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是家喻户晓的中国传奇人物，本书围绕着这些传奇人物展开讲述，通过通俗的笔触向读者娓娓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和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对于国家高层人物产生的诸多历史迷案一一予以详剖细说。书中多幅珍贵图片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
作者简介：
杜导正，山西定襄人。历任新华社河北分社、广东分社社长、《羊城晚报》总编辑、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新闻出版署署长，现任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著有《是与非——对我漫长记者生涯的反思》，主编《初探日本》、《张学良》等书。廖盖隆，广东信宜人，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员，历任新华社副总编辑、中央宣传部报刊处处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职；著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党史探索》等。
目录：
毛泽东三失兵权张闻天：在遵义会议的独特作用李先念：不下马的将军周恩来与国民党杀手张冲刘少奇：“一头扎进资产阶级怀抱”刘少奇谋杀案邓小平与叶剑英的生死交邓小平访美安全警卫工作纪实真相：李立三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抗大”教育长罗瑞卿田方：和彭德怀交往十二年达赖、班禅：1954年在北京陈永贵：在副总理的位置上乔冠华的文才与口才我所知道的康生陈独秀的“无字碑”邓宝珊：与中共高层的微妙关系毛泽东与续范亭冯玉祥与蒋介石林彪与傅作义北平市长：在和平解放的日子里吴佩孚：军阀的“自全晚节”陈诚：坚持“一个中国”的国民党元老陈琏：陈布雷之女的一生戴季陶死之谜汪精卫死谜毛泽东三失兵权1923年6月，广州。正是骄阳似火时。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他说自己在一年来的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各地的同志工作也没有做好。他的语气很沉重。后来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陈独秀表扬了湖南，毛泽东是湖南区委书记，实际上是表扬了毛泽东。毛泽东和陈独秀相识于1919年，那时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已名扬四海，毛泽东仅是一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第一次相见，虽然地位悬殊，彼此却留下了深刻印象。陈独秀很赏识毛泽东的聪敏才干，毛泽东对陈独秀也非常敬仰，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此后两人经常有书信来往。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毛泽东在湖南组建了共产党。1923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几乎全遭敌人镇压，惟湖南未受损失，蓬勃如前。因而陈独秀对毛泽东更另眼相看。由于陈独秀的青睐，也由于毛泽东的工作很有成绩，他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局委员。陈独秀是党的总书记，毛泽东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秘书，在党内的实际地位几乎仅次于陈独秀，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核心。1927年，国共合作的形势越来越复杂，“老师”陈独秀感到力不从心，变得软弱无力，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学生”毛泽东却顶风而上，站在斗争的前线，迎着蒋介石的挑战，第一个站出来热烈赞颂湖南的农民革命，写出了语言铿锵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说，湖南的农民革命代表了革命的方向，全中国都应该像湖南一样，发动农民起来，摧毁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陈独秀对毛泽东的言行大加反对，认为毛泽东年轻气盛，过于偏激，担心这样做会使本来就很敏感的国共关系更加复杂化，提出湖南农民运动的后果要由毛泽东负责。毛泽东也就是从这时起与陈独秀产生了裂痕，并在后来的岁月中越走相距越远。1927年4月下旬至5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未能进入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圈，仅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夏，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党的领袖们痛苦地反思着。在这时有些同志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远见。蔡和森说，毛泽东一向反对中央的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所痛恨，又为一切农民所欢迎。李立三说，革命失败前，毛泽东就有这样的意见，国民党已经“死”了，但当时很少有人去注意这个意见。瞿秋白说，党内惟一有独立思想的就是毛泽东。他们共同地感到，大革命中的毛泽东表现了很强的预见性，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革命的要点，代表了革命的方向。因而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由一名候补中央委员，又一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志们还请他留在中央工作。