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所收入的，并非作者本人的著作，而是作者为帮助学生了解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所编著的，曾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材或教学参考材料。本书选取从汉到宋代我国著名的诗篇或诗人，把古人与近人对他们的介说、诠释、评论或研究心得摘编在一起，分别列出。使读者能对这些诗篇或诗人有精要的了解，并对它们迄于当年的研究概况一目了然。
汉
无名氏 古诗十九首
钟嵘《诗品上》 古诗，其体原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客从远方来，橘柚垂华实”，亦为惊绝矣。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 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构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
李善《文选注》 五言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
谢榛《四溟诗话》 《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如“客从远方来，寄我双鲤鱼，中有尺素书”是也。及登甲科，学说官话，便作腔子，昂然非常在家之时。若陈思王“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声调铿锵，诵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晋诗家常话与官话相半。迨齐梁，开口俱是官话。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夫学古不及，则流于浅俗矣，今之工于近体者，惟恐官话不专，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晋而进两汉也，嗟夫！
陆时雍《诗镜总论》 “十九首”近于赋而远于风，故其情可陈，而其事可举也。虚者实之，纡者直之，则感寤之意微，而陈肆之用广矣。夫微而能通，婉而可讽者，风之为道美也。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几？虽处富贵，慊慊犹有不足，况贫贱乎？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谁不感慨？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以我之怀思，猜彼之见弃，亦其常也。夫终身相守者，不知有愁，亦复不知其乐，乍一别离，则此愁难已。逐臣弃妻与朋友阔绝，皆同此旨。故“十九首”唯此二意，而低徊反复，人人读之，皆若伤我心者。此诗所以为性情之物，而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则人人本自有诗也，但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尽，故特推“十九首”以为至极。
言情能尽者，非尽言之之为尽也，尽言之则一览无遗。惟含蓄不尽，故反言之，乃足使人思。盖人情本曲，思心至不能自已之处，徘徊度量，常作万万不然之想。今若绝决一言，则己矣，必不再思矣。故彼弃予矣，必曰终亮不弃也，见无期矣，必曰终相见也。有此不自决绝之念，所以有思，所以不能已于言也。“十九首”善言情，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后人不知，但谓十九首以自然为贵；乃其经营惨淡，则莫能寻之矣。
沈德潜《说诗晬语》 《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覆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是为《国风》之遗。
梁启超《中国美文及其历史稿》 我以为要解决这一票诗的时代须先认一个假定即《古诗十九首》这票东西虽不是一个人所作，都是一个时代——先后不过数十年间——所作。因为这十几首诗，体格韵味，都大略相同，确是一时代诗风之表现。凡诗风之为物，未有阅数十年百年而不变者，“十九首”既风格首首相近，其出现时代，当然不能距离太远。
