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张资平的一部自传，是一部很不错的自传，以细腻生动的笔法叙写了他童年时代至17岁考上两广高等巡警学堂的人生经历。这段生活给他留下的印象之深是他以后的各段人生经历所无与伦比的，以致他后来一有机会撰写自传都还是从此写起，书中还寄托了他对自己祖父母及父亲的怀念。
一
不单是岭南，大概是全中国，当过新年的时候，无论是在怎样的穷乡僻壤，住民都有一番除旧更新的表示。最容易看得见的就是人家门首的春联，和住室门楣上的横额。譬如春联之最浅俗的是：
“爆竹一声除旧岁，
桃符万户更新春。”
在辛亥革命前，除了少数的革命党人之外，民俗对皇帝还是十分尊崇，这也是可以从春联窥测出来的。譬如在岭南的乡间，民家大门首的春联多是：
“庆春王正月，
祝天子万年。”
其余如侧门（一称小门）的春联，则有：
“圣代即今多雨露，
人文从此际风云。”
一般正门（即大门）的春联多是四个字，而侧门（即小门）的多是七个字。他们之尊君及崇拜元首全出至诚，决没有抱半点希图富贵的私欲而妄去歌功颂德。到了今日，我才解了卢骚之“回复自然”正是和现在之我的“今不如古”的慨叹一样。在所谓三权分立的德谟克拉西破产的今日，在议会政治腐化到了极点的现代，我觉得还是“回复自然”，恢复往昔的君主独裁制痛快些，干脆些。可惜现代的俄国人和意大利人还是卑怯的伪虚的居多，无能更进一步去向史达林和莫索利尼上劝进表。
闲话少提，我们说我们小百姓的日常事情吧。
在岭南的我的住家地点，不乡不市，离城只有四里多路。我的高祖、曾祖在前清算是富贵中人——衡之以今日的时髦语或许是地主、官僚、土豪劣绅吧，——所以我们家里的春联不像普通民家的那样粗俗，还是带着书香人家、富贵人家的口气。今试举二三之例如下。
我家大门的门联是：
“珠联璧合，
凤翥鸾翔。”
有人说，这是只限于迎亲时候用的，其实不然，这副对联的涵义是极广泛的。我们的祖先之爱用这副门联，是因为它表示着“和气蔼蔼，一家团圆”的意思。
记得我的曾祖曾为我的父亲撰写一对书房里用的对联：
“灯火夜深书有味，
墨花晨润字生香。”
我小时，因为这副联字义易解，喜欢念它，故念得最熟。
我家中堂的楹联是：
“孝友传家，诗书礼乐；
文章报国，秋实春华。”
我家在旧日是如何的家庭，由此一副对联，可以完全表示出来了。
我家上堂，即是祖堂的楹联是：
“孝友一家，庶可承忠厚绵延之泽；
蒸尝百世，其毋忘艰难缔造之勤。”
读者由这副楹联，更不难明白在旧日的我们的家庭是怎样的家庭了。据说是我伯曾祖所撰。
其次要说门楣上贴的横额了。横额和春联不同，纸幅无须春联的那样长，通常是长二尺宽八寸，只由右至左写四个字，都是吉利语。最普通的如：
“富贵寿考”
“和气致祥”
“千祥云集”
“百福骈臻”。
…………
岭南的民房都是族聚而居而建筑的，故多是合数幢房屋的大屋，屋内分划许多小室（Chamber），每室的门楣上大都贴有横额。假如是新婚夫妇的住室，门楣上的横额大概是用“百年偕老”、“鸳鸯福禄”等字样。至年老者的住室，门楣上则多写“百子千孙”、“子孙满堂”等字样，这表示中国人在往昔是希望多产及重男轻女的习俗。
不单一般人的住室，商店也需要这类吉利语写成横额，贴在门楣上。譬如“贵客常临”、“货如轮转”等字样，都是商业上使用的吉利语。有些农民在猪圈牛栏的门额上，甚至于在厕所的门额上，也贴上这类的横额。我们村里有一个农民不认识字，只请蒙塾先生把横额写好，拿了回来贴错了地方，闹了不少的笑话。例如他把“六畜兴旺”贴在他的父母的寝室门楣上，把“贵客常临”贴在他的妻的住室门楣上，把“子孙满堂”贴在牛舍的门额上。“食禄万钟”是该贴在厨房的门楣上的，他却把它贴到厕所的门额上了。
