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世留音》是一部散文集，是作者王兆贵的读史随笔结集。本书收录了作者在解读历史中的个人感受、见解和想法，表达了对人生的思考，对生活的感悟，对历史的反思，讨论作者从历史中体悟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作者简介：
王兆贵，男，汉族，原籍山东黄县（今龙口市），现居南京。1950年1月出生，1970年12月入伍，1996年转业，2010年退休。在职期间，长期从事军队与地方新闻、文化及机关文字工作。离职后，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与写作，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齐鲁晚报》、《扬子晚报》、《长沙晚报》、《渤海早报》、《宁夏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世界新闻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20多家国内报纸以及《国际日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澳门日报》、《人间福报》等境外报纸发表散文、随笔300多篇，其中多篇文稿被《读者》、《意林》、《哲理》、《国学》、《文化月刊》、《特别关注》、《最美文》、《最文摘》、《感悟》、《才智》、《芳草》、《思维与智慧》、《特别文摘》、《剑南文学》、《看历史》、《中华活页文选》等期刊杂志转载，部分作品入选各地出版的文史札记、青春励志、语文教学、作文素材、高考辅导类丛书。
目录：
另眼读史
历史这面镜子/3
问天下谁是英雄/6
广纳贤才成就秦国霸业/9
春秋战国时期的口水仗/11
落后与挨打的历史不等式/14
打屁股这件事/16
深宫大内逗你玩/18
从东家之丘到至圣先师/20
帝王的“私房钱”/23
“被日志”了的君王/25
从“君无戏言”说起/27
魏晋名士与“兴奋剂”/30
放心与放手/32另眼读史
历史这面镜子/3
问天下谁是英雄/6
广纳贤才成就秦国霸业/9
春秋战国时期的口水仗/11
落后与挨打的历史不等式/14
打屁股这件事/16
深宫大内逗你玩/18
从东家之丘到至圣先师/20
帝王的“私房钱”/23
“被日志”了的君王/25
从“君无戏言”说起/27
魏晋名士与“兴奋剂”/30
放心与放手/32
五代末期的“艳词门”/35
石家金谷水空流/37
口才与人才/40
赵氏父子的“根据地”/43
刘秀何以重董宣/46冷眼观世打喷嚏这件事/51
懒亦有道/53
职场潜台词/55
匪夷所思的柯蒂键盘/57
面具、马甲及其他/59
卸下不需要的东西/61
问世间泪为何物/63
“标题党”该当讨伐/67
家乡的年戏/69
踏雪拜年/71
不一样的元宵节/73
见识与见地/75
念想/77
标点人生/79
古人追星也疯狂/80
辘轳?黄县?井/82
家乡的玉米地/84
更名之风/86
制胜在两楹/88
功利阅读无可厚非/90
问世间家为何物/92
悲情邀宠/94
驴叫的学问/96
却疑春色在邻家/99
有一种尊重叫平视/101
坐看牵牛织女星/103
从门卫说到门神/106
称呼的濒危/109
做人要留口德/111
拒绝的智慧/114
正眼识人
与牛为伍/119
山东人，在旁观的眼神里/121
头颅与灵魂/124
心灵的拷问/125
从子贡挨骂说开去/126
那年柳堡没故事/129
不是每一片乌云都下雨/131
人性的美丽/133
心灵胜利的踏板/134
修行一生唯信念/136
我们身边的东方朔/138
写流行歌词的宰相/140
赵简子的另类眼光/142
君子与小人的博弈/145
袁枚也曾拜下风/147
薛瑄的风骨和气度/148
莫扎特与巧克力/150
为人不可效白隐/152
笑迎夫子返人间/154
两千多年前的反战义士/157
无意间造就辉煌/160
社稷之臣的人格与操守/162
赌气的后果/164
贾母知趣/166
隋代笑星侯君素/170
晴雯之悔/172
青眼品物
香椿芽/177
人间葱话/179
佛手海蜇皮/181
醉人槐花香/182
石榴花开过端午/184
又到榆树吐钱时/186
麦收时节桑葚熟/188
飞过夏天的蜻蜓/190
生命轮回的绝唱/192
透明的生命/194
江南秋之魂/197
