国国民的欢呼声中走到英国国王身边。据我们所知，英国上层与中产阶层的许多人士早就对希勒特抱有不好的预感，其中包括前英国国王爱德华八世[35]。而在20世纪40年代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希特勒不时会表达他对大英帝国的敬意，并且表示德国没有兴趣摧毁不列颠——因为这只会让诸如美国、日本和苏联这般势均力敌的对手受益。英国人同样属于雅利安人种[36]，虽然我们或许并不像日耳曼人那么“特殊”。不列颠与英帝国或许可能作为德国次要的盟友幸存——虽然充满了历史的趣味，但却彻底丧失了主权：如同纳粹罗马统治下的希腊。许多人认为，为了保全整个帝国并且避免血腥的屠杀，付出那样耻辱的代价是值得的。不仅有许多人想要与希特勒做交易，还有许多人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法国人正是如此：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37]坚信英国毫无胜算，于是他在1940年准备加入德国的联军。许多美国人也这么想，当时的外交大使是胆小如鼠的爱尔兰裔美国人乔·肯尼迪[38]（JoeKennedy），一个私酒贩子、行骗老手，他还是肯尼迪总统的父亲。他不断要求与希特勒会面，还咂着嘴向华盛顿传递沮丧的消息。将近1940年底时，就在他被召回美国之前，他宣称“民主在英国完蛋了”。当然，他错了。就像哈利法克斯也错了一样，主张和谈的人都错了，如今的修正主义者也都错了。但是，为了辩驳他们的无稽之谈，我们必须试着理解，万一他们的愿望成真将会发生什么。我总是对“反事实历史[39]”感到紧张，因为它总给我一种印象，好像所谓的因果链从来没有厘清过。历史事件并不像桌球，一个推进着另一个，更何况桌球也具有欺骗性。与玩挑棍游戏一样，从一堆历史因素中抽出一根棍子，你永远不知道剩下的细棍将如何落下。但因为历史的种种可能性，这也成了最有趣的部分。我们当代最出色的历史学者们已经推演了这些可能，他们几乎都得到了相同的结论：如果英国在1940年停止抵抗，那么欧洲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希特勒几乎肯定会赢得战争——他会早于1941年6月许久就发起巴巴罗萨行动[40]进攻苏联，不会有讨厌的英国人在地中海和北非的沙漠给他找麻烦，拖住他的武装和部队。希特勒将有机会在苏联全面展示他的狂怒，就像他之前所做的那样。虽然他已经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但他铁定会在他的军队陷入冰冻的地狱之前撕毁合约。果真如此，纳粹国防军将取得惊人的成果：他们会占领上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俘虏数以百万计的军队，他们差点占领斯大林格勒，抵达莫斯科地铁外围的车站。想象一下，他们占领了莫斯科——苏联共产党政权的首都，令斯大林陷入无法振作的惶恐与忧虑中（事实上在德军的坦克越过前线时他已经精神崩溃了）。历史学者们设想过苏联共产党政权从内部迅速崩塌：或许得益于集体主义的受害者——中产阶级的帮助，或许是某个纳粹傀儡政权的建立。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希特勒与希姆莱[41]，还有其余的邪恶分子将会把硕大的军用帐篷铺满从大西洋沿岸到乌拉尔山脉的广大地域，描绘纳粹德国邪恶的美梦。若是英国退出战争，将没有人能阻止他们，没有人能干预他们，甚至没有人能在道德层面谴责他们。在美国，中立主义者将会取得胜利。倘若英国不用国民的性命一搏，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柏林，阿尔伯特·斯佩尔[42]很可能已有了疯狂的新计划，要建设一座新的世界首都，它将被称为“日耳曼尼亚”。它的中心是人民纪念堂——一座疯狂的花岗岩版的罗马万神殿，这座建筑如此巨大，穹顶中央的圆孔放得下伦敦圣保罗教堂的穹顶。它设计了能容纳10万人的座位，预想中的笑谈声与欢呼声热烈非凡，他们甚至为建筑内的降水准备了方案——以防热腾腾的水蒸气升起，在穹顶集结冷却，随之像降雨一般落在成群的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头上。这座可怕的建筑顶上还伫立着一只巨大的鹰，于是整体看上去有点像一个290米高的巨型普鲁士头盔，它几乎与伦敦萨瑟克著名的摩天大楼碎片大厦[43]一样高。围绕着它的是其他象征着集权统治的巨大的标志性建筑：一道两倍于凯旋门的拱门，为190千米/小时行驶的双层列车准备的庞大的火车站。列车将把德国移民送往里海、乌拉尔山和东欧等其他劣等民族被驱逐干净的地区。整个欧洲大陆，除了瑞士之外（希特勒同样有侵略瑞士的秘密计划），要么将成为第三帝国的领土，要么将成为法西斯附庸国。就像许多反事实历史小说家所捕捉到的那样，希特勒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把欧洲变成一个邪恶版的欧盟。1942年，第三帝国经济部长和德意志帝国银行[44]总裁瓦尔特·冯克博士（DrWalterFunk）写了一篇报告，要求组建“欧洲共同市场”。他提出了单一流通货币，一个中央银行，统一的农业政策，还有其他耳熟的理念。里宾特洛甫也提出了听起来很类似的计划。希特勒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对纳粹的欧洲而言不够野蛮。在盖世太保控制下的纳粹欧盟中，掌握权力的一方将自由地推行万恶的种族主义。纳粹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并且早在丘吉尔上台前——在他决定继续作战之前，他们就能消灭犹太人和波兰人。他们在铁路枢纽附近建造犹太人集中居住区，为“转移”做准备。正如艾希曼[45]后来在审判中承认的那样，“转移”意味着“清除”。纳粹全然不束手束脚，并且大体上未遭谴责，他们将大肆屠杀他们眼中的异端：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精神不健全的人，还有天生的残障者。他们会充满想象力地开展人体试验——那些可怕的、冷漠的、难以置信的、非人的痛苦实验。后来，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夏天说到，欧洲正陷入“一个新黑暗时代的深渊，这个时代或许会因为扭曲的科学之光变得更加邪恶，更加漫长”。