春联和横额都是用红纸写黑字，这是表示喜庆的色彩。但是，若死了人，则不能用那些吉利语，也不能用红纸写黑字，而改用蓝纸写白字了。这是表示有丧事的色彩。现在国民政府用这样的色彩表示青天白日，我们民众的眼睛也看惯了这种色彩，不觉得它是怎样可怕的了。若给村中的老年人看见，一定不喜欢，会说有丧事才用这类的颜色吧。
有子女的人死了时，大门上的门联上幅是“恩深罔极”，下幅应死者之性不同而有差别，若是男性，用“痛切靡瞻”，若是女性用“痛切靡依”，这是大家所知道的，至于侧门的门联或屋内的楹联，当然是临时由死者的亲属友人所撰的挽联了。
“富贵寿考”即是“长命富贵”的意思，也是代表往昔——否，现在还是一样，——知识分子的思想，简单地说，就是升官发财。中国人本有一种奴隶根性，即藉赖一个英雄豪杰——当时所谓天子的——之声威势力，一方面当奴才，一方面剥削下层民众以肥自己的私囊，达成了这个目的，即是所谓“富而且贵”了。但是一个人会早死，虽有富贵也不能享受，所以在富贵之外，尚需要寿考这一个条件。富贵是互相依存的。何以言之？譬如做生意的人发了财，就可以捐官或教养他的子弟，使入仕途；做了官后，自然地会发财了。只有寿考是听天由命的。
既富且贵，而又寿考之后，他们更进一步的希望是“子孙满堂”、“百子千孙”了。故他们有了钱便建造广大房屋准备儿孙将来的住宅，买万顷的良田准备儿孙将来的米粮。故跟着“做官发财”的思想而起的，当然是“买田做屋”的思想了。在往昔没有像今日那样可靠的帝国主义银行可以贮款，买田做屋即是他们的积蓄的一个方法。故当时一般的人最先都是储蓄，准备买田。第二步便造房子。
我的高祖在广州开绸缎庄，发了财，在当时（由嘉庆至道光年间）号称百万。百余年前的百万，不止等于今日的千万之价值。他在村中买了二三百亩田，在城里开了两间当铺，但是他的最大的成绩还是建造了一家大厦，名“留余堂”。他的两个儿子，八个孙子，廿四个曾孙，六十余个玄孙在后日得蔽风雨，完全是受这位为子为孙筹划得十分周全的高祖的余荫。
高祖所建筑的大屋是三堂六幢的建筑，像这类的屋式在岭南到处都看得见的。由若干堂和若干幢的数字，可以表示房屋的大小宽狭。最普通的是两堂两幢。最小的是假二堂（有门楼的亭子式建筑）一幢。至于三堂四幢，那是极宏伟的建筑了。何况三堂六幢呢！不过我们的大屋仍然是二堂四幢，最外侧两幢是假的，故称之为假六幢。
何谓堂？堂是岭南族聚而居的民房的中心建筑，为族人所公有的祖堂、礼堂，以充庆吊时使用的。一般分上中下三堂，故民俗有以“三堂大屋”为夸的。有了三堂，至少在两侧有两幢。至两堂式的屋，则只有上下两堂，而缺乏中堂。
上堂是安置祖先牌位的祖堂，在神龛内占有最高位的木主牌一定是刻着：
“某氏历代祖宗之神位”。
祖堂的陈设布置有些和神庙或佛寺相似，极其庄严华丽。当然也有简单朴素的，但也决不至像日本人家庭里的佛坛那样简单，仅仅在一个小木厨里摆一个牌位而已。
中堂是每当庆吊时所需要的礼堂或宴会厅，所以也叫做中厅，一般比上堂宽阔。下堂的面积最小，即是大门内的门廊，遇庆吊时充传达处或鼓乐场之用。联络上中堂或下堂的当然是两侧的廊下。
各幢的建筑是挨正身的“堂”的两侧建造的，每幢有由六七间至十二间的小房子，即前述的Chamber。这种建筑从“百子千孙”的观念产生出来的。建造大屋的祖宗知道他的子孙不是个个都有力建造房屋所以为他们预先准备，使三代四代之后的子孙还能够在一家大屋子里面容纳下去。大屋的建设者到老年便将这些房子均等地分给他儿子们。譬如有房子四十间，均等地分给两个儿子后，大儿子若有五十个子孙仍然挤在二十间的小房子里，小儿子若只有十个子孙，也是一样享用二十间的小房子。
