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决策访问中国并决定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毛泽东会见了他，尼克松访华的一周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它改变了中美关系长达20年的对立与隔绝，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本书充分利用已经解密的中美两国最新档案和多渠道获取的珍贵照片，全面客观真实地记述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历史。翔实深度地再现了毛主席战胜重病以惊人毅力会见尼克松、基辛格从巴基斯坦密访北京、中美密建巴黎渠道、敌对势力图谋击落尼克松访华专机、周恩来智斗基辛格等起伏跌宕的历史细节。既有上层决策的罕见内幕，又有斗智斗勇的交锋较量，视野开阔，内蕴丰厚，丰富可读，是了解和研究中美关系史和新中国外交史的必读书。本书初版曾在海内外广受读者欢迎，为中美两国领导人所青睐，并受到尼克松、基辛格本人的肯定，被称为“超级政治畅销书”，洛杉矶尼克松故居图书馆荣誉珍藏。
作者简介：
陈敦德，作家，导演，电影出品人。原籍广东南海，抗战末年生于桂林。
他作为新中国外交史专题作家享誉中外。其早年代表作《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至今在海内外经久不衰，该书与《起航在1979：邓小平与卡特》《胜利在1971：老布什结缘新中国》都是写美国总统与中国关系的纪实专著，先后获得尼克松、卡特、老布什三位美国总统的肯定与收藏。他将所著关于新中国外交史重大事件的专题图书，结集为《新中国外交年轮从书》（一套九本），深受读者欢迎。
他还著有图文版“毛泽东握手三部曲”，即《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台海较量——毛泽东与蒋介石》《“总统”归来——毛泽东与李宗仁》，以及《新中国外交照片解读》等，获得读者肯定。
作为电影人，由其担任制片人、编剧或者导演的故事影片主要有《法庭内外》《血战台儿庄》《铁血昆仑关》《芙蓉镇》及《周恩来万隆之行》等。
目录：
目录：
卷?一中美走向对抗
毛泽东要进行一百年辩论
陷入黑圈的杜鲁门只好使用否决权
在美蒋的封锁下，新中国外交要“一边倒”
出兵朝鲜：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
卷?二周恩来从万隆发出震撼世界的声音
在日内瓦杜勒斯不准握手时发生的中美接触
周恩来从万隆发出震撼世界的声音
周恩来说中美会谈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蒋介石不得参加
与美国人打交道的最佳人选
卷?三外交史上独特的马拉松会谈
目录：
卷?一中美走向对抗
毛泽东要进行一百年辩论
陷入黑圈的杜鲁门只好使用否决权
在美蒋的封锁下，新中国外交要“一边倒”
出兵朝鲜：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
卷?二周恩来从万隆发出震撼世界的声音
在日内瓦杜勒斯不准握手时发生的中美接触
周恩来从万隆发出震撼世界的声音
周恩来说中美会谈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蒋介石不得参加
与美国人打交道的最佳人选
卷?三外交史上独特的马拉松会谈
会谈一开始“中国抢了主动”
要回了钱学森，也是一个胜利
炮击金门之后，王炳南被急召回京
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中开始了华沙会谈
华沙会谈僵而不断：中美联系的特殊渠道
卷?四武成殿另外开起了绝密会议
毛泽东睡不着了，又想起了四位“老帅”
四老帅的研究“不要被框住了”
四老帅的报告为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周恩来亲自过问两名美国旅游者误入事件
卷?五老外长提出“不合常规”的想法
尼克松煞费神思寻求通往北京的渠道
柯西金突然要求路过北京
中苏总理的会晤触动了尼克松的神经
老外长提出“不合常规”的想法
卷?六美国人伸出橄榄枝
尼克松出奇制胜重用基辛格
“与中国人跳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小步舞”
从“两个半战争”到“一个半战争”
苏联人的神经被触痛了
尼克松气得暴跳如雷，基辛格笑得意味深长
卷?七古老的巴基斯坦渠道
毛泽东让斯诺上了天安门
巴基斯坦渠道使用最古老的方式传递密件
毛泽东说，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
即将实现对华突破时华盛顿刮起了一股“倒基”风
卷?八小球推动大球
毛泽东一夜之间又改变了决定
中国人发出的邀请轰动了世界
周恩来收到大洋彼岸一位母亲送来的红玫瑰
钓鱼台里成立了一个准备跟基辛格较量的班子
林彪说：“跟美国人勾搭要栽跟头的。”辯
卷?九华盛顿精心准备绝密的“波罗行动”
尼克松甚至考虑不派使节，自己直飞北京
周恩来精心挑选对美工作班子
“休假”的基辛格去海边安排绝密的北京之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洛德以十分高超的语言技巧对华裔妻子泄密
基辛格就要动身时，台湾“大使”竟然求见
卷?十二十世纪最神秘的外交飞行
叶海亚总统亲自安排了这次神秘的外交遁身术
“天神”要惩罚一下基辛格
可以轰动世界的稿子竟然作废了
周恩来谈起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说，基辛格竟然不知道
为什么毛泽东不急于听周恩来汇报基辛格来访的要事?