毛泽东则要求，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该尽心听一听下级的报告，并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军事问题。的确，当时的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大革命期间他虽然力倡全党要重视农民问题，但却忽视了枪杆子的作用，这使他痛心疾首。湖南那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在他看来任何人也阻挡不住，扼杀不了。结果事情却完全相反，许克祥仅用一个团的兵力，一个夜晚的工夫，就把共产党全部打入地下。大好的革命形势荡然无存，这不能不引起忧虑和深思。毛泽东因此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得出一个新的结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要夺取政权，没有武装力量的拥卫，那是自欺欺人。他感到掌握枪杆子非常重要，心里萌发着拉起一支革命武装反抗蒋介石的决心。他不愿留在中央，要求到基层去组织、领导农民真刀真枪地和敌人干，用枪杆子打出个天下来。所以在会上，他力争去湖南，去组织农民暴动。同志们为他的真情所动，批准了他的请求。告别了娇妻幼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继南昌暴动之后，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起义的队伍除从国民党方面起义过来的一个警卫团之外，其余全部由地方农民武装组成。他们缺少训练，毫无作战经验，但他们攻打的目标却是敌人的中心城市长沙，所面对的敌人数倍于己，所以起义一开始时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结果六千人的起义队伍尚离长沙很远，就被敌人打散。打散的队伍很是难带。队伍向何处去?领导层中意见纷纷。毛泽东主张，敌人力量强大，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坚持部队作战略退却，退到湘粤赣边境上去坚持农村斗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则坚决主张回攻长沙。一路上争争吵吵定不下来。那时人们对毛泽东尚缺乏信心，因为他从未带过兵。卢德铭是警卫团团长，他在起义队伍中很有地位，他表示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因此才千辛万苦地把队伍带上了井冈山。毛泽东把队伍带上井冈山以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炸了窝。当时中央的方针是发动群众，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因而派给毛泽东的任务是攻打长沙。长沙未克，毛泽东应该重整旗鼓，发动群众再攻才是。谁知毛泽东却把队伍撤向深山。所以在他们看来，那是畏敌逃跑，是右倾，是单纯军事投机的表现。于是有人指责毛泽东一向骄傲自大，喜欢自作主张。为了表明中央的政策不能动摇，1927年11月，毛泽东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被撤销，从中央政治局开除出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再次下沉。毛泽东在井冈山，以为连党籍也被开除了，自叹加自嘲地说自己是“党外人士”。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头的日子很是艰难。一切都是重新开始，包括毛泽东本人也不懂战争的规律，更无经验可谈，需要在战争中慢慢摸索、体验与总结。红军应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确定?红军和地方应建立怎样的关系，党和军队应建立怎样的关系……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无一定的原则。探索中，红军的领导者之间常常产生一些不同的意见。1929年春，有一个叫刘安恭的受中央派遣来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是四川人，曾入云南讲武堂，后到苏联留学，学了些马列主义本本，看到些苏联红军的做法和条条。他来四军后，不下工夫了解红军发展的历史和斗争情况，却对四军一些原则问题，轻率地大发议论，指手画脚，主张套用苏联的经验。刘安恭的主张，自然遭到了毛泽东的严词拒绝。刘安恭则认为，毛泽东只强调了一切都要从四军的局部利益出发，而不按中央的决议和国际的指示办事。本来，四军党内就有同志对毛泽东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不大理解，刘安恭的到来，很多人立刻被他的理论弄糊涂了。于是四军党内发生了争论。很多天了，毛泽东辗转反侧，彻夜失眠，为解决争论，纠正各种错误思想而焦急思虑。他激动地对人说，你们为什么只相信“远方”的话，而不相信自己面前同志的话?然而这些是非曲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难以分清。因此，在红四军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改选前委，结果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本来前委书记由中央指定，地方代表大会无权改选，但毛泽东还是落选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失去了军权，他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前委，同贺子珍等一起到上杭县的蛟洋做地方工作。由龙岩出发，马也被扣留了。事隔60年之后，当时和毛泽东一起到蛟洋的江华回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点灰溜溜的样子”。毛泽东因为心情不畅，离开前委不久，就病倒了。过了一段时间，红军打了败仗。