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警卫》一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以中共中央先后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丰富可信的党史资料，生动地再现了建国前后近40年间情报保卫战线错综复杂的风云变换和警卫人员履险临危、忠于职守、默默奉献的感人风采。
《红色警卫》的出版无异于为他们提供了一本生动可读的教科书。通过展现那个年代敌我斗争纷繁复杂的历史画面，通过聚焦那个年代警卫战士感天动地的英雄业绩，年轻的朋友们必将深受启迪和教育，从而进一步激发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情感，自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奋发图强，开拓进取，百折不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书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纂，叶健君、李万青同志担任主编。
目录：
第一章 中共第一支警卫部队——中央特科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处于万分危险的境地 国民党的鹰犬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想要搜第一章中共第一支警卫部队——中央特科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处于万分危险的境地国民党的鹰犬们万万没有料到，他们想要搜捕的共产党要人，竟然藏身于一艘英国货船之中，从他们的眼皮底下安然通过周恩来对于加强情报工作保卫中央机关胸有成竹，因为他在武汉已经初试锋芒中央特科藏龙卧虎，精英荟萃，是一支超小型的精锐“特种部队”周恩来组建特科后，始终站在隐蔽斗争的最前列。他的果敢与智慧令人折服第二章把敌特组织“拿过来”芜湖一南京一霍邱一上海，四处躲藏，李克农虎口终脱险慧眼识珠，周恩来调李克农进中央特科龙潭三杰初握手，周恩来指示：“打进去，拿过来。”互为犄角，三杰打“党国”牌；办“共党”事，大“拿”情报第三章红队威震上海滩在中央特科内部，“红队”又称“打狗队”，镇压叛徒是它的主要任务伴随着急促的鞭炮声和响亮的唢呐声，“红队”打响了镇压叛徒的第—枪在老上海湖北路一个装饰豪华的旅馆内，戴冰石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他小姨子的到来，迎来的却是“红队”黑洞洞的枪口“三面间谍”、“拉出来”的典型——杨登瀛素有化装高手之称的陈赓，身穿国民党军服，佩戴少将军衔，“招待”了企图邀功请赏的中共叛逆在国民党中统特务范争波公馆前，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叛徒白鑫被镇压第四章惊心动魄的救援行动装扮成摄影剧组的中央特科成员早已潜伏在押送彭湃囚车的必经路口，营救节骨眼上，新运来的枪支却出了问题陈赓哈哈大笑：“张大哥，小弟失礼了。”如果不是陈赓演这场戏，张云逸说不定早被国民党便衣抓了起来一年多时间里，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任弼时先后两次被捕，中央特科实施了成功营救风采过入的女共产党员被任命为营救部部长，虽历经波折，关向应仍顺利出狱就在恽代英即将出狱的节骨眼上，顾顺章跑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指认了他的真实身份第五章“红色牧师”传奇在上海黑白两道都有一定关系的董健吾，谢绝宋子文保荐他到蒋介石手下任职的邀请西北军中的“红牧师”上了蒋介石特务的黑名单在中央特科负责人相继叛变的关键时刻杨开慧惨遭杀害，中共地下组织将毛岸英三兄弟秘密转移到上海，董健吾担负托管重任中央特科二科交代特殊任务，以“牧师”身份出现的董健吾经常出入宋庆龄公馆在西安旅社，董健吾以拼对名片暗号的方式与一位素未谋面的洋人接上了头。他就是后来对扩大中共影响产生重要作用的埃德加·斯诺在环境险恶的上海，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单枪匹马战斗在敌人心脏第六章在中共中央负责人叛变的紧急关头南洋烟草公司的小工头，成为工人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在党内崭露头角受党的派遣，顾顺章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陈赓对柯麟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看到顾顺章叛变。”被捕叛变的顾顺章神秘地说：“我有个对付中共的大计划，三天之内能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关键时刻，是钱壮飞挽救了处于险境的中共中央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避免了覆灭的危险毛泽东签署《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通缉令》，宣布对顾顺章“格杀勿论”第七章神秘的革命卫士顾顺章叛变，陈赓被迫转移，谁来接替他在中央特科的工作？