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创造者”系列丛书，涵盖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九个时期，其中清朝分为前清和晚清，涵盖了中国历史的主体。在每个时代选取一个有代表性的群体，并以这个人物群体为切入点，铺展开来，以这些人物群体的活动，折射出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色。作者以宏观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历史，跳出历史的局限来反思历史，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见解。十册具体如下：
《士人与战国格局》
《名将世家与秦帝国的兴亡》
《游侠与汉代社会》
《可汗的子孙与魏晋乱世》
《女性与盛唐气象》
《大宋文臣：兴邦还是误国》
《天师、帝师与元帝国》
《大明天子与大明帝国》
《言官与康乾政治》《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
作者简介：
沈长云，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王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彭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史研究》杂志主编。
陈琳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文物报》总编辑。
陈群，史学博士，原江苏淮阴师院历史系副教授。
葛承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审美双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
黄燕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王岗，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沈长云，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先秦史学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王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985工程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彭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史研究》杂志主编。
陈琳国，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文物报》总编辑。
陈群，史学博士，原江苏淮阴师院历史系副教授。
葛承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文化审美双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
黄燕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中国地方志协会学术委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王岗，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乾，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史学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专家。
句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房德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目录：
“历史创造者”系列01：《士人与战国格局》
序一
序二
卷首孔子以后的世界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战国士人并没有辜负时代对他们的厚爱，他们充分利用了时代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在短短200多年的战国舞台上，演出了许多有声有色的活剧。
从魏国初年的君臣际遇谈起
“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
黄金台的故事
一代精英
第一章不仅是机遇
——成功的卫鞅
商鞅改说孝公以“霸道”，立即引起孝公浓厚的兴趣。孝公专心致志地听着，不自知地竟将自己的两个膝盖移到商鞅一边。如是一连几日，毫不生厌。就这样，商鞅迈出了自己“历史创造者”系列01：《士人与战国格局》
序一
序二
