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心兽


作者:赫塔米勒     整理日期:2014-02-20 08:18:08

《心兽》:来自贫困农村的大学生萝拉,为了生存和跻身权力阶层,不惜出卖肉体,却突然被发现在宿舍自杀。主人公和她的几位同学试图弄清萝拉死亡的真相,不料在齐奥塞斯库极权的阴影笼罩之下,寻找的道路扑朔迷离,暴力却如影随形。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一名制衣厂的年轻女工,因为在运往意大利的衣服中夹带一张“我等你”的纸条,被安全部门指控在工厂卖淫而失业,而且必须定期接受秘密警察的盘问。传讯逐渐变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召唤出过去种种不堪的回忆。
  作者简介:
  赫塔米勒(HertaMüller),德语女作家和诗人。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西部蒂米什县小镇尼特基多夫一个农民家庭,所在村庄以德语为通用语言。她1973年至1976年在蒂米什瓦拉大学学习德国社会文化和罗马尼亚文学,毕业后当过工厂翻译、幼儿园教师等。1982年其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米勒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和随笔等。米勒1987年与丈夫、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纳迁往西德,现常居柏林,持德国国籍。
  米勒在德国文坛享有极高的声誉,她的作品获奖无数。她擅长描写罗马尼亚裔德国人在苏俄时代的遭遇,她的作品总能从内心出发,并带着较为浓重的政治色彩。
  目录:
  “你带手绢了吗?”——赫塔?米勒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心兽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晚上,我把萝拉的本子悄悄放回到箱中的长筒袜下面。锁上箱子,钥匙放在我的枕头下面。早晨,我随身带上钥匙。我把它系在裤子的松紧带上,因为早上八点有体育课。鼓捣钥匙,我迟到了一会儿。女孩子们已经身着黑色短裤、白色运动衫列队站在沙坑上手。两个女孩站在沙坑下手,手里拿着卷尺。风吹进厚密的树叶。体育老师举起手臂,两个手指打出一个响榧,女孩们全都跟着自己的脚飞向空中。坑里的沙子是干的。只有脚趾陷进去的地方才是湿的。我脚趾边上的沙子凉凉的,跟我肚子边上的钥匙一样。起跑前,我抬头向树望去。我跟着脚奋飞,我的脚飞不远。我在飞跃时想着箱子钥匙。两个女孩用卷尺量一量,报出一个数字。体育老师像计时一样把跳远结果记在本子里。我看见他手里新削的铅笔,心想,这跟他很配,定做棺材时,只有死亡从脚底量起。我第二次飞时,钥匙和我的皮肤一样热了。它不硌人了。脚趾陷进湿沙子时,我飞快地站起来,免得体育老师碰我。两天后的下午四点钟,在大礼堂里,上吊自尽的萝拉被开除出党,注销学籍。有好几百人在场。有人站在讲台后面说:她把我们大家都骗了,她不配当我们国家的大学生,不配当我们党的成员。全体鼓掌。晚上,四角中有人说:因为大家都快哭出来了,才鼓那么长时间的掌。没人敢第一个停下来。人人边鼓掌边瞧旁人的手。有些个稍微停了一下,一惊,又鼓起来。后来多数人想停下来,听得出室内掌声失去了节奏,可是由于少数人又开始拍将起来,重振节奏,多数人也就接着拍下去。直到整个礼堂响彻着一个节奏,好似一只硕大无比的鞋子砰砰砰击打着墙壁,发言人这才用手示意大家停下来。萝拉的照片在玻璃展窗里贴了两个星期。萝拉的本子两天后却从我那锁着的箱子里失踪了。带着毒绿烟炱来的男人将萝拉放到床上,然后把床抬出四角。为什么先把床脚抬出房门呢。一个男人拎着衣箱和装着我那根腰带的袋子,尾随床头出去。他右手拎着箱子和腰带。为什么不随手关上门呢,他的左手明明是空着的。五个女孩留在四角,五张床,五个箱子。萝拉的床出去后,有人关上门。屋里空气燠热而明亮,每动一下,一串串从墙壁上挂下来的灰尘就纠结起来。有人站在墙边梳头。有人关窗户。有人换一种花样穿鞋带。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动作是有理由的。大家默默无语,手里不停地忙着做些什么,因为谁也不敢把床上的衣服挂回到壁橱里。母亲说:要是你日子过不下去了,就收拾收拾橱柜吧。烦恼会从手里走掉,脑子就空出来了。