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尤其是清末十年间，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通过剪剃发辫、改易西式服饰推动国家变革、谋求独立富强的剪发易服社会潮流。伴随着这股席卷官民、朝野的滚滚浪潮不断涌动，清朝统治迅速冰消，礼乐文化日益解体，中国社会呈现出整体上的急剧转型，20世纪中国也就此奠下最初的基石。历经百年，今天的人们对这段历史已生疏淡忘，本书即尝试对这场百年前曾漫卷中国大地的社会潮流做一钩沉、清理，以再现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的巨变。
作者简介：
樊学庆，原籍河南省内乡县，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成长于辽宁、河北，现居广东。2005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现在广州中医药大学人文社科学院任教，历史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科研工作。已发表论文十余篇，参编著作两部。
目录：
绪论从康有为戊戌奏议说起
第一节清代辫服制度源流
第二节剪发易服问题研究概述
第三节本书思路、材料与方法
第一章新政复行与剪辫易服舆论勃兴
第一节新政复行与清廷辫服体制松动
第二节京津改良派宣传推动剪辫易服
第三节江浙改良派反对剪辫易服的立场
第四节海外改良派剪辫易服舆论及国内呼应
第五节剪辫易服舆论中迅猛发展的排满革命倾向
第二章清廷辫服制度改革及其社会影响
第一节新军易服与服制风波
第二节巡警服制制定波折绪 论 从康有为戊戌奏议说起
第一节 清代辫服制度源流
第二节 剪发易服问题研究概述
第三节 本书思路、材料与方法
第一章 新政复行与剪辫易服舆论勃兴
第一节 新政复行与清廷辫服体制松动
第二节 京津改良派宣传推动剪辫易服
第三节 江浙改良派反对剪辫易服的立场
第四节 海外改良派剪辫易服舆论及国内呼应
第五节 剪辫易服舆论中迅猛发展的排满革命倾向
第二章 清廷辫服制度改革及其社会影响
第一节 新军易服与服制风波
第二节 巡警服制制定波折
第三节 学界剪辫易服浪潮与学堂服制酝酿
第四节 社会风尚变化与民众剪辫易服
第三章 预备立宪前后剪发易服的起伏发展
第一节 仿行宪政与清廷围绕剪发易服的争论
第二节 京津立宪派掀起剪发易服宣传高潮
第三节 江浙立宪派对剪发易服的不同立场
第四节 革命党人的剪发易服舆论
第五节 清廷辫服政策调整与剪发易服低潮
第六节 服式变革与国货运动萌芽
第四章 宣初政局与剪发重新兴起
第一节 朝野剪发易服舆论与载沣态度
第二节 振兴土货运动蓬勃开展
第三节 载涛与剪发重新兴起
第四节 清廷中枢形成支持剪发易服力量
第五节 剪发行动迅速发展与剪发阻力增强
第五章 资政院第一届常年会与剪发风潮
第一节 风潮初起
第二节 资政院剪发易服议案推波助澜
第三节 禁止易服谕旨对风潮的压制
第四节 资政院第二次奏请剪发易服失败
第六章 辛亥起义与清代辫服体制终结
第一节 武昌起义前夕剪发易服发展形势
第二节 剪发不易服与国货运动兴起
第三节 明谕自由剪发与辫服体制终结
结 语 回首十年
附 录
征引文献
索 引
后 记
第一节清代辫服制度源流
器与道：冠服与礼治
大致到20世纪初叶前后，中国一直是一个讲求礼乐文明的国度，注重以礼治国。[1]“礼”，最初是祭神以求福的活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2]至少从先秦时代开始，“礼”就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经孔子及后世儒家提倡，“礼”成为儒家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及至清朝，“礼”一直是中国历代王朝治国的指导思想。“礼者，天下之大本，而王道之大原也”。[4]“经世安民，莫大乎礼”。[5]“舍礼无所谓政事。”[6]
儒家之“礼”以周礼为基础，构建起一套近乎包罗万象的社会等级秩序。“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7]儒家治世主张先教化而后刑罚。“国家久安长治之计关于风俗，风俗盛衰之故系乎人心，正人心厚风俗之机存乎教化”。[8]“礼”正是教化的重要手段。“教化为朝廷之先务，礼制为教化之大端”。[9]通过渗透于生活方方面面、无处不在的等级秩序，“礼”辨上下以定民志，从微末之中对人潜行教化，以达止邪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的作用。“先王之制礼也，原情而为之节，因事而为之防。……因以制上下之礼，分亲疏之等，贵贱长幼之序，进退揖让升降之数。使之情有以自达，欲有以自遂，而仁义礼智之心油然以生，而邪气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饮食、知能所及、思虑所造皆有以范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深，而服之也易。”[10]