卷首孔子以后的世界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战国士人并没有辜负时代对他们的厚爱，他们充分利用了时代提供给他们的机会，在短短200多年的战国舞台上，演出了许多有声有色的活剧。
从魏国初年的君臣际遇谈起
“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
黄金台的故事
一代精英
第一章不仅是机遇
——成功的卫鞅
商鞅改说孝公以“霸道”，立即引起孝公浓厚的兴趣。孝公专心致志地听着，不自知地竟将自己的两个膝盖移到商鞅一边。如是一连几日，毫不生厌。就这样，商鞅迈出了自己成功的第一步。
黄土地上的渴望
择木而栖的良鸟
赢得了朝廷辩论的胜利
从立木示信到割去太子师傅的鼻子
评说不尽的是非
第二章大丈夫孟子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介醇儒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三宿出昼，犹以为速
“大丈夫”气质
人皆可以为尧舜
第三章以自苦为极的墨者
他们只能够使自己独自忍受那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却不能够使天下之人乐于听从他们的教义而甘于清贫、自苦、郁郁寡欢和瘠陋无文。这，就是墨者集团最终走向式微的原因。
特殊的士人团
“夏道”与“周道”
战胜了公输般
设计理想国
从“显学”到绝学
第四章一怒而天下惧的策士
国小而弱的三晋尽管饱受强国欺凌之苦，却兀自培养出一大批叱咤时代风云、左右整个战国局势的强有力人物。这一强一弱之间，是否也包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呢？
佩六国相印的“东周鄙人”
张仪问“吾舌尚在否”
犀首公孙衍
以百诞而成一诚
从厕所中救出的濒死者
第五章不治而议论的学士
在齐国首都临淄的稷门之下，有座存在时间长达百余年的学宫，其间学术精英出入往来，各个学术流派荟萃其中，许多流传后世的诸子著作在这里写就，以至人们完全有理由把这里视作中华文化的一个摇篮，一个文明的圣地。
学术荟萃的稷下
滑稽多智淳于髡
形形色色的黄老之术
“谈天衍”
三为祭酒的荀子
第六章设计战争却不会设计自己
——兵家的悲剧
从吴起、孙膑、乐毅到廉颇、司马穰苴、白起、李牧，他们的人生旅途充满了坎坷：或蒙受不白之冤，或遭到恶人的陷害，或受到酷刑的戮辱，或竟招致飞来的杀身之祸。
孙武的后代
从乐羊到乐毅
关西出将
李牧之死
第七章无待的隐士
——庄周
庄子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栩栩然飞舞在尘埃中，愉快而自在。俄而梦断，醒来的庄周见自己仍是旧模样，他感到十分困惑：不知此时此刻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
许由、务光的遗绪
宁做曳尾涂中的乌龟
关于浑沌的故事
鼓盆而歌与梦为蝴蝶
第八章士之末流
——刺客、食客、鸡鸣狗盗之徒
孟尝君被免去相国职务，他手下的3000食客，除冯驩外，立时如鸟兽散去，气得孟尝君大骂众食客的不仁。倒是冯驩劝慰他道：“富贵多士，贫贱寡友，此事理之必然，如同市场上人们的交易，大家早晨争着进去，日暮各自归家，您又何必介意呢？”
并非高尚——刺客的追求
脱颖而出的食客
鸡鸣狗盗及无赖奸人
被豢养的学士
卷尾被当做了蠹虫
——诸子世界的终结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拿士人当做蠹虫，焚毁他们几百年创造并积攒下来的精神产品，诸子世界便成了昨日黄花，一去不复返了。
……
02《名将世家与秦帝国的兴亡》
03《游侠与汉代社会》
04《可汗的子孙与魏晋乱世》
05《女性与盛唐气象》
06《大宋文臣：兴邦还是误国》
07《天师、帝师与元帝国》
08《大明天子与大明帝国》
09《言官与康乾政治》
10《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
历史，不在教科书里。
它在更新的史料里，在逼近真实的多方叙事里，在学人借助新的方法论和史观获得的洞见里，在当代人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到的清晰风景里。
——《新周刊》
我们研究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历史中的国家、民族、阶级，包括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事件及其后果等，其基本构成和生成的原因，也就是人或人的作用。
历史不是“无用之学”，它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过去的很多错误，包括当今的很多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它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历史的渐进性，避免无谓的冒进与牺牲。它因而也就能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提供很多解决问题、避免犯更多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杨奎松
历史，不在教科书里。
