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阎崇年先生自选史学研究精华之作结集出版2.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著名书法家苏士澍先生题写书名。3.作者首次在史学领域提出中华五种经济文化类型——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东部沿海及其岛屿海洋文化；首次在史学领域论述森林文化的定义、特征、演变及其作用，并论述其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演进中分合、盛衰的变局，阐述森林文化与中华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特别论述满洲兴起的森林文化元素，最后统合于大中华文化。
本书简介：
本书是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的学术自选集，精选了二十九篇代表作结集成书。共分为六组：第一组《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等二篇，为综论类；第二组《论努尔哈赤》等八篇，为人物类；第三组《论宁远争局》等六篇，为战史类；第四组《论满学》等五篇，为满学类；第五组《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等五篇，为考据类；第六组《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等三篇，为北京史。
作者简介：
阎崇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研究清史；倡议创立满学，创建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满学会，倡议并主持第一届至第五届国际满学研讨会。最近出版120万字的《清朝开国史》和25卷本的《阎崇年集》；在中央电视台系统讲述历史，有《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康熙大帝》和《大故宫》等，在国内外产生广泛而强烈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史的领军学者之一。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正说清朝十二帝》荣获多种奖项。其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德文、法文、韩文和阿拉伯文出版。先后到美国、日本、韩国、蒙古国、马来西亚、新加坡、阿曼、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1989～1990年，应邀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纽约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夏威夷大学等进行访问并演讲。在海内外享有学术盛誉。
目录：
自序
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
清朝历史的文化记忆
论努尔哈赤
皇太极经略索伦辨
顺治继位之谜新解
康熙：千年一帝
明珠论
于谦六百年祭
论戚继光
论袁崇焕
论宁远争局自序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清朝历史的文化记忆论努尔哈赤皇太极经略索伦辨 顺治继位之谜新解 康熙：千年一帝明珠论于谦六百年祭 论戚继光论袁崇焕论宁远争局袁崇焕固守宁远之扬搉论觉华岛之役 论大凌河之战 论明末北京保卫战 辽西争局兵略点评论满学满洲神杆及祀神考源后金都城佛阿拉驳议清宫建筑的满洲特色满洲初期文化满蒙二元性解析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清郑各庄行宫、王府与城池考 雍正理王府址考《无圈点老档》及乾隆钞本名称诠释于谦《石灰吟》考疑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京师慈寿寺塔考北京宫苑的民族特征感谢辞 《阎崇年自选集》编辑札记前言自序
阎崇年
《阎崇年自选集》的缘起，始于九年前的一件小事。时任九州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李勇先生，自己花钱买了《明亡清兴六十年》，通读全文，提出疏误。我知道后，即奉寄给先生《明亡清兴六十年》彩图本一部，表示敬谢。随之，九州出版社黄宪华社长找我约稿，鉴于已经出版二十五卷本的《阎崇年集》，拟议出版《阎崇年自选集》。于是，从《阎崇年集》内五本论文集——《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满学论集》和《清史论集》中，初拟选目，多次切磋，并同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博士阎天讨论，最后从一百一十三篇拙文中，选取二十七篇，增加新作两篇，结成本集。
