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勤奋研究使他积累了丰富而独特的治学经验与方法，通过对他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的分析，可以看出其思想观念的不断进步与提高，对于我们今天从事文学研究也有参考价值。本文以有关《诗经》的论文为主。
读毛诗序
一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总集。我们要研究汉代以前的诗歌，非研究《诗经》不可。虽然在《诗经》以外，逸诗还有不少，然而有的是后人伪作的，如《白帝子》、《皇娥之歌》，有的是断章零句，并非完全的，如《论语》、《左传》所引的诗句；其他完整而有意义的诗篇，至多不过二三十首。而在《诗经》里，我们却有三百零五首的完整的古代诗歌可以找到。在这三百零五首里，有的是颂神歌，有的是民谣，有的是很好的抒情诗，差不多首首都是有研究的价值的。
凡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学，古代的社会情形，乃至古代的思想，对于《诗经》都应视他为一部很好的资料；而于研究中国诗歌史的人尤为重要。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想研究中国汉以前的古代的诗歌，除了《诗经》以外，不能更找到别的一部更好更完备的选本了。
然而《诗经》的研究，却是一件极不容易的工作。
《诗经》也同别的中国的重要书籍一样，久已为重重叠叠的注疏的瓦砾，把他的真相掩盖住了。汉兴，说诗者即有齐鲁韩三家。其后又有毛氏之学。北海相郑玄为毛氏作笺，《毛诗》遂专行于世。《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后亦亡逸，仅有《外传》传于世。然毛传虽专行，而王肃说《毛诗》又与郑玄不同。其后孙毓作《毛诗异同评》，评毛郑王之异同，多非郑党王之论。陈统又作《难孙氏毛诗评》以驳孙氏之说。到了唐代，韩愈对于《毛诗序》又生疑义。及宋，而《毛诗》遂被许多人攻击得体无完肤。欧阳修作《毛诗本义》，苏辙作《诗解集传》，虽有怀疑之论，却还不敢出《毛诗》范围。到了郑樵作《诗辨妄》，程大昌作《诗论》，王柏作《诗疑》，王质作《诗总闻》，朱熹作《诗集传》，《毛诗》才渐渐的失了权威。虽有周孚、吕祖谦诸人的竭力拥护，而总敌不过攻击者的声势。元明以来，朱熹的势力极大，《诗集传》用为取士的标准，一切说诗的人，便都弃了毛传服从朱熹。到了清代，反动又起，阎若璩作《毛朱诗说》，毛奇龄作《白鹭洲主客谈诗》，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编》，陈奂作《毛诗传疏》，多非难朱熹之说，要把《诗经》从朱熹的《集传》的解释的势力下，回复到毛郑的传笺之旧。段玉裁写定《毛诗故训传》，孙焘作《毛诗说》，且进一步而排斥郑玄之说，要把《诗经》从郑玄的《毛诗笺》的解释里脱出，回复到毛公的《毛诗故训传》之旧。魏源作《诗古微》，陈乔枞作《三家诗遗说考》，龚橙作《诗本谊》，皮锡瑞作《诗经通论》，王先谦作《诗三家集疏》，又更进一步而不满于《毛诗》，要把《诗经》从毛公的《故训传》解放出来，回复到齐鲁韩三家诗之旧。此外又有姚际恒作《诗经通论》，崔述作《读风偶识》，方玉润作《诗经原始》，脱去三家及毛公、郑玄之旧说，颇表同情于朱熹，一以己意说诗。在这种纷如聚讼的注释中，我们应该谁从呢？到底是齐鲁韩三家说的诗好些呢？还是毛氏的训传好些呢？到底是朱熹的《集传》对呢？还是毛郑的传笺对呢？许多人都是出主入奴，从毛者便攻朱，从三家者便攻毛。他们辗转相非，终不能脱注疏、集传之范围，而所谓注疏、集传，又差不多都是曲说附会，离《诗经》本义千里以外的。
我以前初读《诗经》时，用的是朱熹的《集传》，后来又读《毛诗正义》，又看《诗经传说汇纂》，最近才看关于三家诗的著作。我所最感痛苦的，便是诸家异说的纷纭，与传疏的曲解巧说。当读毛郑的传笺的《诗经》时，觉得他们的曲说附会，愈读而愈茫然，不知诗意之何在，再把朱熹的《诗集传》翻出来看，解说虽异，而其曲说附会，读之不懂，解之不通的地方也同传笺差不多。试举一例，《鹊巢》一诗，《毛诗序》说是：“夫人之德也，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鸤鸠，乃可以配焉。”郑玄据之，便把“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二句，解成“鹊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犹国君积行累功，故以兴焉。