基辛格去时忧心忡忡，回时喜气洋洋
卷十一几乎全世界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简短的公告
几乎全世界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简短的公告
也有人对“七一五”公告不高兴
周恩来对符浩说，你去巴黎只能将此事告诉一个人
对中国飞机在蒙古神秘坠毁，尼克松十分担心有变
卷十二基辛格刚刚在北京登上“空军一号”
巴黎渠道之一：中美两位将军的秘密使命
毛泽东不同意美方提出的方案
台湾问题使中美会谈又陷入僵局
命运在周恩来与基辛格之间开了一个玩笑
“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卷十三尼克松访华之前
巴黎渠道之二：蒋介石要偷袭尼克松总统访华专机
打前站的黑格未能落实毛泽东与尼克松见面的安排
马尔罗对尼克松说，毛泽东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
奇迹!休克的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了……
卷十四尼克松一下舷梯就伸出了手
尼克松一下舷梯就向周恩来伸出了手
从“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谈起……
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
卷十五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访华的种种感受
“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
《上海公报》诞生前又生波澜
“生活在巨大阴影之中的伟人”
毛泽东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书末照片卷一
中美走向对抗
■毛泽东要进行一百年辩论
他尽管不情愿，还是于1949年6月15日在丰泽园里正式住了下来。
他不喜欢乾隆在《丰泽园记》中说的，瀛台“较之此园固为美观，而极土木之功，无益于国计民生”，丰泽园则“行一事则合于天心，建一园而合于民情”。他是唯物主义者，他觉得与金碧辉煌、飞阁流檐的瀛台相比，丰泽园尚还显得古朴敦厚，不饰华丽。他认为丰泽园的建筑不能说明那些封建的帝王们上仰天意、下俯民情。要说喜欢的话，他倒是有点儿喜欢菊香书屋的清幽典雅，也欣赏康熙为菊香书屋所题的对子：
“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
北平初解放，住进菊香书屋的第一个中共领导人是林伯渠，住在北屋。毛泽东与周恩来是将这里作为临时休息的地方，分别住在东屋和南屋。在含和堂吃过晚饭后，他俩再返回香山住处。
中央政治局议了两次后，为了减少路途往返时间，也为了安全和工作方便，决定毛泽东从香山别墅搬进中南海，住入菊香书屋里。林伯渠与周恩来就从这里搬了出去。
6月15日这天下午，他离开香山双清别墅，到中南海开会。新中国成立迫在眉睫，新政协筹备会议预定这天晚上7时30分在勤政殿开幕，会要开一段时间。他除了参加会议，还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代表见面、谈话，洽商建国大事。
从3月25日至6月15日，他掐指算来，党中央在香山，只差十天就满三个月了。在这短短三个月里，形势又有了迅猛的发展，百万大军渡过了长江，接着又连续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重要中心城市，人民解放军正在江南前线乘胜追击。新政协筹备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形势发展虽快，但局面却极为错综复杂。2月初，斯大林虽然派了米高扬来访问西柏坡，同我领导人会谈，但与此同时，苏联驻华使馆那些天正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在渡江之前，斯大林就发来电报，劝中共就此止步，不要轻易南下，以免引起美国干涉。在占领南京后，苏联各主要报纸虽然都加强了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宣传报道，但苏联政府随即又同国民党政权就“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开始谈判，罗申大使仍继续留在广州。
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很有看法。南京解放后，他满含激情写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就有隐有所指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佳句。直到60年代中期，他在会见戴高乐总统的代表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时，还曾提起渡江前的这些事。
早在南京解放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到处找中国共产党人拉关系;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驻华大使又继续留在南京观望。这些情况，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中央不能不加以考虑。本来，在3月初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在报告中对于帝国主义是否会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作出过基本估计：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绝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因此，“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但是，根据现在这些新情况，如果能够通过外交渠道制止美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促使美国政府采取接受现实的立场，抛弃众叛亲离、腐朽不堪的国民党政权，承认新中国，那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因此，他与党中央除了从最坏的角度对美国可能的出兵干涉与外交不承认进行充分考虑之外，也采取了灵活、积极的态度，他曾于4月28日致电渡江前线总前委和华东局负责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这样，就产生了黄华在南京与司徒雷登的非正式接触。为此，他日前刚刚同意通过燕大校长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北行访问燕大，他也准备在北平见一见这个美国前驻华大使。
因此，在准备今晚新政协筹备会议的讲话稿时，他写了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不论他们如何还要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同时……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和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关系，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后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上海来的陈铭枢捎来司徒雷登的材料时，他就特别嘱咐这位与司徒有来往的陈铭枢先生，捎话给司徒雷登先生，请其认真读一读他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
