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启骧题写书名，作者手书寄语；☆全面校订文字，更新参考书目；☆布面精装，印制精美。本书简介：
这是“正说历史”开山之作，以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所作大型系列讲座《清十二帝疑案》为基础，修改增订而成。作者在书中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破解历史“疑案”为重点，用通俗的语言，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生动地、立体地展现了清代12位帝王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
为纪念本书出版10周年，特推出此特别珍藏版。
作者简介：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著作有论文集《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满学论集》、《清史论集》，专著《努尔哈赤传》、《清朝开国史》（上下卷）、《中国古都北京》（中、英、德文版）等，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根据讲稿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
目录：
序
天命汗努尔哈赤
少年坎坷含恨起兵
十大贡献成功之谜
宁远兵败悲剧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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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臣民：仁爱庶民
对西学：吸收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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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十二帝总说
清朝历史的十大贡献
图强维新的八次机遇
皇位继承的四个阶段
清朝选官的科举制度
八旗制度的历史弊端
清朝兴盛的历史宝鉴前言序
读朱熹《四书集注》，有一点感悟。学术之研究，有三种境界：能俗而不能雅，能雅而不能俗，既能雅又能俗。所谓“能雅能俗”，就是化俗为雅，茹雅为俗，亦俗亦雅，大雅大俗。
由是，联想到历史学。历史学的功能，各家说法不一。史学之功能，愚以为有五：一是传承，二是文化，三是社会，四是资治，五是学术。这五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可谓“五元一体”。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清十二帝疑案”，在中华书局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冀以史学的五项功能，贯穿清史“正”、“细”、“慎”、“通”、“新”五说，试图有助于受众走出清史、清帝、清宫的“戏说”误区。
一是“正说”。人类历史演变，主要靠文字、文物、口述和音像去传承，其中文字是文明史传承的主要手段。历史如果没有文字记载，今人怎么会知道秦皇、汉武、唐宗、序
读朱熹《四书集注》，有一点感悟。学术之研究，有三种境界：能俗而不能雅，能雅而不能俗，既能雅又能俗。所谓“能雅能俗”，就是化俗为雅，茹雅为俗，亦俗亦雅，大雅大俗。
由是，联想到历史学。历史学的功能，各家说法不一。史学之功能，愚以为有五：一是传承，二是文化，三是社会，四是资治，五是学术。这五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可谓“五元一体”。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清十二帝疑案”，在中华书局出版《正说清朝十二帝》，冀以史学的五项功能，贯穿清史“正”、“细”、“慎”、“通”、“新”五说，试图有助于受众走出清史、清帝、清宫的“戏说”误区。
一是“正说”。人类历史演变，主要靠文字、文物、口述和音像去传承，其中文字是文明史传承的主要手段。历史如果没有文字记载，今人怎么会知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文字传承历史，贵在一个“正”字。《汉书艺文志》载：“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记事，中正求真。许慎《说文解字》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又曰：“又，手也，象形。”“史”，就是用刀笔，记言载事，持中公正。因此，“中正真实”是历史学的基本特征。
“正说”就是按照历史原貌，向广大受众中正地、真实地讲述历史。“正说”是针对“戏说”而言。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达20年间，中国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清朝历史、清朝皇帝和清朝宫廷，情有独钟，戏说成风。既引发了民众对清史关注，又使得人们对之疑惑不解。人们普遍期待正说清史，如同“久旱望甘雨”。“正说”讲的是历史，“戏说”编的是故事。小说家、影视家对清史、清帝、清宫进行戏说，塑造人物，编创故事，那是艺术家们的事。对受众来说，看“戏说”时应知道这是“戏”，瞧的是热闹，不可以当真。史学家对清史、清帝、清宫进行正说，传承历史知识，提高文化素养，这是史学家们的事。对受众来说，看“正说”时应知道这是“史”，了解的是“真实”，不必图热闹。人们对“正说”与“戏说”都需要，既不能要求史学家去“戏说”，也不必苛求影视家去“正说”。然而，史学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向广大观众和读者，正面讲述真实的历史人物、真实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历史故事。
