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学者作家：凤凰卫视特约专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45年抗战胜利，周作人成为身陷囹圄的“文化汉奸”，遭遇个人命运的转折点，从此跌入了人生的低谷。此后的20多年里，这位“五四”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以戴罪之身，从事着写作和翻译，且成果颇丰。
本书叙述了晚年周作人的生活、遭际和命运，在一种更开阔、更复杂的历史和文化视野下，剖析了周作人晚年的情感和内心。
作者简介：
耿传明:1963年生，山东省菏泽市人，学者、历史传记作家，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现代思想文化研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海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主要著作有《独行人踪——无名氏传》《轻逸与沉重之间——“现代性”问题视野中的“新浪漫派”文学》《周作人的最后22年》《决绝与眷恋——清末民初社会心态与文学转型》《鲁迅与鲁门弟子》等。
目录：
1945年是中国农历的乙酉年，中国的抗日战争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至此进入了第8个年头，而这年也正是出生于1885（乙酉）年的周作人的60岁的本命年，这时距他1939年附逆出任伪职也已有6年之久。
此时，周作人担任的伪职主要有汪伪政府的“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这些虽都是闲职，但他仍是领着伪政府高薪的“特任级”官员，为伪政府装点门面的人物。其实，早在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作人就预感到日本败局已定，在1942年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大风吹倒坟头树，杉叶松毛着地铺。惆怅跳山山下路，秋光还似旧时无。”
此诗颇有值得解说的意味：“跳山”是周作人家在绍兴的祖坟所在，据说可以福荫子孙的“坟头树”被大风吹倒，显然是一种凶兆。“杉叶松毛着地铺”则给人以一种寥落、衰败之感，而“秋光还似旧时无”则流露出一种对未来的不祥之感以及对人世无常的忧惧和感伤。该诗头一句似与宋人“大风吹倒梧桐树，自有旁人说短长”的俗语有关，那它也就恰好表现出了周作人附逆之后常持的一种任人评说、我自为之、不屑置辩、强作镇定、聊以自解的忐忑心态。但不管他自己如何应对，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要落下，他所陷入其中的日伪汉奸政权的末日很快就要来到了。
1945年8月6日上午8时15分，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两分钟内造成广岛市6万多人死亡。两天后，苏联对日宣战，紧接着百万苏军分四路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同时，苏海军太平洋舰队也先后在朝鲜北部、千岛群岛登陆。8月9日，美国向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就在苏联对日宣战的当天，日本政府在天皇皇宫地下室举行了一整天会议。在内阁、军部中的主和派与主战派争执不下时，昭和天皇裕仁做出了最后的裁决：本土决战准备不足，无条件接受美、中、英三个盟国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宣言》，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8月14日，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再次确认其“圣断”，并于当夜录制了《终战诏书》。
1945年8月15日中午12时整，日本国内所有的交通停顿，全体国民屏声静气地在听他们的天皇以低沉、漠然的语调宣读《终战诏书》——日本，无条件投降了。
日本投降的转天即8月16日的下午5时，在南京伪政府主席官邸，伪政府部长以上要员聚集在一起开了最后—次“政治会议”。
会议由伪行政院长周佛海主持。他望着台下一张张沮丧、黯淡的面孔，有气无力地说：“现在开会，先请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陈公博先生讲话。”
作为“散伙掌柜”，陈的发言颇为低调：
“从今天起，诸位不要再称我陈主席了。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以后就叫我陈先生吧！”“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既然如此，我们政府理应解散！现在，我宣布三项决议：解散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改为临时政务委员会，我任委员长，周先生任副委员长；中央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