在教化的同时，“礼”还具有防范的一面。“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所自来也”。“礼”的防范既有对治国之君的制约。“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包含了义与信、和与仁的“礼”正是“霸王之器”。君只有遵循“仁圣、礼义之序”，“居处有礼，进退有度”，才能为臣下树立榜样，使“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11]同时，“礼”也强调上对下、君子对民的教化和防范。“君子之道，辟则坊与？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君子不仅要发挥榜样力量，还要为民建立一整套秩序，对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约束、控制，使“乱益亡”。[12]只有在“礼”不及之处才诉诸于“法”。“礼乐者，刑罚之本也”。[13]“礼不足则任法”。[14]
总之，“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礼”。[15]“故曰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天下之达道是也。若舍礼而别求所谓道者，则杳渺而不可凭矣。”[16]
“礼”这套等级秩序在社会生活中最直观、最突出的体现之一，也即其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重要之器便是冠服。“礼之说微矣。其最著而易见者，别亲疏，分贵贱，严进退，谨取与。忠孝所由出，而廉耻所由生，人道之所赖以立也。三代之时，上下前后，截然而不相踰。衣服起居，秩然而不相乱。其人主垂裳正绅，不深求天下，而世已循循称治焉”。[17]
冠服，用今天最通俗的话讲就是穿衣戴帽。周时，“服”大概包括衣服、服饰等几个方面。衣服在当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指周王在祭祀、视朝、甸、凶吊时所穿的吉凶之服。服的尊卑等次系于冠。冕服为上，弁服次之，冠服为下。[18]“服饰”指服玉之饰。[19]后世常用的“服色”，当时系指王朝所定的车马祭牲颜色。[20]唐初定黄色为皇帝御用之色后，[21]服色开始包含衣服及其颜色。今人常用以指代服饰制度的“服制”，原来系指区别宗法血亲的“五服之制”。在周时，“服”已经有了明确的等级性。《周礼》详细记述了王在不同场合的“服”和公以下直至士等各个贵族阶层的“服”。《仪礼》记述了各项礼仪规范中涉及的服饰规定。宋代“礼下庶人”之后，历代礼典对庶民服饰也做了详细规定。[22]所有这些细致复杂的规范都以“辨其名物与其用事”为核心，目的都是要使“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从而“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23]
除了对内标示社会等差功能，冠服还是对外区分夷夏之别的标志，强调华夏与周边蛮族的等级差别。按照中夏礼仪，男女衣右衽，成人时要结发于首，加戴冠、笄以为标志。戎狄无此礼仪，都是衣左衽，编发披于体后。所以孔子才会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24]清代以前中国历代汉人王朝都采用束发，相沿成俗，成为“日用而不知”之事。因此历代正史的《舆服志》多对冠式有详细记载，但鲜有提到发式。
此外，夏、商、周三代各有所尚正色。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三代的车马祭牲都各从所尚正色。[25]由是色成为一代象征，易服色也成为王朝鼎革的标志。随着后世服色包括冠服及其颜色，冠服改易也成为“礼”的重要内容。
以满入夏：明清冠服制度因革
清代冠服制度的一个重要基础来源于明。明代作为最后一个汉人王朝，非常注重体现着社会等级秩序的冠服体制。明太祖朱元璋自布衣而有天下，目睹元朝败亡之乱，深悉民众反抗力量的伟大，对重兴礼乐以巩固统治极为重视。践阼之初，“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徵耆儒，分曹讨究”。洪武三年即修成《大明集礼》，“其书准五礼而益以冠服、车辂、仪仗、卤簿、字学、音乐，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必具”。其后又屡有制作，经成祖、世宗等朝“数有增益，一代成宪略具是焉”。[26]不仅礼仪制度，有明一代，君臣上下对冠服礼义也极为强调。朱元璋开国之初即对群臣总结元朝败亡教训：“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定贵贱，明等威。……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27]武宗时大臣舒芬也指出：“等威莫大于车服，以天子之尊下同庶人，舍大辂衮冕而羸车亵服是御，非所以辨上下，定礼仪。”[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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