周恩来亲点潘汉年中共特工击毙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督察长王斌于闹市，让敌特分子仿佛坐在火药桶上，惶惶不可终日精挑细选，在敌心脏机关安置内线，组建特科“情报网”国民党特务机关蓄意制造“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潘汉年全力奔走，为周恩来辩诬、辟谣上海沦陷紧急撤离，潘汉年开辟安全通道护送知名入士到香港潘汉年的出色工作赢得斯大林的赞誉：“中共的情报工作算得上第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只身与汪伪特工头目李士群打交道第八章穿越重重封锁线30年代初期，中共已拥有了上海—香港或广东汕头—三河坝—大埔—永定—上杭的红色交通线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的秘密交通线伸向全国：从上海到天津、北平，连接北方局；从上海到武汉，连接长江局；从上海到香港、广州，连接南方局博古(秦邦宪)的弟弟秦邦礼，化名杨廉安，在汕头开设药房，作为上海通向瑞金的秘密交通站，后又在香港开设贸易公司，成为中共物资、人员的秘密交通线周恩来由“小广东”肖桂昌护送，先后扮成广东熟练工人、看相先生，从上海历尽艰难险阻，终于进入中央苏区。博古、陈云、聂荣臻也从这条交通线进入了中央苏区神秘“王牧师”董健吾护送“考古专家”——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到达韩江；为了使共产国际代表安全去瑞金，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科科长卓雄用绳索“捆绑”李德，前拽后拉弄进了苏区李克农和他领导的“外交部”，秘密安排美国记者斯诺访问陕北苏区，令国民党特务瞠目结舌皖南事变后，为了配合干部的疏散转移工作，周恩来再建南方局的地下交通线，使重庆至陕北、重庆至鄂豫皖地下交通线畅通无阻抗战期间，在豫北有一条神秘的地下交通线，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等都曾由这条交通线通过；运往冀鲁豫的军火也由此通行第九章红色苏区的“格伯乌”年轻的共和国在瑞金预演，令蒋介石坐卧不宁，加强红色政权的保卫势在必行杨尚昆评价邓发说：“我记得他当年任国家保卫局局长，是一个对党非常忠诚，一个性格开朗，一个能团结同志的入。”国家政治保卫局以其出色的工作赢得了“苏维埃共和国卫士”的美誉反“AB团”、整肃“社会民主党”，“左”祸使苏区蒙受重大损失第十章走上凶险的长征之路蒋介石抢在红军突围的路上筑起了防线，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搬着沉重的家当，还要担负阻击任务，长征途中的教导师经受双重考验敌机投下的一颗炸弹落在毛泽东身边，警卫员舍身救护才幸免于难在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的关键时刻从巴西到俄界仅一百多里，却是红军长征以来最惊险的路程毛泽东住进瓦窑堡后的一天，敌人突然包围了这里第十一章周恩来劳山遇险真相劳山是陕北名山黄龙山的余脉，自古以来是兵家争夺之地敌人策划了一次有预谋、有组织的伏击行动，周恩来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匪徒对牺牲的战士一个个搜检，当他们搜到陈友才时，不由一震。他们见他相貌堂堂，口袋里装着一张周恩来的名片，他们以为他是周恩来，顿时慌了手脚周恩来一行突围钻出林子，接近成榆公路时，突然听到一声断喝：“站住！干什么的？”几个人不由得吃了一惊劳山伏击，敌人准备充分，布置周密。边保认为：肯定是日本特务或是国民党亲日派企图暗杀周恩来，破坏国共谈判。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第十二章护卫延安的留守兵团“我在延安，就是靠你肖劲光吃饭，靠你们留守兵团吃饭啊！”围绕剿灭匪患问题，肖劲光与李德就具体战术发生争论。毛泽东说：“没有李德就不行吗？”日军开始注意延安，侦察机经常在延安上空盘旋。留守兵团感到了肩上担子的分量敌机投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就落在毛泽东的住处，窑洞被震塌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软硬兼施、讲究策略。一次又一次危及边区安全的阴谋得以粉碎第十三章斯诺采访的“中共特务头子”周兴周兴在毛泽东的身边开始了自己的保卫生涯。不幸的是，他是在“肃反”运动中大开杀戒的李韶九直接领导下工作斯诺直言不讳地问毛泽东：“国民党方面认为，周兴是中共的特务头子？”毛泽东笑答：“我认为，周兴是无产阶级的宝剑！”周兴奉命逮捕许世友。许世友出狱后对周兴说：“你原则性强，忠于职守，忠于党的利益，我许某打心窝里服了你”！想到这里，毛泽东在那份关于“枪毙许世友”的报告上，断然行使了否决权战争中丢失了毛泽东关于情报保卫工作的重要讲话。周兴的《自存档案》却保留了毛泽东这篇讲话的若干重要思想周兴为邓小平和卓琳牵红线。留下美谈：“保卫处长既保卫首长的人身安全，又保卫首长的婚姻情感。”第十四章延安时期的边区保安处张国焘主张取消保卫部门，周兴则据理力争：无论机构怎么变，保卫工作都不能取消新成立的边区保安处中人才云集，周兴、赵苍璧、李启明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斗智斗勇，老牌特务单不移败于情报新手赵去非潜伏延安的特务伺机谋刺毛泽东，边区保卫处明察秋毫，及时制止了这起阴谋事件当毛泽东听到延安的老百姓对人民警察交口称赞时，得意地说：“延安的警察，不是世界第一，也是中国第一！”