陈毅到中央汇报工作，这时的中央是周恩来主持工作，他表示支持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毛泽东7月离开前委，12月陈毅就根据中央的指示把毛泽东请回部队，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在蛟洋期间，毛泽东对部队和党的建设进行了更深入更仔细的思考。他一回到部队，就把他的意见系统地起草归纳成文，拿到古田会议上，由大会讨论通过，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案共分八章，写得很细，极端具体，上至部队首脑应该遵循的原则，带兵的方法，下至伙夫的职责，都有详细的规定。从此以后，同志们的思想通了，心里也比较信服毛泽东了。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深受本本即教条主义之苦，感慨万千，因此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从理论上说明和总结客观实际和本本的关系。他告诫人们，一切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只从本本出发，只从本本出发，必将置革命于败境无疑。自此，毛泽东、朱德团结一致，领导红军转战于江西、湖南、福建交界地区，尽管有立三“右”倾错误的干扰，红军仍不断发展壮大。红四军和彭德怀的第五军发展成一个方面军，人数达到3万多。蒋介石为除心腹之患，先后派10万、20万、30万兵力“围剿”这支红军。每次蒋介石都扬言很快能将这支红军“剿灭”，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然而事情总不是那么一帆风顺。1931年夏，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在红军的领导层中就红军的发展方向又产生了意见分歧。从上海来的中央代表团——这些曾到苏联朝过圣的年轻人，提出了和毛泽东的见解根本相反的主张。他们认为，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证明红军已十分强大，因此就应积极贯彻中央的进攻精神。在他们看来，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很快就要到来，红军没必要休整补充，要一直进攻，要乘胜夺取中心城市，如赣州、抚州、吉安，然后扩大战果，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坚决反对，在他看来，这显然行不通。他认为，红军在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从敌人方面说，蒋介石正忙于应付全国高涨着的抗日救亡的反帝运动，不会很快进行第四次“围剿”；从红军方面说，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连续作战，打得精疲力竭，急需休整和补充。另外闽赣两个苏区之间还有七八个县的县城或土围子被地主武装霸占着，当前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扫除土围子，打通两个苏区，然后再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苏区。而所谓中心城市则被蒋介石固守，我们这个多有步枪鞭炮，很少机枪重炮的红军，此时决无战胜攻取之可能。毛泽东坚持“从容不迫地去打土围子”，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或者说“比脑后还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中央代表团认为毛泽东右倾保守，有碍红军的发展壮大，有碍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毛泽东心情沉重，认为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他们不顾客观情况，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国民党打光，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毛泽东失去了耐性，湖南人的辣椒脾气又上来了。中央代表团提出第一个要打的大城市，就是赣州。毛泽东说，赣州城内兵多将广，国民党视为重镇，必然增派援兵死守。且赣州三面环水，易守难攻。红军既没有重炮，又没有攻城经验，盲目去打，等于自取灭亡。毛泽东反对得十分坚决。他还说：1930年红军攻打过长沙，当时没有重炮，企图用挖坑道的办法，一步一步地接近敌人，结果红军晚上挖，敌人白天填，我挖敌填毫无进展。红军无法越过长沙城外的电网，就用古法“火牛阵”攻，把牛赶出来往电网上撞，然后人再跟上去。谁知那些牛一触电网就死，大家倒是吃上了牛肉，攻城却毫无结果。难道这些教训不该记取吗?毛泽东的话语重心长，然而中央代表团听不进去。他们缺乏实际战争的经验，却自以为有一肚子马列理论，学过苏联的革命经验，想照搬外国那一套，在苏区山沟推广奉行。他们以代表中央自居，自认为比毛泽东能干，也就不把毛泽东的话放在心上。在他们有些人的眼里，毛泽东无非是个山沟沟里出来的土包子，而“山沟里是出不了马列主义”的。这年11月初，中央代表团在江西瑞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把一大堆帽子甩在毛泽东的头上，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右倾”。不久，他们果真采取了组织措施，取消了毛泽东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实质上取消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激愤之下，毛泽东病倒了。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失去兵权。红军浩浩荡荡地去攻打赣州，围城33天，赣州不但没有打下来，红军一部反被敌人包围。这一天，毛泽东正在东华山休养，发现有人上山来了。来人是苏区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他受周恩来之命，请毛泽东下山解赣州之围。项英担心毛泽东不愿下山，就想找些话说服对方，没料到毛泽东二话没说，抽身就走。贺子珍担心毛泽东身体，毛泽东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能坐视不管?毛泽东先到中央政府，发电报给前方，建议起用红五军团。