母亲说得倒是轻巧。她屋里有五个橱柜、五个箱子。母亲如果连着三天收拾那些橱柜和箱子,看起来也还是没有收拾完毕。我走进乱蓬蓬的公园,让箱子钥匙坠入草丛。只要寝室里没人,就没有哪把钥匙挡得住陌生的手伸进箱子。或许也没有钥匙挡得住熟悉的手,用牙签搅拌睫毛烟炱的手,开灯关灯的手,或者萝拉死后洗刷熨斗的手。也许,以前萝拉在寝室的时候,谁也没有必要窃窃私语、默不做声。也许,有人可以和萝拉推心置腹。也许,正是我可以和萝拉交心。箱子的锁把它自己变成了谎言。这个国度有无数相同的钥匙,跟相同的工人合唱队一样多。每把钥匙都是个弥天大谎。我从公园回来,听见四角里有人第一次在萝拉死后唱歌:昨天晚上,风儿将我吹向恋人的臂弯风吹得再猛一点儿我就会被吹断还好,风儿停了有人在唱一支罗马尼亚的歌。我看见红蹄子羊穿过歌声中的夜晚。我听见风在这支歌里停息。有个孩子躺在床上说:不要关灯,不然的话黑树会进来。祖母给孩子盖上被子。快睡吧,她说,大家都睡了,风会在树上躺下。风不会站立。在孩子的床边话里,风总是躺下。大礼堂的掌声被校长的手打断之后,体育老师走上讲台。他穿着白衬衫。大家举手表决开除萝拉的党籍并注销她的学籍。体育老师第一个举手。所有的手都跟进。人人边举手边望着别人举起来的手臂。有人见自己的手臂在空中没有旁人高,就再向上伸一伸。他们高举着手,直到累得手指前垂,胳膊下沉。他们四下张望,见没人放下手臂,又张直手指,伸直胳膊。可以看到手臂下的汗渍,衬衫的下摆滑了出来。头颈伸得长长的,耳朵通红,嘴半张着。头不动,眼珠子却滚来滚去。手跟手之间那么静,四角里有人说,静到听得见呼吸在木板长椅上一上一下行走。而这一阵静寂持续到体育老师将手臂放在讲台上说:不用数了,当然全体赞成。这些街上的行人,我第二天在城里的时候想,都可能到过大礼堂,跟着体育老师举手,飞跃山羊。他们都可能张直手指,伸直胳膊,眼珠子悄悄地转来转去。我数着在灼热的太阳底下从身旁走过的面孔。一直数到九百九十九。这时候觉得脚底发烫,就坐到长椅上,缩起脚趾,靠在椅背上。我伸出食指点着自己的脸颊,把我也一块儿算上。一千,我对自己说,随即把这个数字咽了下去。一只鸽子从长椅旁边走过,我目送它离去。它脚步蹒跚,翅膀下垂。因为空气太热而半张着喙。它啄食,发出嗒嗒的响声,喙仿佛是铁皮做的。它吃一粒石子。当鸽子把石子咽下去时,我想,萝拉也会举手的。不过这不算了。我望着萝拉的男人离去的背影,中午他们刚从工厂下了早班出来。他们原先是农民,从乡村招进城的。他们也说,永别了羊,永别了瓜。像傻子般追逐着城市的烟炱,以及那些越过田野爬到每个村边的粗管子。这些男人明白,铁、木头、洗衣粉都不算什么。所以他们的手依然那么粗拙,他们是在做木墩子和铁疙瘩,不是搞工业。该做成大而方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就统统成了铁皮羊。该做成小而圆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就统统成了木头瓜。铁皮羊和木头瓜的无产者下了班走进第一家酒馆。总是成群结队涌进夏季花园中的露天酒馆。当沉甸甸的身胚跌坐到椅子上时,服务生把红桌布翻个面。软木塞、面包边角和骨头掉到花盆边的地上。绿叶干枯,土被急急揿灭的香烟碾松了。酒馆篱笆上挂着天竺葵花盆,梗茎上光溜溜的,尖上已长出三四片新叶。粗劣的食物在桌子上冒着热气。旁边搁着手和汤匙,从来没有刀叉。牲口杂碎到了盘里,就用嘴巴撕扯,大家都这么吃。酒馆也在说谎,包括那些桌布和植物,瓶子和酒红色的服务生制服。这里没有谁是客,只有一群涌入这个无意义下午的人。男人们摇来晃去,大声吵嚷,继而拿起空酒瓶子砸到对方脑袋上。头破血流。要是有颗牙掉到地上,他们便哈哈大笑,就像谁掉了个纽扣。有个人弯下腰,捡起牙齿,扔进自己的杯中。因为牙会带来好运,于是这颗牙从一个杯子到了另一个杯子。人人都想要。不知什么时候牙齿不见了,就像萝拉放在餐室冰箱里的舌头和腰子一样。不知什么时候他们中的一个把牙吞了下去。不知道是谁。他们把天竺葵茎上最后几片嫩叶揪下来嚼着,面带怀疑之色。他们逐个查看杯子,张开沾着绿叶的嘴巴嚷嚷:你该吃李子,不是牙。他们指着一个人,大家指着那个穿浅绿衬衫的。他不认账。他把手指插进喉咙里,呕吐完了说:这下你们可以找了,是天竺葵叶子、肉、面包和啤酒,不是牙。服务生将他赶出门去。其他人拍手称快。然后,一个穿格子衬衫的人说:是我。他开始笑着哭起来。大家不吱声了,盯着桌子看。这里没有谁是客。乡下人,我心里想,只有他们会从嬉笑跌入哭泣,会从叫嚷跌入沉静。不明就里地快乐,大发雷霆。生的欲望,使他们随时可以一击而灭掉一条人命。他们全都有可能在暗中睁着同样的狗眼尾随萝拉进入草丛。假如第二天不醉酒的话,他们就独自穿越公园,让自己镇静下来。