第十五章隐蔽战线的“黄埔军校”曾与“老情报”一起工作的罗青长，从中央党校毕业后，立即进入中社部的情报训练班学习，并担任支部书记在延安城南的七里铺举办的首期情报训练班，人们称这是中共情报战线的“黄埔军校”赵苍璧常常弹陕北流行的三弦，有时独自躲到崖顶吹箫。原来，他是在琢磨自己的侦察专业重视人才，团结人才，是中共情报保卫工作能够战胜对手的重要原因之一第十六章拔除延安的“钉子”边区各地的国民党政权、保安团队在边区不断制造摩擦，已成为共产党的心腹之患中社部和边保虽然在延安重重布防，但特务活动仍很频繁“越境将军”手下两个年轻的联络参谋秘密撒网，制服了骄横的“摩擦专员”为维护边区的安全，共产党巧妙出招，专事“摩擦”的国民党县太爷纷纷被“护送出境”延安与西安之间的“三通”，时刻考验着边区保卫工作的水平斗智斗勇，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上演第十七章“红色女谍”和潜伏在军统中枢的“7人小组”脱掉闺装的黎琳出现在红都延安刚来重庆的黎琳就被南方局军事组打上了主意。她改名张露萍，充当起了周公馆与潜伏在国民党军统内中共特工人员的秘密联络人中共在国民党军统内的秘密支部成了插入国民党心脏的一把尖刀一起意外事故暴露了军统区的中共电台小组。戴笠承认：“这是我同共产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批示，张露萍和她牵头的在军统中枢的“7人小组”得以揭开历史面纱第十八章延安反特第一案戴笠千方百计想派遣特务打入边区，授意军统西北特侦站在陕西汉中开办“汉中特训班”当上了共产党县人代会特邀代表的吴南山，决心弃暗投明，向新当选的县长陆公权坦白了汉中特训班的经历布鲁大胆起用，军统的“爆破大王”祁三益被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所感动，供出了隐藏在延安的一大批特务案情惊动了延安上层，李克农亲自部署对案件进行深挖：穷追到底，一网打尽汉中特训班延安潜伏组全部瓦解。毛泽东闻讯后表扬说：“我们需要布鲁这样的人，有十来个就好了。”第十九章永不消逝的电波无线电专家接受特殊使命——潜入敌占区设立秘密电台每天凌晨，李白坐在电台旁，一份份珍贵的情报飞往延安深夜，当李白在阁楼上发一封重要情报时，日本宪兵闯了进来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李白借用敌人的电台恢复了红色电波一份份标有“十万火急”、“万分火急”的密电经过李白的手飞向中共中央第二十章能抵十万雄兵的秘密武器胡宗南自以为发掘了一位反共的得力干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竟是在自己的心脏插了一把尖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熊向晖作为周恩来两年前布下的一枚闲棋冷子，就要发挥作用了由胡宗南谋划、蒋介石拍板的“闪击”延安的计划化作云烟，功在熊向晖送出去的情报准确无误七贤庄周恩来“鸿门宴”上大现外交家的风采，随后竟在胡宗南的“照顾”下，与熊向晖进行了秘密的谈话周恩来不小心丢了一个小本子，差点要了熊向晖的命。蒋经国没想到自己竟成了“共产党谍报分子”的证婚人胡宗南让保密局特务把熊向晖“逮”到了南京，关键时刻的“非常手段”让熊向晖又向党中央送了一次“厚礼”。
勤政殿熊向晖的“归队”，让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全愣住了。在胡宗南身边潜伏了十多年的熊向晖又踏上了新的征程第二十一章中共开辟的安全通道日军闪击香港，港英当局患得患失，错失协防良机；中共中央领导人牵挂旅港避难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的安危香港“八办”主任廖承志临危受命，紧急筹划大营救方案何香凝、柳亚子乘船走水路，海上漂泊了七天七夜，断粮断水，幸亏遇到游击队的巡逻船茅盾、邹韬奋等走陆路险象环生，在九龙红戡遭遇海匪索要“保护费”，双方拔枪对射，护送的游击队员用冲锋枪吓退了海匪张友渔一行走西线，过雷区一不小心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大鹏湾碰到悍匪，游击队的磨盘机枪大显威风地下党员卢惠如在惠州城里开起了公司，以大老板的身份与顽军师长“混”成“铁杆朋友”；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茅盾等文化人进城的当晚，就被安排住在顽军师长的楼下第二十二章深入龙潭虎穴的较量重庆谈判是不是鸿门宴？中共中央高层出现不同的意见。毛泽东一锤定音：去！我们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头的，而不是砍头的！对中央社会部推荐的几名随身警卫人选，毛泽东点将陈龙说：“还是去个武的吧。”如何确保毛泽东重庆之行的安全，国共双方都绷紧了神经。周恩来不放过任何事关领袖安全的细节；蒋介石也下令：如果发现谁借故捣乱，当场开枪打死到达重庆的第二天，毛泽东夜宿蒋介石的官邸林园，看报时突然电灯熄灭，原来是蒋介石手下有意来个下马威。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又接连出现三次失火事故拥挤的人群把中苏文化协会展览馆的楼板压得摇晃起来，毛泽东再晚下来几分钟，就会出现一场楼塌入伤的大事故在欢送毛泽东返回延安的宴会上，周恩来接到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遭国民党军队枪击身亡的消息。