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亚罗藏家
虽说去九寨沟观光旅游的事已炒得越来越热火了，但通往阿坝的路依然狭窄难行。公路沿着岷江上行，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河谷。左右车道加起来不过七八米宽，两辆车迎面对过几乎要擦着，速度一快，让人心虚气喘。可为了赶路，往来的驾驶员们却无人不猛，“刷一下”闯过，每次都让你死去又活来。
深秋时节，四川大学“藏彝走廊研讨会”结束，我们就都前往阿坝的米亚罗和桃坪等处考察。从米亚罗下来，沿途有藏民站在路旁招揽游客。与会者一行走进离路边不远的一个藏族村寨。过桥时每人交费一元。据说桥是专为开发旅游业修的，架在杂谷脑河上，游客多的时候，每天也能为对面的几户人家挣一笔钱。
我们进去的人家正在修整房屋。屋子里一对可爱的藏族双胞胎女孩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姐妹俩8岁了。大的叫申扎斯满，小的叫任成斯关；汉名则分别是金雪和金双。她们在学校读书，会讲双语、写汉字。汉文名字是她们自己给我写的，歪歪扭扭的，可也看得清。姐妹俩长得很像，身上穿的是色彩鲜艳的藏裙，但外面都套着一模一样的牛仔夹克，很乖，也很酷。
家里的成年人都和我们说汉话，态度也十分友好。或许是旅游“开发”的缘故吧，他们对一大堆人的贸然闯入似乎已习惯了，没什么诧异。行政区划上，这里是理县米亚罗镇的一个村，离县城有好几十公里。我问申扎斯满姐妹有没有去过成都，回答说“没有”。
州上呢？
没有。
县城？
去过。
桃坪羌寨
晚上住桃坪。一年没到，这里大变样了。起初以为肯定是去龙小琼那里，没想到成都国旅的导游把众人直接领到的是桃坪的周家，并且连谁是龙小琼也不怎么清楚。周家的接待规模也不小，从单人间到五人间，差不多可以容纳百把人。他们说这样的规模，在桃坪已不稀奇。
吃完晚饭出来，大家被吆喝着领到村里的坝子上跳“锅庄”。走到坝子一看，里面早已围满了人。几堆篝火燃着，好几处在“烤全羊”。不同地方的游客聚在一起，别别扭扭地跟着村民转圈，生拉活扯，极不自然。看了一会儿，就和同行的朋友一起去龙小琼家了。
小琼不在，到州上办婚礼去了。妹妹达达也跟了去。大姐和二弟陪着父母在家接待游客。这天来了一百多人。男女老少进进出出，把原本安静的“家”弄得像公园和博物馆。当然收入也随之大为增加。进门的地方改建出一个专门的柜台，出售洗漱用具和日用杂货，柜台上挂着“小琼图书室”的牌子，上面写有四川大学等单位的捐赠字样。
小琼的父亲老贾一开始并未认出我们，等听见介绍身份时才表现出特别的热情，一再说四川大学的老师对他们好，他们特别尊重。老贾把我们领到改建在地下室的“酒吧”，指着小琼的结婚照，向众人描述举行婚礼时的场景。正好新郎的父亲也在场。两人交替着讲述了当天的许多情况。
关于家史，小琼的父亲这回又补充介绍了一些新情况。他再次强调他们贾家是从山西来的汉族，是朝廷派来镇守边关的，二十几代了。我问怎么村里的一份材料说他是藏族？回答是：因为他的母亲是藏族。自己入赘，“嫁”到桃坪杨家。杨家是羌人，而且是本地大族，所以慢慢地就随着羌族化了。小琼姓龙，是跟外公姓。妹妹依父亲姓贾，名字叫“贾叶洋达达”。其中“叶”是字辈，“达达”是小名，是羌语“很乖”的意思。
小琼弟弟的姓名更有意思。他有四个名字，跟随父姓，叫贾一国，“一”字辈；跟随母姓叫杨天德，依的则是杨姓这边的辈分。后来，在村里见到以拥有三个“县级保护单位”之一而自豪的杨登富，就说起杨姓羌族在桃坪占了半数以上。以杨姓计算，小琼姐弟都低一辈……但他妈妈本人却不姓杨而是姓王，原因是为了随上门入赘的这一支血脉。贾一国的“杨”姓是恢复外公的姓氏。不仅如此，他还有另外两个名字：一个随的是郭姓的干妈，叫“郭勇”；一个随的是张姓的干爹，叫“张卫红”。见我们听得糊涂，小琼的父亲在一旁解释说，按照当地习俗，为了让孩子顺利长大，一般都要给孩子找地位重要的人做干爹或干妈。贾一国既有干爹又有干妈，而且都是做官的————一个是桃坪妇联主任，一个是乡干部，可见家里对这个独子的重视。
小琼一家“族群”的多样性，从一个层面可以说明所谓“藏彝走廊”的文化复杂性。现在，小琼嫁人了，嫁给州里的一位羌族干部。在他们看来，家里的血统朝羌族和上层社会又进了一步。小琼的老公公自豪地说：“我儿子是第一个羌族大学生。”这样说来，两人的结合可谓当代羌族的精英配。从照片看，场面宏大，十分热闹。光请吃饭的客人就有五十多桌，还从城里来了五家电视台拍片。