汉制避讳极严，犯者罪至死，惟东汉对于西汉诸帝，则不讳，惠帝讳盈，而“十九首”中有“盈盈楼上女”，“馨香怀盈?”等句，非西汉作品甚明，此其一。（按，此说本洪迈《容斋随笔》论李陵诗语）“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明写洛阳之繁盛，西汉决无此景象。“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上东门为洛城门，郭北墓即北邙，显然东京人语，此其二。此就作品本身觅证，其应属东汉，不应属西汉殆已灼然无疑。然东汉历祚亦垂二百年，究竟当属何时邪？此则在作者本身上无从得证，只能以各时代别的作品旁证推论。刘彦和以“冉冉孤生竹”一首为傅毅作。依我的观察，西汉成帝时，五言已萌芽，傅毅时候也未尝无发生“十九首”之可能性。但以同时班固《咏史》一篇相较，风格全别，其他亦更无相类之作，则东汉初期——明章之间，似尚未有此体。安顺桓灵以后，张衡秦嘉蔡邕丽炎赵壹孔融各有五言作品传世，音节日趋谐畅，格律日趋严整。其时五言体制，已经通行，造诣已经纯熟，非常杰作，理合应时出现。我据此中消息以估“十九首”之年代大概在西纪一二○至一七○约五十年间，比建安黄初略先一期而紧相衔接。所以风格和建安体极相近而其中一部分，钟仲伟且疑为曹王所制也。我所估定若不甚错，那么“十九首”一派的诗风，并非两汉初期瞥然一现，中间戛然中绝；而建安体亦并非近无所承，突然产生，按诸历史进化的原则，四面八方都说得通了。
“十九首”第一点特色，在善用比兴。比兴本为诗六义之二，《三百篇》所恒用，《国风》中尤十居七八。降及《楚辞》，美人芳草，几舍比兴无他技焉。汉人尚质，西京尤甚，其作品大率赋体多而比兴少。长篇之赋，专事铺叙无论矣，即间有诗歌，也多半是径情直遂的倾写实感。到“十九首”才把《国风》、《楚辞》的技术翻新来用，专务附物切情，“胡马越鸟”，“陵柏涧石”，“江芙泽兰”，“孤竹女萝”，随手寄兴，辄增娬媚。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纯借牛女作象征，没有一字实写自己情感，而情感已活跃句下。此种作法，和周公的《鸱鸮》一样，实文学界最高超的技术（汉初作品，如高祖之《鸿鹄歌》、刘章之《耕田歌》尚有此种境界，后来便很少了）。
论者或以含蓄蕴藉为诗之唯一作法，固属太偏。然含蓄蕴藉，最少应为诗的要素之一，此则无论何国何时代之诗家，所不能否认也。“十九首”之价值全在意内言外，使人心醉，其真意思所在，苟非确知其本事，则无从索解，但就令不解，而优饫涵泳，已移我情。即如“迢迢牵牛星”一章不是凭空替牛郎织女发感慨自无待言，最少也是借来写男女恋爱，再进一进是否专写恋爱，抑或更别有寄托，而借恋爱作影子，非问作诗的人不能知道了，虽不知道，然而读起来可以养成我们温厚的情感，引起我们优美的趣味。比兴体的价值全在此，这一诗风到“十九首”才大成。后来唐人名作率皆如此。宋则盛行于词界，诗界渐少了。
“十九首”虽不讲究声病，然而格律音节略有定程。大率四句为一解，每一解转一意。其用字平仄相间，按诸王渔洋《古诗声调谱》，殆十有九不可移易。试拿来和当时的歌谣乐府比较，虽名之为汉代的律诗，亦无不可。此种诗格，盖自西汉末五言萌芽之后，经历多少年，才到这纯熟谐美的境界。后此五言诗，虽内容实质屡变，而格调形式，总不能出其范围。
从内容实质上研究“十九首”，则厌世思想之浓厚——现世享乐主义之讴歌，最为其特色。《三百篇》中之“变风”、“变雅”，虽忧生念乱之辞不少。至如《山枢》之“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等论调实不多见，大抵太平之世，诗思安和，丧乱之馀，诗思惨厉；三百篇中，代表此两种古气象之作品，所在多有。然而社会更有将乱未乱之一境，表面上歌舞欢娱，骨子里已祸机四伏。全社会人汲汲顾影，莫或为百年之计，而但思偷一日之安。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厌世的哲学文学，便会应运而生。依前文所推论“十九首”为东汉顺桓灵间作品，若所测不谬，那么，正是将乱未乱，极沉闷极不安的时代了。当时思想界，则西汉之平实严正的经术，已渐不足以维持社会，而佛教的人生观，已乘虚而入。（桓灵间安世高、支娄加谶二人所译出佛经，已数十）仲长统《述志诗》，最足表示此中消息。“十九首”正孕育于此等社会状况之下，故厌世的色彩极浓。“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此种思想在汉人文学中，除贾谊《鵩鸟赋》外，似未经人道。《鵩鸟赋》不过个人特别性格、特别境遇所产物，“十九首”则全社会氛围所产物，故感人深浅不同。“十九首”非一人所作，其中如“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之类，一面浸染厌世思想，一面仍保持儒家哲学平实态度者，虽间有一二，其大部分则皆为《山枢》之“且以喜乐，且以永日”，以现世享乐为其结论。