它在更新的史料里，在逼近真实的多方叙事里，在学人借助新的方法论和史观获得的洞见里，在当代人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到的清晰风景里。
——《新周刊》
我们研究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历史中的国家、民族、阶级，包括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事件及其后果等，其基本构成和生成的原因，也就是人或人的作用。
历史不是“无用之学”，它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过去的很多错误，包括当今的很多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它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历史的渐进性，避免无谓的冒进与牺牲。它因而也就能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提供很多解决问题、避免犯更多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杨奎松
“历史创造者”系列01：《士人与战国格局》被当做了蠹虫
——诸子世界的终结
自秦始皇统一六国，拿士人当做蠹虫，焚毁他们几百年创造并积攒下来的精神产品，诸子世界便成了昨日黄花，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如此，诸子所创造的这段辉煌的历史及精神财富仍不可磨灭，仍不断给予后人以深深的启迪。
战国时期，如果从司马迁的《史记?六国年表》开始之年算起，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止，共254年时间。这两个半世纪，是以士人为社会历史主角的时期，也是士人在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把战国社会称作诸子的世界。
然而曾几何时，他们的命运便发生了逆转。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加强皇帝的专制权力，首先就拿了士人做他的专制统治的祭品。
先是大规模地焚毁他们几百年来创造并积攒下来的精神产品——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书籍。这不仅是要把他们创造的价值贬得一钱不值，而且干脆把他们的活动宣布为背时和不受欢迎。据说这场大规模的焚书之举是由一位齐国出生的博士淳于越不合时宜的进言引发的。
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也即是他统一后的第九年，为了庆祝自己威加四海的胜利，他在首都咸阳的宫廷中大摆酒宴，命博士70人前来为自己祝寿。此时的博士已非稷下流行的那种对学士们带有尊敬意味的称呼，而已沦为受国家豢养只会对君上歌功颂德的职务名称。作为这班博士之首的仆射周青臣带头对皇帝唱起了颂歌：“旧时我们秦国的地盘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驱逐蛮夷，使得日月所能照耀到的土地上的人们，莫不前来归服；使过去独霸一方的诸侯，都变而为国家统一管理的郡县；人民安居乐业，不再有战争之患。陛下所建立的这万世不朽的功勋，真是自上古以来谁也赶不上啊！”［1］
青臣的赞颂虽然并不是在无根据地胡夸乱道，但在齐国博士淳于越的眼里，却有当面阿谀奉承之嫌。他或许就是稷下先生淳于髡的后代，去不掉旧时博士的傲气，或许本来就对秦始皇改列国为郡县的做法不满，因而当即引经据典地对青臣的话加以驳斥道：“我听说殷、周两个朝代维持了千余年之久，都是因为分封了子弟功臣，使他们作为朝廷枝辅的结果。今陛下拥有海内望不尽的土地，子弟们却无尺寸之土，若是遇到齐国田常、晋国六卿那样的叛臣，陛下没有一个辅弼，将何以相互救助呢？”末了，他留给始皇一句令他思考的警语：“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始皇本来为众人的颂扬而兴高采烈，想不到却让一位不识时务的傻博士弄了个没趣。他一言不发，将淳于越的这番议论交给臣下讨论。已擢升为丞相的李斯明白皇上的意思，未等大家充分讨论，便站出来首先给淳于越先生的进言定了个“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的罪名，并斥他是个无知的“愚儒”。接着，又对社会上众多的像淳于越一样不达时务的学究先生们相沿袭的作风提出严厉的斥责：
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为了禁绝学者们以古非今、随意议论朝政的痼习，李斯建议：
1.烧书——烧掉他们赖以援引古圣和古代历史以非毁当世的典籍：“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判处黥刑，并罚四年的苦役）。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
2.严禁非毁当世之言论：“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杀头），以古非今者族（灭族）。”