但是田亩却不能够像房屋那样固定地均等地分给儿子们了。他以之充作蒸尝，使他的儿子们轮流着收益。轮着蒸尝的人便是值班祭祀的人。在前清时的知识分子对于“祭”看得十分重要，郑重其事。当祖先的生忌辰要在祖堂上设祭，又春秋两季要在坟堂里设祭，那即是扫墓。蒸尝愈大的人，他的祭祀也愈隆重。没有蒸尝的人，他的子孙对他也比较的冷落。故欲获得后代子孙的崇拜，自己先要造成一分蒸尝，换句话说，祖先崇拜心的深浅，完全视经济条件如何而决定。乡俗以坟前有多数的子孙跪拜着祭祀，便是泉下人的光荣。但是隔代的子孙都不愿远道来扫墓，于是创立了“祚肉”或“丁子钱”等名目以引诱子孙之来上坟。当然“祚肉”和“丁子钱”是从尝蒸内划出来的。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即上坟的子孙愈多，是证明失业或失学的子孙愈多。由这种论法推论下去，蒸尝愈大的祖先，他的后裔自然是多产出无业流氓。这些问题之讨论让之后节罢。
上述蒸尝的轮流收益也有许多流弊。譬如我的高祖的蒸尝，若给我的祖父一家人（我八九岁时，祖父一家只八个人，算是八口之家。）轮着收益时，足够三年间的米粮。但是我的祖父要十二年间才能轮着一次。我的祖父只是一个穷秀才，既不能像曾祖那样地做官，又不能像高祖那样地发财，结果唯有穷一辈子了。
我的高祖有两个儿子，即是我的曾祖和伯曾祖弟兄两人，成立“留余堂”的甲乙两大房。伯曾祖和他的父亲一样，也只有两个儿子，今假定为a和b两家，我的曾祖却有六个儿子，今亦假定为c，d，e，f，g，h六家。因为中国的财产制度是均等地分配给儿子们的，所以蒸尝也是在甲乙两大房间均等地轮收。在a或b的家庭，有四分之一的轮值机会，即四年可以轮值一次。至于c，d，e，f，g，h各家，则在十二年间才能够轮值一次。
即在五年间，a家轮值两次了，e家还没有轮着。又在七年间，a家轮值三次了，h家还没有轮着。再下一代，譬如到了c，d……的儿子辈，有四个的，有六个的，那就须四十八年间或七十二年间才能轮着一次了。于是大家对蒸尝也绝望了。各人知道祖宗的余泽，过了三四代之后，也是不可靠的了。只有各人打各人的算盘。念过书的人，开设蒙塾。字墨差些的人，则赴南洋群岛替白种人开荒。
当我九岁的那年，即一九○一年（前清光绪二十七年），我们的农村就荒落得不成样子了。不过比邻近几县还算好的，因为我们县里的大地主比较少数。那时候，在县城，也渐次有商业资本的抬头了。——一部分是由南洋回来的暴发户，一部分是是从地主或官绅阶级的子弟转变的。——因是，佃农的生活一天一天地困苦，农业劳动者更不消说了。
村中贫苦民众的金融机关只有摇会和当店。前者也是操于土豪劣绅之手，最后的利润仍然是归给他们。至于当店是人人知道的剥削贫苦农民的机关。上海的当店限期十八个月，期限比我们村里的短。我们乡里的当店是限期三年，利率二分，比上海的当店利息却高了两分。
这两种金融机关也只有使贫农一天一天地陷于穷困，终至于沦亡。
我的曾祖兄弟举人，大挑知县，曾历署陕西的富平、永寿、韩城、紫阳等县，但是卸任后，两袖清风，只带了许多古籍和怪石回来，因为我的曾祖有米元章之癖。归田之后，住在“留余堂”。我的高祖遗产丰富，故我的曾祖可以坐在村中当一名正绅，（他大概不会被劣绅之名吧。）但是无意识地当了一个剥削苦穷农民的地主。幸得在那时代，一般以农民之供奉地主为理之当然的。
可怜的是我的祖父一代了，要经几年间才轮得着一次的收益，但他仍然担当了小地主的虚名。
到了我的父亲一辈，名为官家世家的子弟，但在经济上穷得和农业劳动者没有两样了。又因为青了一衿，传统的封建的固陋思想禁止住他，不敢去营商，从工，或业农，但又不愿意开设蒙塾去教读。到最后，无可奈何，父亲决意往南洋了。
农村疲弊之后，官绅家里的子弟和贫农家里的子弟是将陷于同运命的，即尽赴南洋为白种人裸露褴褛，以启山林。