“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诸篇其最著也。他们的人生观出发点虽在老庄哲学，其归宿点则与《列子·杨朱》篇同一论调，不独荣华富贵，功业名誉无所留恋，乃至谷神不死，长生久视等观念，亦破弃无馀。“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真算把这种颓废思想尽情揭穿。他（们）的文辞，既“惊心动魄一字千金”，故所诠写的思想，也给后人以极大印象。千馀年来，中国文学都带悲观消极气象，“十九首”的作者，怕不能不负点责任哩。
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中）》（《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十一期） 我读《文选》中古诗十九首时，尝疑这些诗既无撰人名氏，如何会得流传下来。后读《玉台新咏》（卷一）所载古诗第六首开端云：
四座且莫谊，愿听歌一言，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
乃知流传下来的无名氏古诗亦皆乐府之辞。所谓“四座且莫谊，愿听歌一言”，正与赵德麐《商调蝶恋花》序中所说（奉劳歌伴，先听调格，后听芜词），北观别墅主人夸阳历大鼓书引白所说“把丝弦儿弹起来，就唱这回”相同，都是歌者对于听客的开头语。
张为骐《古诗明月皎夜光辨伪》（《东方杂志》二十六卷二十二号）五言诗的时代引起了大论战。凡是相信西汉已有五言诗的人无不拿这一首作“南山可移，此案不可移”的定谳。他们不但认为这首作于西汉，而且断定它的年代的的确确在汉武帝太初元年以前。从唐朝起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说，间有一二怀疑的人也觉无从平反其狱。
他们为甚么深信这一首远在汉武未改历以前呢？第一个创为此说的是李善。他看见诗中有“玉衡指孟冬”一语，孟冬是十月，不会有促织秋蝉；因此便认为诗中的孟冬是指汉武未改历的时节，方合上下的意思，故断定此诗作于太初以前。他说：
春秋运斗枢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淮南子》：“孟秋之月，招摇指申。”然上云“促织”，下云“秋蝉”，明是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文选》注）
杨慎亦据李注，作了一篇“古诗可考春秋改月之证：……”此外如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阎若璩的《尚书古文义证》、何焯的《义门读书记》、朱珔的《文选集释》……都无不以李善的根据为根据——几乎凡是论此诗的人都毫不迟疑的赞同其说。“玉衡指孟冬”便真成为他们的铁证了。
我们考证这一首，不敢人云亦云，我觉得李善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
第一，（略）……
第二，孟冬七月是李善的谬说。夏朝建寅，以正月为岁首；商朝建丑，以十二月为岁首；周朝建子，以十一月为岁首：岁首虽各不同，只改正朔，不改月次，无关于四季：四季各有它们的专门意义，不能随便移易的。沈赤然说：“殷周时月虽改，凡授时施令，仍以夏时行之，故不害其为建子建丑，使竟以冬为春，以夏为秋，亦复成何世界耶？”（寄傲轩读书随笔）正是这个道理。所以秦朝建亥，以十月为岁首，而《吕氏春秋》所纪孟仲季春夏秋冬仍据夏正；即李善所引《淮南子·时则训》在未改历以前亦未尝不据夏正。这是很不相干的。如何能说“汉之孟冬非夏之孟冬”呢？
第三，《史记》《汉书》明明白白载有历从夏正的赋颂。贾谊在长沙三年，有鵩鸟飞入其舍，止于坐隅。他自恐不寿，乃赋诗以自广。这篇赋开头的两句便是：“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冬。”太岁在卯曰“单阏”。那时正当汉文帝六年丁卯，距武帝太初元年正七十年。又如司马相如上《封禅颂》，中云：“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驰我君舆，帝用享祉。”司马相如卒时在元狩五年，距太初亦前十四年；而且此颂明指孟冬为十月，更是李善注的绝好反证。……至朱珔称引李注，更谓第十二首“岁暮一何速”及第十六首“凛凛岁云暮”为亦用汉正，岂不是梦中说梦吗？
第四，诗中“冬”字是“秋”字之误。孟冬既仍为十月，通篇又全写秋景，自非字有讹误，解释必不可通。此首惜无善本可资校对，但我深信：若得善本，一定是个“秋”字。……元刘履的《选诗补注》论到此句，曾说：