兴者，鸤鸠因鹊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犹国君夫人来嫁，居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寝也。”我想了许久，也想不出此诗究竟与夫人之德有何关系。又把《诗集传》翻出来看，朱熹的解说，却更不易捉摸了，他说：“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齐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专静纯一之德，故嫁于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维鹊有巢，则鸠来居之。是以之子于归，而百两迎之也。”唉！明明白白的四句：“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谁知道却含有这许多正心，修身，齐家，以至被后妃之化，有专静纯一之德的大道理在里边呢？象这种的解释，几乎在任何种的《诗经》注释里都可遇到，如照他们的注释去读《诗经》，则《诗经》真是一部含义最深奥，最不容易懂的古书了。
虽然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几部书，能够自抒见解，不为传袭的传疏学说所范围，然而究竟还有所蔽。《诗经》的本来面目，在他们那里也还不容易找得到。
我们要研究《诗经》，便非先使这一切压盖在《诗经》上面的重重叠叠的注疏、集传的瓦砾，爬扫开来，而另起炉灶不可。
这种传袭的《诗经》注疏如不爬扫干净，《诗经》的真相便永不能显露。
二
在这种重重叠叠压盖在《诗经》上面的注疏、集传的瓦砾里，《毛诗序》算是一堆最沈重，最难扫除，而又必须最先扫除的瓦砾。
虽然齐鲁韩三家所说的诗并不比《毛诗序》所说的更好些，虽然近来很有些人极力表章三家诗，用以排斥《毛诗序》，然而三家诗的势力究竟不大。当刘向、刘歆作《七略》的时候，许多人即已不满于他们的学说。《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其后，《毛诗》专行，三家诗渐渐逸亡，更是无人注意到他们了。自宋以后，朱熹、王应麟以至龚橙、皮锡瑞虽多采用他们的话，而其效力止在于攻击《毛诗》，对于一般读诗的人影响仍然绝少。且他们的话，已搜集得的，也很零星错落，不易得到头绪。因此，我们可以暂缓对他们下攻击令。
朱熹的《诗集传》，虽然也是一堆很沈重，很不容易扫除，而又必须扫除的瓦砾，然而在他的许多坏处里，最大的坏处，便是因袭《毛诗序》的地方太多。许多人都公认朱熹是一个攻击《毛诗序》最力的，而且是第一个敢把《毛诗序》从《诗经》里分别出来的人；而在实际上，除了朱熹认国风的“风”字应作“风谣”解，认《郑风》是淫诗，与《诗序》大相违背外，其余的许多见解，仍然都是被《诗序》所范围，而不能脱身跳出，所以我们要攻击《诗集传》仍然须先攻击《毛诗序》。
其余一般《诗经》的注家，都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他们大概都是拥护或反对《毛诗序》的。我们如把他们辩论的中心《毛诗序》打翻，他们便都可默然息争了。
所以我们现在动手爬除压盖在《诗经》上面的注疏瓦砾时，应该最先下手的便是《毛诗序》。而《毛诗序》除了对于《诗经》的影响以外，对于一般文学上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如《鄘·柏舟》一诗，《诗序》以为是：“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而以后“柏舟”二字便成了形容节妇的成语了。又如《召南·小星》一诗，诗序以为是：“惠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而以后“小星”二字便成了“妾”的代用字了。又如美刺之义，自《诗序》始作俑后，文学作品里便多印上了这个墨痕。白居易作《新乐府》五十篇，每篇有自序，而其序便是摹仿《诗序》做的。如《七德舞》之为“美拨乱，陈王业也”。《西凉伎》之为“刺封疆之臣也”。《蛮子朝》之为“刺将骄而相备位也”。《新丰折臂翁》之为“戒边功也”。《太行路》之为“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此种诗序，由作诗的人自己做出来，还不打紧，如果是后人代做的，则其附会穿凿之处，真要令人叹息不已。试举一个很可笑的例：
