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礼仪之争的
背景研究
明朝末年进人中国的耶稣会士，并非最早来华的西洋人。之前有外交使节与来华商人，如著名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葡萄牙大使热尔·哥依斯(Gil de GOIS，使团1563年来华)等等。但使节与商人们大多满足于浮光掠影式的观察，对中国思想文物不甚了了。例如，大航海时期一些商人认为中国人与他们同属白人、同为基督徒：“他们是白人，身体很好，不蓄胡子、眼睛细小……袖子肥大得可像(手)风琴一样拉开，裤子和靴子与摩尔人的相似。他们说自己是基督徒(这种令人吃惊的说法肯定是因为沟通有误)，什么事物都吃(同一时代其他观察家也注意到中国人什么肉都吃的情况，这意味着他们在饮食上没有禁忌，不是穆斯林，也不是希伯来人)，随身携带家眷”。如此观察自然奇异有余、谬误百出。
耶稣会士也不是最早传播基督教的团体。明朝天启三年(1623年)在陕西省周至县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证明：早在唐朝，基督教的旁枝景教(即被天主教判为异端的聂思托里派)便已传人中国。在元朝，罗马教廷曾向蒙古大汗派遣过使者，并在北京(当时的“汗八里”)建立过主教区。总主教方济各会士孟高维诺(Jean de Montecorvino，1328年去世，享年82岁)是位慈祥长者，很受可汗优遇，可随便出入宫廷。元朝与教廷曾互派使节，当时天主教有十足的进展。但随元朝灭亡，天主教失去依靠随之而倒。景教与元代天主教其盛不久的前车之鉴，似乎是一个卡珊德拉式的预言：天主教要想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先得吸收中国土壤养分、与中国文化相融。基督教文明进入中国后，若不走本土化道路，必然是无根之草、无本之木。这一湮没无闻者发出的无声劝告，很快就被“中国礼仪之争”的台风湮没了。
作为第三次来华的基督教团体，耶稣会士自觉走上了基督教本土化的道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是精忠不渝的“耶稣卫士”，也是学养不凡谋略百出的“西儒”。他们示人以慕华友人面目，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不符合罗马教规的礼仪习俗皆隐忍默许。通过“补儒易佛”、“知识传教”等一系列婉转策略，赢得了士大夫的友情与宫廷的认同，并起到东西方文化津梁的重要作用：“这时西来耶稣会士对于欧洲之学术文化已经就当时所有，尽量地介绍过来，如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物理学、气象学、生物学、生理学、医药学、语文学、哲学、艺术无不应有尽有，其影响使中国学术界在固有的知识之外增加了新内容，使欧洲数理天算的科学变成中国人的学识了。且在新的西洋科学方法的影响下自然就可以把中国种种迷信思想之基础，暗自剥夺了。”
最初只有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但随着传教局面渐有起色，其他修会来到中国，众口难调争执渐起。在中国大受欢迎的耶稣会士，继续在欧洲夸耀他们的传教成果。然而在他们脚下，由欧洲政治斗争、利益争夺和修会仇恨混合而成的灼热岩浆，正愈来愈烈地冲击着“中国礼仪”这处薄弱的地壳，“中国礼仪之争”的火山即将爆发。
第一节 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筚路蓝缕至辉煌
一、耶稣会简介
15、16世纪是航海大发现的时代，也是文艺复兴的时代。当时的欧洲，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起步，束缚人民的生存镣铐大为松动。得以呼吸的人类精神，如同挣脱地壳束缚的火山熔浆，灿烂火热，蔚为壮观：“人文精神的逻辑结果必然是推翻一切蒙蔽人的思想、禁锢人的灵魂的教条主义，反对专制主义，从而达到人的解放和自由。”
随着人文精神的飞跃，君权神授的欧洲封建制度逐渐瓦解。人的尊严问题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人性焕发出前所未有的鲜亮的光辉。伴随着个人能量前所未有的释放，文艺复兴之后，欧洲人民要求进行宗教改革(Reforme)。原先垄断圣经及其解释权达数千年之久，拥有无上权威的教会在宗教领域遭到质疑。德国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和法国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提出“因信称义”，即信徒可以不通过教会的神职人员，直接与上帝沟通。在对圣经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斯宾诺沙指出普通人有理解基督教真谛的能力，这使得在个人与上帝的关系中，神圣中介教会不再成为必须。普通人也拥有了《圣经》，神职人员对上帝的垄断成为历史，天主教的千年基业摇摇欲坠。P1-4
此书源于对艾田蒲(Rene Etiemble)著作《中国之欧洲》的击节赞赏。该书的两位中文译者是许钧教授与导师钱林森教授。因读南京大学法语系，从两位师长门下受教。耳濡目染之余，动了博士论文研究艾田蒲之念。又因《中国之欧洲》上下册分别围绕“中国礼仪之争”与伏尔泰(Voltaire)展开，渐被卷进“中国礼仪之争”与伏尔泰研究。其中“中国礼仪之争”研究渐渐占去最多精力。导师钱林森教授曾劝我选浅易些的题目。无如一见“中国礼仪之争”感触良多，卒不忍舍。2002年完成了粗浅的博士论文《论“中国礼仪之争”》。因南大校际交流，先后在法国留学半年、访学一年。受惠于欧洲文化之同时，逐渐理解中外交流渠道经营艰难、风雨飘摇的必然命运。回顾那些开创交流局面且持之以恒的前辈长者，倍生亲切感激之意。于是有了这本对可敬之人聊表敬意的小书。
一个三十出头的薄学后进，选择过于弘大的题目出书，笔者虽面如城墙也只有尴尬汗颜。“中国礼仪之争”————中西交流史上的著名难题，无数中外学者为此皓首穷经；“法兰西思想之父”伏尔泰，其博大精深需好学不倦者一生领悟；“法兰西最自由的精神”艾田蒲亦当代著名学者、比较文学界泰山，著作等身。我辈原没有资格妄加评论，深愿潜心于学。无如时不我待，当今的学术发行速度令人激赏又让我惶恐。在法国收集的法文、英文原始资料，短短数年间很多已出中文全译本或节译本，同类论文著作喷薄泉涌。原先不敢向前，今兼唯恐落后，无暇切磋琢磨只得覜颜献丑。曰诵“非曰能之，愿学焉”不绝，非自谦，于我心有戚戚焉。
我并不坚强，却跨越了化学、MBA、法语三个学科，写下精卫填海式的小小文章。蓦然回首，发现是师友亲朋的羽翼一直呵护着我，让我不为风雨所扰、自由学海中航行。在此感谢钱林森教授的指导、许钧教授的鞭策；感谢金丝燕教授的支持、陆秉慧教授的关怀；感谢唐建清老师的古道热肠；感谢MARCOIN教授和Mme WANG等法国师友；感谢刘成富、杨剑、张新木教授的指点、感谢袁莉师姐、黄荭、全志刚、刘阳、邹琰等同门情谊。感谢执着出版学术图书的群言出版社社长(总编)范芳女士和责任编辑陈丹丹的支持和帮助，感谢所有关心我、帮助我的人们。
为我竭尽全力的家人，是我的生命所系。人事沧桑，此心惘然，曾六次病危、二十余年来以重病之躯关爱我、支持我的母亲，已然辞世。处处支持我的夫君，仍将执我之手与我偕老。师友亲朋，是我生命中的馨香，我将一生珍惜。
我歌我泣，为我所蒙的关爱之重，更为对所爱者奉献之绵薄。
作者
200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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