瓜齑谱/199
温暖的记忆/201
掬雪烹茶/203
小笼包与酱排骨/204
灯火琐忆/206
放眼记游
三步两桥/211
寻觅桃叶渡/213
米兰的黄昏/215
加州的阳光/217
走过慕尼黑/219
江宁织造府/221
盆地里的艺术宝库/223
孝侯台前芥子园/225
百水的绿色家园/227
扁舟漂过神农溪/229
不堪承受之美/232
阿尔卑斯山秋色/234
格拉茨的骄傲/237
隔岫谁家扫叶楼/239
音乐之声响起的地方/241
南京城外浡泥国王墓/243
江南古桥的文化意蕴/245
猫眼窥艺
色彩与情感/249
“风”情万种/251
回顾阅读鲁迅的那些时光/254
所谓“卿卿”/256
说菜名/258
风情小铺/260
南腔北调记趣/262
王维鉴画知音/265
跟随诗人去游春/267
有趣的汉化地名/269
灯节与灯谜/271
遥远的卖花声/274
汉字混搭之趣/276
握手还是解手？/279
幽默智慧的即席发挥/281
歌德与开元宫人袍中诗/285
外国人名中国味/287
如何是“好”？/290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293
唐诗宋词中的栏杆情结/296
“被日志”了的君王
在我国古代，朝廷里除设有专门监察机构外，还活跃着一群被后世称为“谏官”的人，对至高无上的君王进行抗辩性劝谏。这些人不一定是拾遗、补阙、司谏、正言、谏议大夫之类的专职官员，而是包括所有文武官吏，甚至可以是有机会与君王说上话的平民。例如，那个冒死劝停赵简之攻打齐国的公卢，就是一个身披铠甲的士兵。这个士兵不仅有勇，敢当面讥笑赵简之，而且有谋，说了个逗乐的段子就让赵简之引咎自省、罢兵回国了。
这样的监督方式属于正面的、显性的，其力度的大小取决于当朝典制的刚柔，也取决于君王是否专断、能否从谏如流。还有一种监督方式则是侧面的、潜在的，这就是所谓的“以史制君”的史官制度。早在商周时期，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史官记录统治者的言行，后来便沿袭下来，形成惯例。到了汉代，这种逐日记录君王言行的原始簿册，有了个正式名称叫“起居注”，通俗地说就是日志。不过，这日志并非君王自愿，而是史官恪尽职守记下来的，且规定君王不得查阅本人日志。君王们虽然觉得很不自在，但在史有先例不可违的约束下，也只好“被日志”了。一次，宋太祖罢朝后闷闷不乐了好一会儿，内侍王继恩请问他为何，太祖说，早朝时在前殿为指挥一事，偶然出了点差错，史官必然会记下来，所以不痛快。
把为君王记录起居注的人看成是“隐形谏官”，是很有道理的。他们的权力虽然不能说神圣不可侵犯，但却是相对独立的，受到朝野舆论的广泛认可和尊重。他们的职责不是当面劝诫，也毋须犯颜直谏，而是在不谗主、不媚俗、不表态、不评论的前提下，背靠背地对君王的一言一行进行原始记录。“被日志”了的君王想看又不能看，更不可干预、问罪、杀史官，否则就会被舆论认为是逆天不道之举。这种原始记录，势必会对君王形成潜在的心理压力，因耽惧“秽行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而有所顾忌。李世民登基以后，“玄武门之变”的是是非非成了他的一块心病，更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史官如何记载这件事。大约是贞观中期，李世民曾以“知过失引以为戒”为借口，转弯抹角地向褚遂良提出要看起居注，被褚遂良以史无先例为由严词拒绝了。
在商周以来形成的君王伦理观念中，特别强调人主当“以德配天”。天子作为上天在人间的代表，一言一行必须符合上天的法度，否则会遭天谴。在我国古代，文字具有通神的能力，史官的记录也被看成是上天言事的神圣方式，从而就能在某种程度上以天的名义对统治者实施监督和制约。这也是君王为何会忌惮史官的一个初始的也是重要的原因。当然，让这种约束成为可能，并形成史官独立的监督机制，在于长期以来累积起来的传统力量。前代特别是以礼仪闻名的商周，他们所成就的基业，所推崇的伦理，都可能会被后世所继承，并成为必须效法的范式。正是这种看似无形却事实存在的古训累积，使得史官的职权受到有效的尊崇和保护，同时也使得君王们因潜在的压力而谨言慎行。
