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散文随笔集，作者用一个个细小而特别的故事，串起人生中无可逃避的情境和遭遇，照出自我的底色，看见别人的生活。没有大道理，也不想教给读者什么，他只是处在卑微和真实的位置上，写下自己所见所闻的平凡人生，剖析那些不断成长和丰富的灵魂。
这些文字，温暖、朴素，可又涵义隽永，在这本书中，人人可看见不同面向的自己，更能见到生活中所遭遇的一个个熟悉的陌生人。
作者简介：
刘汀，微博@刘村长豆瓣@刘十三，青年作家，编辑，发表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若干，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浮的年华》，曾获99“新小说家大赛”新锐奖、“中国文学现场”项目月度推荐作品、第十九届柔刚诗歌奖新人奖提名奖、第39界香港青年文学奖小说组亚军、2012年度《中国图书评论》最佳书评奖。2014年出版随笔集《别人的生活》，散文集《老家：微光与深痛》等。
目录：
别人的生活
究竟该如何解释世界
空洞的早年
普通人的病与痛
声音的舞蹈
日常生活里的诗意
何以抵抗寒冬？
母亲和她的生活哲学
个体的乌托邦
灵魂是什么东西
身边的少年
笔迹
我那遥远而浓烈的乡愁
自由在哪里
写给未来的信别人的生活
究竟该如何解释世界
空洞的早年
普通人的病与痛
声音的舞蹈
日常生活里的诗意
何以抵抗寒冬？
母亲和她的生活哲学
个体的乌托邦
灵魂是什么东西
身边的少年
笔迹
我那遥远而浓烈的乡愁
自由在哪里
写给未来的信
我们选择的路
后记：我和你以及他与她们
《别人的生活》，是一本会被万千书籍密密埋压的散文，可你一当发现，一当阅读，它就会从如海的作品中滑舟而出，帆起船行。如果当下的文学写作，是一片乱砍乱伐、而又被新的横生野长重新覆盖的林地，那么，刘汀的这本散文，就是挺起在一棵巨大的树桩上的新生。
——著名作家阎连科刘汀的文字，在说理与抒情、冷峻与温暖之间自由流动，形成一种怪异、疏离、参差的文体与风格，如各色衣料拼贴而成的“百衲衣”，以其大胆的不规则拼贴而形成后现代式的时空、风景和新的文学肌理。这“风景”由一个个浮雕式的微观的个人和个人生活组成，此岸与彼岸、别人与自我、疼痛与忍耐，死亡与新生，它们互相打量，互相塑造，最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此书写的不只是“别人的生活”，也是“我们的生活”。
——著名作家、学者梁鸿诗心的追问
阎连科
一个小说家把散文写好也是份内的事情。但如刘汀这样，年龄中还含着青嫩的汁水，却已经把小说写得累累果实，且散文又写得如此有枝有干，根深叶茂，呈出独有少见的境况，这委实让人意外。让人感慨，文坛的交替，终是该来的要来，且那到来的不仅是春秋岁月，更是他们别样的作品。
是他们的写作，在更替着作家的少老。
《别人的生活》，是一本会被万千书籍密密埋压的散文，可你一当发现，一当阅读，它就会从如海的作品中滑舟而出，帆起船行。如果当下的文学写作，是一片乱砍乱伐、而又被新的横生野长重新覆盖的林地，那么，刘汀的这本散文，就是挺起在一棵巨大的树桩上的新生。因为那树桩的粗大，因为它四处盘结的根土，这一枝新生，也就可能注定了它的挺拔，注定了迎风照日的猛生窜长，注定了在新生林地中它的高头大马。
刘汀在这部作品中间，是那么鲜明地绳拧着一个作家对生活无处不在的疑问。《别人的生活》，是散文，又不是散文，而是借散文之笔，写出的一部用诗心对生活不懈的追问。为什么生活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每个人都活成了别人？为什么我只有从别人的生活中才能看见自己？人家的路，为何总是载着我的脚痕？而我要找的我的印迹，又散落到了哪条路上？读单篇的《别人的生活》、《我们选择的路》，追问就像敲在头上的锤，让阅读者的脑壳和胸膛，都有振动的声响。《灵魂是什么东西》、《自由在哪里》，是人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会活着，应该怎样活着的来自一个人冥思的自问与自答；是一片在世俗的细碎中不肯沦落的灵魂，在人群中跳动的闪躲，它时时会被人群和世俗所吞蚀，而这跳动的疑问，却又在世俗中透出尖锐有力的呼吸，对抗者吞蚀的可能。整部作品，都被追问提纲和绳牵，甚至让人怀疑，作家如此对生活不懈的迷困和追问，又如何可以活在这个平庸、现实、没有意义的人世之间呢？