二是“细说”。历史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教科书和史学著作通常是概括地梳理历史发展脉络，阐述重大历史事件，评述重要历史人物。“细说”，把学术视野聚焦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些人物与事件上，进行深入细致的叙述。这些人物与事件，多为观众、读者所关注的重点、热点、疑点。人们往往需要了解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细节，并期望专家学者给予特别的关心、详述、解惑和诠释。这就给历史学者一个机会，尽可能细致地讲述历史。我在“清十二帝疑案”和《正说清朝十二帝》中突出“正说”的同时，也注重“细说”。比如，人们需要了解光绪帝的死因，我就把有关光绪帝死因的五种说法，详列档案、文献、口碑、论著的观点与资料，分析综合，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加以解说。既有鲜明观点、丰富史料，又有细致讲说、深入分析，并寓见解于叙述中。《圆明园惨遭焚劫》播出后，有的观众来信说“受到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既得益于“细说”，也得益于“慎说”。
三是“慎说”。电视台的讲座，出版社的出书，都面对社会广大受众，必须乾乾翼翼、谨谨慎慎，正像《诗经小雅小旻》所言的“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每一个人物，每一件史事，每一条分析，每一个论断，都要力求做到：文有征，言有据，不虚美，不隐恶，求真求是，科学缜密。讲稿、书稿可能有错误，正确的态度是：闻过则喜。我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问世一年多，已经重印16次，每次都对个别疏误进行修正。既不能掩盖错误，也不能文过饰非。这里我讲一个“半字师”的故事。《巢林笔谈》云：“东海一闺秀作蓝菊诗云：‘为爱南山青翠色，东篱别染一枝花。’佳句也。予以别字尚硬，为去其侧刀，人称为半字师。”我则碰到“一字师”的读者。《正说清朝十二帝》中转引光绪帝《围炉》诗：“西北明积雪，万户凛寒飞。惟有深宫里，金炉兽炭红。”中国传媒大学张蔚同学来信说：“飞”字从韵律上应作“风”字，建议我查对一下。我托故宫博物院一位资深研究员，查对光绪帝《御制诗集》。回答是“风”字。没有亲自核对，心里忐忑不安。我亲自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再查对《清德宗（光绪）御制诗集》原文，发现“寒”字应作“严”字。就是说做学问应当亲自查阅第一手史料。严肃的历史学，文直事核，言必有据。史学工作者应有责任感，让社会上广大的观众与读者，对讲座或书稿，既觉得可亲，更觉得可信。
四是“通说”。司马光《资治通鉴进书表》云：“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我在《百家讲坛》栏目中，横向讲了清朝12个皇帝，纵向讲了清朝12个专题，既有横向阐析，也有纵向探索。贯通清朝全史、清朝列帝所演绎的内在联系，其兴衰、成败、治乱、福祸之镜鉴，需要集中地、系统地进行解说。比如，清朝的历史地位，296年间的十二帝，各有其历史贡献，也各有其治策弊端。那么，清朝的兴、盛、衰、亡，有些什么经验与教训呢？我说过：清太祖努尔哈赤既播下了“康乾盛世”的种子，也埋下了“光宣哀世”的基因。显然八旗制度是其“种子”与“基因”的一个表征。八旗制度是清朝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八旗盛则清兴，八旗衰则清亡。又如，清朝图强维新的八次历史机遇，单独看一次维新机会的丧失，可能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如果将顺、康、雍、乾、嘉、道、咸、同、光九朝的历史机遇丧失，贯通来看，纵横联系，论考行事，察敝通变，从中找到一条鲜明线索，进而得到一点新的启迪。
五是“新说”。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历史学的学术功能，要促进学科自身发展。我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运用了一些新视角、新资料、新分析、新论述。比如，关于顺治帝，从其同母后、叔王、爱妃、洋人、僧人五个关系切入。又如，关于康熙帝，则从其对自己讲学习、对朝政讲勤慎、对臣民讲仁爱、对西学讲吸纳、对子孙讲教育五个方面切入。再如，关于道光帝，道光朝鸦片战争失败的历史责任，既应看到其失败之必然性，又要剖析其失败之偶然性——指出道光帝应对鸦片战争失败负主要历史责任。另如，关于辛酉政变，以往多从“承德集团”与“北京集团”对立的两极进行“二元分析”。我则从帝后、朝臣、帝胤三股政治势力的对抗与整合做出“三元分析”。对咸丰帝则分析其“错、错、错”——错坐了皇帝宝座、错离了皇都北京、错定了顾命大臣。复如，关于宣统帝，对现行教科书、专著所论的“张勋复辟”，提出新见，切磋商榷。“复辟”一词，“复”者意为恢复，“辟”者意为君位；张勋作为一个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其有何“辟”之可“复”？因之，我以“张勋兵变，宣统复辟”为题而展开对这段历史的阐述。