他完全说对了。这就是丘吉尔不在的世界最可能的面貌，那么接下来，假如希特勒在苏联没有成功，我们甚至可以假设斯大林打败了他，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更好吗？我们将面对的是在两种集权下分裂的欧洲：一边是斯大林集权统治下的世界，另一边是盖世太保统治下的国民——所有人都生活在对夜半敲门、专制逮捕、集中营和无处抗议的恐惧中。当今全世界约200个国家中，大约120个能宣称自己是某种程度的民主国家——能支持选举人拥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至少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会口头承诺民主的理想。然而，丘吉尔曾说民主是世界上最坏的政治体制，更何况其他政治家了。但是，哪怕希特勒与斯大林其中一人曾承诺过民主，又有谁会真正相信民主会登上他们的宝座？人类习惯把一切归咎于历史进程的公正性，为此人类已经得到了可怕的教训：众神会赞许暴政，而暴政正是无能的人类所要求的。英国人很可能已经默许了这种道德沦丧，于是不难想象哈利法克斯（或者劳合·乔治之类的人物）如何说服选民这就是他们努力追求的和平。当然，他们在自欺欺人。你是否认为英国的这份懦弱能从纳粹那儿换来和平？就像丘吉尔对战时内阁指出的那样，任何与希特勒的交易都意味着解除武装，英国长期抵抗和防御的能力将受到致命打击，更别说反攻的力量了。问题的关键再清楚不过了：任何与希特勒的交易都不可信。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丘吉尔前去德国，看到双眼发光的年轻人游行时，就提出了要警惕纳粹。后来证明他是极其正确的。他从无数的报纸文章和演说中看到了众人选择无视的精神恶魔：纳粹集权本质上的复仇主义和侵略性。如今，关于莱茵兰[46]、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英国亟需加强武装等问题，更是证明了丘吉尔是完全正确的。许多反事实历史学者早就指出，纳粹在开发21世纪的致命武器方面领先对手许多。他们开发出了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和第一枚火箭推进式导弹。德国科学家们是如此急切地希望打败苏联，他们首先投入了核武器的研发中。所有被那些修正主义的观点所诱惑的人们，那些私底下想着假如与希特勒交易这个国家处境会更好的人们，想象一下等待着不列颠的命运吧：英国将孤立无援，面对邪恶集权下统一的充满敌意的欧洲大陆，以及耸立在佩内明德[47]发射场的装备着核弹头的V2导弹——英国将迎来新的奴役，甚至更可怕的命运。希特勒并没有因为自己仰慕英国文化就命令古德里安把装甲师停在阿河边，他也没有因为同为雅利安人的同胞感情就停止对英国的攻击。大多数严肃的历史学家的意见与古德里安一致：元首只是犯了个错误。他被自己征服的速度惊呆了，害怕遭遇反攻。事实上他并没有把英国视为潜在的同盟，恰恰相反，他把英国视为敌人。尽管他不时褒奖大英帝国，但他仍然下令全歼英国军队。他并没有取消侵略英国的宏观计划（海狮行动[48]），因为他仍希望以某种方式利用英国。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再向前突进太冒险，并且还因为有一个人正告诉整个国家，要在海滩、山丘和脚下的土地上战斗，那个人甚至还告诉内阁宁愿在这片土地上流尽自己的鲜血也不愿投降。希特勒的海狮行动不仅是一个入侵计划，还是一个奴役计划。他会把特拉法加广场[49]上的纳尔逊[50]纪念碑搬到柏林。戈林预备了把整个伦敦国家美术馆劫掠一空的计划。他们甚至会做出恶行中的恶行——把埃尔金石雕[51]送回雅典。纳粹已经列出了明确反纳粹的英国人的黑名单，他们会被关押或者处决。希姆莱[52]一度曾提议杀死或者奴役80%的英国人这些便是哈利法克斯的提议未来的结果。英国不仅将成为吞噬了欧洲的集权暴政的帮凶，甚至有可能被占领。如果英国在1940年达成了与希特勒的交易，那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欧洲大陆将再无自由。英国将不再是抵抗纳粹的天堂，而成了邪恶纳粹欧盟悲哀的附属国。英国陆军中将不再有波兰士兵训练，英国皇家空军中也将不再有捷克飞行员，也不再会有自由法国人[53]期盼着结束国耻的那一天。除此之外，将不再会有美国给盟国的借款，不再会有自由船只航行在海上，也不再会有丘吉尔极力恳求美国人停止中立的一幕幕。当然也不会有诺曼底登陆[54]的曙光，不会有奥马哈海滩[55]的牺牲，不会有新世界将要拼尽全力营救和解放旧世界的希望。倘若英国如此疯狂而错误地在1940年与希特勒和谈，那么美国将永远没有机会插手欧洲冲突。如今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当年距和谈如此之近，我们是如此支持和谈，这简直难以置信。历史像车轮在轨道上前进——我对这样的观点不置可否，但我们姑且可以把希特勒想象成一列势不可挡的、巨大的双层快车，拉着一车厢又一车厢的德国人，咆哮着在夜色中穿行。火车头嗖嗖地朝着胜利的终点疾驰，而某个小孩却翻过了铁路桥的栏杆，落下了一根堵住了铁轨的交叉点的撬棍，从而形成了致命的障碍——一团扭曲的、颤动不已的金属。温斯顿·丘吉尔便是这根命运的撬棍。如果不是他在，还有他的顽强抵抗，纳粹的列车本该继续前进。（从丘吉尔此前的政治经历来看）这是近乎奇迹的事件，然而他成功了。 第三章离群的猛象 在今天，可以说有闯劲的年轻托利党人（尤其是男性）会把丘吉尔视为某种神圣的存在。这些诚实的小伙子可能会炫耀自己青少年时卧室墙上的海报：丘吉尔穿着细条纹外套，手提一把汤普森冲锋枪[56]，或者是他对着德国佬伸出两根手指，比出“V”字手势。等他们进入大学后，他们可能会参加丘吉尔社团，或者在他们贴着丘吉尔海报的房间里定期举办丘吉尔晚餐俱乐部。他们一边喝着波尔图[57]葡萄酒，一边谈话。丘吉尔的形象在其中隐隐若现。他们甚至有可能戴着波点领结[58]。当他们终于进入议会时，他们会虔诚地在议员堂的丘吉尔铜立像的左脚脚面上留下指尖摩挲的痕迹，以期在被叫到名字发言之前得到些许精神能量。当他们一旦成为托利党出身的首相时，他们将发现自己处于某个有些隐秘的角落（就像不可避免地那样），会发觉自己能在圣史蒂芬俱乐部[59]里发表目中无人的狂妄演说，在那儿，镜头将以同样的角度扑捉他们的身影，就像那位旧时的战争领袖那样——满面红光，扬起下巴，凭借自己的骄傲把继任者斥责得一败涂地。