然后日夜兼程，奔赴前线，共商解围之策。红五军团是董振堂、赵博生由国民党方面起义过来的部队。这时他们正在整编训练，尚未投入战斗。接到命令，立刻开向前线，他们以大刀同敌人拼搏，很快使攻赣部队脱离危险。这以后，毛泽东又说服一军团去攻打下漳州，缴获甚丰，取得一次巨大的胜利。赣州之役使周恩来更加了解了毛泽东。周恩来当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是主张打赣州的，但他没有想到会打不下来。赣州的失败，漳州的胜利，他感到前线不能缺少毛泽东。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再任总政委。由于周恩来的坚持，毛泽东第二次恢复了军权。重掌军权的毛泽东，立刻建议中央红军从赣江东岸上消灭乐安、永丰、宜黄之敌。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一周之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城，歼敌五千多，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抚州、南昌、樟树敌军受到极大震动，敌军连忙调整部署，在南城集中十七个团的兵力，构筑工事固守。本来红军想乘胜攻取南城，现在敌情有了变化，如果硬打硬拼，势必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为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主张放弃攻取南城的计划，把部队撤向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对此，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留守在后方的同志坚决不同意，催促部队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前线部队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那样会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前方后方在作战方针上意见对立，电报往来频繁。正在这时，毛泽东和朱德联合署名发布了部队工作、休整十天的训令，这使后方中央局更加恼火，蛮横地断言：“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矛盾已发展到如此尖锐的地步，几天后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1932年10月上旬召开，这就是著名的宁都会议。会上争论激烈，老账新账一起算，毛泽东首当其冲。本来攻打赣州严重受挫，事实摆在那里，毋庸置疑。遗憾的是会议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大多数人却依然认为，攻打赣州是绝对需要的，战略上没有错。赣州没有打下来是因为轻敌，爆炸技术有缺点。这个结论表明，大多数人仍在坚持进攻路线。愤愤不平的毛泽东据理力争，再次强调攻赣州是错误的。他的看法显然与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相违背，因此他的意见没能说服在场的人们，反被认为是和中央“对着干”，而失去了多数人的理解与支持。不仅如此，会议还批评他不主张继续出击的观点，是对革命胜利信心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观点。对此，毛泽东难于接受，在会上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他的这种所谓的“一意孤行”，又被认为是目无领导，狂妄自大，没有组织观点。这样的人如果让他留在前方继续主持军事，政治上就会发生问题。于是毛泽东被再一次撤销了总政委职务，交出兵权，召回后方工作。这是毛泽东第三次丢了大权靠边站。毛泽东感到无限的烦恼。这些天来，人憔悴了许多，一双原来很大很有神的眼睛，深深地陷下去了。为不被同志们理解而难过，更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担忧。宁都会议后，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有时根据战争的情况，也给周恩来写封信，提提自己的建议。天有不测风云。1933年1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搬到了中央苏区。以前他们用电报书信遥控红军与苏区，有些事情鞭长莫及，这下可以直接地真枪真刀地指挥了。博古上台时才24岁，小伙子一跃成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他实践经验很少，根本不懂军事，只有一套套的“马列主义理论”。仅仅因为有着共产国际特别是王明的信任支持，这个涉世不深的年轻人，自以为有权，结果把王明“左”的一套全部倾泻到中央苏区。这时还来了一个洋顾问李德。一个是不懂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洋人，一个是不懂中国革命规律的年轻人，这两人凑在一起，于是来了一场自命不凡的瞎指挥。被剥夺军权的毛泽东在军队和苏区仍有很高威望，他的名字还威震国民党上上下下的官僚、士兵。与红军为敌的蒋介石也一直视朱、毛为自己的敌手，根本不知道还有个博古与李德。但在博、李的眼中，毛泽东是贯彻进攻路线的最大障碍，撤销其军内的职务是远远不够的。他们成立了一个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把毛泽东放在政府主席的位置上。这样毛泽东虽是苏维埃政府主席，实质上他在政府的权力被削弱，以至成了聋子耳朵——摆设，完全被架空了。毛泽东在苏区的日子更难过了。李德、博古他们不能拿毛泽东开刀，就拿他手下的人开刀。抓出一个“邓(小平)、毛(泽覃)、谢(惟俊)、古(柏)集团”，会上批，报纸上也批，找到一个事由就要批一通。从此没有人敢去看毛泽东，也没人敢和他说话了。“崽卖爷田心不疼。”这是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彭德怀气愤地骂李德的话。当时李德暴跳如雷，死不承认。然而苏区越来越小，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以前，红军瞅准机会打敌人，让敌人挨揍。