说完，陈公博朝台下扫了一眼，只见所有人都像霜打了一般，面无表情。所谓“树倒猢狲散”，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啦。
陈公博叫周佛海宣读伪政府的解散宣言。后者起身朝台下一鞠躬，又重复了一遍自欺欺人的“曲线救国”的老调：
“……吾人目睹祖国半壁河山被日军侵占，亿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惴惴不安，故迫于时会，以一种特殊方式救亡图存，以不得已之手段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兹于五年前在南京组建国民政府。今则日本政府已投降，世界已恢复和平，而国家之独立自由，与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却无异致。今日国家应复统一，而吾人之使命亦已告终，自即日起宣告解散南京国民政府。”
周佛海念完后，众人又是一片沉默。接着，就举手通过了。
陈公博转脸又对周佛海说：“是不是让诸位分组讨论一下会议精神？”
此时早有打算、已另外找好靠山的周佛海脸上露出嘲笑的表情，说：“还讨论什么？反正就是那么回事了。”说完，一拂袖子，扬长而去。
陈公博遭到抢白，脸被气得铁青，也无可奈何，望着周佛海的背影狠狠地瞪了一眼，随后转身朝众人道：“散会！”
从1940年3月30日建立到1945年8月16日宣告解散，这个汉奸政权前后经历五年零四个月又十七天，至此终于寿终正寝。
名义上接受汪伪南京政府领导、实则具有半独立状态的华北伪政权——也就是周作人所在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比南京伪政府提前一天、于日本投降的当日就已宣布解散，等待国民政府接收。从1937年12月14日“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到其解散，华北伪政权存在的时间达七年零八个月之久。
1945年10月6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通知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华北高级汉奸。戴当日在北京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
日本投降时，住在北京的“特任级”汉奸有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伪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王荫泰，伪最高顾问咨询委员曹汝霖，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杜锡钧，伪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文元谟，伪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伪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伪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北京特别市市长刘玉书，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总务厅次长祝书元，伪最高顾问咨询委员兼北京物价处理局局长汤芗铭。此外，还有伪内务总署署长吴瓯、伪宪兵司令黄南鹏等。这些人除王揖唐和董康托病住在医院、祝书元因办理交代“有功”被李宗仁从名单中销除、吴瓯先期逃避、汤芗铭因汽车发生障碍未能到来外，其余都参加了汪宅的宴会。
宴会所备的酒席极为丰盛。但这些赴宴的汉奸，因院内军警戒备森严，都意识到酒无好酒、宴无好宴。戴笠在他们匆匆吃完后，拿出一份名单，向这些人宣布：“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的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
周作人没参加戴笠的鸿门宴。
大概是因为周作人在日本战败后就想完全恢复自己的学者、教授形象，不愿再跟昔日的汉奸同僚酱在一起了。但这也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当晚，他就在八道湾家中被捕了。当枪口对准周作人时，他只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随后，就跟着军警走了。周作人后来说，执行逮捕任务的军警在抄家时，偷走了他刻有“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一枚、摩伐陀牌钢表一块，总价值七八百元。