苏东坡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定。时有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本是一首很美丽的词，被张惠言选入他的《词选》里，便引了鲖阳居士的话，把他逐句解释起来说：“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这种解释，真是不可思议，即使起东坡于九原，叫他自己去注解，我想也决不会注解成这个样子。而他们因受《诗序》的影响太深，便不知不觉的带上了蓝眼镜，把一切文艺品的颜色也都看成蓝的了。这是《诗序》给与中国文艺界的最坏的影响之一。其他还有许多坏影响，现在也不一一列举了。《诗序》如不打翻，则这种附会的文艺解释，也是不能打翻的。
所以为了矫正这种错误的文艺观念起见，我们也不得不攻击《毛诗序》。底下举出《毛诗序》对于《诗经》的害处和他本身的矛盾与不能取信于人的地方。
三
《毛诗序》最大的坏处，就在于他的附会诗意，穿凿不通。《毛诗》凡三百十一篇，篇各有序。除《六笙诗》亡其辞，我们不能决定《诗序》的是非外，其余三百五篇之序，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附会的，是与诗意相违背的。章如愚说：“二南之诗，谓之《周南》、《召南》，此盖古人采诗于周之南，得之则为《周南》，采之于召之南，得之则为《召南》，……彼序诗者乃以《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谬妄之甚也。即以二南系之二公，则遂以其诗皆为文王之诗。见《关雎》、《葛覃》妇人之诗，则遂以他诗亦皆出之妇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则以为王者，在《召南》则以为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则以为后妃，在《召南》则以为夫人。岂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诗所言，后妃夫人，多无义理。其间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诗云：‘夙夜在公，肃肃宵征，抱衾与裯。’夫肃肃宵征者，远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诗之此语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惮劳役之意，岂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实命不犹。’此无疑其为使臣勤劳之诗也。今其序乃曰：‘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不知进御于君，何用肃肃宵征，夙夜在公为哉？又何用抱衾与裯而往乎？注云：‘诸妾夜行，抱被与床帐，待进御之次序。’疏云：‘虽君所有裯，亦当抱衾裯而往。’学经不知理，乃至于此，岂不贻有识者之笑！既曰，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兔罝》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强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讼？又安得有女怀春，而吉士诱之，如《野有死麕》之辞？谓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妇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妇人果皆正洁，则亦如汉上之女不可犯，安有无感我帨，无使尨吠之语？序于此为说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委曲讳护，亦以劳矣。”（《经义考》卷九十九引）
朱熹说：“《诗序》实不足信。向见郑渔仲有《诗辨妄》，力诋《诗序》。其间言语太甚，以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因是看《行苇》、《宾之初筵》、《抑》数篇，序与诗全不相似。以此看其他诗序，其不足信者煞多。以此知人不可乱说话，便都被人看破了。诗人假物兴辞，大率将上句引下句，如《行苇》‘勿践履’，‘戚戚兄弟，莫远具尔’。《行苇》是比兄弟，勿字乃兴莫字。此诗自是饮酒会宾之意，序者却牵合作周家忠厚之诗，遂以《行苇》为仁及草木。如云：‘酌以大斗，以祈黄耇’，亦是欢会之时，祝寿之意。序者遂以为养老乞言。岂知祈字本只是祝颂其高寿，无乞言意也。……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只缘序者立例，篇篇要作美刺说，将诗人意思尽穿凿坏了。且如今人见人才做事，便作一诗歌美之或讥刺之，是甚么道理！”（《朱子语类》卷八十）