每当歼灭敌人的一个团，一个师，就缴获大批战利品，一群群的俘虏提着裤子在前面走，战士们端着枪在后面押着，心里是多么痛快!而今天呢?只是在家门口守着，让敌人来打，就那么几杆破枪和用土堆起来的掩蔽体，敌人几发炮弹，辛辛苦苦几个月的“成果”就飞了，更别说飞机一到，阵地就跨了、丢了，哪一个不心疼!李德等又怎么能逃脱他们指挥错误的责任!眼看着红军作战越来越被动，毛泽东的心情也一天比一天沉重。那是他和朱德等战友们和工农士兵们用血用汗打出来的一块地盘，是可以和蒋介石抗衡的地盘，可以由它向外扩展，进而夺取全中国革命胜利的地盘。然而他没有兵权，没有指挥权。连发言权都没有。他很想挺身而出，把博古、李德轰下台去。但他没有这样做。在很多同志还不觉悟的时候，在博古、李德还没有彻底被认识的时候，一味对着干，对党不利，甚至会导致分裂。而这违背他的初衷，是他不愿看到的，也是广大指战员不愿看到的结果。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默默地忍耐与等待着。因为心中愁苦，激愤，毛泽东再次病倒。这次他病得很厉害，高烧不退，直到长征开始还不能行走，是坐着担架同队伍离开苏区踏上了撤退的征程。红军被迫长征，宣告了王明路线的破产。红军在外线作战极为被动，湘江一战，红军损失过半，八万人只剩下不足四万。博古走在路上，不再像原来那样雄心勃勃，谈笑风生了，他看到红军遭到如此严重的损失，心情感到无比的沉重，但是他又无法改变被动的局面。他曾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比划着，以为可以一了百了。毛泽东则在想，不能让博古、李德再这样统治下去了，如果自己再沉默一天，就是对红军的不负责任。他决定找同志们好好地谈，说明自己的想法。毛泽东先找到王稼祥。王稼祥是王明和博古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受“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不少，是当时“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拥护者、执行者。现在眼看苏区丢了，红军处处被动挨打，损失惨重，王稼祥的心也不能再平静了。他几乎天天在思考红军失败的原因。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首先找他谈话了。当时毛泽东生病坐担架，王稼祥伤口未愈也坐担架，两副担架就同行同住。他们日夜交谈，一路探讨。毛泽东把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详细地讲给王稼祥听，心平气和地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以及自己对改变当前红军被动局面的设想。本来想不清的问题，经毛泽东这么一指点，王稼祥感觉心里亮堂了。他认识到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同时他还感到，他以前对毛泽东不够了解，甚至抱有某种偏见。他一直认为，毛泽东军事上不如李德，政治上不如从苏联回来的同志，现在看来他错了，原来山沟沟里也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有理论有经验，是一个非凡的军事指挥家。以红军目前的处境，这副历史的重担，非毛泽东莫属。于是王稼祥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李德、博古轰下台去。毛泽东对此建议当然正中下怀。为了使更多的人觉悟，也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志，以尽快纠正中央的错误，毛泽东又找中央书记处成员，也曾是博古留苏的同学张闻天谈，找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谈，找中央政治局、军委的同志谈。谈的结果大多数同志表示支持毛泽东。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批评了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存在的严重错误。听着毛泽东的话，看着与会者的表情，李德很生气，坐在门口只是抽烟，说不出一句话来。博古哑口无言，开头他还强调点失败的客观理由，后来尽管他从感情上接受不了，理智地想，毛泽东讲的也不无道理。遵义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增补他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又建立了以他为首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其余二人为周恩来、王稼祥)，恢复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恢复了对军队的领导权。毛泽东重掌兵权的消息一传开，红军上下一片欢腾。杨成武回忆，他带的那个团，聚餐庆祝，大家认为这下红军有望了。而恢复了军权的毛泽东，心里也轻松了许多。他从此带领红军同蒋介石周旋。忽进忽退，忽南忽北，弄得蒋介石惶惑迷离，摸不着头脑。2月19日，红军再克遵义，痛歼黔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当时整个乌江北岸，战火纷飞，杀声震天，敌军到处逃窜。国民党军的前线总司令吴奇伟只带着几十个卫士逃到乌江边，听着背后的枪声，过也不是，不过也不是，左右为难。他痛哭流涕地叫道：“好!我就死在这里吧!”这一仗，红军消灭了敌人整整两个师，是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漂亮仗。毛泽东信步登上娄山关，眼望着险关雄姿，心潮如海，兴奋异常，出口吟成一首词。这首词里有两句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终于摆脱了困境，并不断发展壮大，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直到夺取了全国政权。从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也因此再没有发生动摇。(张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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