托利党珍视他们与丘吉尔的关系，那关系到荣誉与政治领导权。他们说起丘吉尔就好比帕马人说起帕马森干酪[60]一样。他是他们中首屈一指的大人物，他们的无价之宝，赢得世界杯的帽子戏法球员——他是托利党队伍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队长。我有时候好奇，人们是否完全意识到丘吉尔1940年成为首相时托利党人对他的欢迎中夹杂着重重疑虑，以及他们说到这个名字时所涌现的恶意。为了领导国家进入战争，丘吉尔不仅需要控制住亲近慕尼黑的一脸不悦的人士——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还要说服成千上万的托利党人。他们习惯把丘吉尔视为投机主义者、变节者，一个吹牛皮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一个无赖又鲁莽、粗鄙而卑鄙的人；在极少数场合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们会称他为十足的酒鬼。我们已经了解托利党人曾如何为张伯伦欢呼，而当1940年5月13日丘吉尔首次作为首相走进下议院时，他们仅仅对他报以窃窃私语。这个场面令丘吉尔惊惶不安，他离开议会大厅时曾说：“我应该待不久。”他们的敌意异常持久。《金融新闻》（FinancialNews）记者保罗·艾因齐格（PaulEinzig）拥有议会记者席多年，得以研究托利党。他能够看见托利党酝酿的恶意像水蒸气般盘旋在头顶。在丘吉尔上任至少两个月后，艾因齐格注意到托利党首相起身发言时四座沉默得可怕，甚至在他完成了最历史性的演说之后也同样如此。当工党议席欢呼时，托利党人仍在密谋除掉他。大概是在5月13日那一天，托利党1922委员会[61]主席威廉·斯本（WilliamSpens）声称，四分之三的下议员情愿丘吉尔下台，换回张伯伦。几乎在同时，一名支持张伯伦的议员的妻子南希·道格戴尔（NancyDugdale）在一封信中总结了那种吹毛求疵的恐怖氛围。她向已经进入军队服役的丈夫汤米·道格戴尔（TommyDugdale）写道： 他们完全不信任温斯顿·丘吉尔，正如你所知的那样。并且，他们对他引以为傲的广播演说深恶痛绝。温斯顿·丘吉尔毫无疑问是英国的戈林，对鲜血与闪电战充满了渴望，自我膨胀，贪得无厌，是一个用豪言壮语和大话装点自己的天生叛徒。我无法向你表达我对此感到多么沮丧。 在这些体面的人眼中，丘吉尔的支持者不过是一伙匪徒。而他们当中有议员鲍勃·布斯比[62]——一个双性恋暴发户，后来成了克雷双胞胎兄弟[63]的朋友；布兰登·布拉肯[64]——异想天开的红发爱尔兰人，后来成了《金融时报》的老板之一；以及极其不可靠的《每日快报》（theExpress）经营者麦克斯·比弗布鲁克——一群由“离群的猛象”带领着的不忠诚的乌合之众，狡猾而自私的时髦小子。他们对丘吉尔喝酒的问题撇嘴，但并不是出于滴酒不沾的禁欲热忱，而更多的是因为他们享受这种在道德层面加以非难的感觉。有些最极端的反丘吉尔人士仍然拥有不错的前程。比如拉博·巴特勒[65]，若是没有半路杀出的哈罗德·麦克米伦[66]，他在20世纪60年代甚至可能当上首相。还有拉博，1940年他位居副部长，并且是和谈的强烈支持者。据说他对丘吉尔的上位曾这样评价道：“英国政治优良、干净的传统被出卖给了现代政治史上最大的投机分子”，“向丘吉尔和他那帮乌合之众屈服是一场灾难，一场不必要的灾难”，“这是把国家的未来赌在一个美国混血儿的手里，他的支持者不过是与他一样毫无建树，夸夸其谈的人”。这都是过分的语言。你能发现为什么人们对张伯伦十分忠诚：张伯伦在人们眼中是一个高尚的人。1940年初，他的公众支持率实际上高过丘吉尔。你能看出他们对丘吉尔班底的接任感到惊慌失措——一切像一场迅速的宫廷政变。直到1951年，丘吉尔才通过公开的大选成为首相。但其中有的人的恶语却充满趣味。哈利法克斯勋爵对聆听丘吉尔讲话的经验感到厌恶：“他的声音伴随着波尔图红酒、白兰地和嚼过的雪茄的味道。”一个观察家则说丘吉尔在政府的前排长椅上荡着腿，努力忍住不去嘲笑张伯伦的时候看起来像个胖婴儿。这便是体面的托利党人对温斯顿·S.丘吉尔的看法：英国版戈林、冒险分子、一半美国混血、叛徒、胖婴儿，还有国家的灾难。要如何解释我们20世纪最伟大的英雄所遭遇的歇斯底里的抵制呢？以严格的托利党观点来看，一切恐怕太容易理解了：在四十年的议院生涯中，丘吉尔对任何概念的政治忠诚表现出了彻底的蔑视，更不用说对托利党的忠诚了。当年维多利亚女王仍在位，那个自负的25岁的红发年轻人从走进议会的那一刻起，就把不忠诚当作了自己的口号和晋升的策略。他在托利党的前座议席上痛斥了在防御方面花费过多的托利党。“难道国内就没有贫穷吗？”他曾这样问。他痛斥托利党是出于对工人阶级的保护，他的左倾是在为工人争取更便宜的食物。丘吉尔把年长的议员们气坏了。甚至出现了前座议员们全都站起身来，只要他一说话他们就气愤地跺脚离开议会的场面。1904年1月，他遭遇了来自托利党的第一次暗算：他们试图撤消他作为奥德汉[67]选区保守党候选人的身份。到了4月，他已经决定更换党派。在说到自己的动机时他十分坦诚，他认为托利党正在走向灾难。他在1904年10月说：“我预言托利党领导人将会自掘坟墓，并且令他们的党派分崩离析……自由党将在大选中大获成功。”换句话说，他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种坚守原则的人，他是一个追求荣誉的机会主义者。他穿过下议院，坐到劳合·乔治身旁，他被称为“布莱尼姆宮[68]的鼠辈”。他也回敬了人们对他的态度。“我是一个英国自由党人，”他写道，“我讨厌托利党，讨厌托利党人，还有他们的处事之道。”几十年后，当自由党这座山峰在他脚下多少失去了作用，他以议会中有史以来最聪明的姿态完成了转身，重新回到了保守党。而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提出自己的理由，他无所不用其极地攻击托利党领袖，并且建立起了自己的名声。难怪托利党人和整个政坛会抱有怀疑。如果你在1940年是一名反丘吉尔人士，恐怕在你之前还有一长串名字。甚至当他还在桑赫斯特时，就因行为恶劣而被人指控过。先是他和他的中尉朋友因为在赛马中作弊而被起诉，再是可怜的阿兰·布鲁斯（AllenBruce）——据说丘吉尔和他的同学试图把这个中尉排除在团之外。