无论是为文，还是为人，作家的妙巧，也就在了这儿。疑怀世俗，却又透出对世俗无限的衷爱。病痛、孤独、乡愁、自然、田埂，哪怕是作家自己无奈中替老姑父夫在北京的医院高价挂号，而病人千里迢迢到来之后，专家医生又无端地休息歇班（《普通人的病与痛》），还是作家在《我那遥远而浓烈的乡愁中》，回到故里，站在村头，对田野、村落、物景、人事的点点滴滴，都有一种浓到化不开的爱。有一颗对庸常生活的感谢心。甚至作家写到这些细碎的日常，有一种不愿停笔的渴望，仿佛不画出生活落叶的筋脉，就不足以在一副油画中表现林地树木的繁华和更替。他的叙事，是那样的从容，笔尖的脚步，从来都不因风雨到来而凌乱、而急迫。而那来自对世俗、庸常、人生、命运、婚姻、情爱等一切一切的追问，都化成一个作家的一颗有着钻楞的诗心：面向生活的叙事和抒情中的脚音、韵律和节拍，从而使这部散文，成为一首颂扬和疑问庸常的长诗；或者，是烦恼人生的林地油画，而疑怀和追问，则是那油画中梵高最为刺目的色彩。
读《别人的生活》，让人想到刘亮程的写作。不一样之处，是前者把满含哲学的追问，都置放在芸芸人众的日常和烦恼之间；对叙事的热爱，如同田野对雨阳的等候；而怀疑成了生活和生活之本身。而后者，则把哲学的眼目，肯定地投放在西部的荒野，而使生活成为孤立的存在。而人也因此在孤立中奇崛。还有天香地艳的李娟的散文，在生活和语言中开出一朵思辨、善美的花来，简易如我们在戈壁中捡到了一粒石子。这么说，是不是一种散文新写的时代已经到来？无所谓大散文或者小散文，长散文或者短散文，深刻或者浅淡，而作家先天的目光、态度和天然的叙述，才是新散文呼吸的喉结？
谁知道呢。
总之，刘汀和他的《生活在别处》，让人感到一种散文的别味和新味雨淋样的到来，使人在阅读后淋雨而透湿。他的写作，没有他们节致，也没有他们在文字上那么闪光的钻影，可那颗对世俗、生活、人生疑怀、追问的作家的诗心，却更为鲜明地筑砌了生活的嶙坝，使读者、作家、生活和写作，都有了艺术的边界，让我们在阅读中不至于野荒地漫跑，不至于长途跋涉后空手而归。
2014年1月18日
普通人的病与痛
普通人的病与痛，很可能就是普通人一生命运的晴雨表。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就抵御病痛而言，上层和底层是不一样的。或者更极端的说法是，对所有人来说，病是相同的，但病所带来的痛苦却是不同的。但对于经济状况基本一致的阶层来说，病痛引起的也是基本一致的悲伤和难过。在普通人那儿，生病不仅意味着病人遭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还常常意味着一个家庭陷入困境。家人的内心一样要面临考验：也许病可以医治，但却负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而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对有权或有钱者来说，痛苦只在病本身，区别只在治好或者治不好，他们不会陷入金钱这种世俗的无奈和绝望里。所以，很多相同的病症导致了不同的结果，穷人是因为无钱医治而死，但富人总是因为医治无效而亡。
就在我为这篇文章做草稿的时候，师大的学弟学妹们在微博上为自己的同学发起了捐助行动，一个师妹不幸罹患白血病——这不是那些狗血电视剧的情节，是真的遭受病痛，她是个公费师范生。了解这个事情的人都清楚得很，很少有家庭情况较好的孩子选择读公费师范生，这个看似在帮助贫困学生的政策，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青春绑架，而被绑架的总是最弱者。这种政策资助贫困学生读师范专业，但是提前要签协议，就是你毕业后必须回到落后地区从事中学教育十年，一旦违约，则必须偿还所有的学费等费用。表面上看，签署协议，毁约赔款，似乎是一件很公平的事，但事实上大部分选择签约的学生都是被逼无奈。可以想见，毕业后到落后地区去教书，十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很难再有改变命运的雄心和勇气了。这与教书这件事本身无关，与是否为自愿选择有关，被迫的奉献，是一种可耻的非正义。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学生，患上了白血病，家里不可能承担高额的治疗费和手术费，她的同学和老师，发起了救助行动。这就是普通人的病，不是绝症，但常常会把人们拉向绝望。因而，我要写普通人的病与痛。我无力也不敢过多揣测其他人面临病痛时的内心，只是从我自己、我的亲戚朋友们所遭遇过的病痛，来说说这件事。可笑的是，无论我这篇文章写得多么好或多么坏，对于所有的病痛都毫无助益，但它至少帮助我认清自身，帮助我理解日常生活里的这些不可避免的痛苦，也许，别人也能从中看到相同的情感。