他们说的真痛快！《诗序》解诗，象这种附会的地方，几乎触目皆是。大概做《诗序》的人，误认《诗经》是一部谏书，误认《诗经》里许多诗，都是对帝王而发的，所以他所解说的诗意，不是美某王，便是刺某公。又误认诗歌是贵族的专有品，所以他便把许多诗都归为某夫人或某公、某大夫所做；又误认一国的风俗美恶，与王公的举动极有关系，所以他又把许多诗都解说是受某王之化，是受某公之化。因他有了这几个成见在心，于是一部很好的搜集古代诗歌很完备的《诗经》，被他一解释便变成一部毫无意义，而艰深若盘、诰的悬戒之书了。后来读诗的人，不知抬头看诗文，只知就序求诗意，其弊害正如朱熹所说：“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于是读者传相尊信，无敢拟议。至于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僚戾破碎，不成文理。……”（《诗序辩说》）
所以我们十分确信的说：《诗序》之说如不扫除，《诗经》之真面目，便永不可得见。吴澂说得好：“舍序而读诗，则虽不烦训诂而意自明，又尝为之强诗以合序，则虽由生巧说，而义愈晦。”
这就是我们要排斥《诗序》的最大的原因。
四
就《诗序》的本身而论，他的矛盾之处，也尽足以使他的立足点站得不稳。
假使我们退一百步而承认《诗序》所说的美刺之义是不错的，我们竟用了他的美刺之义去读诗，然而结果却更不幸，我们反而加载了许多怀疑之点在心上。因为我们发现，《诗序》之所美所刺，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的。譬如有两篇同样意思，甚至于词句也很相似的诗，在《周南》里是美，在《郑风》里却会变成是刺。或是有两篇同在《卫风》或《小雅》里的同样的诗，归之武公或宣王则为美，归之幽王、厉王则为刺。而我们读这些诗的本文时却决不见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试举几个实例。
我们试读这两首歌，谁能找出他们的异点来？《楚茨》的辞意很雍容堂皇，《凫鹥》的辞意也是如此，毫无不同之处。而因《楚茨》不幸是在《小雅》里，更不幸而被作《诗序》的人硬派作幽王时的诗，于是遂被说成：“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飨，故君子思古焉”了。至于《凫鹥》则因他是在《大雅》里，于是《诗序》便美之曰：“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我不知《楚茨》的诗里，有那一句是说“祭祀不飨”的？“絜尔牛羊，以往烝尝”与“尔酒既清，尔肴既馨”有什么不同？“报以介福，万寿无疆”与“福禄来成”、“福禄来为”又有什么分别？为什么《楚茨》便是刺，《凫鹥》便是美呢？这种矛盾之处，真令人索解无从。
我们试先读这三首诗的本文；我们立刻便知道《关雎》是写男子思慕女子，至于“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的；《月出》是写男子（？）在月下徘徊，见明月之光，而思念所爱之人，以至于“舒窈纠兮，劳心悄兮”的；《泽陂》所写的更是悲惨，他思念所爱的人，至于“寤寐无为，涕泗滂沱”，“转辗伏枕”了。试再读《诗序》：他所说的真是可惊。原来《关雎》是美“后妃之德”的，是“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的；《月出》却是“刺好色”，是说“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的；《泽陂》却是“刺时”，是“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说，忧思感伤焉”的。我真不懂：为什么同样的三首情诗，意思也完全相同的，而其所含的言外之意却相差歧得如此之远？我真不懂：为什么“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二句，在《周南·关雎》之诗里，便有这许多好的寓意，同样的“寤寐无为，辗转伏枕”二句，在《陈风·泽陂》之诗里，便变成什么“刺时”，什么“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等等的坏意思呢？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了！