据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1949—1955）》记载，陈铭枢在给司徒雷登的信中表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明智的、正确的和坚定不移的，并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
那天，他在菊香书屋送走陈铭枢之后，已是深夜。
他详细看了陈铭枢捎来的司徒雷登的材料，包括司徒拟的五点意见和所附的四份文件。总的印象是，还是帝国主义的腔调，还是帝国主义的嘴脸，还是蔑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态度。他进而联想起南京市委发来的6月6日司徒雷登与黄华第二次见面谈话中，司徒对黄华说的：只有在新中国不和苏联结盟的情况下，美国才会承认一个共产党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当然不会容忍和接受。
每到深夜，他的思维特别活跃，司徒的这些材料，更使他想得很多很深。
他想起了张治中。
他在这次新政协筹备会议上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两三天前的一个下午，在酝酿和讨论国号的时候，为广泛征求意见，他以筹委会主任的身份在勤政殿邀请各界人士座谈，张治中也应邀参加了。他让工作人员把筹委会上的专家们的意见介绍给与会各位，然后，他代表中央说，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征询大家意见。
这时，张治中说有不同的意见。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呢?我提议去掉那两个字，不如干脆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觉得张的话颇有道理，“共和”者，其含义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的一种政治制度，的确也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于是，他在会上建议大家采用。经过众人反复讨论，终于决定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采用这个国名。
他很器重张治中的意见。张治中，字文白，曾三次到延安。在重庆谈判中，张让出官邸给他住，又负责护送他回延安。张治中有学问，有头脑，善思考，读过很多书。有一次他劝一个青年读书，就说人家国民党的张治中年轻的时候还读了十年线装书哪。这次国共和谈夭折，渡江开始，他就对周恩来说，文白先生要走的话，可以送去香港或者兰州（当时张治中还任国民党政府的西北地区行政长官）。后来，张治中决定留下来，周恩来也把张治中的家属接到北平来了。他很欢迎张治中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国共和谈期间，4月8日，他曾请张治中来香山见面谈话。那次，连谈话带吃饭共用了三个钟头。张治中胸怀坦荡，对国家大事有话直说，曾就新中国的对外方针提出过自己的意见。
张治中在国民党中被认为是左派，是主张国民党在联美之外，也要联苏联共的。此时，张治中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除了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之外，在对外方针上也犯了严重错误，就是长期以来推行一条亲美的一面倒政策。因而，张主张，今后新中国要实行苏美并重的新政策。
他问张治中，具体怎么解释?
张说，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美也不反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以亲美又亲苏的美苏并重政策来消除美苏的对立，促进美苏合作，使中国成为美苏关系的桥梁。这对中国有利，对美苏有利，对世界和平也有利。单就从军事观点来说，如果在美苏对立之间中国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而是联合美国对付苏联，则美国为了支援中国，就会派部队越过太平洋到中国来，这样，中国就成了美国的负担。反之，中国要是联合苏联对美国作战，苏军也会从西伯利亚过来支援中国，不仅中国成为苏联的负担，且使苏联陷于欧亚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
因此，张治中说：“在亚洲，中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的世界是美苏两雄争长，中国在中间举足轻重，是两雄争取的对象。中国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要好好地利用它、珍视它。”
他已经听周恩来谈过张治中的这些观点了，这次他是亲自听张治中面述。这些观点使他很感兴趣。
张治中在4月8日这次见面中，对新中国的对外方针又作了进一步阐述。据张治中当年的秘书余湛邦在其回忆文章《“一边倒”争论的来龙去脉》一文中记述，“事后，张曾详细地从头到尾告诉了我，我作了速记，并整理成文字”。该文回忆说：
概括起来，张治中在谈话中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一边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是一个致命的赌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边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我是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但在亲苏联共的总方针下，不妨在外交策略上美苏并重，保持同等距离。
（二）战争结束恢复和平之后，就要进行全国性的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建设不可能只靠自己，还得寻求外援，光靠苏联帮助不够，还得向英、美等国去争取才行;光靠任何一国都不行。
（三）我们还要做生意。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和苏、美、英等国做生意，而不能像清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
（四）我们既然主张和平，既然要和各国建立邦交和做生意，那么就得注意态度，不能对别人采取敌对和刺激的做法。
他听了后，认为张治中所说的各点，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因而一边吃饭，一边详细解答。解答完后，他还笑着对张治中幽默地说：“文白先生，我准备为此进行一百年的辩论。”
毛泽东识穿了司徒雷登的用心。6月30日，经毛泽东审阅后，中共中央就司徒雷登来北平的事给南京市委发去电报，针对司徒雷登希望我方发邀请及欲乘美国军用飞机到北平之事，作出了具体指示：
望告黄华，谨守中央去电原则，即我们系准许司徒雷登去燕大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因此，两事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出，绝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