布鲁斯甚至散布了一些谣言，暗示丘吉尔参与了奥斯卡·王尔德式的活动[69]。这些毫无根据的传言在他母亲提起的一纸昂贵的诽谤诉状前烟消云散，然而谣言却难以洗清。再接着是那件发生在比勒陀利亚的狡猾事件[70]：他丢下朋友，借假释机会从布尔人[71]手中逃了出来。至于他的政治生涯，要我说来简直是一团糟。假如你是一名反丘吉尔人士，想要打击他，那么你可以像1910-1912年大罢工时期的内政大臣一样，从引述他处理问题的方法开始。实际上，你几乎可以从任何角度攻击他，因为托利党人普遍认为他对罢工的工人太优柔寡断。然而，他却成了工党眼中的魔鬼——那个在威尔士的托尼潘迪镇（Tonypandy）对手无寸铁的矿工开火的人。事实上当时警察最多使用了橡胶子弹。接下来则是1911年闹剧般的“西德尼街之围[72]”。丘吉尔亲自出现在伦敦东区，现场指挥了一场警察与神秘的黑帮头目“画匠彼得”之间的枪战。“画匠彼得”从来没被找到过，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这起事件的现场照片中能够看到丘吉尔，他戴着一顶礼帽，站在转角处观察着无政府主义恐怖份子所在的方向，神情极其专注。 “我不明白那个摄影师在干嘛，”贝尔福[73]慢吞吞地对下议院说，“但是那位先生在做什么呢？”他抖出包袱，等着如潮的笑声爆发。每个人都知道下句是什么：他在拼命挤进镜头里。在反对丘吉尔的人眼中，这件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那了不起的判断失误相比根本算不上什么。先是1914年10月在安特卫普[74]的荒唐错误（或者说惨败）：丘吉尔认为必须从德国手中保卫安特卫普，并且凭借他的一己之力就能成功。他接管了安特卫普港的防务有四五天，甚至在名义上控制了整个比利时。一个记者捕捉到了当时的某些画面：“这个戴着海军帽、披着大衣的人举手投足间有拿破仑的风范：他一言不发地抽着大支的雪茄烟，在雨点般落下的弹片中注视着战斗的进展……他微笑着，看上去十分满意。”安特卫普不久便投降了，并且人们普遍认为丘吉尔插手安特卫普不过是为了表现自我，实质上毫无意义。《晨邮报》评论说：“这种行为与他的职位不相称。”不管丘吉尔是否与他当时的职位——英国海军大臣相称，他担任海军大臣期间已经发生了令反对他的人称之为前所未有的军事灾难的惊人事件。其中丘吉尔失策的指挥甚至令轻骑旅的冲锋[75]看起来都十分顺利。他本想出奇制胜，打破西线的僵局，结果不仅令英军耻辱落败，还牺牲了许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士兵的生命。1915年远征土耳其的惨败，一直是引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普遍反感与敌视英国的头号事件。加里波利半岛[76]，即达达尼尔海峡[77]发生的事件也许令丘吉尔遭受了最尖刻和强烈的谴责。关于这件事的深刻记忆足以影响1940年人们对丘吉尔的感情，以及他们对丘吉尔是否是战时国家领导人的正确人选的判断。即便那些认为丘吉尔极其出色（当然这是显而易见的）的人也经常被他表面上的判断不准确、容易夸张和过于激动（甚至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而震惊。1931年，丘吉尔对印度可能独立怒不可遏，他甚至把圣雄甘地[78]称作“半裸的苦行僧”。这样的语言在印度绝对不会被遗忘。从丘吉尔表现出的态度看来，1936年爱德华八世退位前夕，他误读了公众的态度。他的看法是：英国国王能随心所欲地跟他看上的任何女人结婚，就算是离过婚的美国女人之类也无妨，不然做国王还有什么意义？他还曾发表过维护爱德华八世的讲话，不过听众把他轰下了台，整个上议院都失控了。出人意料的是，爱德华八世是一个纳粹支持者，他若是继续在位一定会给丘吉尔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丘吉尔的敌人觉察到，他的内心拥有巨大的竭尽所能追逐一切风浪的欲望——直到波浪在沙滩上化为飞沫。当反对丘吉尔的人听到他愤怒地说起希特勒以及德国军备的危险时，他们耳中的丘吉尔不过是一个不停发牢骚的人罢了，他的愤怒与谴责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像海德公园里那些抱怨声一样。我们必须承认，丘吉尔的这种名声并非空穴来风，他自大和神经质的形象也有原因可循——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是真实的。他的确表现得像个危险的自大狂，并且还会不可理喻地冒险。那么，他为什么要如此行事呢？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他不仅不被信任，甚至还被视为天生就不能被信任的人。那一天，我站在那个房间里，凝视着那张床，那张床上曾有过历史性的一刻。实际上，那天我正在参加一个盛大的聚会——21世纪的对冲基金之王[79]的60岁生日派对。当我们穿过一道又一道走廊，朝着一群端着香槟的女侍者接近时，我突然问：“你能带我们参观一下丘吉尔出生的房间吗？”于是和善的管家带领我们穿过一侧的走廊，走进一个位于底层的四四方方的小房间。关上房门之后，喧嚣声隐去了。我能想象我们回到了140年前，出现在另一次盛大的狂欢聚会的高潮中。你可以迷惑自己的双眼，把电灯看作煤气灯，但是这印花墙纸、壁炉中惬意的火苗，以及带有马尔伯勒家族[80]纹章的水罐与瓷盆都与过去一模一样。我完全能想象出当年的画面：堆在床上的纵情畅饮的宾客的外套被推开了，广口水瓶中注满了热水，珍妮·丘吉尔[81]柔弱无力地躺在床上，她没力气到楼上去了。她才将近20岁，但早已经是伦敦社交界有名的最美丽的年轻女子之一。所有客人一整天都在外面狩猎，很可能之前她摔了一跤，也有人说她在跳舞的时候转得太厉害了。1874年11月30日凌晨1点30分，她产下了一个婴儿。据她的丈夫形容，孩子“非常可爱，十分健康”。为了弄清楚温斯顿·伦纳德·史宾赛-丘吉尔的性格成因，我们应该关注他成长的家庭环境与时代背景。这个房间位于布莱尼姆宫的中心。布莱尼姆宫是马尔伯勒公爵宏伟的府邸，这栋建筑拥有186个房间，占地面积超过了7英亩（石拱门、石柱廊、围绕着房子的草坪与花园、迷宫、湖泊等并不包含在内）。它是英国唯一被称为“宫殿”的非王室和非圣公会建筑。它是迄今为止英国巴洛克建筑[82]最伟大的杰作：巨大的两翼在完美的对称中错落有致地展开，精美而圆润的护墙以及蜂蜜色的石尖顶装饰无一不透露着骄傲——我是庞然大物，比你见过的任何建筑都更加规模宏大，气势恢弘。