那时候的米价每元一斗，但是一般都说打饥荒了。因为那时的银元价格实在太高了，平时一元可以抵三斗米的价值，但到了这样的饥馑时期，只能买一斗多的米了。我家里的稍为好一点的衣服也和贫农家的衣服一样，寄存到当店里去了。
我的母亲早逝，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母亲是怎样的女性。我从小是父亲抚养我长成的。白天教我读书，夜里陪我睡觉，都是他一个人。我五岁就破学，念“学而第一”，但只是暗记，不识字义。父亲知道这样传统的念死书方法是不妥的，所以另外剪了许多方纸片，写“天地日月椅桌台凳”一类的字给我认，并要我做浅近的对子，如“日对月”，“风对雨”，“花对草”一类的对子。
由五岁念书，念至九岁，那年春，我居然念到《小雅》了，但是对于文义仍然一点不懂。
我九岁那年，是对我刺激最深的一年。才过了新年，父亲便来问我：
“今年送你到公孚当去念书好么？”
“公孚当”是一个族人借旧当店开设的一间蒙塾。
我当时并没有表示愿意不愿意。好奇心诱惑着我想去，同时又有点害怕，因为我听见过，也看见过，蒙塾的先生专爱叫学童担板凳过去，伏在板凳上面，给他打屁股。
但是父亲给经济压迫得太苦了，决意到南洋各埠去走一遭。等到父亲动了身后，被家人送到公孚当私塾里来时，自己才感着悲痛。这大概就是一般人所说的“举目无亲”的悲痛吧。每天捧着书走到那个单眼先生面前来背诵时，泪珠便一粒一粒地从眼眶里滚出来。思念父亲么？不是的，对于父亲一点不思念。自己只觉得全塾的人，——不问先生或同学，都是自己的敌人，自己一个人在私塾里是孤立的。
我的《小雅》快要念完了，父亲未动身前不单为我准备了一本《大雅》，也预先为我买好了两大册《书经》。但是在公孚当念书比父亲教我的时候迟缓，书中的字义仍然是一点不懂。当父亲教我念《梁惠》、《离娄》、《公孙丑》的时候，他会讲“瞽叟舜象”、“曾子养曾息和曾元养曾子”、“齐人有一妻一妾”等有趣的故事给我听。自进公孚当后，真个是完全念死书了。
足足念了一个长年，才把诗经念完。至诗经里所说的是些什么事体，当然是半点不懂。
这年冬，我祖父死了。我的父亲动身往南洋时在二月（阴历）中旬，他是搭当时在梅江为唯一的交通机关篷船到汕头去了。但是父亲动身后两天，老祖父又搭篷船到汕头去了。祖母虽曾加以阻止，但无论如何，老祖父执意要赶四百多里的水路到海口去再和父亲见一面。
“本来今秋该叫你出省赴科的。不过家计这样的紧迫，而我又老了，……”
老祖父赶到汕头会见了父亲时，这样的说着流下泪来了。祖父是十分不愿意父亲离开的。父亲也当然含着满腔的悲泪，送老祖父回到潮城，再转回汕头去。
父亲是在早晨离潮赴汕的，但到晚上，祖父又赶到汕头去了。父亲再把他老人家送回到潮城来，就急急回汕头去赶上大船（驶往暹罗的火船）。等到老祖父第三次赶到汕头去时，父亲已经在海上了。听说老祖父就在码头上，望着海口流泪。
祖母后来说，这是一个不吉的前兆。老祖父知道自己不能再见父亲一面了，所以在潮汕间往返了三次。
老祖父是在这年十月廿二日死的。我的父亲在南洋由暹罗赴苏门搭腊，再由苏门搭腊转赴大霹雳，行踪飘忽，所以得不到家中的一切消息，当然听不见祖父的死耗。一直到祖父死了两个月后，才接到信，赶回到家中来时是腊月下旬了。 自祖父逝后，家计更不堪设想。除几间破旧的房子外，真是一贫如洗。祖母和家人都束手无策，只指望父亲能够早日回来，或有办法。但是父亲在南洋流转了半年余，所得的结果，除旅费外只带回银币两百余枚，尚不够为祖父治丧及安葬的用费。恰恰壬寅年由春至夏，几乎几年余不见半点雨水，全无收获，梅江流域，到处饥荒。家中所有完全典卖尽了。一天两顿的稀饭，差不多都难继续下去。到了次年的下期，父亲才决意出来开蒙塾。