本集二十九篇文章，分为六组：第一组《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等二篇，为综论类；第二组《论努尔哈赤》等八篇，为人物类；第三组《论宁远争局》等六篇，为战史类；第四自序阎崇年 《阎崇年自选集》的缘起，始于九年前的一件小事。时任九州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李勇先生，自己花钱买了《明亡清兴六十年》，通读全文，提出疏误。我知道后，即奉寄给先生《明亡清兴六十年》彩图本一部，表示敬谢。随之，九州出版社黄宪华社长找我约稿，鉴于已经出版二十五卷本的《阎崇年集》，拟议出版《阎崇年自选集》。于是，从《阎崇年集》内五本论文集——《燕步集》《燕史集》《袁崇焕研究论集》《满学论集》和《清史论集》中，初拟选目，多次切磋，并同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博士阎天讨论，最后从一百一十三篇拙文中，选取二十七篇，增加新作两篇，结成本集。本集二十九篇文章，分为六组：第一组《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等二篇，为综论类；第二组《论努尔哈赤》等八篇，为人物类；第三组《论宁远争局》等六篇，为战史类；第四组《论满学》等五篇，为满学类；第五组《张吉午与〈康熙顺天府志〉》等五篇，为考据类；第六组《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等三篇，为京华类。青丝意气涉猎多，白发素心羹献少。学术研究，贵在恒久。一个历史学者，穷其毕生精力，做学术论文，一年两三篇，总算不过数十篇而已，除去应时、应景、应急、应命之作外，真正能够观点新、资料新、论述新、语言新的新作、力作、佳作、名作，会有几篇？而论文中，几年之后，几十年后，几百年后，读之有用，品之有味，又会有几篇？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论著集刊》收文，上册十九篇，下册二十五篇，续编四十五篇，合计八十九篇。时过近百年，先生学术著述，仍具学术价值。这说明学术论著应经得起历史的、地域的、学术的、国际的检验。求真求理，史法自然，这是我治史的旨趣。研究历史，最难之处，在于两点：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一生颠簸，志在于学。学术之路，漫长曲折，求真求理，笃志弥坚。吾二十岁后步入史学领域，五十岁始于清史领域攀登，六十岁始于满洲学中开拓，七十岁始于影视史学探索，八十岁始于森林文化研究。借用屈原《离骚》中文字作为本序结语：“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是为自序。《阎崇年自选集》编辑札记李 勇一工作之余，喜欢看些文史类书籍，尤其对明清之际及清末民初这两段历史感兴趣。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的著作自然成了我的好伙伴。渐渐发现，阎先生对明亡清兴历史的论述颇为精到，自有特点，更引发了我的关注。凡阎先生的论著，无论厚薄长短，只要发现，便拿来读，成了“阎迷”。也许冥冥之中自有缘分，大约九年前，曾因其某部论著得到过阎先生的教诲，这次他出版《自选集》，我又一次有缘且有幸，担任了此书的责任编辑。由于作者是熟悉的前辈，书中主要内容此前都曾拜读，编辑工作的过程成了一次愉快地再学习。然而，由于这是作者的《自选集》，是从其半生治学心得中提炼出的近二百万字的论著中再行择精粹而集成，意义非同一般，无形中给自己增加了一点压力：一定要按照编辑工作要求，严谨细致，慎之又慎，莫出差错，万不能辜负作者对我们的信任。因而这次编辑工作也是一次艰苦的劳动。还有，选编之前，阎老向我们谈了一个想法：让我社也提出一个文章选目，看与他自选的篇目能否合拍。我觉得，这既是对我社的信任，也是对我社的考试，同时还是在倾听读者意见，颇有让读者共同参与的民主精神。还好，我们建议的内容大都在作者所选篇目之中。我们经过了“考试”，也说明作者与读者的想法还是很接近的。二这部《阎崇年自选集》共收文章二十九篇，约五十万字。全书大体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十六篇文章从第一篇《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到《辽西争局兵略点评》，加上后面的一篇《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大体以满洲雄起、明亡清兴为经，把重要人物、关键事件编织其中，大致给出了明清交替、朝代兴亡的脉络。重要人物包括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康熙、明珠、于谦、戚继光、袁崇焕等；关键事件主要包括明成祖迁都北京、辽西争局中的宁远之战、觉华岛之役、大凌河之战以及明末北京保卫战、清军入关等。后半部分从《论满学》起，除《于谦〈石灰吟〉考疑》和前面所提《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这两篇，其余十一篇文章论述满洲文化，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典章制度、宗教习俗、文书档案乃至宫室、火器等；最后一篇《北京宫苑的民族特征》，说的是元、明、清三朝的北京，但以元、明为铺垫，落脚点在清，展现的也是“满洲文化”对中华历史文化的传承和蒙、汉民族文化的融合，因而也可放到“满洲文化”中。全书二十九篇文章，写作时间不同（最早写于上世纪60年代《康熙：千年一帝》，最迟写于2015年《清朝历史的文化记忆》），具体内容各异，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这较大的时间跨度中所关注的问题，这也使得这些篇章在作者的已有论著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文章虽皆独立成篇，但因其有“清史”这一线贯穿，无形中珠玑成串，自成系统。其内容宏大者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之大事，细微处则见一宫一室、一书一文、一村一府之细节。总体上让人感到全书似有一个无形的整体框架，且脉络清晰，血肉丰满。在全书的篇目安排上，前两篇《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和《清朝历史的文化记忆》，从满洲先祖的渔猎文化讲起，细述其如何雄发、兴起于白山黑水之间，并从文化演变、文化自信和文化纠结三个方面概述二百九十六年的全清史，带有全书开篇、总论的意味。以下全书主体细分为五小部分，大致可看成前后两大部分。