在周恩来的强烈要求下，陈龙陪毛泽东坐进了宪兵司令张镇的汽车第二十三章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危险岁月“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撤离延安的毛泽东开始了转战陕北的危险岁月在撤离延安的途中，敌机尾随轰炸。突然，毛泽东坐的吉普车被敌机打中2万多人的部队要对付胡宗南20多万人马，保卫党中央的重任谁可胜任保卫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警卫团只有四个半连，快被几万敌人追上了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和敌追兵隔山相处，情况万分危急，王震率部赶来相救前有大水拦路，后有几万追兵。担负阻击任务的警卫部队只有两个连。200人要对付几万人沙家店一战，是党中央化险为夷、扭转西北战役局势的关键一仗第二十四章在运筹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叶运高做完安全警卫检查，忽然远方传来机群的轰鸣声，他担心主席的安全，拔腿就往主席的住处奔去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小伙房任司务长的刘从文竟是国民党特务由于情报人员的出色工作，蒋介石偷袭部队还未出发，其精心密谋的偷袭计划已为中共首脑机关掌握为确保万无一失，周恩来命令西柏坡的警卫部队投入到了紧张的临战训练方志纯表态：“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能坚持多久。”参考书目后记 在上海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毫不推辞地、坚定不移地接受党的委托，立即着手整顿中央政治保卫机构，组建一支强有力的政治保卫队伍，这一方面体现了周恩来高度的组织原则和党性观念；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领导情报保卫工作已经在武汉初试锋芒，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即4月14日，周恩来转移到吴淞附近徐家宅一处工人住家的小阁楼上继续工作。他起草了一份电报，与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尹宽联名致电中央，主张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但是，这一建议未被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采纳。
当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从上海秘密迁往武汉，并于4月下旬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他在广东领导军事工作和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起义中表现出来的才能，已得到全党的认可。在这次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武汉。一到武汉，他就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工作。5月22日，他列席了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议。25日，又列席第十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由他任中央军事部长，并规定军事部长在必要时参加常委会议。29日，常委会议决定由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加入中央核心领导。
这个时候，革命遭受失败的惨痛教训，引起周恩来和许多负责中央工作的同志的重视。党在革命的实践中，特别是在革命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开始懂得：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必须了解敌人，了解它的军事、政治动向，才能准确地、有效地攻击敌人、战胜敌人。
周恩来领导军事部后，即在军事部下面成立了以情报、保卫工作为着重点的特务科。当时军事部的任务特别繁重，它要筹划部署中央全面的军事工作，时刻准备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军事斗争。
