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唐宋时期五台山景观资源与朝拜活动


作者:王涛     整理日期:2023-02-15 08:45:34

  唐代的统治者一般都崇信佛教,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太宗早期重道崇儒,但并不排斥佛教,偶尔也利用佛教。如唐太宗曾在当年各个战场处建立寺庙,以超度亡灵,为死难的将士祈求来生。据《全唐文》(卷五)记载,唐太宗曾下《为战阵处立寺诏》云:“日往月来,逝川斯远。虽复项籍方命,封树纪于邱坟;纪信捐生,丹青著于图史。犹恐九泉之下,尚沦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愀然疚怀,用忘兴寝。思所以树其福田,济其营魄,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侶,望法鼓所震,变炎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处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为事条以闻,称朕矜愍之意。”(清)董诰,《全唐文》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2页。这就说明唐太宗还是相信佛教某些理论的。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并带回来大乘佛经,唐太宗派房玄龄前去迎接。当玄奘回到长安后,还积极为玄奘提供译经场所。唐太宗晚年,亲听玄奘讲佛论法。这些事例都说明唐太宗并没有反对佛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较为支持。此外,唐太宗还首度诏示佛骨,贞观五年(631年),岐州刺史张德亮上奏,开启法门地宫,以示佛骨。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其文: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因构塔上尊严相显。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年中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恐因聚众,不敢开塔。有敕并许,遂依开发,深一丈余获二古碑,并周魏之所树也。文不足观,故不载录。光相照烛,同诸舍利。既出舍利,通现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法苑珠林》卷38,《大正藏》第5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83年。唐太宗对佛教的优容态度,是佛教在李唐王朝能够发展到极盛的重要基础。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佛教,尤其是高宗、武则天时期,佛教成为事实上的“国教”。高宗李治身居太子时,为母亲长孙皇后修建了大慈恩寺;显庆四年(659年),奉迎佛骨舍利,《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事实,其文云:贞观“至显庆五年盖三十霜矣,八部瞻仰,再口开发,即以其年二月八日奉迎护舍利,二圣亲造九重宝函”。再于龙朔二年(662年)送还法门寺,前后历经四年,规模可谓宏大。这一时期石窟也大量开凿。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武则天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制造舆论而称帝,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大云寺,修铸佛像,采取了举佛抑道的宗教政策,华严宗的创立便直接受益于她的大力支持。此外,她还接待各方译僧。鉴于禅僧在民众中影响日益上升,她对著名禅师待以师礼,助长了禅宗的发展。武则天时期,“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25《苏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48页。佛教得到长足发展。唐玄宗曾经有意识地改变开则天时期的国策,如对佛教不再狂热推崇等。但实际上唐玄宗也无法控制自己对佛学中因果报应的迷信,他对佛教的不良现象只是稍加抑制,其实他在位的前期,对佛教也是持以支持态度的,如他支持“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创立密宗。特别是唐玄宗亲自受不空灌顶为菩萨戒弟子,这在帝王中也是少有的。唐玄宗之后的诸帝迎佛骨达到狂热,也是历代*的。唐代的佛教达到鼎盛。唐代皇帝在奉迎佛骨的同时,也进行大量布施。《资治通鉴》就有类似的记载:“广造浮图、宝帐、香與、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师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相侈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413页。唐代皇族对佛教的信仰,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释囚、祈雨等,以及对一些高僧大德给予很高的礼遇,如赐紫、赐号、赐爵等,还给予一些高僧国葬之礼。按照唐代制度,三品以上官员所穿官服是紫色,而五品以上是绯色(大红),但有时一些品级不够的官员也可得到皇帝的恩赐,穿着紫服。唐朝时期的一些大德高僧也可得到皇帝的恩赐,穿紫袍。唐文宗时,高僧宗密被赐紫。唐宣宗时,内供奉僧栖白也曾被赐紫。有的高僧也被赐号,这些号主要有谥号、国师号、名号等。武则天赐华严宗高僧法藏为康藏国师,又封赐其为贤首的名号。唐玄宗赐密宗高僧金刚智“国师”称号,后又赐号“大弘教三藏”。唐代宗赠赐密宗高僧不空为“司空”,更加“大辩正”的谥号。有时还赐给高僧以官爵,唐玄宗恩赐善无畏为鸿卿,代宗时,赐金刚智为开府仪同三司,还恩赐不空为肃国公,并且食邑三千户。在助推佛教大力发展的同时,朝廷也在强化对佛教的管理。唐初,朝廷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僧团管理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这就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于此期间的兴盛。唐代的僧团管理制度大致包括:僧众法律地位制度、僧尼度牒制度、僧籍管理制度、佛寺营建制度以及佛教官寺制度等。除武宗外,代宗之后基本上都能保持大体良好的政教关系,这是五台山景观资源迅速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政治力量给予佛教鼎力支持,佛教反过来在维护国家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为唐代互动良好的政教关系。  唐代的统治者一般都崇信佛教,重视对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太宗早期重道崇儒,但并不排斥佛教,偶尔也利用佛教。