对于被捕，周作人是有一定的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料到会来得这么快。
1945年日本投降前的大半年时间，周作人在北平的日子过得还是比较平静的。应该说，周作人对日本的战败是有所预感的，但他既然将自己的命运跟日本侵略者连在了一起，此时也便无可奈何而只能听天由命了。
1月的时候，周作人连着写了好几篇小文章，都是在讲年轻人应该学点国史，读点佛经，知道点动、植物方面的知识，了解点民俗学，总之还是强调年轻人要沉得住气，要懂得“人情物理”。比较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宽容》，发表在2月12日的《新民声》报上，文中说：“在抱大志谋大事的人，往往能容忍较小的荣辱，这与一般所谓大度的人以自己的品格作衡量容忍小人物，虽然情形稍有不同，但是同样的以我慢为基本，那是无可疑的。”句中的“我慢”一词，本是佛教用语，在日语中有“自高”、“忍耐”等多重语义。在这里，周作人显然是话中有话，也就是仍然要以“傲慢”的、“不辩解”的态度来对待人们对他可能有的种种指责。
到了2月，周作人开始编辑他在入狱前的最后一本文集《立春以前》，这也是他生前在大陆出的最后一本散文集，并写下了这样的后记：“《立春以前》是我的散文集之第二十二册，自民国十二年《自己的园地》出版以后，至今亦已有二十二年，算是每年出书一册，也还不多。”又说：“我写文章也已不少，内容杂得可以，所以只得以杂文自居，但是自己反省一下，近几年来可以找出两个段落，由此可看得出我的文章与思想的轨道。其一，民国二十九年冬我写一篇日本之再认识，正式声明日本研究店的关门，以后对于不懂得的外国事情不敢多开口，实行儒家的不知为不知的教训。其二，民国卅一年冬我写一篇中国的思想问题，离开文学的范围，关心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如顾亭林致黄梨洲书中所说，本国的事当然关切，而且也知道的较多，此也可以说是对于知之为知之这一句话有了做起讲之意吧。我对于中国民族前途向来感觉一种忧惧，近年自然更甚，不但因为已亦在人中，有沦胥及溺之感，也觉得个人捐弃其心力以至身命，为众生谋利益至少也为之有所计议，乃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凡智识阶级均应以此为准则，如经传所广说。”仍然是在强调一种“生存第一”的哲学。
这时，周作人所担任的都是闲职，并无实权，日本即将战败前的1945年3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改组，南京汪伪政府特派王荫泰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周作人仍被任命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4月16日下午，汪伪政府的代理主席陈公博及随行人员褚民谊、赵尊岳、丁默邨、周隆庠等到北平来视察，周作人曾赶到往中南海迎宾馆迎接。
同月，周作人在1943年南游时于苏州结识的朋友王予（徐淦）来到北平谋生，写信给他，请他介绍进北平图书馆和琉璃厂旧书店工作，他回信说：“鄙人退位以来已无力向图书馆荐人，厂甸旧书业萧条，当伙计维持不了生活，似不如当家庭教师，在古城比较有机会，也适合足下的情形。”周作人此时虽还挂着几个闲职，钱不少拿，但已经没实权了。此前，他当伪督办时，确实曾安插一些人在其所属的机关、学校任职，有的还是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人员。王予到北平的第四天，就忽然看见哈德门门外的德国饭店灰溜溜地降下纳粹旗帜，电台广播说盟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了。他预感到时局要有重大转变，挂念南方的妻儿，便匆匆南归了。
纳粹德国的覆灭想必也给周作人带来了相当的恐慌感，道理很简单：德国败了，日本也不会支撑太久。世事如此，周作人只好将自己埋进书堆里，聊以消遣和解忧。6月份，他编了《北京竹枝词集》，写了《北京的风俗诗》的短文，介绍了北京竹枝词中以咏风俗人情为主的风俗诗，认为“这一类竹枝词说大抵是讽刺诗并无不可，不过这里要不得那酷儒莠书的一路，须得有识谐的风趣贯串其中，这才辛辣而仍有点蜜味”，但“中国的风俗诗或谐诗”，“未曾有发达的历史，要那么理想的好自然也不容易”。6月30日，他写了《无生老母的信息》一文，这是他自己一直很看重的一篇文章。与五四时期颇有“浮躁凌厉之气”的周作人不同，与上世纪30年代闲适、唯美、以“吃苦茶”来品味人生的“苦茶庵主”也有别，此时的周作人开始沉入到国民中去，对民间的生存状态、宗教信仰有了浓厚的兴趣和同情。
此时的周作人，就不再是像以往那样将这种愚夫愚妇的信仰简单地视之为“蛮性的遗留”了，因为他也和这些愚夫愚妇一样深切感受到了那种“失乡迷路，流落在外”的精神上的孤独与无助。周作人此刻不仅在“政治”上步入歧途、陷入泥沼、无力自拔，而且在精神上也陷入了极度的惶恐和迷惘中。《易》曰：“履霜，坚冰至”，年届花甲的知堂老人生命中的秋冬季节就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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