总之，“正说”、“细说”、“慎说”、“通说”、“新说”，旨趣在于体现史学传承、文化、社会、资治、学术的功能。这种尝试，尚在求索。对待历史，要在敬畏，应当敬畏历史。为什么要“敬”？因为吸取前人经验，会得到宝贵的智慧；为什么要“畏”？因为重蹈前人错误，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对于历史，既不能浮躁，也不能片面。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忘却历史的耻辱，另一种是抹去历史的辉煌。正确的态度是，既不要抹去历史的辉煌，更不要忘却历史的耻辱。同样，对待清朝的历史，既不要忘却清史的耻辱，更不要抹去清史的辉煌。应正视以往的辉煌，要记住历史的耻辱。总结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劝奖箴诫，自强不息，如《尚书大传卿云歌》曰：“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上文为笔者于2005年3月31日在中央电视台“清十二帝疑案”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做了修改），代为序。
阎崇年
丙戌年春节于四合书屋一说天合。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可以理解为“上天”、“天命”、“天道”、“天意”、“天时”等，这里说的主要是“天时”。“天时”有大天时，有小天时。魏源说：“小天时决利钝，大天时决兴亡。”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500年是个概数，300年也会有王者兴。明末清初，中国历史的“天时”到了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当时的世界上，俄国尚未东越乌拉尔山，葡萄牙到了澳门尚未对明朝形成威胁，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兵败。女真的东面朝鲜，外祸内乱，衰落不堪；西面蒙古，四分五裂，林丹汗孤立；北面扈伦，彼此纷争，贝勒落马；南面大明，南倭北虏，内忧外患，极端腐败。总之，努尔哈赤处于300年一遇的大天时。据统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共83875字，其中“天”字312爪0努尔哈赤得了大天时，取得了大成功。
萨尔浒大战之胜，原因之一在于得天时。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初一日，赫图阿拉地区大雪封山，江河冰冻。明军四路出师，长途跋涉，山路崎岖，丛林密布，冰雪封路，没能按照原定计划如期合围赫图阿拉；后金熟悉地形，便于设伏，分路出击。努尔哈赤巧妙利用天时，在明军形成合围之前，集中兵力，逐路进击，各个击破，夺得胜利。
二说地合。地利主要指地形、地势、地域。赫图阿拉是一个山环水绕、气候温湿、土壤肥沃的宝地，那里西距抚顺200里，既为关山阻隔利于暗自发展，又有大路通达辽沈利于驱兵进取。努尔哈赤在这里建立并扩大基地，这个基地后来发展成东到日本海、东北到库页岛、北跨外兴安岭、西到青海、西北到贝加尔湖、南到长城的广大领域。这里有粮食、马、牛、皮毛、人参、林木、矿藏等，可以形成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上面说的努尔哈赤取得的三次大捷——古勒山大捷、萨尔浒大捷和沈辽大捷，都是充分利用“地合”即地利的优势。以沈辽之战为例。明军本来依靠沈阳、辽阳两城，占有地利；努尔哈赤在平原攻城，不占地利。但努尔哈赤设计将城里的明军诱出城外，进行野战争锋，发挥骑兵优长，变不利为有利，大败明军，取得胜利。
三说人合。人合主要指人际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以后金努尔哈赤为一方，明朝万历帝、泰昌帝、天启帝为另一方。明朝皇帝对北方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点，就是一个“分”字，分而弱之，间而治之。分则弱，合则强。努尔哈赤则针锋相对，采取一个“合”字。熊廷弼（b1）说：“昔建州诸夷，若王兀堂、王呆、阿台辈尝分矣，而合之则自奴酋始。”“奴酋”就是努尔哈赤。
关于“人合”，我举一个例子。努尔哈赤率军攻打翁科洛城，被对方的鄂尔果尼一箭射中，伤有指深，鲜血一直流到脚面。努尔哈赤拔下箭，并用所拔下的箭反射敌人，继续坚持战斗。这时候又有一个人叫罗科，突发一箭，射到努尔哈赤脖子上。那支箭镞卷曲如钩，他往下拔箭，血肉并落，血涌如注。他一手捂着创伤，一手拄着弓，从房顶一步一步下来，就昏迷了。后来攻下翁科洛城，鄂尔果尼和罗科都抓到了。部下要对他们施以乱箭穿胸之刑，这是当时最残酷的刑罚。他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彼为其主，乃射我；今为我用，不又为我射敌耶！如此勇敢之人，若临阵死于锋镝，犹将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杀之乎！”大意是说，两军对垒，他们是为自己的主人来射我，这样的勇士太难得了。这样的人死在战场上都可惜，怎么能因为射我而杀死他们呢！努尔哈赤不仅给两人松绑，还分别授予他们牛录额真。别人_看，原来射他的人都可以宽免，都可以授官，那他的自己人，只要做出成绩就更可以做官了，更可以升官了！大家都“颂上大度”，愿同心协力地效忠努尔哈赤，在战场上勇敢杀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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