如唐太宗曾在当年各个战场处建立寺庙,以超度亡灵,为死难的将士祈求来生。据《全唐文》(卷五)记载,唐太宗曾下《为战阵处立寺诏》云:“日往月来,逝川斯远。虽复项籍方命,封树纪于邱坟;纪信捐生,丹青著于图史。犹恐九泉之下,尚沦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愀然疚怀,用忘兴寝。思所以树其福田,济其营魄,可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侶,望法鼓所震,变炎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所司宜量定处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修造院宇,具为事条以闻,称朕矜愍之意。”(清)董诰,《全唐文》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2页。这就说明唐太宗还是相信佛教某些理论的。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并带回来大乘佛经,唐太宗派房玄龄前去迎接。当玄奘回到长安后,还积极为玄奘提供译经场所。唐太宗晚年,亲听玄奘讲佛论法。这些事例都说明唐太宗并没有反对佛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较为支持。此外,唐太宗还首度诏示佛骨,贞观五年(631年),岐州刺史张德亮上奏,开启法门地宫,以示佛骨。据《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其文: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但见古基曾无上覆,奏敕望云宫殿以盖塔基,下诏许之。因构塔上尊严相显。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年中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恐因聚众,不敢开塔。有敕并许,遂依开发,深一丈余获二古碑,并周魏之所树也。文不足观,故不载录。光相照烛,同诸舍利。既出舍利,通现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法苑珠林》卷38,《大正藏》第5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83年。唐太宗对佛教的优容态度,是佛教在李唐王朝能够发展到极盛的重要基础。唐太宗以后,高宗、中宗、睿宗都提倡佛教,尤其是高宗、武则天时期,佛教成为事实上的“国教”。高宗李治身居太子时,为母亲长孙皇后修建了大慈恩寺;显庆四年(659年),奉迎佛骨舍利,《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事实,其文云:贞观“至显庆五年盖三十霜矣,八部瞻仰,再口开发,即以其年二月八日奉迎护舍利,二圣亲造九重宝函”。再于龙朔二年(662年)送还法门寺,前后历经四年,规模可谓宏大。这一时期石窟也大量开凿。把佛教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的是女皇武则天。武则天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制造舆论而称帝,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大云寺,修铸佛像,采取了举佛抑道的宗教政策,华严宗的创立便直接受益于她的大力支持。此外,她还接待各方译僧。鉴于禅僧在民众中影响日益上升,她对著名禅师待以师礼,助长了禅宗的发展。武则天时期,“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25《苏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48页。佛教得到长足发展。唐玄宗曾经有意识地改变开则天时期的国策,如对佛教不再狂热推崇等。但实际上唐玄宗也无法控制自己对佛学中因果报应的迷信,他对佛教的不良现象只是稍加抑制,其实他在位的前期,对佛教也是持以支持态度的,如他支持“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创立密宗。特别是唐玄宗亲自受不空灌顶为菩萨戒弟子,这在帝王中也是少有的。唐玄宗之后的诸帝迎佛骨达到狂热,也是历代*的。唐代的佛教达到鼎盛。唐代皇帝在奉迎佛骨的同时,也进行大量布施。《资治通鉴》就有类似的记载:“广造浮图、宝帐、香與、幡花、幢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师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相侈靡。”(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52,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413页。唐代皇族对佛教的信仰,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释囚、祈雨等,以及对一些高僧大德给予很高的礼遇,如赐紫、赐号、赐爵等,还给予一些高僧国葬之礼。按照唐代制度,三品以上官员所穿官服是紫色,而五品以上是绯色(大红),但有时一些品级不够的官员也可得到皇帝的恩赐,穿着紫服。唐朝时期的一些大德高僧也可得到皇帝的恩赐,穿紫袍。唐文宗时,高僧宗密被赐紫。唐宣宗时,内供奉僧栖白也曾被赐紫。有的高僧也被赐号,这些号主要有谥号、国师号、名号等。武则天赐华严宗高僧法藏为康藏国师,又封赐其为贤首的名号。唐玄宗赐密宗高僧金刚智“国师”称号,后又赐号“大弘教三藏”。唐代宗赠赐密宗高僧不空为“司空”,更加“大辩正”的谥号。有时还赐给高僧以官爵,唐玄宗恩赐善无畏为鸿卿,代宗时,赐金刚智为开府仪同三司,还恩赐不空为肃国公,并且食邑三千户。在助推佛教大力发展的同时,朝廷也在强化对佛教的管理。唐初,朝廷就建立了一系列的僧团管理制度,并逐步加以完善,这就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于此期间的兴盛。唐代的僧团管理制度大致包括:僧众法律地位制度、僧尼度牒制度、僧籍管理制度、佛寺营建制度以及佛教官寺制度等。除武宗外,代宗之后基本上都能保持大体良好的政教关系,这是五台山景观资源迅速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政治力量给予佛教鼎力支持,佛教反过来在维护国家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为唐代互动良好的政教关系。
  《唐宋时期五台山景观资源与朝拜活动/光明社科文库》是研究唐宋时期五台山文化的学术著作。《唐宋时期五台山景观资源与朝拜活动/光明社科文库》介绍了唐宋时期五台山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主要包括地质地貌、气象气候、水文以及生物等景观;物质文化景观主要包括宏伟壮观的寺庙、众多的佛教灵迹以及附属建筑等;非物质文化景观主要是文殊道场的形成和发展、民间信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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