3.取缔私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几条建议奏上，始皇立命付诸实行。分析起来，这里面最厉害的自要数烧书一项了。因为杀掉几个以古非今的知识分子，还有其他知识分子存在，而且以后还会有下一代知识者阶层产生；把文化的典籍烧掉，则是永久的损失。而在被烧掉的书籍中，所谓“百家语”，即诸子的著作无疑又占了大多数。这真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场大浩劫。
接着便是以消灭诸生肉体为目的的坑儒运动。此事在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也就是焚书的第二年。据说这场灾祸是由两位为始皇寻求仙药的方士卢生和侯生的逃亡引起的。他们二位不满意于始皇的以刑杀为威，又害怕求不到仙药而招致罪责，遂畏惧潜逃，以致引起始皇的恼羞成怒。实际上，诸生的被坑杀是早已成为定局的，他们与这场案子并无关系，且大都不属方士之类人物。我们看在这前一年颁布的焚书令中便有“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的条款，如今早应积攒下不少犯禁的诸生。故侯、卢二生的案子一出，始皇便立即想到了咸阳市内被以“妖言惑乱黔首”罪名拿获的诸生们。他令御史案问诸生，使他们转相告引，一下子检举出了460余位倒霉的学究，于是便趁着这次追究侯、卢二生的机会，一齐将他们坑杀于咸阳城外，“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残忍使得始皇长子扶苏也感觉到过分，他向始皇进谏说：“诸生都是诵法孔子的读书人，今皇上用重法治之，我恐怕天下人心从此不安宁。”始皇大怒，竟将他打发到北方边境去做监军。
鉴于始皇的残忍，人们相信他不止坑杀了这460位诸生。《通考?学校考》记载：
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转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宣言者，杀数十人。
总之，秦始皇在全国的专制网络建立起来之后，士人就成了他的牺牲品，诸子的世界就不再复存。
千百年来，人们对秦始皇这项残灭中国文化的暴戾行为予以谴责，自属理所当然的事情。人们也在同时思考，为什么始皇对于口诵《诗》、《书》，恭行礼义道德的读书人如此忌恨？为什么非要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呢？
当始皇宣布坑杀诸生的诏令下达之前，他也曾为自己的杀戮行动编造过借口，说是“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没想到诸生竟在下边制造诽谤，惑乱百姓，云云。这番话看似冠冕堂皇，实际透露出始皇早已把文学诸生视作不中用之物的实情。你既然把诸生诵读的各国史记、《诗》、《书》、“百家语”都视作“不中用”之物，又怎样偕同他们“兴太平”？可以说，视诸生为累赘，视诸子百家之书为废物，即是始皇帝欲铲除诸生的本来的动机。
学者指出，始皇的这种偏执，来自于商、韩等一两位法家理论的逻辑。
法家作为战国诸子的理论之一，讲的是集权社会的组织和领导的理论与方法。这套理论虽然对于促进中央集权政体的建立及促进七国的统一起过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但它却是建立在对于社会人际关系的冰冷无情的算计之上的。它只讲霸道，而不讲仁义；只讲法治，而不讲道德伦理；只强调君主的权势，却漠视臣民的意志。因而对于传统中国社会一般标榜自己是民之父母，体仁归德，“维民之则”的封建君主来说，尽管他们内心倾向于这套理论，却因它的过于暴露而不得不离它稍有些距离。只有在不讲求仁义道德，纯以铁血手段为能事的秦王国中，它才拥有广泛的市场。故而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如商鞅、韩非、李斯等，都先后跑到秦国去求发展和求重用。其中像商鞅在事业上确实取得了成功，虽然他使用的高压手段与督责的做法在后世引起了人们的非议。
与理论上的刻薄寡恩相适应，几位法家代表人物在与自己同类的关系上又都显得那样的冷酷无情。他们鼓吹人主除了相信自己的权势以外，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夫人、父兄、爱子、被亲幸者及左右近臣［2］。商君认为，对于治理一个强大的君主集权的国家来说，凡诵习《诗》、《书》、礼、乐者，修善行孝之人，讲求诚信、贞廉、仁义之士，非兵羞战之人，都如同有害的虱子［3］。韩非则更进一步，干脆把“学者”、“言谈者”（游说之士）与“带剑者”（侠士）、“患御者”（逃避兵役之人）及“商工之民”同列为国家的五种蠹虫［4］；又或将“贵生之士”、“文学之士”、“有能之士”、“辩智之士”、“磏勇之士”、“任誉之士”这六种士人列为“奸伪无益之民”，劝人主必加以诛除之［5］，认为只有如此国家方能修明法治，树立君主权威，也才能够做到富国强兵。