司徒及傅如来北平只能挂一卧车，派人护送，不能许其乘美机来平。如司徒雷登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因美国国会闭幕与否，不应予以重视，我们对美帝亦绝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
就在这同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长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了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陷入黑圈的杜鲁门只好使用否决权
夜里，柔和的灯光下，勃拉姆斯的一支欢快的乐曲回荡在白宫的琴房里。
杜鲁门总统端坐在那架黑色的大钢琴前娴熟地弹奏着。在少儿时代，管教严厉的母亲就规定他每天早晨一起床就首先要练钢琴。母亲还为儿子在堪萨斯城找了一位很出色的钢琴师，他必须一周去上两次他极不愿意上的课。母亲当然没有想到不愿意成为职业钢琴家的儿子，后来竟然成为国家总统。但当总统之后，在出国访问或是庆典活动时，人们经常邀请他做即兴表演，斯大林、丘吉尔都欣赏过他的钢琴表演，并给他以掌声与赞扬。他曾开玩笑地对丘吉尔说：如果不是当了总统，他可能最终成为酒吧间的钢琴演奏师。
但是，他有意识选择的欢畅旋律也不能冲淡他心中积蓄的烦恼。最近使他烦恼不已的就是中国问题。
自接任总统以来，中国问题就是一个令他极为头疼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甩不掉的包袱。赫尔利将军、马歇尔将军先后在中国对国共两党进行调停失败后，他对蒋介石愈发失去信心了。
现在，1949年夏秋间，人民解放军在大陆战场上节节胜利之时，在美国国内，在中国问题上，杜鲁门更加左右为难，四面受攻。他作为美国总统深知，如果要挽救蒋介石的命运，那就意味着美国不仅要投入更多的金钱，还可能要动用美国军队;如果不是这样，蒋介石就有可能被毛泽东的共产党彻底打败，肯定就会有人严厉指责总统对共产主义打击不力。在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再三向美国求援。中国问题越来越成为美国国内关注的问题，也成为反对派攻击杜鲁门总统的靶子。一些反对派议员说总统在对华问题上全错了，先错在不应提出让共产党进入联合政府的主意，接着又错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后没有全力帮助蒋介石打败共产党，他们要求全力支持蒋介石，甚至主张动用美军干涉。那些像谢伟思、戴维斯那样敢于向国务院指出蒋介石无可救药这一事实的外交官，都被扣上了美国叛徒的帽子。
在冷战阴云笼罩的岁月里，使他最为烦恼的是，他明知对蒋提供援助是白白浪费，但又不能背上一个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连任总统不久的杜鲁门，便授命自己的新国务卿艾奇逊对当时的对华情况作一个“协调的解释”。
这真是一个倒霉的使命，艾奇逊感到无可奈何，但善于形象思维的他还是想到了一句绝妙的话。艾奇逊对反对派议员们解释说：“如果森林里有一棵大树倒下了，在飞扬的尘土降落之前，人们是无法看清它的损失程度的。”这即是当时美国“等尘埃落定”的对华政策的由来。当时，艾奇逊也正为美国原先对华政策的失败准备一份白皮书，打算将失败的责任都推到蒋介石的身上去。
在这个背景下，司徒雷登在真要实施北平之行时，又变得小心、谨慎、甚至犹豫起来。
他通过黄华的渠道得知北平当局准许他去之后，就给艾奇逊国务卿致电报告，把去北平之事提交给艾奇逊作最后决定。司徒雷登在报告中先撒了个谎，谎报说中共方面作了邀请，却隐瞒了自己主动与中共联络并私下做好了北上旅行准备的实情，诡称是傅泾波无意中向黄华提起，中共方面显然当成一回事了，巴不得请他这个美国大使到北平去。
在电报中，司徒雷登用很长的篇幅陈述了他这次北平之行的利弊。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接触中共最高层领导人，能亲自向毛泽东、周恩来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的希望。通过与北平中共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就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
司徒雷登还认为，这种接触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简而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司徒雷登在报告中还说，此行也有不利的一面，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中的同行们也可能误解，认为美国使节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并有可能成为各国大使们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纷纷前往北平的开端。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而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极不愿看到的。为了抵消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还征询国务卿要不要同样做一次广州之行。但他又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很可能激怒中共，从而抵消访问北平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将北平之行的利弊瞻前顾后地详加分析，使艾奇逊的助手们意见也不一致，众说纷纭，弄得艾奇逊也没法最后决定，只好“提交最高一级”决定。
关于司徒雷登北平之行的报告，在杜鲁门大办公桌上压了好几天。
已经被对华政策搞得矛盾重重、尴尬不堪的杜鲁门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报告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
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宣布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更使杜鲁门感到非常恼火。他认为，此时如果派司徒雷登去北平同中共领导人会晤，不仅不会给美国政府捞到什么好处，反而会给人以美国有求于中共的印象，还会大大提高毛泽东和中共的声望。
7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发来的电示：“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7月2日，傅泾波来到南京外事处对黄华说，艾奇逊国务卿来电称，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决定司徒雷登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傅泾波还说，司徒回国短暂停留后即返回中国，届时可去北平。
黄华听了这些外交辞令，很平静地作了回答：去北平的事情是根据司徒雷登的请求而准许他去燕大访问的，至于去不去，由司徒雷登自己定。
傅泾波又问：司徒雷登返美后，怎样保持与中共方面的联络呢?