距我们家里不远有一个小村落，名叫廖屋岗。那村里有不少的农民子弟。他们没有念书的地方。我的父亲幸得认识了邻村的渔师兼泥水匠的阿洪哥，才由他介绍到廖屋岗村里去的，阿洪哥和我们同姓，他感激我的父亲是因为为祖父筑坟时，父亲曾请他当副工头，给他赚了三十多块钱的工资，故他十分努力为我的父亲拉学生。父亲在邻村的声誉很好，农民都称赞我的父亲长厚慈和。并且父亲是一位秀才，秀才的学问总比老童生好，这是农民间的偏信。于是我的父亲有了三四十名的学生，合计他们的束修共有五十余元，可以说为农村的蒙塾冠了。
壬寅年，我尚在公孚当念书。癸巳年在家里由父亲教读《左传》。甲辰年春才跟父亲到廖屋岗的塾中来，继续读《左传》。
蒙塾的学童大抵都是害怕塾师的，因为从来的蒙塾师的只会强迫学童背死书，暗记书中的文句，弄得才发育的学童便奄奄无生气。我的父亲却不是这样。他每天在下半天多讲故事给他们听，教他们读《三国》、《水浒》、《西游》、《封神》、《东周列国》等小说。这样一来，学童们都十分欢乐，唯恐塾师不到来了。不过在那时候，花四角钱买一部《三国演义》，却是一件重要的事。学童的父兄们没有一个能允许买小说给他的子弟的。他们看见我居然会念《三国》和《东周列国》，非常的羡慕。我在那时候正在念《左传》和《战国策》，所以读《东周列国》更读得津津有味。
乙巳年又增加了十多名学童，因为给我父亲教了一年的学童们，回到家里去居然会写信、记账及算数了。父亲不单教他们识字义，不单讲有趣的故事给他们听，也会教习算术，珠算和笔算并进，而教材则是根据《算法统宗》。
笔算的方法还是从一部旧书抄袭来的。我此刻记不起是那本算书的名字了。加号是用“丄”符号，减号用“丅”符号，至乘除号则和现在的相同。教乘法遇数位大繁的时候，我们一时弄不清楚，父亲便用中国固有的“铺地锦”的方法来说明。总之我的父亲是一位天才的小学教师。
我有一位堂兄弟进了美国人的教会学校，他们的教科书用《笔算数学》，是由上海广学会出版，好像是美国牧师傅兰雅译的。父亲把他们的书借来读了一遍就学会了公约数、分数、小数等新的计算方法。在《笔算数学》里面称“分数”为“命分”。至于比例和开方等，原是我的父亲所晓得的。于是父亲立即改良了旧日的计算法，而采用新式的计算法。譬如在《算法统宗》里面有一个算题是：“东村长女隔三朝。六日西村女到。小女南乡路远，依然七日一遭。何朝齐至香醪；请问英贤回报。”我最初觉得这个题目不容易算，后来发见（现）了公约数的方法，给我算出来后，父亲当时真有无限的喜悦。
父亲也就在这时决意送我进教会学校，希望我日后能够留美，能够像唐绍仪、伍廷芳等人物那样办洋务。
我有像父亲一样容易疲倦于教书的生活。父亲在廖屋岗村教了两年，便有些厌倦了。的确，教村童读书是一件很重苦的工作。父亲因为决意送我们进教会的学校，便向东家们辞退了廖屋岗的蒙馆。
丙午年，即光绪三十二年，我十四岁了。这又是值得我去纪念的一年。因为我在这一年春，开始学英文了。进教会学校的手续很简单，只由那个先进的堂兄弟领我们来拜访教会的两位美国牧师。据说一个名惠文（是Whitman的音译）一个名叫汲衡（是Giffin的译音）。在那时候，一般人对于宗教都视为异端，不加以排斥，亦对之敬远。凡进教会学校念书的要被人家说是吃了洋教。故教会学校的学生很少，只有十余个，尽是被压迫的贫民子弟。他们受了豪绅们的压迫，只有藉吃洋教以求外国人的庇护。到后来美国牧师们知道所办的学校之不发达，完全是因为吸收不到士绅的子弟。现在看见我们要进教会学校，当然是十二分的欢迎。我的父亲既然送自己的子侄进了教会学校，当然是热心地为他们宣传。父亲说，除不领受洗礼之外，一切都可以接收。牧师也只借我们做做幌子，以吸收士绅阶级的子弟，并不要求我们马上信教。
初进学校，在星期日的下半天，恰恰是举行礼拜的时候。我第一次听见老学生们在众口同音地在唱赞美歌，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后又看见他们都闭着眼睛，站了起来，听牧师祈祷，更觉得奇怪，差不多要笑响声了。但是看见他们那样真挚诚恳，只好忍耐下来了。