因为滥饮,嘴唇灰白胀裂。嘴角也开了口子。他们小心翼翼把脚伸进草里,将滥饮时叫嚷过的每一句话在脑子里重新琢磨一遍。坐在昨日的记忆空白中发愣。生怕酒馆里嚷了什么涉及政治的话。他们知道,服务生什么都报告。不过,滥饮保护大脑,大嚼保护嘴巴不去触犯禁忌。虽然舌头打结,说起话来口齿不清,那声音里还是带着习惯性的恐惧。他们住在恐惧之中。工厂、酒馆、商店和住宅区、火车站大厅以及穿过麦田葵花田和玉米田的火车,都留着神。电车,医院,墓园。墙壁和天花板还有敞开的天空。尽管如此,在那些说谎的地方还是经常因滥饮而不小心出事,那不是人为的错,多半是墙壁、天花板或敞开的天空之过。当母亲用腰带把孩子绑在椅子上,理发师给祖父剪头发,父亲告诫孩子不要吃青李子的时候,这些年里有个祖母站在屋子的角落里。她心不在焉望着屋里的走动和说话,仿佛外面的风早上就躺下了,仿佛白昼在天边睡着了。所有这些年里,祖母在心中哼着一支歌。孩子有两个祖母。一个晚上的时候带着她的爱来到床边,孩子向白色天花板望去,因为她马上就要祈祷。另一个晚上的时候带着她的爱来到床边,孩子注视着她的黑眼睛,因为她马上就要唱歌。当孩子看不见天花板和黑眼睛时,就假装睡觉。一个祖母没有祈祷完。她祈祷到一半就站起来走了。另一个祖母一直把歌唱完,她的脸是斜的,因为她喜欢唱歌。等到唱完了歌,她想,孩子睡熟了。她说:休息吧,你的心兽,今天你可是没有少玩。唱歌的祖母比祷告的祖母多活了九年。唱歌的祖母比她的理智多活了六年。她不认得家里人了。她只认识她的歌。有一天晚上,她从屋角走到桌子旁边,在灯光中说:我很高兴你们都跟我一块儿在天上。她不知道她还活着,还得唱到死。疾病不近她的身,没法成全她死。萝拉死后,我有两年裙子上没系腰带。喧嚣的市声在我脑子里几不可闻。当一辆卡车或一辆电车隆隆地驶过来并越来越大时,我的额头就十分受用。脚下的地在战栗。我想跟车轮搭上点干系,等车子驶近的当儿猛地跃向对街。到不到得了街对面,且听天由命吧。我让车轮来为我作决定。灰尘把我吞没了一会儿,我的头发在幸运和死亡之间飞扬。我抵达了街对面,大笑,我赢了。可是我听到我在外边很远很远的地方笑。我常去一家店,那儿的玻璃柜里用铝盒子装着舌头、肝和腰子。这家店,我从来不会顺便路过,我坐电车去。店里那些人脸上的地域特征最明显。男男女女手里拎个包,装着黄瓜和洋葱。我却看见他们从那个地域搬来的桑树,又搬到了脸上。我挑了一个跟我年纪相仿的人,跟着他走。我穿过高高的飞廉进入一个村子,总是来到新建的住宅区。飞廉和飞廉之间种着一畦畦通红的番茄和白萝卜。畦畦都很失败。我看见茄子时,我的鞋已经站在它们旁边了。茄子闪着幽幽的光,宛如双手满捧着黑色的桑葚。我想,这个世界并没有等待过任何人。我不必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爱一个人。我既不需要理发师也不需要指甲剪也不掉纽扣,在有我这个人之前。那时父亲还滞留在战地,靠唱歌和在草丛中放枪过活。他不用去爱。草丛本该把他留下来才对。因为,当他回家看见村子上头的天时,他衬衫里面又长出一个农民来,又开始干从前的活计。这个返乡者造了坟墓,还得造我。我成了他的孩子,不得不在与死亡的抗争中长大成人。人家没好气地叫我的名字,打我的手,向我脸上投来闪电般的目光。然而,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是在家里战战兢兢地行走,吃,睡或爱一个人好呢,还是更愿意在哪个屋里,哪个地方,哪张桌旁,哪张床上,哪个国家生活。总是绑起来,因为松绑成为词竟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我想谈谈萝拉,而四角里的女孩们说,我该闭嘴。她们懂得,没有萝拉脑子就没有负担。四角里,原来的铺位现在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搁着一个装过食品的大口玻璃罐,插着长长的枝条,是从乱蓬蓬的公园里采来的,白色矮玫瑰的叶子带着细细的锯齿。枝条在水里面长出白色的根须来。女孩们可以在四角里行走,吃,睡。她们唱歌的时候也不怕萝拉的叶子。我想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埃德加、库尔特和格奥尔格在寻找一个和萝拉同寝室的人。自从他们和我在食堂里搭过话以后,我每天都跟他们碰头。因为我不能够独自在脑子里保存萝拉的本子。他们不相信萝拉的死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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