黄华说：没办法联络，而且现在考虑不到联络的需要。
司徒雷登得到黄华的回答后，感到灰溜溜的，越想越觉得懊恼，北平之行是去不成了，他自作主张费尽心思张罗半天，却落得一个只令他自己尴尬的结果。但他还有些不甘心，他还想等一等去北平的陈铭枢即将带回来的消息。
司徒雷登曾经发电向华盛顿报告说：
我已间接得到陈铭枢的消息，他已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过话，他认为谈话结果完全令人满意。他报告说，他很快会经南京回上海，希望我能推迟原定的返美时间。虽然进一步的分析尚待我直接从陈铭枢那里得到消息才能作出，但我认为，他能如此迅速地见到这两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并得到他们的同意提前返回南方，这本身已很有意义。
因而，7月6日，司徒雷登向艾奇逊报告说，他将在7月12日—13日会见由北平返回上海的陈铭枢，并从那里得到毛、周的消息。在同陈会晤后，他立即返回华盛顿。
■在美蒋的封锁下，新中国外交要“一边倒”
毛泽东在中南海住了一段时间后，也渐渐安下心来。此时，占据他心中的就是建国的大政方略。
随着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6月中下旬的中南海显得更为热闹了。过去就在这个地方，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独掌国家大权，窃国大盗袁世凯策划复辟称帝，李宗仁把这里当做国民党北平行辕。如今在这里进进出出、欢聚一堂、谈论议决国事的，都是当代中华民族的精英人物。真是天翻地覆，这里已成为人民的中南海了。
新中国对外政策是由他亲自掌握制定的，张治中主张对外方针上美苏并重，从这次筹备会议的各方发言看，有相当的普遍性;他所敬重的张澜，还主张在如今世界冷战两大阵营的对峙中，新中国要走中间道路，主张他“要做铁托”;还有一些要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士在到达北平后，也热衷于宣传外交“向美苏两面靠”的主张。
为此，他分别对张治中、张澜等都郑重地说过：我准备写一篇文章，专门答复你以及和你具有同样观点的人。
在渡江后，尤其是在攻占上海的前后，中共中央是曾经寻求同美英建交的可能性的。他通过在南京的中美之间试探性的接触，已经基本摸清了美国的底。美国除了在上海解放后从青岛撤走了驻军外，未作其他任何积极的反应。美国国务院虽说让司徒雷登滞留南京，奉行的也只是“等尘埃落定”的政策。美国最高当局无意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反而还致力于同西方各国就承认新中国问题结成统一战线而对中共施加压力，要新中国不能和苏联结盟，要新中国同意维护西方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殖民利益，他们才能考虑承认问题。他们不理解新中国的独立自主的方针，愚蠢地认为中共一定会向他们乞求。他们一再预言：你们不敢占领上海，因为你们无法管理好它，除非你们向我们屈服。他要求西方国家改变过去殖民主义的态度，因而，5月29日，他在为新华社的社论稿《祝上海解放》审稿时，加写了一段话：
这些外国政府如果愿意开始从中国事变中吸取教训，那么它们就应该着手改变它们干涉中国内政的错误政策，采取和中国人民建立友好关系的政策。
6月25日，国民党海军在美、英支持下，开始对上海港以及解放军已经解放的港口进行封锁，试图通过封锁用经济压力使中共在政策上向西方屈服。他曾经愤怒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无耻行径说：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旧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美国的封锁必须打破!