当作“秋”。诗意本平顺，众说穿凿牵引，皆由一字之误。识者详之。《补注四库全书作风雅翼》。（此注见卷一汉诗《古诗十九首》第七首下。）
可见误字流传，已有人先我怀疑了。又清朝方廷珪论到这里，也说：
善注以孟冬属之七月，谬甚。且下云：“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慄，”亦可属之七月耶？注以九月入十月节气，故有台露秋蝉元鸟。此说是，但“冬”字疑是“秋”字之误。（《文选集成》卷二十三）。
方氏是进一步的举出理由来，故直截了当的骂李注是很荒谬。诚然是，若依李注，不但不能解释此诗，连第十七首也不能解释了。这样地能不泥旧说，实不多见。……
邵瑞彭《古诗“玉衡指孟冬”辨伪答张骥伯》（《东方杂志》二十六卷二十二号） 古诗“玉衡指孟冬”就诗中所举物候观之，实为建申之月。此盖沿袭秦正，误信月改春移之说，以申月为十月，认作孟冬。然太初改历以后，汉用寅正，而月改春移之月，太初以前所无。愚谓此诗盖东汉人所作，而诡托汉初者。不知秦人虽改岁首，未改月次，更无以申月为孟冬之可能也。
枚 乘
班固《汉书》 枚乘，字叔。淮阴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善属辞。武帝以安车征。乘，道死也。（李善《文选注》）
傅 毅
范晔《后汉书》 傅毅，字武仲，扶风茂陵人也。少博学。建初中，肃宗博召文学之士，以毅为兰台令史。少逸气，亦与班固为窦宪府司马。早卒。（《文选注》）
《宋书大曲》（乐府作西门行） 出西门，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一解）夫为乐，为乐当及时，何能坐愁怫郁，当复待来兹！（二解）饮醇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愁忧。（三解）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四解）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五解）人寿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贪财爱惜费，但为后人嗤！（六解）（乐府题为“晋乐所奏”）。
苏武古诗四首
闻人倓《古诗笺》 武字子卿，京兆人。为郎，稍迁至栘中既监。天汉中，以中郎将使匈奴十九年。昭帝时，与匈奴和亲，得归。拜为典属国。
李陵与苏武诗三首
《古诗笺》 陵字少卿，广之孙，为骑都尉。天汉中，将步卒五千击匈奴。转斗矢尽，遂降。匈奴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昭帝初，霍光遣其故人陇西任立政往招之。陵数循其发，答曰，“丈夫不能再辱”。在匈奴二十馀年死。
《诗品上》 汉都尉李陵，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文亦何能至此！
《文心雕龙·明诗》篇 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
李光地曰 苏武忠节，固汉人所壮，以为盛事；而李陵之志，世亦悲之，故有疑其诗皆为后人拟作者。然相传既久，自杜工部，韩文公无异辞，又苏之“典故明习”、李之“悲歌慷慨”，具见《汉书》，则其文采风流，兼其事以取传于世，无足疑也。（于光华《文选集评》）
梁章钜《文选旁证》 翁先生（方纲）曰：“自昔相传苏李‘河梁赠别’之诗，苏武四章，李陵三章，皆载《昭明文选》。然《文选》题云，‘苏子卿古诗四首’，不言与李陵别也。李诗则明题曰，‘李少卿与苏武诗三首’，而其中有‘携手上河梁’之语，所以后人相传为苏李‘河梁赠别’之作。今即以此三诗论之，皆与苏李当日情事不切。史载陵与武别，陵起舞作歌，‘径万里兮’五句，（见《七言诗歌行钞》卷二）此当日真诗也，何尝有‘携手上河梁’之事乎？即以‘河梁’一首言之，其曰‘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时’，此谓离别之后或尚可冀其会合耳。不思武既南归，决无再北之理；而陵云，‘丈夫不能再辱’，亦自知决无还汉之期，此则‘日月弦望’为虚辞矣。又云，‘嘉会难再遇，三载为千秋’，苏李二子之留匈奴，皆在天汉初年，其相别则在始元五年。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安得仅云‘三载嘉会’乎？就此三首，其题明为赠苏武者而语意尚不合如此；况苏四诗之全不与李相涉者乎？艺林相传，苏李‘河梁之别’，盖因李诗有‘携手上河梁’之句，可为言情叙别之故实，犹之许彦周诗话云‘燕燕于飞’一篇为千古送行诗之祖也。而苏李远在异域，尤动文人感激之怀，故魏晋以后，遂有拟作李陵《答苏武书》者。（此文亦载《文选》中）若准本传岁月证之，皆有所不合。词场口熟，亦不必一一细绳之矣”。