这座府邸是丘吉尔在王朝中的先祖——马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凭借痛击法国人以及帮助英国成为18世纪欧洲一流国家的杰出功绩而获赠的礼物。丘吉尔出生在这栋府邸中，这里是他的家。他是第七代马尔伯勒公爵的孙子，第八代公爵的侄子，还是第九代公爵的第一个表兄弟。倘若丘吉尔亲爱的表兄没有继承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这种可能），丘吉尔本人将成为马尔伯勒公爵。这很重要：他不仅出身上流社会，更是王公贵胄之家。于是，一直以来他都拥有重要的自觉——自己是这个王国最伟大的战场英雄的后代。至于他出生的时间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他提前了两个月出生，距离婚礼结束仅仅7个月。这一点总是令人好奇。尽管他很可能是早产儿，但还有更简单的解释：他是足月的婴儿，不过在婚礼前就已经怀上了。假如真是如此，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因为他的双亲的行事风格也固执任性，不受传统约束，就像他们的儿子一样。他们对文明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们两人对这个孩子都漠不关心。他的母亲是成功的美国商人伦纳德·杰罗姆（LeonardJerome）的女儿。伦纳德·杰罗姆曾是《纽约时报》最大的股东，经营赛马，为钟爱的歌剧明星修建了歌剧院。据说珍妮的手腕上有一个袖珍的龙纹身，并且体态丰满凹凸有致（这一点千真万确）。她是曼哈顿鸡尾酒的灵感，并且凭借如美洲豹一般的美貌、聪明和敏捷而倍受仰慕。她吸引了众多仰慕者，其中包括威尔士亲王。她一生有过三个丈夫，其中有的比她的儿子还年轻。“她对我而言是一颗闪耀的晚星，”丘吉尔后来写道，“我深切地爱着她，但是只能隔着遥远的距离。”他学生时代的信件充满了对爱、金钱和探视的哀伤恳求。但是，他的父亲才是真正塑造了他的人——先是恶劣地对待他，然后溘然早逝。阅读伦道夫写给他的儿子的书信时你会不禁好奇，那个可怜的孩子到底做了什么，竟然被如此对待。伦道夫对他说，最好别再使用“爸爸”这一爱称，“父亲”这个称谓更好。他似乎不记得他的儿子是在伊顿还是哈罗上学，还预言他会成为“社会的废物，公学中成百上千的的失败者之一，并且将沦为潦倒、可悲和无用的存在”。或许丘吉尔试图取悦父亲的最悲剧的例子便是手表的故事。当丘吉尔还是桑赫斯特军校学生的时候，他的父亲给了他一块新手表。某天，丘吉尔把手表落进了一个很深的河塘里。他多次潜下水塘，想要找回手表，无奈水冷刺骨只好放弃。在这之后，他打算抽干水塘找回手表。于是他雇了23个军校的学生，给每个人3英镑，让他们筑起水坝，令河水改道，然后抽干了之前的河塘，最终在河床上找到了手表。丘吉尔给母亲的信（1890年）。 丘吉尔的赫拉克勒斯[83]式的举动丝毫没有打动癫狂的伦道夫，他评价自己的儿子是“年轻的蠢货”，“绝不能被信任的人”。或许，伦道夫极端的行为与疾病有关：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死于梅毒。近来一些学者试图为他清洗掉性病这一污点，并且暗示其实是脑肿瘤夺取了他的生命。即便如此，他本人相信那是梅毒，他的妻子也相信，并且他的医生也这么说。而丘吉尔的整个青少年时代目睹了父亲政治生涯可怕的崩坏——从政坛超新星坍缩成一个黑洞，并在公众眼中逐渐死于可耻的疾病。丘吉尔怀着对父亲的两种强烈的感情长大：虽然伦道夫对他很失望，然而伦道夫也没有赢得与自己的过人之处相称的名声。因此，丘吉尔想要做的有两件事：向父亲证明自己，以及替父亲辩护。只有当你深挖伦道夫与丘吉尔的关系，还有伦道夫那些令人迷惑不解的事迹时，你才能发现丘吉尔的行为与他的父亲是如此相似。他必须模仿父亲——除此之外，他还能如何向伦道夫证明自己呢？他模仿父亲的生活方式，甚至他的举止。在所有人看来，这是为父亲辩护的唯一方式。“他完全不值得信任，他的父亲从前也一样。”德比勋爵[84]在1916年曾这样说。而西奥多·罗斯福则说他们父子俩都是不值得尊重的人。丘吉尔得到这样的名声也是有原因的。很大程度上，他刻意把父亲的一生当做了自己的既定模板。[1]威斯敏斯特宫（PalaceofWestminster），英国议会大厦。[2]奥古斯都·普金（AugustusPugin），19世纪英格兰建筑设计师，代表作为英国议会大厦。[3]即爱德华·弗雷德里克·林德利·伍德（EdwardFrederickLindleyWood），第一代哈利法克斯伯爵，英国政治家，曾任职外交大臣和印度总督。[4]低地国家（LowCountries或者Benelux），欧洲西北沿海国家和地区，广义上包括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以及法国北部与德国西部，狭义上仅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合称“比荷卢”或“荷比卢”。[5]比利时东南部、卢森堡北部和法国北部地势险要的区域，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几次重要战役发生地。[6]此处指雅克·克劳索（JacquesClouseau），经典系列喜剧《粉红豹》（ThePinkPanther）中的法国探长。[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得名于俯冲轰炸机的德文“Sturzkampfflugzeug”，指纳粹德国从1935年开始投入使用的容克87型（JunkersJu87）俯冲轰炸机。[8]报丧女妖，爱尔兰传说中以独特的痛哭声预告死讯的妖怪。[9]英国远征军（TheBritishExpeditionaryForce），即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派往欧洲战场的部队。[10]敦刻尔克（Dunkerque），法国东北部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以二战中1940年的敦刻尔克战役和英法军队大撤退而闻名。[11]即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Guderian），纳粹德国陆军将领，闪电战创始人，德军装甲兵之父。