在美国维护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利益的错误对华政策所造成的双方对峙中，中国共产党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
“一边倒”就是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实行封锁政策的一个针锋相对的回答。
与此同时，在渡江胜利后，特别在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5月30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奉命离开广州回国，标志着苏联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苏联对华的弹性政策遂告结束。苏联态度的转变鼓舞了中国共产党人。早在5月初，斯大林已经同意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去苏联访问，同斯大林就建国工作、技术援助和国际形势进行会谈。
6月24日下午6时，他给胡乔木写信说：“写一篇纪念‘七一’的论文（似不宜用新华社社论形式，而用你的名字为宜）。……请你好好安排时间，并注意抽空睡足觉。你起草后，我帮忙修改，你可节省若干精力。”
胡乔木写的这篇纪念“七一”论文，稿子写出后他没有采纳，而是自己重写了一篇，这就是毛泽东原来对张治中、张澜说过要写的文章，也就是著名的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该文在文章中明确地宣布了当时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这篇文章说：
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你们一边倒。”正是这样。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
“我们需要英美政府的援助。”在现时，这也是幼稚的想法。现时的英美统治者还是帝国主义者，他们会给人民国家以援助吗?我们同这些国家做生意以及假设这些国家在将来愿意在互利的条件下借钱给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要赚钱，银行家要赚利息，借以解救他们自己的危机，并不是什么对中国人民的援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和进步党派，正在促使他们的政府和我们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关系，这是善意的，这就是援助，这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能相提并论。孙中山的一生中，曾经无数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请读者们看一看孙先生的遗嘱吧，他在那里谆谆嘱咐人们的，不是叫人们把眼光向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而是叫人们“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孙先生有了经验了，他吃过亏，上过当。我们要记得他的话，不要再上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1949年7月19日，邓小平在致华东局负责人的信中，对这一方针的制定，作了精辟的论述：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其目的在于迫我就帝国主义之范，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也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在目前说来，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但对我们仍属有利，即使不封锁，我们的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对我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毛泽东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内部政策强调认真地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7月7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各党派各团体发表联合宣言，拥护“一边倒”方针。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明白接受了这一方针，奠定了它的法律地位。
新中国当时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产生的，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为新中国在对美外交的策略上赢得了主动地位，对于洗刷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污泥浊水与百年屈辱，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新中国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但一贯有着独立自主的传统，仍然坚持着中华民族独立的基本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基于这种立场，鉴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在50年代中期，新中国适时地改变了外交上“一边倒”的方针，大力倡导各国人民在五项基本原则上实行和平共处。
■出兵朝鲜：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
即使加大了安眠药的用量，他也还是睡不着。
在美军仁川登陆后，他已经苦思焦虑，反复思考，好几天没有睡着觉了。
但是，在1950年10月1日这天，他还是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与40多万军民一起欢度国庆一周年。
他双手扶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栏杆，俯望着天安门广场上喜庆欢乐的人海，心却系在与我国东北边境紧邻的那个冬瓜形的半岛上。欢庆新生的共和国一周年国庆节的群众，挥舞着彩旗，呼喊着热烈的口号，唱着欢快的歌曲，但却没有能够冲淡他凝重而复杂的心情。
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与站在身旁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一样，尽管都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广场的数十万群众欢度国庆，内心却都共同关注着与新生共和国命运密切相关的一个极端敏感而重要的问题。
美韩军队置新中国政府的警告于不顾，昨天越过了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
半个月前，也就是1950年9月15日，原先担心的情况发生了!正如设在中南海居仁堂的我军委作战部所准确判断的，美军趁海边涨潮时辰在仁川突袭登陆，向占据汉城而数量不多的朝鲜人民军发起反攻，守军在众寡极端悬殊的情况下同美军血战两个星期，于9月28日撤离汉城，为洛东江地域的人民军撤退赢得了时间，但这已使朝鲜战场的战局骤然发生了变化，人民军的主力已被截断在南朝鲜。
美军在占领汉城后，继而又越过了“三八线”，又一个严峻的新问题摆在眼前：敌人会不会打到中朝边境鸭绿江边呢?