在这样一套理论指导之下，试想有几个士人能够保全首领苟延存活下去！甚至连炮制这些理论的商鞅、韩非、李斯几位最后也都不免陷入自己编织的法网里去，遑论其他！尽管他们几位的具体死因各不相同，但皆与秦法的森严及刻削少恩有关，则是无疑的。照此下去，别说几个士人，恐怕连整个中华文明都将难以复存！所幸的是，秦始皇的暴政并没有维持多久，仅仅在他发布坑儒令的第三个年头，他即因欲求过甚及心劳力绌而过早去世；二世胡亥继承他的衣钵，照样大施杀戮，结果在他即位的当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在这两年之后即告灭亡。不然的话，若让始皇父子的统治多延续几年，恐怕士人（连同秦的其他臣民）还会遭到更大的惨祸。
《史记?儒林列传》借孔鲋之事对这一段历史作了如下总结：
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谪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为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因为积怨于秦，连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字甲）都忍不住要抱着自家的礼器参加进陈涉造翻的队伍，不惜向一位瓮牗绳枢之子的农民领袖委质称臣，并不惜为之而死难。由此可见秦与六国士人对立之深。秦想以残酷的手段根除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威胁，结果却走向反面，这也算得上是一段历史的教训。
秦朝灭亡了，知识分子松了口气。汉政府解除挟书的禁令，大张旗鼓地征求秦火之余残存下来的古旧书籍，又为诸经立博士官，对知识分子相对宽容与尊重，颇有复兴学术的气氛。可是，如前所说，汉家实行的仍然是“霸王道杂之”之术，法家的专制主义理论仍然为汉王朝骨子里所吸收，因而士人虽然获得了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得以从事自己的学术工作，但他们的学术思想却必须限制在统治者当局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他们必须以封建王朝的从属体的身份，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制造舆论、歌颂升平，而不得追求学术自由和在认识上的自主独立。像先秦士人那样，“从道不从王”，在认识对象面前不受权力制约地自由探讨，无所顾忌地驰骋自己的思维并坚持自己的信仰，那是再也不可能的了。汉景帝时期有位《诗》博士辕固生，坚持相信孟子的汤武受命说，以此同信奉黄老之术的黄生在景帝面前发生争论。黄生说，汤武并非受命，乃是篡弑。辕固反驳他：照你所说，那么我汉高帝取代秦王朝而即天子之位，也是非正义的吗？黄生不能回答。景帝却站出来替他辩护，说什么“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大家看出皇上倾向于黄老，都不敢吱声，“是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景帝的母亲窦太后亦好黄老之言，召辕固前来问对《老子》书的内容。辕固轻蔑地称《老子》书是“家人言”，太后大怒，命辕固站到兽圈里去和野猪搏斗，弄得辕固差点儿送了命［6］。
两汉之际，谶纬流行。光武帝刘秀以谶纬中有“刘秀”、“赤九”之类预言，对之大加崇信。他企图用它来证明自己称帝是“天命”所归，令“宣布图谶于天下”，凡诸经的解释，都以图谶为旨归，甚至用人行政也要以图谶来“决定嫌疑”。殊不知他碰上一位在朝廷上任议郎的古文经学者桓谭。这位笃信经学古义的宿儒不信谶纬，却反而向刘秀上疏，指斥“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而（陛下）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弄得光武皇帝老大不高兴。正好碰上朝廷在灵台（观测星象之所）召集百官议事。大约是观测到了一次特别的星象，皇帝也亲临出席。他向桓谭有意问道：“我想用谶纬来决定这次星象的凶吉，你看如何？”
桓谭默不作声，良久方说：“臣不识谶。”光武问他缘故，他索性当着皇帝的面再次申明图谶的妖妄非经。刘秀大怒，斥桓谭“非圣无法”，要将他拿下问斩。桓谭叩头流血，半天才得到赦免。随后他被贬出京都，在途中生病而死［7］。
辕固和桓谭所坚持的，从总体上讲，并没有超出封建意识形态的范畴，但是，因为忤犯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志，他们仍然遭到了不幸。就是说，在权势与一两位知识分子所坚持的“理”的矛盾冲突中，“理”常处在屈辱的地位。这与列国时代拥有权势的国王和显贵们多少有点儿肯于迁就恃理不屈的先秦诸子的情况相比较，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再往后，随着专制统治的日渐强化，这种“以势压理”的现象更加严重，甚或有如明代李贽那样，因为坚持自己的理论观点，被明政府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逮捕下狱，迫害致死。一句话，战国诸子的世界确实已成了隔日黄花，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如此，诸子世界创造的价值仍永远地留给了后世，激励人们去创造更加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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