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固，在起居注面前，史官能否秉笔直书，君王能否遵从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品质。尽管也有史官面对强势的君王未能守住阵地，发生过起居注被查阅和修改的情形，甚至越到后期越走样，越废弛，但从历史全貌来看，起居注在修史、制君上发挥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
（原载《大公报》）
从“君无戏言”说起
言而有信，自古而今都是做人必须坚守的一条基本准则。在我国古代，为王者有“君无戏言”之谓，为民者有“尾生抱柱”之典。尾生的故事毋须赘述，“君无戏言”后边的一段故事却不能不说。
据正史记载，周成王同弟弟叔虞做游戏，顺手摘了一片梧桐叶子给弟弟，说这是玉圭，我封你为诸侯。叔虞很高兴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周公，周公立刻去见成王，求证封侯的真假。成王说，我不过是陪他玩玩而已。周公说，天子一言既出，史官就会记下来，朝廷上下就会谈论，也会在全国流传开来，封侯怎么可以当儿戏呢？于是，成王只好封叔虞于晋。
这就是“君无戏言”这句老话的最早来源，意在教训那些帝王们说话算数，否则就有失天子的威信。对于至高无上的当权者来说，立言当慎不仅仅是威严所系，更重要的是关乎社会成本。除非时机成熟、势在必行，但凡涉及全局层面的政令都要慎重出台。朝令夕改，必然会引起社会运行机制和轨道的转换以及黎民百姓行为和心理的调适，而转换和调适的过程，都要付出一定的社会成本。
在上述“桐叶封弟”的故事中，周公的劝导、成王的践诺，都指向一个落脚点：为了维护天子的威信，哪怕是玩话、错话，也要当真话执行。其中没有或者说看不出他们有对社会成本负责的意思，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两相权衡起来，天子的威信与社会的安定究竟孰重孰轻？这里，我们不妨用心想一想，那个叔虞当时不过是个孩子，将来能否有长进还很难说，假如他是个不堪造就的混账，周公也要成王兑现自己封侯的戏言，岂不是置晋地人民的福祸于不顾了吗？做君王的，若只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履行一句玩笑话，究竟是有道还是无道，有德还是无德？就此引申开来，一个人说的话，如果不当甚至是荒唐的，是不是一定要践诺才符合“信”的道德准则呢？或者说，当“信”与“义”发生冲突时，你该如何适从？能不能反悔？
信，也是儒家传统伦理的一项重要准则。《论语》有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如果不讲信用，那怎么可以呢？他不仅看重“信”的社会意义，而且也是一个讲诚信的人。但在《史记》的记载中，孔子也曾言而无信。
事情发生在老人家最后一次去卫国途中，被占据蒲地、反叛卫君的贵族公叔氏给拦住了。弟子中有个叫公良孺的，带着自己的五辆马车跟随孔子。其人贤良勇武，见夫子累遭劫难，颇为不忿，便拼命与蒲人激战起来。碰到这么一个不怕死的，蒲人有些犯怵，就对孔子说，您若发誓不去卫都，就放了你们。孔子答应了对方条件后，蒲人就让孔子一行从东门走了。事后，孔子不仅没有改变行程，还跑到帝都去劝卫灵公出兵伐蒲。子贡见一向重信的老师出尔反尔，感到不好理解，就问孔子，盟约难道可以背弃吗？孔子说，被要挟而签订的盟约，神灵是不会认可的。
孔门十二哲人之一的有若，对孔子思想通常能作出符合原意的解读。他曾说过，“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意思是说，信合乎义，言诺方可行。孔子答子贡问所涉及的信义问题，也许只有这样解释才合情、合理。《孟子?离娄上》指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意思是说，通达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做事不一定非有结果不可，只要合乎道义就行。拘泥固执于“信”而不知通权达变，是愚蠢的行为。