在越过“三八线”的问题上，美国人向中国人玩了一个花招。
虽说杜鲁门总统给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达了只有少数人知晓的“九二七训令”，授权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而在外交上却施放烟雾，通过印度总理尼赫鲁向中国传话，说美军打到“三八线”即会停止，不会越过“三八线”，如果过“三八线”也要联合国来决定。
数天前，即9月27日，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应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的要求，会见了这位大使。会见是在东交民巷御河桥的军委对外联络处进行的。这个处所是原日本驻北平总领事馆的旧址。谈话从这个旧址谈起是弦外有音。潘尼迦后来在伦敦出版的《在新旧中国——一个外交官的回忆》中，对这次谈话有所记述。解放军军史档案中也有记录。下面是谈话的要点：
大使：阁下的办公室，是签署“二十一条”的所在地。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这好像是说历史的车轮现在已转回来了。
聂：阁下，遗憾的是这里不是我的办公室，这里是我军对外联络处的会客室。
大使：记得1949年南京陷落的时候，麦克阿瑟曾对美联社记者托宾亲口说：给我500架飞机就可以摧毁他们。
聂：我们把原子弹看成是纸老虎，何况几百架飞机呢?
大使：真正怕原子弹的是英国，英国的全部精华都集中在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三个城市，4000万英国人口中有1200万集中在伦敦。我毫不怀疑，没有任何人能征服中国，击败解放军。我所担忧的是万一发生什么事情，将要使中国的建设拖后十年、八年。
聂：那有什么办法!如果帝国主义者果真要发动战争，那么，我们也只有起而抵抗了。
大使：中国的工业不是在沿海，就是在中国东北满洲，一旦发生事故，是很容易遭受破坏的。
聂：一旦战争起来了，我们除了起而抵抗之外，是别无他途可循的。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帝国主义有它们自己的弱点，因此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争取和平、制止战争的发生和发展。
聂荣臻还告诉潘尼迦，对于美国入侵朝鲜，中国不能袖手旁观，坐视美国打到中朝边界，中国人民将不惜一切代价制止美国侵略。聂荣臻还说，美国能轰炸我们，能消灭我们的工业，但他们在陆地上打不垮我们。
当晚，聂荣臻将会见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他听后说，这是人家通过印度来摸我们的底，看来，这个麦克阿瑟很有可能要越过“三八线”。
据得到的情报称，美国方面的目的是要稳住中国，以便能越过“三八线”，越过以后再搞中国。当时，中央政治局正在酝酿一个重大决定：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即出兵援朝。
朝鲜战争突然爆发后，他于7月间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立即成立东北边防军并屯兵鸭绿江江畔的战略决策，中央并采取了一系列未雨绸缪的防范措施，调动与实施了东北边防军以11个军（含36个师）约70万兵力作三线配置，分别以第13兵团、第9兵团和第19兵团为第一、二、三线，还决定从第四野战军中抽调10万老兵准备在参战后补充第一线部队，并做了相应的作战物资的准备。
他觉得通过聂荣臻与印度大使潘尼迦这次非正式谈话转达了信息，但还不够。为此，他同意周恩来向世界公开透露我们对美军入侵朝鲜不能置之不理的态度。昨天（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国庆一周年庆祝会上演说时，严正警告美国当局：“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周恩来的演说立即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外国通讯社与驻京记者纷纷发表消息和评论，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新中国所传出的重要信息。
从收听的外电得到消息，美国人置新中国发出的严正警告于不顾，在昨晚，李承晚的南韩第三师已经越过“三八线”。
望着解放军的受阅游行部队从金水桥前经过，那整齐地挎着美式冲锋枪的陆军分队，那刚刚穿上水兵制服的海军方队，那十轮大卡车拖运的大炮，那坦克装甲部队……这是自己熟悉的人民子弟兵，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鬼子兵;三年解放战争，基本解放了大陆，把蒋介石赶到那个海岛上去了。在今年初春解放了海南岛后，数十万主力部队正在长江及华东一带操习水战与登陆作战，准备在近期实施台湾战役。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进驻台湾，使局势骤然变得紧张与复杂起来。解放台湾的计划就只能往后推延了。毛泽东在前晚（9月29日）就曾给担任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作了指示：请注意，在今后的宣传中，只说要打台湾、西藏，不说任何时间。
这些日子，在酝酿出兵问题时，政治局的同志们反复研究的问题是，新中国有没有力量出兵朝鲜同美国作战?一旦打起来，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已经不是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或是太行山的小山村里了，那个时候在农村根据地里说走就走，上了马背就是家，不怕打破坛坛罐罐。如今，我们已经建立了新中国，已经是要为五亿人口的国家负责任的执政党。我们刚从战争废墟中建国，百废待兴，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并有世界上最大的军工生产能力。双方国力相差如此之悬殊，出兵的决心确实一时难下啊。
空中传来了悦耳的呼啸声，几架从天安门上飞掠而过的战斗机，吸引着广场上40万群众昂首仰望蓝天。
他看着想着，是的，我们刚组建的空军还没几架像样的飞机，我们刚组建的海军还没有什么像样的军舰;但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凭着小米加步枪，不是在短短的三年中打败了用美国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数百万蒋军吗?我军的精神力量，我们在长期战争中所积累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劣胜优的一系列宝贵经验，是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与美军较量的。