余（萧客）曰，“东坡《答刘沔书》曰，‘李陵与苏武赠别长安诗有江汉之语’，而萧统不悟。按四诗第三首决为奉使别家人之作。前两首似是送别，非武自远行。此篇词旨浑含，又总曰‘古诗’，何以知其必为长安送别乎”？蔡宽夫诗话又云，“安知武未尝至江汉耶”？
何（焯）曰：“‘江汉’、‘浮云’一去不复反，一分不复合，以比别离，不必泥江汉之地为疑。”
孙鑛曰 少卿诗悬空泛说，子卿则指事实赋，波澜转折，视少卿转多。然古淡意不及——《文选集评》。
《古诗选》 苏李诗虽如“朱弦疏越”，“一唱三叹”，然得宫商之正声，虽希而韵不绝。翻觉嘈嘈杂奏者一往易尽。正缘调高——匪惟调高，乃实情深。
沈德潜《说诗晬语》 庞言繁称，道所不贵。苏李诗言情款款，感悟具存，无急言竭论，而意自长，神自远；使听者油油善入，不知其然而然也。是为五言之祖。
《陈衍石遗杂说》（见苦海馀生编《文学常识》中）五言古首推苏李；子卿与少卿并称。李诗固凄怨，所谓“愁苦易好”也。苏诗则恳至悱恻，岂遂“欢娱难工”乎？钟上品数少卿而不及子卿，深所未解。况《楚辞》之怨，由于忠而获罪，信而见疑，李陵之怨，则有异矣，徒以其为怨之同，遂谓其源出于此，则《小雅》之怨悱不乱，《国风》之《氓》与《谷风》，不更在《楚辞》之前乎？《楚辞》香草美人，语多比兴，李陵则直赋而已；沟而合之，非知言也。
《梁武帝代苏属国妇》 良人与我期，不谓当过时；秋风忽送节，白露凝前基。怆怆独凉枕，搔搔孤月帷。忽听西北雁，似从寒海湄。果衔万里书，中有生离辞；惟言“长别矣”，不复道“相思”；胡羊久剽夺，汉节故支持。帛上看未终，脸下泪如丝？空怀“之死”誓，远劳“同穴”诗！
苏李诗目
李陵歌（见《汉书》即七言诗卷二之别歌）
苏武诗四首
李陵与苏武诗三首
▲苏武答李陵诗一首
▲苏武别李陵诗一首
▲录别诗八首（第七首仅存四句，第八首仅存二句，第四首《晨风鸣北林》即本卷《拟苏武诗》之一）
梁江淹拟李都尉陵从军
古辞
《冯舒诗纪匡缪“乐府起于汉，又其辞多古雅，故系之汉”条》 《宋书·乐志》“相和”已下诸篇，其无人名者，皆曰“古辞”。《乐府诗集·灵芝》等篇亦然。钟氏《诗品》曰：“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疑是建安中陈王所制”。则作者姓名，既无的定，汉魏之界，颇亦难分；“古”之云者，时世不定之辞也。昭明一十九章，或云枚乘，或云傅毅，概曰“古诗”；原其体分，意亦如此。诗既如此，乐府可知。概归之汉，所谓无稽之言，君子弗听矣。爰及《横吹》之题梁，清商之题晋，郭氏亦但原其始耳。或称“古辞”，或称“晋宋齐辞”，何尝有一定时代而妄作耶？
陆侃如《乐府古辞考》 “古辞”之名始见于《宋书》，他说，凡是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氏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鸟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是也。（侃如按，此条亦见《晋书》；然《晋书》之成，远在《宋书》之后，故以《宋书》为始见也。）但此时只指《相和歌》。到后来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便把这范围扩大起来，不以《相和歌》为限了。不过他对于这名词的应用很是随便。你说他限于汉代的罢，后来的《西洲曲》，《长干曲》等却也叫做“古辞”。你说他限于无名氏罢，班固的《灵芝歌》，却也叫做“古辞”。就大体看来，他大概限于汉代无名氏的诗品。《西洲曲》及《灵芝歌》可算做偶然的例外。这种限制极不合理——我们固然反对无界限的溷淆，但也不赞成不合理的限制。第一，汉代无名氏与三国六朝的无名氏有何不同？为何以汉为限？第二，无名氏不过姓名失传罢了，根本上与姓名可考者何异？为何以无名氏为限？我想假使依着沈郭二氏那种用法，“古辞”之名还是取消了好。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并序
陆侃如《孔雀东南飞考证》（《古代诗史》附录之二，见《国学月报》3）
第一，我们应该知道序文“汉末建安中”一语，只能证明焦仲卿是汉末的人，他们夫妇殉情是汉末的事，但不能证明这篇长诗是汉末的作品。
第二，序文中有一个很大的破绽。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这是序文中告诉我们的，就诗中的叙事看来，他的确是庐江的土著。建安时的庐江，据李兆洛、杨守敬们的考证，即在今江西北部及安徽西南部。但后来他们夫妇殉情后，“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尔雅》云：“华山为西岳”，在陕西中部。请问鄱阳湖边的焦仲卿夫妇，为何不远千里而葬于西岳华山呢？