过了一个星期，听见父亲也给汲衡牧师来教中国语了，每月有大洋六元的薪金，合计一年有七十二元，比在廖屋岗坐蒙塾就强多了，而且比顽童们比较不费力。故那些村里的蒙师们都羡慕起我父亲的新职业来了。当然也有顽固的老者们，尤其是廪秀班，骂我父亲是吃了洋教，当了洋奴。这是冤枉了我的父亲，因为我的父亲是始终反对领洗礼，进教会的。
在教会学校，我最喜欢三种功课，一是惠文先生的算术，教本当然是用前述的《笔算数学》；二是汲衡先生的英文，用的教本是岭南大学出版的“Beginning English”；三是汲衡夫人的音乐。我在这时候学会了乐谱上的种种符号，如Clef，Bar，Sharp，Flat，等。
到了三月间，惠文以任期已满，回到美国去了。算术便由我的父亲兼代。我的父亲一天两角钱的薪水，每天一早要赶三里多的路程来学校里上课，下午又要到汲衡牧师家里来教他们夫妻学中国话。在那时候，我父亲的劳力是这样浪费了的。
到了第二年，父亲加了薪，由六元增至七元了，交换条件是加担一、二、三年级各级的地理，教科书也是用教会出版的《地理问答》。
初进教会学校，即我十四岁那年三月，县城开设了官立中学，也举行招生考试了。据说考进了中学，念五年书后，就可以分等奖拔、优、岁。当时父亲听见，确实有点羡慕。但是因为需要二十元的学费，加上其他膳宿费等，每年须五六十元的用费，父亲于是绝望了。当然，我在那时候也没有程度考官立中学。我虽然开了笔会写些简短的“义”或“论”，但仍然（不）是十分通顺。在这时候，又因自己全神贯注于英文和算术两科去了，国文不免荒疏了许多。
除了算术一科由我的父亲担任外，代数、几何无人教授，当然三角术不消说了。其余的自然科学，则由汲衡先生一人包办，这位先生的圣经，倒还念得非常之熟，至于自然科学，却不十分高明，尤其是物理、化学，经他教授了一年余，还没有一个学生能够领会他的高深。
就这样地糊里糊涂混过了三个年头，转年是第四年级了，据汲衡先生说，念足了四年书，就算毕业有文凭可发。但我已经十七岁了，看着父亲还是只月领七元大洋的薪水，而背负着一大家人的生活，自己便感着往后的责任了。作算这种精神作用不能算是责任感，但是从前的嬉戏的态度突然地改变为庄重的，也失掉了从前的天真活泼的性质，而变为忧郁性的人了。望见举人伯父的儿子穿着官立中学的制服，扬武耀威地走回来，自己便会远远地避开，不愿意和那些贵族式的堂兄弟们见面，又看见家事好一点的人们，也不免对他们怀些妒恨。同时我在十七岁那年春，完全由童年期转变了青春期，在生理上也当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时虽然发生追求异性的行动，但终于敌不住求出路之心激烈。故同辈的兄弟们又常常骂我是假正经。
我的同辈堂兄弟，有四十余人，岁数前前后后不相上下的也有十人八人。每当假期中晚饭之后，常聚在一块漫谈。到了夜深肚饥的时候，便有人提议凑分到村口的饺面店去吃面，或喝黄酒送花生。于是他们都从衣袋里掏了些铜钱出来。没有钱带在身上的堂兄弟也立即走回去向他们的母亲要钱，在这时候，我就不能不偷偷地走开了，同时也觉得有无限的伤心。最初是怨自己没有母亲，第二是归咎到自己父亲不该比他们的父亲穷，同时自己也下了一个决心：
“虽然脚下穿着的是屐，但我一定要赶过他们！”
就是因为这样地受着经济的压迫，想买一部书，缝一件长衫，都不可得。他们不单在冷天，即在热天，都穿着白竹纱长衫，这确是令在当时的我十分羡慕。岁数只十七岁的青年，态度和性格完全包一个四五十岁的老人了，有时竟会偷偷地流泪。老祖母看见我无日不是这样悒悒寡欢的，以为我是想讨老婆了，有时便向父亲提起我的婚事来说。