这八首诗的意思也差不多都是很相同的。《草虫》是描写未见君子与既见君子时的心理的。《采葛》、《晨风》与《都人士》都是描写不见君子时想望之情的。《风雨》、《菁菁者莪》与《裳裳者华》都是描写既见君子时愉快之感的。无论谁，在这几首诗里都可以很明白的看出他们都是包括同样的情意的，至少也可以说他们的情意决不至相差很远。而不料《诗序》于《草虫》诗中的“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数句，则释之为“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于《晨风》诗中，与“未见君子，忧心忡忡”同样语气乃至文字的“未见君子，忧心如醉”二句，则释之为“刺康公也。忘穆公之业，始弃其贤臣焉”；于《菁菁者莪》诗中“既见君子，我心则喜”，则释之为“乐育材也”；于《裳裳者华》与《隰桑》二诗，与上面那二句语气乃至文字都相同的“我觏之子，我心写兮”与“既见君子，其乐如何”，则俱释之为“弃贤者之类”，“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为什么辞意与文字都相同的诗句，美刺之义，乃如此不同呢？尤可笑的是：《采葛》之“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丝毫无谗间蔽明之意，而序却释之曰：“惧谗也。”《都人士》之“彼都人士，台笠缁撮”诸语，不过是形容所不见之人之辞，为“我不见兮，我心不说”作衬托，而《诗序》却注重于彼，以此诗为“周人刺衣服无常”。《风雨》一诗，明明白白的说，“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而《诗序》却故意转了好几个大弯，把他释成：“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这真是从那里说起！难道做《诗序》是连诗文也不看一看，便闭了眼睛去瞎做的么？我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他的道理来。后来一看《召南》、《郑风》、幽王、《秦风》等字，才豁然大悟，原来做《诗序》的人果然是不细看诗文的，果然是随意乱说的，他因为《草虫》是在《召南》里，所以便以为是美，《风雨》是在《郑风》里，所以不得不硬派他一个刺，《隰桑》、《裳裳者华》为因已派定是幽王时诗，所以便也不得不以他为刺诗。其他如《关雎》之为美，《月出》、《泽陂》之为刺，也是如此，《关雎》幸而在《周南》，遂被附会成“后妃之德也”；《月出》、《泽陂》不幸在《陈风》，遂不得不被说成刺好色，刺淫乱了。这种美刺真是矛盾到极点了。
《诗序》的精神在美刺。而不料他的美刺，却是如此的无标准，如此的互相矛盾，如此的不顾诗文，随意乱说！
他的立足点已根本摇动了。
五
在这个地方，我知道一定有人要出来反驳我。他们一定以为诗意本来是深邃不易知的。《诗序》由来已久，其所说必有所据。安知《草虫》与《隰桑》之本义，不是如《诗序》所说的一样呢？岂能以生于千载后的人的臆想，来决断千载前的事？
这个驳问，可以分两层来回答：
第一，所谓“诗意深邃不易知”的话，阎百诗（若璩）在他的《毛朱诗说》里，也曾以之为回护《诗序》攻击朱熹的武器，他说：“朱庆余作《闺意》一篇，献水部郎中张籍曰：‘洞房昨夜停花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即掩其题，可知是以生平就正于人之作。窦梁宾以才藻见赏卢东美，卢东美及第，为喜诗曰：‘晓妆初罢眼初瞤，小玉惊人踏破裙，手把红笺书一纸，上头名字有郎君。’此若掩其姓名，有不以为妇喜夫登第之作乎？诗有难辨如此，吾欲诵以质晦翁。”
这一层最容易回答。我以为古人作诗，词旨俱极明白，决无故为艰深之理。我们看唐以前的诗便可以知道。《诗经》里的诗，文辞俱极朴质，更不会包括什么哑谜在里面。现在之三百篇所以成艰深，乃《诗序》之曲说附会有以致之，诗文固极明瞭，固不艰深也。阎百诗所举的朱庆余、窦梁宾的诗，分明是《诗序》的影响，岂可反据之以证《诗序》？此正如白居易的《新乐府》都是自己作序，他也言美，言刺；但是谁都知道这完全是摹仿《诗序》而做的，决不能反据之以证“《诗序》是诗人自为之”的无稽之言。
第二，所谓“《诗序》由来已久，其说必有所据”的话，古来也已有许多人曾以之为回护《诗序》，攻击反对派的武器。叶适说：“《诗序》随文发明，或纪本事，或释诗意，皆在秦、汉之前，虽浅深不能尽当。读诗者以时考之，以义断之，惟是之从可也。若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愈远矣。”黄震说：“夫诗非序莫知其所自作。去之千载之下，欲一旦尽去自昔相传之说，别求其说于茫冥之中，诚难事矣！”范处义也引了许多《诗序》与《左传》及其他古书相合之处，以为：“使《诗序》作于夫子之前，则是为夫子之所录，作于夫子之后，则是取诸夫子之遗言也。庸可废耶？”