[12]李-恩菲尔德步枪（Lee-Enfield）是1895年至1956年英军的制式手动步枪，亦是英联邦国家的制式装备。[13]指1939年5月22日德国与意大利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14]伊顿公学（EtonCollege）成立于1440年，坐落在距伦敦20英里的温莎小镇，是英国最著名的寄宿学校之一，被称为“英国政治家的摇篮”。[15]万灵学院（AllSoulsCollege），由亨利六世（HenryChichele）和坎特伯雷大主教亨利·齐契利（HenryChichele）创建于1438年，是牛津大学的一所研究院，仅接纳教师和研究生，是众多学院中唯一没有本科生的学院。万灵学院每年会组织号称“全球最难的考试”，从牛津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中选拔两名新成员。其成员可谓名副其实的精英。[16]桑赫斯特（Sandhurst），英格兰南部村庄，英国皇家陆军军官学校所在地。[17]白厅（WhiteHall），伦敦市一条连接议会大厦和唐宁街的街道。英国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和海军部等英国政府机关皆分布在附近，因此常作为英国政府机关的代称。[18]M.保罗•雷诺（MPaulReynaud），法国政治家，1940年曾任法国总理。[19]唐顿庄园（DowntonAbbey），英国ITV电视台出品的同名电视剧，其背景设定在20世纪10年代英王乔治五世时期。[20]滑坡谬误（Slipperyslope），一种非形式谬误：使用连串的因果推论，却夸大每个环节的因果强度，从而得到不合理的结论。[21]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WilhelmGöring），纳粹德国高级领袖，与希特勒关系亲密。[22]米特福德家族，指第二代雷德斯代男爵大卫·弗里曼-米特福德（DavidFreeman-Mitford）一家。20世纪30年代，作为上议院议员的男爵和妻子都对法西斯产生了强烈的同情，以极右观点而出名。男爵的六个女儿即著名的“米特福德六姐妹”，她们的政治观点和人生轨迹迥异：尤尼蒂（Unity）成了希特勒的情妇，被称为“希特勒的女孩”，戴安娜（Diana）是坚定的法西斯主义者，杰西卡（Jessica）是共产党员，南希（Nancy）成了著名的小说家，黛博拉（Deborah）成了公爵夫人，帕梅拉（Pamela）则是低调的家禽鉴赏家。[23]奥斯瓦尔德·莫斯利（OswaldErnaldMosley），英国极右翼政治家，因1932年成立英国法西斯党而出名。2006年被BBC评为“20世纪最可恶的英国人”。[24]戴维·劳合·乔治（DavidLloydGeorge），出身威尔士，英国自由党政治家，1916-1922年曾任英国首相。[25]即威廉·马克斯韦尔·艾特肯（WilliamMaxwellAitken），第一任比弗布鲁克男爵，加拿大裔英国报业大亨，政治家，丘吉尔长期的政治盟友，对20世纪前半叶的英国社会具有重要影响。[26]约翰·吉尔古德（JohnGielgud），英国著名演员，20世纪最伟大的莎剧演员，代表作《哈姆雷特》（Hamlet）、《大灾难》（Catastrophe）。[27]西碧尔·索恩迪克（SybilThorndike），英国女演员，代表作《游龙戏凤》（ThePrinceandtheShowgirl）。[28]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爱尔兰剧作家，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圣女贞德》（SaintJoan）《华伦夫人的职业》（Mrs.Warren'sProfession）。[29]挪威战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为夺取丹麦和挪威而实施的进攻战役，开始于1940年4月9日，结束于当年6月10日，德军占领了挪威全境。[30]利奥·阿梅利（LeoAmery），英国保守党政治家，丘吉尔哈罗公学的同学，曾出任第一海军大臣、殖民地大臣。[31]阿河（Aa），法国北部河流，长达89千米。[32]英阿战争（Anglo-AfghanWar），英国与阿富汗两国在阿富汗国境内所发生的战争。英阿战争发生过三次，第一次为1839年至1842年，第二次发生于1878年，第三次发生在1919年。[33]吉赛尔火枪（Jezail）是一种低成本的手工制作的枪口填装式火枪，枪管细长，枪托通常有华丽的装饰，历史上在英属印度、中亚和中东广泛使用。在英阿战争中，阿富汗人用吉赛尔火枪取得了对英军的优势。吉赛尔火枪在英国文学作品中也很有名，最著名的例子便是阿瑟·柯南·道尔的小说《血字的研究》，其中提到华生医生在阿富汗战场被吉赛尔火枪所伤。[34]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vonRibbentrop），1938-1945年间任纳粹德国外交部长，后在纽伦堡接受审判并被处以绞刑。[35]爱德华八世（EdwardVIII），英国国王，1936年1月20日至1936年12月11日在位。二战期间，曾被指控同情纳粹。[36]雅利安人种（Aryanrace），或译亚利安人种，原泛指印欧人种。“雅利安”（Aryan）源自梵文“ārya ”，意为“高贵”。后来，纳粹分子利用“雅利安人种”宣传种族主义，把高大、金发碧眼的北欧人种称为最纯粹的雅利安人，是“高尚的纯种”，把日耳曼人称为雅利安人的典范，借此迫害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等群体。[37]弗朗索瓦·达尔朗（FrançoisDarlan），法国海军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投降后德国扶持下建立的维希政府中的主要人物。[38]乔·肯尼迪，即约瑟夫·肯尼迪（JoesephKennedy），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父亲。1932年美国大选时，他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后出任美国驻英大使。