前半部分论及的事务、人物，映现的是金戈铁马、鼓角铮鸣，是“争天下、创基业”；后半部分多涉及文化、宫室之类，让人想起“坐天下”之事；全书最后一篇写“北京宫苑”，则更让人想到大清王朝已日落紫禁城了。总之，全书内容前后呼应，将满洲民族千余年的盛衰、大清王朝三百年的兴亡尽现其中了。如此选文、布局，亦可见作者思虑缜密、匠心独具。三作者的这些文字，特点鲜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观点鲜明，全局在胸。这个全局，就是经过数千年争锋、比较、交流最终融汇而成的统一的大中华国家和多元共成的大中华文化、文明。作者歌颂这大一统，并把所述一人一事放到这个大背景中，对其行为、成败做出判断。作者满怀深情地写道：“千年文化，发生巨变。大碰撞，大融合，大代价，大发展。”“历史是胜利者与失败者、融化者与被化者，共同参与、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各个民族之间，中原农耕文化与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汉藏语系与阿尔泰语系，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中原核心，一统政体，出现了中华大一统局面”（参见本书第12页：《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作者文字中写了满洲民族兴起过程中经历的艰难困苦，充分肯定了满洲民族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文明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同时也深刻论述了，当初仅数十万人的满洲最终能“入主中华”“统一天下”，正是其善于学习、顺应时代文明潮流、最终把自身融入大中华亿万人之中，融入大中华文明之中，才得以立足、发展，形成亿万人之“共主”。任何个人或民族，只有在为国家的统一、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所作的贡献中，才能找到自身的前途。书中诸文，无不透出这一主题。有独到见解和创新之处。比如，作者首次在史学领域提出中华五种经济文化类型——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东部沿海及其岛屿的海洋文化；首次在史学领域论述森林文化的定义、特征、演变及其作用，并论述其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演进中分合、盛衰的变局，阐述森林文化与中华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特别论述满洲兴起的森林文化元素，最后统合于大中华文化（参见本书第1—17页：《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提出了满洲文化具备“满—蒙—汉”三元特征，正因如此，才使其能应付来自蒙古草原文化和汉族农耕文化的两种挑战，兼容蒙古之犷武雄风和汉族之文化翰蕴（参见本书第331—341页：《满洲初期文化满蒙二元性解析》）。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另外，作者关于“三个千年”之说，亦颇有气势：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历史，经过三个千年大变局，进行三次文化大交融——第一次主要是农耕文化内部的交融；第二次主要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第三次主要是森林文化入主中原，农耕文化与森林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大交融，开出中华文化之花，结出中华文化之果。三个千年变局的实质是由变而合，由合而大，最终统合为大中华文化，生生不息，骙骙健行。三个千年变局所形成统一多民族的持久稳固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参见本书第16、17页）。不跟风俯仰，务求实求真。通观阎先生之论著，有一股写史的正气和较真的硬气。在前些年一度“戏说”成风、迎合低俗的“大潮”前，阎先生反其道而“正说”，还历史本来面目。又如对康熙历史地位、历史作用的评价，作者最初于上世纪下放劳动时在北京南口的田野、草棚里写就过《评康熙帝》，后于上世纪60年代投给《历史研究》杂志，因文中对某权威学者有不同学见而被压未发。三十年后的上世纪90年代初，作者拟参加研究《论黄金时代——康乾盛世》这一课题，但课题未被通过，理由是：康乾时代不是历史的盛世，而是专制黑暗时代。作者认为，应当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古人。作者认为《清史稿·圣祖本纪》“论曰”中的部分论断：“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这二十五个字对康熙的评价，是比较符合历史的。遂写了此次收入书中的论文《康熙：千年一帝》。指出：康熙大帝奠下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熙盛世的大局面，至其孙乾隆时，中华的疆域已东濒大海，西接葱岭，北达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东北至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南及曾母暗沙，领土总面积达一千四百万平方公里。康熙帝不仅创伟业丰功，而且内圣外王，修养品格，严于律己，为政勤慎，敬天恤民，崇经重道，学贯中西，知行知止。而且作为以满语为母语的皇帝，其汉文书法、诗篇亦能著称于史，也是其人格与学养的一个例证。