深夜，从朝鲜来的急电报告说，金日成在其地下指挥室里紧急接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提出了紧急出兵援助的请求。接着，金日成又亲笔给他写信：敌人如果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这一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我们以特别的援助……急盼中国军队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这个国庆节的晚上，他就根本没有合眼。
10月2日，他紧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从这天起，在他居住的菊香书屋东厢房连续举行会议，反复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出兵抗美援朝的首次决定，就是在10月2日由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决策后的这天晚间，他执笔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斯大林的电报。此电报说：
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关于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
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厘米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的同样口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就在他执笔给斯大林起草电报的同时，周恩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中共中央还想争取最后一线希望来避免中美双方的交战，并准备通过这一努力，表明中国的出兵确实出于迫不得已。
已经上床入睡的潘尼迦被唤醒，待其赶到西花厅时，已是10月3日凌晨。周恩来请大使立即向尼赫鲁报告，并转告美国和英国政府，中国政府希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美国的解密档案证明，白宫在10月3日当天就得到了这一信息，可是杜鲁门总统没有理睬。
正在黑海边休假的斯大林得到中国要出兵朝鲜的通知后，非常感动，十分钦佩毛泽东，从此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是敢于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马列主义者，并表示愿意提供战争所需要的武器与空中掩护的飞机。
10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讨论出兵问题。他在会上让大家尽量摆出出兵的不利条件，陆续到会的中央领导人都发言说了自己的意见。从国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需要，从当时国家的财力物力及双方装备相差悬殊考虑，出兵确实很困难。他本来期望打过不少硬仗的林彪能挂帅出征，但没想到林彪不赞成出兵，说美军一个师拥有数百门炮，我军一个师才十几门炮，又没有制空权，客观条件太差。
他听了后甚不舒服，就表示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次日，10月4日，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彭德怀，乘专机从西安赶到北京，参加了中央的会议。他在会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出兵的意见，随即接受了挂帅指挥志愿军的任务。
10月6日，周恩来在军委所在地居仁堂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研究入朝作战的具体问题。林彪在会上继续不赞成出兵，周恩来当即批评了这种态度，强调中央的决心已定，现在只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
10月7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了所谓“统一”朝鲜的决议，表明了美国一意孤行、不听警告、要将战火燃至鸭绿江边的企图。
10月8日，他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的命令。
那几天，在同彭德怀商讨出兵的具体计划时，给他印象很深的是讨论设立志愿军总部指挥所的地点问题。
他问：“老彭，你对你的指挥所设在哪儿有什么打算?”
彭德怀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
他说：“中央考虑了。为了你和指挥所的安全起见，指挥所应该设置在鸭绿江北岸，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免遭敌机轰炸。”
彭德怀眉头一皱，说：“主席，那不行。我的指挥所不能设在北岸。”他有点惊诧：“不设在北岸，为什么?”
“抗美援朝，出兵朝鲜。部队都要开过鸭绿江出国门打仗，我彭某人当司令员怎么能在国门之内指挥作战?”彭德怀很坚决，“部队打到哪儿，我就到哪儿，我向来习惯靠前指挥。”
他有些担心地问道：“你的指挥所万一被敌人一下子炸掉了，怎么办?”
“不会，不会。”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炸了指挥所，你怎么指挥?”毛泽东也坚持己见。
彭德怀还是不松口：“是我彭德怀去，指挥所就不能设在北岸。主席，人家要炸，我不给他炸嘛!”
好倔强的彭大将军哟!
10月18日黄昏，彭德怀乘一辆美式吉普车，在仅有一辆电台车跟随的情况下先行过江入朝。彭德怀的指挥所就设在鸭绿江南岸的大榆洞。大榆洞是新义州崇山峻岭里一个很偏僻的山沟。指挥所就设在山沟里一个金矿洞口的木棚里，紧靠着金矿洞口，像是个天然的防空洞。金日成已提前赶到那儿迎接彭德怀。
10月19日入夜，集结于鸭绿江边的志愿军四个军的部队开始过江入朝。天黑不久，他刚吃完晚饭，聂荣臻代总参谋长拿着电报兴冲冲地到菊香书屋向他汇报，我军已经跨过鸭绿江了!
他听了后只对卫士长说了一句话：“睡觉吧。”
他很快就呼呼入睡了。自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他第一次睡得很香。
如今，这场战争已经成为历史，有关的档案也已解密。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当战火就要烧到新中国的国门时，当麦克阿瑟扬言用多少架飞机就可以给中国的心脏地区动手术的时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自然而然地成了五亿五千万人民捍卫新中国独立和尊严的一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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