[39]“反事实历史”（Counterfactualhistory），又称“虚拟历史”，是一种在假设条件下试图回答和分析“反事实问题”（counterfactuals）的历史研究方法。英国学者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一书便采用了该研究方法，涉及了“没有克伦威尔的英国”、“希特勒的英国”等问题。[40]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侵苏行动的代号，于1941年6月22日正式展开。在最初数个月里，德军沿用之前在西欧大获全胜的闪击战术，横扫了大半个东欧平原，最终在莫斯科战役中受阻而失败。该计划开启了长达数年的东方战线，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数千万人因此罹难。“巴巴罗萨”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I）的绰号“红胡子”（Barbarossa）。[41]海因希里·希姆莱（HeinrichHimmler），曾任纳粹德国内政部长、党卫军首领。[42]阿尔伯特·斯佩尔（AlbertSpeer），纳粹德国建筑总监，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43]碎片大厦（TheShards）坐落于泰晤士河南岸，竣工于2012年，高约310米，是西欧最高的建筑。[44]德意志帝国银行（TheReichsbank）自1876年成立以来，直到1948年，一直是德国的中央银行。[45]阿道夫·艾希曼（AdolfEichmann），纳粹高级军官，犹太人屠杀方案负责人。[46]莱茵兰（Rhineland），莱茵河左岸地区旧称，指德国西部莱茵河两岸的土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该地区被法国占领，1936年3月7日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重新占领了莱茵兰以及莱茵河沿岸其他地区。[47]佩内明德（Peenemunde）位于德国东北乌瑟多姆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V1和V2火箭研究中心所在地。[48]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不久，希特勒就亲自拟定了对英国南部海岸实施多管齐下的海上入侵的行动计划，名为“海狮行动”。最后，在英军的顽强抵抗下，“海狮行动”彻底破产。[49]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Square）位于伦敦市中心，为纪念1805年英法战争中著名的特拉法加海战与在战争中牺牲的英国民族英雄、海军名将纳尔逊而修建，广场中央有高达53米的纳尔逊纪念碑及其铜像。[50]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Nelson），英国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著名海军将领及军事家，在1798年尼罗河战役及1801年哥本哈根战役中带领皇家海军胜出。1805年，他在击溃法国及西班牙组成的联合舰队的特拉法加战役中阵亡。为了纪念纳尔逊的功勋，英国人在伦敦市中心修建了特拉法尔加广场，并在广场的中央树立起了纳尔逊纪念碑和纳尔逊身着戎装的铜像。[51]埃尔金石雕（ElginMarbles）藏于大英博物馆，是巴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塑中最精华的部分。[52]海因希里·希姆莱（HeinrichHimmler），纳粹党卫队队长，纳粹秘密警察首脑。[53]自由法国人（FreeFrench），泛指1940年6月法国与纳粹德国签订停战协议后对参加对轴心国军队作战的法国人。[54]诺曼底登陆（d-day），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欧洲西线战场发起的一场大规模攻势，也是世界战争史上最有影响的海上登陆战役之一。诺曼底登陆成功，美英军队重返欧洲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55]奥马哈海滩（OmahaBeach），诺曼底登陆中盟军四个主要登陆地之一，位于法国北部。[56]汤普森冲锋枪（ThompsonSubmachinegun）由美国人O.V.佩思和T.H.奥克霍夫设计，又叫芝加哥打字机（ChicagoTypewrit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盟军广泛使用。二战期间，丘吉尔手持汤普森冲锋枪的形象是英国战斗精神的象征符号之一。[57]波尔图（Porto），葡萄牙北部港口城市，是葡萄牙第二大城市、波图省省会及北部大区的行政中心。葡萄牙的国名与波尔图葡萄酒都源于这城市，其旧城区与周围产酒区是世界文化遗产。[58]波点领结是丘吉尔标志性的着装之一。[59]圣史蒂芬俱乐部（St.Stephen'sClub）成立于1870年，是一家私人会员制俱乐部，与英国保守党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议员本杰明·迪斯雷利是创建者之一。[60]帕马森干酪（ParmesanCheese），意大利帕尔马地区出产的名产，历来有“奶酪之王”的称号。[61]1922委员会（1922Committee）即英国保守党下院议员委员会（ConservativePrivateMembers'Committee），成立于1923年，得名自1922年大选，为保守党下院议员提供了讨论观点和达成共识的途径，并且在选择保守党领导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62]鲍勃·布斯比（BobBoothby），即罗伯特·布斯比，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26-1929年曾担任丘吉尔的私人秘书。