我们要解释这个不通，便要连想到《清乐》中二十五篇的《华山畿》，而《孔雀东南飞》的真时代也连带的发现了。《乐府诗集》卷四十六引《古今乐录》云云，这件哀怨的故事，在五六世纪时是很普遍的，《华山畿》的神女冢也许变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叙述仲卿夫妇合葬时，便用了一个眼前的典故。这一点便明明白白的指示我们说，《孔雀东南飞》是作于《华山畿》以后的。（按此说吴兆宜《玉台新咏》注中已举之）
第三，此诗带着南北朝人的口吻太多了，例如，“其日马牛嘶，新妇入青庐”。什么是“青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礼异”云云，“青庐”之为北朝结婚特别名词，还有一个旁证，《北史》卷八《齐本纪》下云云，“青庐”之名，便是《孔雀东南飞》非汉诗的铁证。
第四，（诗中）所谓（龙子幡）也是南朝的风尚。《宋书》卷七十四《臧质传》云云，还有宋代的乐府，可做旁证，《襄阳乐》第二首云云。这不又是《孔雀东南飞》非汉诗的铁证吗？
第五，（梁任公疑心《孔雀东南飞》是六朝的诗，间接受着《佛本行赞》的影响）长篇的叙事诗，如《孔雀东南飞》之类，在中国的确是凤毛麟角。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中国诗人不能了解叙事诗的性质。例如苏轼便很看不起《长恨歌》，怪他“费数百言而后成”，“寸步不移，犹恐失之，以为劣于杜甫的《哀江头》”。（司马光《迂叟诗话》）然而佛本《行经》及《佛所行赞》。（均在《大藏经》杂部）便是“寸步不移，犹恐失之”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亦然，他描写服饰及叙述谈话，都非常详尽，为古代诗歌里所没有的。这一点，我不能不说是印度诗人的影响。假使没有宝云与无谶的介绍，《孔雀东南飞》也许到现在还未出世呢！更不用说汉代了。
《孔雀东南飞》究竟作于何时呢？
华山神女冢为宋少帝时事，少帝于西历四二三年即位，翌年去位。《孔雀东南飞》之产生，大约不能在此时以前。
至于最迟的限度，自然是《玉台新咏》，《玉台》大约作于（陈）后主时。（考证从略；“大唐新语谓作于梁简文帝晚年”）徐陵死于后主至德元年，即西历五八三年，《孔雀东南飞》既（始）载于《玉台》内，必不能在此年以后。（节录）
胡适《白话文学史》 我以为《孔雀东南飞》之作，是在佛教盛行于中国以前。
第一，《孔雀东南飞》全文没有一点佛教思想的影响的痕迹。凡是外来的宗教输入，他的几个基本教义的流行必定远在他的文学形式发生影响之前。《孔雀东南飞》写的是一件生离死别的大悲剧。如果真是作于佛教盛行以后，至少应该有“来生”、“轮回”、“往生”一类的希望。然而此诗写焦仲卿夫妇的离别，写焦仲卿别他的母亲，都是中国旧宗教里的见解。
第二，《佛所行赞》，《普曜经》等等长篇故事译出之后，并不曾发生多大的影响。
本篇末段有“合葬华山旁”的话，所以陆先生便连想到乐府里《华山畿》二十五篇。陆先生的结论是很可疑的。南徐州治在现今的丹徒县，云阳在现今的丹阳县，华山大约即是丹阳县南的花山，今属高淳县。云阳可以有华山，何以见得庐江不能有华山呢？两处的华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与西岳华山全无关系，两华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没有关系。故根据《华山畿》的神话来证明《孔雀东南飞》的年代，怕不可能罢？
刘大白《孔雀东南飞》的时代问题（二）（《黎明》十六期）我疑心《孔雀东南飞》中的华山，就是皖山。查汉末所置的庐江郡治，在现在安徽潜山县北面的皖城，《通志》说：“灊（同潜）山西北，一曰皖山，又曰天柱山。汉武帝南巡狩，礼灊之天柱山以代南岳，故一称霍岳。皖，霍，衡，（霍山因为代南岳的缘故，也名衡山）华，都是一声之转，所以汉末的庐江人，也许呼皖山为华山”。也许原文本作皖山，或霍山，而后来传写，讹为华山。
张为骐《论〈孔雀东南飞〉致胡适之先生》（《现代评论》一六五期：）与“神女冢”相关的是丹徒的华山，县志云：“华山在城东六十三里，即《乐府》所谓《华山畿》者。上有‘神女冢’。”
“青庐”不过如今日北方喜事人家的“搭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未必是“北朝结婚时的特别名词”。
《论〈孔雀东南飞〉致胡适之先生》：引《世说新语·假谲》篇记魏武故事，亦用“青庐”之名。