“饭都没有吃，还要说老婆么？就有钱，不如给他出省进学校去。”
父亲却是我的知己。我在那时候，真想出省城去进学，这个目的如能达到，那我便可以压倒在县城里官立中学念书的堂兄弟们了。因为当时的风气是在县城的人，每星期回来一次，很得村人的看重。但在省城进学的人，每学期回来一次，更能够博得村人的尊敬，故我无一天不梦想出省城念书。
“想出省城去求学，不要钱么？”
才炽热起来的一颗心，又掉回冰窖中去了。
“你该把国文学好一点，字写好一点，等父亲有钱的时候，就送你出省去考法政吧。”
父亲当是这样来哄我。要把国文学好，是不难的。要把字写好这却真难为我了。但是一查省城各校入学考试的科目，确是法政学校的最简单，只考国文一科。其他如高等学校，优级师范，高等实业等所考普通科目十分麻烦。父亲深知道我没有这样的程度，不单几何、三角没有学过，也不知所谓物博学的内容是怎样的。
那时代办学的人都是老朽不堪的举人进士，或候补官僚，不懂什么教育，他们的主张仍然是只要国文学得好，其他科学都可置之不问，所以酿成各校的入学考试，专注重国文一科。父亲也抱有同样的倾向，常常责备我的国文做得太坏，不容易允许我到省城去。
“再在广益（教会学校）读一年书吧。全始完终领一张文凭出来，可以准作高小卒业的程度，也不要使汲衡牧师失望了。”
父亲的主张是要我在教会学校念足四年的书，毕了业后，或出省，或进东山初级师范，或视来年的经济状况如何而决定。我听见进东山初级师范，就感着一种不快。因为这间学校是最腐败的，比官立中学更加腐败。官立中学还有一二名由省城回来的新教员，而这间初级师范完全是由土豪劣绅包办的。
在那时候，我常向父亲暗示我的要求，纵令变卖房产，也要送我出省城去进学，不然则让我赴南洋做工去。我想脱离广益学的消息，居然给汲衡夫妻听见了。我是成绩最优的一个学生，他们很爱我想把我和浸信会联结起来，永不分离开，换句话说，他们希望我研究神学，为他们的教会当一名宣教师。所以汲衡先生立即向我的父亲表示，我如能在“广益”读足四年，他可以聘我在初小部当教师，而送我入宣教师养成所，等到他期任满后回国时，便带我一路到美国去留学。父亲的心给他打动了，并且父亲看见现代许多外交家、洋务家，都是这样地出身的；所以他觉得也是儿子的一条最好的出路。
父亲把汲衡先生的意思告诉了我。我当然也希望能够到西半球去，因为这种远游，比留学省城是更庄严，更可夸的一件事。不过为展到这个月的之先，要当三年的初小教师，并专研究圣经。对于前项工作，我不见得怎样会讨厌。对于后项的工作则在我是十分难堪的。原来教会办了一间宣教师养成所，养了一批藉宗教吃饭的流氓，他们是走投无路的失业者，为贪图三元二角半的伙食津贴，都群集在这间养成所里来，热烈地表示将来要为救主耶稣牺牲一切。
“他们都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以上的人，而我是仅十七岁的青年，也参加进这群动物里面去，不太难堪了么？”
我想了一想后，暗暗地叹息了一会。但据父亲的推测，这是汲衡牧师特别对我的优待了，即在三元二角半的伙食津贴外，还加给我三元或四元的初小教员的薪水。
父亲的意思是不管将来赴美能否成为事实，我如听从汲衡先生的主张，在这三四年内，可以贮蓄二百多元。那么，结婚费也有着落了，最少可以补助一部分。
“家里这样穷，自己又没本事，谁人的女儿肯嫁我哟！”
我这样地顶撞了父亲一句，父亲便默默无言了。
但是经济没有办法，过了新年，我仍然搬进广益学校的宿舍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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