最后结论：无论就中国历史作纵向比较，或就世界历史作横向比较，都可以说康熙大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千年一帝，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千年名君。他同当时俄国彼得大帝、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同列世界伟大的君王（参见本书第79—91页：《康熙：千年一帝》）。再如对权相明珠的评价，作者认为“旧史及前论多对其抑功扬过，均不足为训”。1985年作者专著长文，就明珠所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从民族与家族、旗分与派别、武将与文臣、国君与权相等层面，分析了清初百年历史的演变及明珠的功过是非，充分肯定了他在辅佐康熙开拓新政、能够结交和推荐汉臣、奠下康雍乾百年“盛世”基石中所作的贡献，称其“不愧是中国皇朝社会史上的名相，清代杰出的满族政治家”（参见本书第92—104页：《明珠论》）。另外，对似乎已有定论的观点，但凡自己有疑问，即能拿出依据，谈出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认为“皇太极经略索伦”，此役不是“平叛”，而是“建立统治”（参见本书第50—66页：《皇太极经略索伦辨》）。对于素有争议的问题，亦不避繁难，勇于提出一家之言（参见本书第67—78页：《顺治继位之谜新解》）。考辨翔实，言必有据。作者之所以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是因其言必有据，以极为严谨的态度治学、撰文。作者对所论之领域的历史文献、档案资料非常熟悉，从《〈无圈点老档〉及乾隆钞本名称诠释》一文即可见一斑（参见本书第395—415页）。尽管如此，为求文字准确，他不仅查阅史料，只要有可能，他还要踏勘现场，亲眼一观，亲身感受。这里仅举两个“小例”。一是1626年明朝与后金进行的著名的宁远之战，其主战场在宁远，分战场在觉华岛。以往论者对觉华岛之役多轻描淡写，略语带过。作者认为此役之影响极为重要，遂作文论证。为了弄清问题，作者亲自乘船登岛，认真踏勘，对这个面积十三点五平方公里的小岛及存在于其上的当年明军囤粮城遗址，做了详细的勘查、记录，结合史料进行研究（参见本书第207—220页：《论觉华岛之役》）。二是作者对京西慈寿寺塔（即今之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玲珑园内高冈之上的古塔）做过一番考察，澄清了建塔四百多年来存留的一些疑问。为此，作者不仅查阅大量史料，而且借1994年5月至12月此塔进行大修的机会，到现场请教专家及工程技术人员，还得登上塔顶，进行学术考察，终于获得翔实资料，对流行的不确切的传闻进行了纠正（参见本书第464—485页：《京师慈寿寺塔考》）。靠证据说话，决不取巧于道听途说，这正是老一辈学者多有的风格。夹叙夹议，点评精到。这是此书诸文共有的一个特点。文章开头，皆开门见山、开宗明义；文中条分缕析，多夹叙夹议，述史实，也讲观点；文末则以综述结论，这综述有着“太史公曰”的味道，精到且每每发人深思。如《辽西争局兵略点评》一文（参见本书第259—275页），开篇就直奔主题：“明清之际，争局辽西。在二十二年之间，于宁锦狭短地带，明与后金—清双方集结二十余万军队，进行了中国古代史上最激烈、最残酷、最集中、最精彩的争战。……其结果，明清争局双方，不是平局言和，而是一胜一败——胜者太和殿登极，败者退出历史舞台。乃胜乃败，原因固多。揭橥其要，首在兵略。谋略巧拙，成败系焉。……本文讨论，旨趣在于，就其兵略，加以点评。”文中作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精到点评。文章结尾则是一段发人深思的点评：“……历史的启示：在帝制时代，一个军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胜败，其荣辱，其盛衰，虽原因复杂，但并不多极。一个军队的兵略，一个民族的政略，一个国家的方略，对这个军队的胜败，对这个民族的荣辱，对这个国家的盛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军队的兵略、民族的政略、国家的方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军队的统帅、这个民族的领袖、这个国家的君主。因此，要取得军事的胜利，就要有一个优秀的统帅及其好的兵略；要取得民族的繁荣，就要有一个杰出的领袖及其好的政略；要取得国家的强盛，就要有一个英明的君主及其好的方略……”其精到点评，恳切议论，随处可见，不一一列举。文由心生，饱含真情。此书文字无应命之作，更无应景之作。文字发自作者内心，字里行间充满真情。寓情理以人事，发感慨于胸臆，是非分明，激浊扬清，斥奸佞宵小，颂忠烈贤良。本书在论及于谦、戚继光、袁崇焕等篇章中，此点尤为明显。这不仅是抒发作者个人情怀，更在弘扬民族正气。语言简洁，有古史作之风。本书篇篇如此，不一一列举。征引详注出处，一丝不苟。对所有给自己的写作、考察工作提供帮助者，均标名致谢。既对读者负责，亦可见作者之人格与文品。以上，是自己在此书编辑工作中的一点感想，谈不到全面、深刻。但对我这个晚生、后学而言，确实受教多多，受益多多。四此书编辑工作告一段落之时，我又想起九年前的那件事。那段时间，广大读者对出版物质量啧有烦言，许多人反映“无错不成书”。作为一名出版人，深感“无光而有责”。恰巧看到一部自己喜欢的阎先生的新作，发觉书中似有错讹。出于“吹毛求疵”的职业习惯，竟不知天高地厚正式写出若干条，向阎先生求教。此信一发出，便感到颇为唐突，甚至有点年少轻狂，有失礼貌，很是自责！岂料阎先生胸怀大度，且经此一事，竟待我以忘年之交，经常给我以指导。此次在阎先生的关心与社领导的支持下，担任本书责任编辑，虽再三努力，但仍可能在编辑工作中存在错讹，还请作者及热心读者批评指教。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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