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书院
作者：邓洪波,兰军 整理日期：2021-12-28 03:13:15
20世纪的开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兴，英、法、德、俄、美、意、日、奥八国联军入侵，占领北京，朝廷逃往西安。为了自保，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被迫宣布变法，要求文武百官、驻外使臣各提建议，再行“新政”。
光绪二十七年（1901）五月，权重一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图6——13】，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第一折《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主张建立包括文武农工商矿各类各级学堂的近代学制体系。于是，清政府采用张、刘二人建议，在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正式下达书院改制上谕。
新世纪的书院改制诏令，其前既有名正言顺的借口，其后又有《壬寅学制》（1902）、《癸卯学制》（1903）相配套，因而推行较为顺利，到清末，各省书院基本改制成学堂，古老而传统的书院跨向近现代，接通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血脉，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据笔者近年主持《清史·书院学校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1606所书院改为各级各类学堂【图6——14】。可以说，晚清所存书院几乎全部转型为学堂、学校，古代与近代的对接是整体性的，书院既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起点，也是其基点，从书院到学堂，实则成了近代学制最坚实的基础，中国教育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步发展完善，从而形成今日这样的样式。
书院改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改书院为学堂和改造传统书院、创建新型书院并列为晚清书院改革的三个方案。传统书院改造、新型书院创建的成功实践表明，书院有实现自身从形式到内容的实厨性转变的能力，也即书院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在名称不变的情况下，实现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型。虽然历史的现实并非三个方案齐头并进，最终是改制取代改造、新创，书院被强令改为学堂乃至学校，但我们主张要慎言书院改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认为它更多的是晚清社会这一特殊背景下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政治选择，属于救亡图存的非常之举，未必定然符合教育发展的规律。考其理由，大致有如下三点。
第一，书院是在超高速的发展之中，被强令改制的，属于非正常“死亡”，与惯常的衰败而亡的想象截然不同。统计数据显示，同治、光绪两朝47年时间（1862－1908），书院以新增1233所的神速发展，约占清代新建书院总数的1／4。这在清代书院260余年历史中属于奇迹，更是中国书院近1300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呈现的是浩然盛大之势，并无半点衰竭濒死之迹。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书院改制令，犹如一把利刃，活活斩杀了生龙活虎的大发展中的书院，人为地制造了中国制度史上罕见的落幕于辉煌的悲剧。如此被改制，被死亡，实属非常之举，难称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第二，追随时代步伐，努力适应社会日益增长并急剧变化的文化教育需求，引入新学、西学作为研究与教学的内容，快速改变、改造、改革自身，是晚清40年书院发展的主旋律，也是其超高速发展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书院改革的实践表明，依凭传统的经世致用旗帜，适应时代前进的步伐，书院完全有能力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管理制度，能够从古代走向近现代。
第三，改书院为学堂并不是书院改革的唯一选择。其他改造旧书院、创建新型书院等两种选择，如前所述，都有防止变为科举附庸，引入西学、新学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知识，甚至实施民主管理机制等成功的范例。由此可知，书院并不是天生与新学、西学为敌，凡一切有用之学皆书院分内之事，书院与学堂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非此即彼，两者在传授新知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上有很多共同点，殊途同归，完全可以并行共存。书院与学堂的差异并非不可逾越，通过人为的干预与调节，能够实现两者之间的彼此变通与切换。也就是说，书院可以在名称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其实质内容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变，书院改学堂并非不可避免，也即书院改制并非历史发展的必然。
P212－216
2011年12月，我的《中国书院史》（增订版）交稿，收入武汉大学冯天瑜先生主编的“中国专门史文库”，次年11月出版。适逢书院文化热，书籍畅销，2013年4月加出精装本，2015年12月平装本第二次印刷。期间，蒙冯先生抬爱，嘱我在原有成果的基础上精心改编成普及本，列入“中华文化元素”系列丛书，再加推广。
书院是儒家文化的道场，是读书人的文化教育组织，由唐而宋、元、明、清，经1200余年的发展，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达到7500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明代开始，它又走出国门，传到东亚、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冯先生慧眼识珠，书院通体都是中华文化元素，宜乎列入本丛书。
本书是师生合作的成果。大纲确定后，由我和博士生兰军共同完成初稿于2014年6月。图片及其说明，完成于同年9月。其后，几经修改、润色，到2015年7月定稿。书中照片，除同事黄沅玲提供外，多数来源于笔者参与主编的《中国书院》（画册），少数为自拍，或采自网络，谨此说明，并志谢忱！
邓洪波
2016年10月
干岳麓书院胜利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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