在中国历史上，守信的行为不一定都合乎义，弃信的行为不一定都违背义。信如尾生者，常被后人批评为拘于形式、不知变通，是守小信而违大德。弃信如刘邦者，如果因自食其言而利天下大局，后世并无诟病。古代那些天子们，正是在听从谏官劝喻、收回成命后被誉为开明皇帝的。事实上，将“言必行，行必果”兑现得最决绝、最彻底的，不是君王，也不是百姓，而是那些行走在大地边缘的侠客。与各类艺术演义出来的武侠不同，司马迁笔下记载的那些人和事并非虚构。在《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中，像季布、荆轲这样的硬汉，为了一句话，喝了几碗酒，就慨然献出自己的头颅，这种“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精神，确实令人慨叹和敬仰。但是，历史不忍细看。这类人物的行为因缺乏明确的目的性和是非观，除司马迁“多有不忍”外，史家历来毁誉参半，更不值得后人效法。这样看问题，不是说诚信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对诚信的崇仰不能失之偏颇，走入极端。当“信”与“义”发生矛盾时，“然诺”应当服从法律和道义，否则就会发生不该发生的悲剧。
（原载香港《文汇报》）
魏晋名士与“兴奋剂”
魏晋名士嗜酒，是不争的史实。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听说步兵校尉一职空缺，兵营的厨房里窖藏有三百斛好酒，于是就请求司马昭调任他为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头也由此而来。那个刘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以解焦渴。
有人撰文说，魏晋文士纵酒是对生命的“三度”追求：饮酒远祸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长度；饮酒行乐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饮酒体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从史料透出的信息来看，这样的概括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总感到有些牵强。从当时的世道来看，靠饮酒避祸并不现实，且也不可能延长生命的长度，那些“唯酒是务”、“酣饮为常”的人，几乎都是短命的，说“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宽度还差不多。至于“饮酒体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不过是文化人的多情揣摩，“建安七子”也好，“竹林七贤”也好，都是后人的品评和概观，当时的他们并没有这样自我标榜。
撇去那些人为的矫情，还原人类的本性，古往今来那些纵酒者，不论名人还是凡夫，大多是由喜好而成习，由积习而成瘾，瘾之不戒便沦为酒鬼，饮酒过量若蔚为时尚，就会成为一种不良社会风气。由于地处高寒等原因，俄罗斯人对酒的依赖程度较高，以至于酗酒成风，政府都为之头痛。酒这玩意儿，喝下去既能让人兴奋，诱发缥缈的逸兴，也能让人麻醉，忘却萦怀的苦恼。所以说，酒之于人不过是兴奋剂与麻醉剂罢了。
说到兴奋剂，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在嗜酒的同时还喜欢服用一种称为“五石散”的中药。所谓“五石散”，就是由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合成的疗治伤寒的散剂，又被称为“寒食散”。由于药性燥热、药力猛烈，服药后除热酒不忌外，衣食坐卧等都要以体寒的方式来消解，还要通过不停地走动来散发，难怪有人说这“五石散”与今时的“摇头丸”差不多。至于把它说成是延寿、催情、壮阳之丹方等种种臆测，乃至影响到衣着松软宽放的推理，可能不足为凭，但从这五味药石的性能来看，即使不是春药、毒品，也是一种强烈的兴奋剂，服用不当，轻者伤身，重者致命。魏晋上层士人服用五石散的目的并非治病，而是为了获得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他们举动放浪形骸，惊世骇俗，与服散饮酒有很大关系。因服散之风流行，买不起五石散的人也竞相效颦，到闹市处躺倒作燥热状，念念有词地说，药石发作了！但若言此风的形成，关乎时世动乱，出于政治原因，似乎又有些穿凿了。
（原载《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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