陆先生又用“四角龙子幡”，说这是南朝的风尚。陆先生所举的材料都不能证实“龙子幡”为以前所无。况且“青庐”若是北朝异俗，“龙子幡”又是南朝风尚，那么，在那南北分隔的五六世纪，何以南朝风尚与北朝异礼会同时出于一篇诗里呢？
我以为《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二三○—五五○）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增减修削，滚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一篇不朽的杰作。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这自然是民歌的起头。汉朝乐府的“瑟调歌”，有《艳歌何尝行》，《乐府诗集》载其辞云：
飞来双白鹄，乃从西北来。十十五五，罗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
这岂但是文字上的偶合吗？曹丕采取此歌的大意，改为长短句，作为《临高台》的一部分。而本辞仍旧流传在民间，“双白鹄”已讹成“孔雀”了，但“东南飞”仍保存“从西北来”的原意。民间歌辞靠口唱相传，字句的讹错是免不了的。但“母题”依旧保留不变。这个“母题”恰合焦仲卿夫妇的故事，故编《孔雀东南飞》的民间诗人，遂用这一只歌作引子。（按《采菽堂古诗选》云，“五里一徘徊用《艳歌何尝行》语，兴彼此顾恋之情”）最初的引子必不止这十个字，大概至少像这个样子：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吾欲衔汝去，口噤不能开。
吾欲负汝去，毛羽何摧颓！……
流传日久，这段开篇因为是当日人人知道的曲子，遂被缩短只剩开头两句了。又久而久之，这只古歌虽然还存在乐府里，而在民间却被那篇更伟大的长故事诗吞没了，故徐陵选《孔雀东南飞》全诗时，开篇的一段也只有这十个字。然而这十个字，使我们知道焦仲卿妻的故事诗的创作，大概在《双白鹄》的古歌还流传在民间但已讹成《孔雀东南飞》的时候；其时代自然在建安之后，但去焦仲卿故事发生之后必不很远。
我的大疑难是，如果《孔雀东南飞》作于三世纪，何以魏晋宋齐的文学批评家都不提起这一篇杰作呢？其实这也不难解释。《孔雀东南飞》在当日实在是一篇白话的长篇民歌，质朴之中，夹着不少土气，至今还显出不少的鄙俚字句。因为太质朴了，不容易得当时文人的欣赏。两汉的乐府歌辞，要等到建安时代，方才得着曹氏父子的提倡。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歌辞，要等到陈隋之际，方才得着充分的赏识。故《孔雀东南飞》不见称于刘勰、钟嵘；不见收于《文选》，直到六世纪下半徐陵编《玉台新咏》始被采录，并不算是很可怪的事。（节录）
胡适《跋张骐为论〈孔雀东南飞〉》（《现代评论》一六五期：）“《玉台新咏》明明说此诗是‘古诗’。徐陵生于梁初天监六年（五○七）死于陈末（五五六）。此诗若是齐梁（四七九—五五六）诗，何以徐陵要追称为‘古诗’呢？”
《〈孔雀东南飞〉的时代问题》：（二）详尽地描写衣饰之类和叙述谈话，古代诗歌辞赋中，未尝没有，如《陌上桑》的描写罗敷，辛延年《羽林郎》底描写胡姬；（均见本卷）又毛诗《卫风·硕人》底描写庄姜，《鄘风·君子偕老》底描写不知名的卫夫人，有人说是宣姜。《楚辞·九歌》湘夫人底描写湘夫人神宫；至于《招魂》，《大招》，更是连章叠节地尽量描写宫室、玩好、女色、音乐、歌舞、饮食之类，而汉代辞赋中各种描写和叙述、谈话，也是很详尽的。还有，繁钦《定情诗》（见本卷）又是何等“寸步不移，犹恐失之”？（节录）
《诗镜总论》 《焦仲卿诗》有数病大略繁絮不能举要，病一；粗丑不能出词，病二；颓顿不能整格，病三。尤可举者，情词之讹谬也。如云：“妾不堪驱使，——及时相遣归”，此是何人所道？观上言“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斯言似出妇口，则非矣。当“县令遣媒来”也，“阿女含泪答，——徐徐更谓之。”而其母之谢媒，亦曰，“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则知女之有志，而母固未之强也。及其兄怅然，兰芝既能死誓，何不更申前说大义拒之？而云，“兰芝仰头答——那得自任专？”意当时情事，断不如是。诗之不能宛述备陈，亦明矣。至于府君订婚，阿母戒日！归之为计，当有深裁：或密语以寄情，或留物以示意；不则慷慨激烈，指肤发以自将；不则纡郁悲思，遗饮食于不事。乃云，“左手持刀尺，——晚成单罗衫”其亦何情作此也！“晻晻日欲暝，——蹑履相逢迎。”当是时，妇何意而出门？夫何缘而偶值？诗之未当情又明矣。其后府吏与母永诀，回身入房，此时不知几为徘徊，几为惋愤，而诗之情色，甚是草草。此其不能从容摅写又甚矣。