1
虽然父母告诉我，我在8个月大的时候就做了一次大手术，但幼小时的病我一点也不记得了。我对病痛最早的感触来自于祖母。四五岁的时候，我基本都住在祖母家里，有时候祖父去山上干活，十天半个月不回来，就只有我和祖母睡在家里。
有一天早晨，我起来后，平日早起的祖母还在睡着，我直接回自己家吃饭。饭桌上，有人急匆匆来找父亲。父亲跟着他走了。吃过饭后，我回到祖母家，却看见村头的赤脚医生正在给祖母输液，父亲、三叔、四叔都在屋里，父亲看着我，瞪着眼睛骂：你咋回事，睡死了？你奶奶偷着吃药你都不知道？我惊恐地看着父亲，还没弄清状况。后来我才知道，在夜里，祖母偷偷吃了十几粒索密痛，她不想活了，要离开这世界。我已记不清那时候祖母究竟有多少病痛，只记得她的哮喘厉害，每喘一口气，都很费劲，好像要从一个破旧的风箱里拉出风来一样。祖母整夜整夜因为呼吸不畅而睡不着，还有头疼的毛病，要常年吃索密痛来止疼。也许在那天晚上，她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折磨，吞了一大把药片。那时，我还不理解一个人何以会不再留恋活着，我也不明白究竟什么样的痛苦能让她想去死，等我理解这些时，祖母已经去世许多年了。等我自己经历了一些病痛，更看过了更多的遭受痛苦的人之后，我终于可以想见，一个年迈的老太太，经受一生辛苦和疾病的折磨，看着她熟睡的孙子，把药片吞咽下去的心情。那需要多大的决心和毅力啊。只能是，活着那点微弱如煤油灯的欢愉，已完全不能照亮照暖她内心的黑夜了。她觉得死是一种结束，一个新的，没有痛苦的世界的开始。
祖母被救活，又活了好几年，她没在自杀过，我想，祖母生命里的最后时光，应该都是为了儿女在活着，她不想因为自杀而让儿女们陷进一辈子的自责，而选择了一个人承担生的重累。
我第一次感到自身的病痛，是在读小学时。一个雨天，我在骑自行车上学的路上摔断了胳膊。村人把我送到在村东的医生那里。医生给我端正脱臼的手肘，把看热闹的一个村里的妇女吓晕了过去。我现在仍记得彻骨的疼，但并没有太多痛苦。当时反而有一种奇怪的兴奋感，因为我一下子与众不同起来，父母不再批评我，所有人见了都表现出关心和同情，甚至我包着绷带的手臂，在班级里都成为一种权威。老师不再提问我问题，没交作业也不会被骂，小伙伴们一下课总是围住我，问这问那。断掉的胳膊成了我的资本，我可厚着脸皮玩耍，跟父母要钱买几块糖吃。世界因为我的断臂，变得前所未有的温柔了。后来我知道，大部分病人都会有一种“骄纵”，疾病成了他们的挡箭牌。我们常常听人说：别和他一般见识，他有病，或者你对一个病人那么苛刻干嘛？问题是：疾病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一个人超越常规的通行证？
病也不总是通行证，还会是某种禁令。
我在前面的文章里曾提到过，本科毕业前一周，突然得了水痘，半夜宿舍的兄弟带我去北医三院，回来后一早就被隔离在了校医院里。因为水痘具有传染性。我的水痘，大概就传染自公共浴池。我被彻底地隔离在了二楼的一间病房里，除了医生和护士，几乎不能见任何人。身体长满了奇痒难忍的痘，脸上也是，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涂药，然后看着镜子里面目全非的自己，陷进一种前所未有的烦躁和恐惧里。
那时候，医院外正是同学们的毕业季，收拾东西，办手续，远行的远行，出国的出国，执手相看泪眼，火车站送别……我只能每天站在后窗边，看着楼下的学生来来往往。病好得太慢了，我的耐心几近崩溃，有一天在和一个护士聊天时，她说，校医院里有效果更好的药，大概一周左右就能出院，而我现在每天涂的中药，最少要半个月。我问她为什么医生不给我开好一点的药。她说，你这马上就毕业了，能享受公费医疗就不错了，还想用进口药？因为我是个穷学生，不配用这个药。半个月左右，我拎着东西走出医院，在迎接阳光的一刹那，我甚至有了退归去的念头，我发现只不过十几天的囚徒生活，我就对外面的世界有些陌生了。从校医院到宿舍的路布满了奇怪的感觉，等我走进西北楼432，发现里面一片狼藉，到处是丢弃的书本和纸，有几个兄弟已经彻底搬离了宿舍，留下的也打好了包，即将搬走。我就这样错失了唯一的一个本科毕业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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