[63]克雷双胞胎兄弟（Kraytwins），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伦敦东区著名的黑帮分子。[64]布兰登·布拉肯（BrendanBracken），爱尔兰裔商人、英国保守党大臣，反对英格兰银行与希特勒合作，支持丘吉尔主张英国对德作战。[65]拉博·巴特勒（RabButler），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先后出任教育大臣、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外交大臣，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66]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Macmillan），丘吉尔的助手。[67]奥德汉（Oldham），英国城市，位于大曼彻斯特地区，历史上以棉纺织、煤矿和机械工程出名。[68]布莱尼姆宫（BlenheimPalace），位于英国牛津伍德斯托克镇（Woodstock），丘吉尔出生地。[69]喻指男同性恋活动。1895年，昆斯伯理侯爵（MarquessofQueensberry）发现他的儿子与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Wilde）交往长达四年而斥责王尔德是一个好男色的“鸡奸者”。当时男同性恋是违法行为，直到1967年英国才立法将其去犯罪化。[70]1899年，丘吉尔在英布战争中被布尔人所俘虏，被关押至当时的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Pretoria），后成功越狱。2005年，比勒陀利亚改名茨瓦内（Tshwane）。[71]布尔人（Boers），居住于南非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白人移民后裔形成的混合民族的称呼，现已改称阿非利卡人（Afrikaner）。[72]西德尼街之围（SiegeofSidneyStreet）又称“斯特普尼战役”（BattleofStepney），是1911年1月3日伦敦东区发生的警察与黑帮之间的一次火拼，时任内政大臣的丘吉尔参与其中，此事件引发了针对他的巨大的政治争议。[73]阿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JamesBalfour），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02年至1905年出任首相，一战中任海军大臣和外交大臣。[74]安特卫普（Antwerp）位于比利时西北部斯海尔德河畔，是比利时最大的港口和重要的工业城市，也是欧洲著名的文化中心和旅游胜地。一战和二战期间，这里都发生过一系列的血战。此处指1914年10月，丘吉尔指挥安特卫普保卫战，造成上万英军被俘的重大失误。[75]轻骑旅的冲锋发生在克里米亚战争的巴拉克拉瓦战役中，卡迪根伯爵率领英国轻骑旅完成了一次飞蛾扑火式的强攻。英国著名诗人丁尼生的著名诗篇《轻骑旅的冲锋》（TheChargeoftheLightBrigade）描绘了该战役中英军轻骑旅的惨烈和悲壮。[76]加里波利半岛（GallipoliPeninsula）位于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侧。1915年，担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批准了攻占加里波利半岛的计划，然而英军没能完成计划并且损失惨重，丘吉尔作为主要责任人被免去了海军大臣的职务。[77]达达尼尔海峡（DardannellesStrait），属土耳其内海，也是亚洲和欧洲的分界线之一，是著名的土耳其海峡的一部分。[78]圣雄甘地，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大党领袖M.K.甘地（M.K.Gandhi）的尊称。他既是印度国父，也是印度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他的“非暴力”的哲学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者和那些争取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79]21世纪的对冲基金之王，即约翰·保尔森（JohnPaulson），保尔森对冲基金（Paulson&CoInc）总裁。[80]马尔伯勒家族的称呼源自第一代马尔伯勒公爵（theDukeofMarlborough）。马尔伯勒公爵原名约翰·丘吉尔（JohnChurchill），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他大败法国-巴伐利亚联军，赢得了布莱尼姆战役（1704年），因功获封爵位，并获赐建造布莱尼姆宫。[81]珍妮·丘吉尔（JennieChurchill），温斯顿·丘吉尔的母亲。[82]巴洛克（Baroque）是17-18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建筑和和装饰风格，以华丽的装饰和雕刻为特点。[83]赫拉克勒斯（Heracles），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英雄之一，主神宙斯与阿尔克墨涅之子。他神勇无比、力大无穷，完成了12项被誉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解救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协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84]即爱德华·斯坦利（EdwardStanley），第17代德比伯爵，英国军人，保守党政治家，1916-1918年和1920年两度出任英国陆军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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