当晚，坐在由原先的牛羊圈改成的“酒吧”里，小琼的父亲对我们说，桃坪村正在积极准备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前不久负责申报事项的国际专家亨利先生来过，评价很高。怎样的高？亨利说：“世界上只有一个桃坪。”同行的王铭铭笑着说，见过亨利，不过是一位英国退休老头，闲着没事四方走，到处玩，没想到在中国内地这么吃香。可推开来看，在旅游推动下对世界遗产的申报热情，桃坪并非孤例。从哈尼梯田、石林风景到侗族大歌，前呼后拥，跃跃欲试，乃至引发激烈的相互竞争，在云南还成立了专门的省级委员会，以至一些学者将此称为“申遗运动”。为何如此呢？动因之一显然与项目后面的资金和利益有关。但落实到最后究竟后果如何、对谁利谁害却还鲜有人追问。
石棺葬遗址
欣慰的是，这次有机会去到茂县，由当地考古专家带领，看了离县城不远的石棺葬遗址。遗址位于距县城八九公里的营盘山上。原址属军队拥有，后又用作劳改地。自1979年以来四川的考古工作者陆续在这里发掘，现已探明有多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规模大约达6万具之多(估计数)的石棺葬遗存。
我们在现场看了几处暴露出来的石棺葬坑穴。这些遗址更加深了我对“藏彝走廊”作为古人居所而非仅仅作为通道的认识。“他们”被安葬在这里，当然也就曾经活在这里。这里不仅是路，更是长久、稳定的家。
关于这些石棺葬主人的族属，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晚近的说法认为其应为横断山地区“古夷人”的文化遗存。按照随葬器物等的考古分类，这些墓葬的历史被划为前后8期，历经约三千五六百年，跨度不可谓不长。后来的羌系族群进入本地，与这些“土著”夷人发生激烈冲突，在民间留下“羌戈大战”的故事。其中描叙原住戈基人“生居石室，死葬石棺”。不过这些故事传着传着慢慢就变了样。P31-37
2001年，借着四川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新设课题的名义，我联合历史系的石硕教授等在四川大学发起主办了“藏彝走廊人类学论坛”。我们用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的“走廊”概念为跨越西部诸省的一个特定文化区域命名。与此相关，人们曾提出过诸如“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等许多不同的名称，也多次争论，不断折腾。现在我知道，即便使用“横断走廊”的称谓，也还会遇到问题，但至少在族群地理和生态史观的意义上，它能超越行省、突破中心，而且可以把文化与自然连接起来，从而对理解古往今来这个地区民族文化的复杂多样有所助益。
在这期间，我一直在“走廊”的各处行走，边走边记，也在一些研讨会上提出过相关的看法。其中的部分文字曾被一些报刊选用。现在，云南教育出版社的朋友喜欢这选题，希望扩展一下，把另外两条民族走廊整合进来，编一套有关“三大走廊”的丛书。我当然愿意。多年前与之合作出版“西南研究书系”的愉快经验记忆犹新。如今再做“走廊”，而且从北到南纵贯整个西部，有理由视为是对“西南研究书系”的顺势延伸。在内容取舍上，考虑到今后其他专题的关联和延续，本书没把本有的“锅庄与弦子”、“朝圣与转山”和“碉楼与空间”等部分包含进来，希望以后分别纳入。
本丛书的另外几位作者同样是多年扎堆的老友。自从1996年在长春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年会上我们一同发起“文学人类学”的研讨以来，无论在成都、银川、西宁还是南宁、西双版纳，对于原始寻根与文化复归、文化遗产与多民族史观以及人类学与国学等多个话题，舒宪、兆荣和我都一直协作共商，但就如各自的单位天南地北一样，彼此的成果也难成一体。如今借助“走廊”，终于有机会聚成题材和文字的“三人行”。
我想这应当是一种缘分。
感谢出版社的相关编辑，他们使这缘分得以促成，使“走廊”从生活当中浮现在图文交映的篇章里。
感谢各位提供过帮助的友人。
感谢“走廊”本身————我们的思考、行走和言说，因它的存在而有意义。
(徐新建，2008年春修改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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