关于新建立的情报、保卫工作，当时在武汉中央军事部(以后通称“中央军委”)参与情报、保卫工作的李强，曾在1981年10月谈到这段经历。他说：“在‘四一二’后我到武汉，到了武汉中央军委。中央军委那时的书记是周恩来同志，军委下面有两个处：一个参谋处，参谋长现在还在，是聂荣臻同志；秘书长王一飞同志，牺牲了。另外还有两个科：一个叫组织科，组织科长是欧阳钦同志；后来成立一个特务科(又称中央军委特科)，负责人是顾顺章，他在五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我当时在特务科，特务科下面分四个股：一个保卫股，负责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机关的安全。譬如说保卫周恩来同志，保卫周恩来的那个同志现在还活着，在上海，叫杨福林，今年84岁，在上海普陀区当过副区长，现已退休。我去年找到过他。另外还有保卫8个重要的领导人的任务，以及鲍罗廷(保卫他的有60个人)。保卫股长也是上海去的，叫李剑如。那个时候，保卫股的兵不算兵，又不是警察，所有的人都穿一身三个口袋的学生装。另一个叫情报股，搞情报，情报股每天在武汉搜集一般所能知道的情况。情报股长是董胖子，可能叫董醒吾或董省五。另外一个是特务股，负责镇压叛徒特务，兼办中央给的其他特殊任务。特务股就是做‘红队’工作，人家说‘红队’就是‘红色恐怖队’，所谓‘打狗队’。我还未去以前做过两件事，一件成功，一件没有成功；我去以后，在那里也干了几件事。这就是特务股，我当特务股的股长，底下就只有3个人。一个叫‘老白脸’，一个叫‘小白脸’，一个叫王竹樵，另外还有临时调来的人。还有一个叫‘匪运股’，这个名字奇怪，搞‘土匪运动’，是专门争取改造称作‘土匪’的那些民间武装的。什么‘红枪会’，其他什么东西，统来和我们接头，参加革命，我们把它收编到我们军队里来。四个股：一个保卫、一个情报、一个特务、一个‘匪运’。这就是特务科。至于组织科那里有几个股，我不知道。军委办公处在汉口余积里，我们在余积里12号办公。余积里的房子就像上海弄堂里的三楼三底两厢房。周恩来同志也在那里办公，秘书处在那里，组织科、特务科也在那里(参谋处参谋长聂荣臻同志在武昌的中和里办公)。在那里办过公的人，现在大概只剩下3个，一个我，一个聂老总，还有一个徐以新，就是曾驻巴基斯坦大使的那个徐以新。他是秘书处的。他年龄比我小6岁，我那个时候是22岁，他只有16岁，是给周总理管文件的。现在，在那里办过公的，还没有找到第四个。‘文化大革命’时，还有五个，周总理在，欧阳钦在……”李强的记性很好，他又说：“那个时候的情况，武汉局势一步一步地恶化，汪精卫从‘宁汉对立’开始转向‘宁汉合流’，军队里也有反动派，有夏斗寅叛变，许克祥长沙‘马日事变’。我们在那时准备集中力量起义、拉军队。我们的军队是第二十四师，是张发奎下面的叶挺部。其余的，在别的军队里当个团长、营长的也有，可以拉的都拉，集中到南昌去。我们就做这个工作。这时鲍罗延待不住了，要走。于是，我们从保卫股卫队里的那60人中挑选了30个，把他送到莫斯科。怎么送呢？搞了许多小汽车，过河南，到陕西，到陕北，过蒙古，送到莫斯科。当时部队里一个师都有两个俄国顾问，身上都有枪，在走以前都要把枪交来，枪都交给我。他们撤退后，我们军队里的同志，还有不是军队里的同志，也都准备撤，准备南昌起义。我们在那里的工作，逐步逐步地改变了。到最后，我什么都管，都参与管……”武汉中央军事部所属特务科成立的时间不长，但是工作成绩很大。当时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企图消灭武汉革命力量。党的情报工作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及时地揭露了敌人的军事阴谋。有关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阴谋计划，如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叛变，攻打武汉；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屠杀共产党员；6月12日汪精卫等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秘密会谈；6月20日蒋介石同冯玉祥在徐州会商反共与宁汉合作等问题；7月14日汪精卫等召开秘密会议，提出反共等等，特务科通过公开和秘密的途径，对于这些重大事件，都能及时获得情报，使中央机关完全有可能避免遭受突然袭击。
周恩来曾评价说：“有了军委特务工作处这样的工作组织，我们党就掌握了敌人的主要动向，事先作了必要的准备，所以在汪精卫公开叛变之前，党就顺利地把部队撤出来了，避免了损失。这同“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时所处的被动局面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因为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虽然及时掌握了敌人的情况，却未能根据敌我斗争形势及时作出应有的对策，未能不失时机地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正如周恩来说的：“由于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虽有情报，还是麻木不仁。主要问题上我们都有情报，结果是清清楚楚地看着失败了，政治上的幼稚招致如此结果。”周恩来当时在党组织中设立专门情报机构，开展情报活动，建立保卫工作，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创举。由于有了这样的组织，在与汪精卫的斗争中，我们就取得了主动。该组织对粉碎敌人的反共阴谋，防止反革命的屠杀，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为开展隐蔽斗争，保卫地下党组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培养了大批干部。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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