或曰：诗，虚境也，安得与纪事同论？夫虚实异致，其要于当情则一也。汉乐府《孤儿行》，事至琐矣，而言之甚详。傅玄《秦女休行》，其事甚奇，而写之不失尺寸。夫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未有事离而情合者也。
《古诗源》 共一千七百四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
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世，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冘慢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翦裁也。
别小姑一段，悲怆之中，复温厚，风人之旨，固应尔耳。唐人（顾况）《弃妇篇》直用其语云，“忆我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别小姑去，小姑如我长。”下忽接二语云，“回头语小姑，莫嫁如兄夫”。轻薄无馀味矣，故君子立言有则。
“否泰如天地”一语，小人但慕富贵，不顾礼义。实有此口吻。
“蒲苇”、“磐石”，即以新妇语诮之，乐府中每多此种章法。
翁方纲曰：中间有于一气用韵之中，插入二韵三韵，以见音节促迫者，又有上下互相插应者。……盖古词音律，（有）不可以后人五言常体概论者矣。
《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中）》 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卷四）说：“《焦仲卿妻》，又是乐府中之别体。意者如后之《数落山坡羊》，一人弹唱者乎？”这句话很可信。我们看《焦仲卿妻》诗中，如“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如“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如“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辞气均与现在的大鼓书和弹词相同；而县君先来，太守继至，视历开书，吉日就在三天之内，以及聘物车马的盛况，亦均富于唱词中的故事性，末云“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这种唱罢对于听众的丁宁的口气，与今大鼓书中《单刀赴会》的结尾说“明公听了这个段，凡事要忍心莫要高”是很相像的。
《古诗选》 以理论之，此女情深矣。而礼义未至，妇之于姑，义无可绝，不以相遇之厚薄动也。观此母非不爱子，岂故嫌妇。承顺之间，必有未当者；织作之勤，乃粗迹耳。先意承志，事姑自有方，何可便以劳苦为足？母不先遣，而悍然请去，过矣。吾甚悲女之贞烈，有此至情，而未闻孝道也。曰“生小出野里”，曰“汝是大家子”；详女归十馀日，而便许它人，则其家为小家可知。哀哉，此女不生于大家，而不闻孝道之微也。
府吏良谨愿，然不能谕妇以事姑，而但求母以留妇；不能慰母之心，而但知徇妇之爱。至于彼以死偿，则此不得不以死报。后此之死，死于此女既亡之后，诚无可如何也。抑前此“刑于”之化，犹有未尽乎？
论诗本不宜言理，然此有系于风化，故偶及之。作者但言女自请遣，直笔自见矣。
《杨维桢焦仲妇并引》 旧序言仲庐江小吏，汉建安时人。古辞凡千七百言。念嫌其辞过冗而情不伦，复述此辞。
刘氏有好女，十三能织素，十五能箜篌，十六通书数，十七为焦氏妇，得意焦氏夫，失意焦氏姑，阿母谓阿仲，“汝去尔妇，尔妇自专不受驱！东邻有女如罗敷，吾与汝娶，如水与鱼。”
“阿仲孝母复爱妾，爱妾爱必割；母命不可违斯须，仲去妇，无七辜，为吾谢外姆，破镜毋再合，断弦当再续。（平声）妇感仲区区，誓天日，不再家。（叶姑）君如磐石，妾如苇蒲：苇蒲绕石，石不为车。但苦亲父亡；父亡有暴兄（叶），暴若豺与狼。迫我再事人，不得留母堂。脱我旧丝履，重作嫁衣裳；腰袜绣华袜，耳著明月铛。团扇画双鸾，箜篌弹凤凰。羞若市门倚，使我掩面不得藏。昨日县令媒，云有第三郎；今日府君媒，云有第五郎。金鞍玉勒马，青雀白鹄（平声）舫：杂彩三百端，赉钱三万镪。（平声）妇不得却，惧违我暴兄（叶）；宁违暴兄死，不违焦仲使意伤！矢我焦家一姓妇，不为他妇，食二家水浆！”
开户四无人，投身赴沧浪。焦仲闻之裂肝肠，挂身一在枯枝桑。两家合葬庐水傍，暴姑悍，泪浪浪！
王闿运《拟焦仲卿妻诗李青照妻墓下作》 （见《湘绮楼诗》第一卷及陈衍《近代诗钞》第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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