我以为他们的话，也都很容易回答。《诗序》是解释《诗经》的，我们自当以诗文为主，不能据序以误诗。《诗序》如与诗意相合，我们便当遵他；如大背诗意，则不问其古不古，不问其作者之为孔子抑他人，皆非排斥不可。何况《诗序》之决非古呢？且《诗经》本甚明白。废序而说诗，较据序以言诗且更明了。（参看上面驳《诗序》的话）所以叶适、黄震的话，是没有什么理由的。
何以说《诗序》之决非古呢？
《诗序》作者之为何人，自汉迄宋已众论纷纭，莫衷一是。沈重据《诗谱》以为《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后汉书》又以《诗序》为卫宏作。《隋志》则以为《诗序》是子夏所作，其后毛公、卫敬仲又加润色。王安石则以为是诗人所自制。程颐则又以为《诗大序》是孔子作，《小序》是国史作。王得臣亦以为《诗序》非孔子不能做，孔子只做头一句，其下为毛公发明之。苏辙也只取《诗序》的首句，以为是孔氏之旧。在这许多议论中，王安石与程颐、王得臣的主张最为无据。他们所谓诗人自作，所谓孔子作，国史作，都是逞臆乱说，毫不足信，我们可以不用去管他们。其比较的有根据的，共有三说：（一）是子夏作，（二）是卫宏作，（三）是子夏、毛公、卫宏合作。第三说只是《隋志》折衷众说而来的，本不大可靠。第一说则韩愈与成伯瑜都已怀疑他。大概郑玄他们所以主张《诗序》是子夏作的缘故，不外借重子夏以坚《诗序》的信仰而已。——关于这一层韩愈也已说过——子夏叙诗之说，经传并无明文。《论语》上曾记子夏与孔子论诗之语，孔子虽许其知诗，但并不曾说到叙诗，决不能便以此为子夏叙诗的根据。如必欲以此为据，则明丰坊伪作之《子贡诗传》，其可靠不也同《诗序》一样么？
魏源的《诗古微》曾证明《鲁诗》、《韩诗》之源，与相传的《毛诗》传授之源是相同的。然而《毛诗序》之释诗，与鲁韩俱不相同。如《汉广》，韩以为“悦人也”，《毛诗序》则以为是“德广所及也”。《邶·柏舟》，鲁以为是“卫宣夫人作”，毛则以为是“言仁而不遇也”。《诗序》而果出子夏或孔门，决不会与他们相差得如此之远。且“设若有子夏所传之序，因何齐鲁间先出，学者却不传，返出于赵也？序既晚出于赵，于何处而传此学？”（郑樵说）是知指《诗序》为子夏作者，实亦无据之谈，与诗人所自作及孔子或国史所作之说，同样的靠不住。最可靠者还是第二说。因为《后汉书·儒林传》里，明明白白的说；“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至今传于世。”范蔚宗离卫敬仲未远，所说想不至无据。且即使说《诗序》不是卫宏作，而其作者也决不会在毛公、卫宏以前。有几个证据可以帮忙这个主张的成立。
第一，我们知道《诗序》是决非出于秦以前的。郑樵说：“据六亡诗，明言有其义而亡其辞，何得是秦以前人语？《裳裳者华》‘古之仕者世禄’，则知非三代之语。”
第二，我们知道《诗序》是决非出于毛公作《故训传》以前的。《诗序》之出，如在毛公以前，则毛公之传，不应不释序。尤可怪的是，序与传往往有绝不相合之处。如《静女》，序以为是刺时，是言“卫君无道，夫人无德”。而传中并无此意，所释者反都为美辞。又如《东方之日》，序以为是刺衰，是言“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而传中也绝无此意，且释东方之日为“人君明盛，无不照察也”，释妹为“初婚之貌”，与序意正相违背。如以序之出为在毛公前，或以序为毛公所作，或润色，都不应与传相歧如此之远。所以我们知道《诗序》决是出于毛公之后。
第三，我们知道《诗序》之出，是在《左传》、《国语》诸书流行以后的。为《毛诗序》辩护的，都以为其与史相证，事实明白，决非后人之作，而不知其所举事实，乃皆钞袭诸书，强合经文，绝无根据。范处义以为《诗序》与《春秋》相合，可以证其为圣人之作，而不知《十月之交》一诗，《诗序》以为刺幽王，即郑玄也已怀疑他，以为当作厉王。其他之不足信，都与此相类。凡《诗序》与《左传》诸书相合的地方，正是《诗序》从他们那里剽窃得来的证据。郑樵说：“诸风皆有指言当代之某君者。唯魏桧二风，无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国《史记》世家、年表、列传不见所说，故二风无指言也。”如《诗序》出在诸书以前，则不应诸书所言者，序亦言之，诸书所不言者，序即缺之。
第四，我们且可以证明，《诗序》是出于刘歆以后的。郑樵说：“刘歆三统历妄谓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误卫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文王受命之说，不见他书。作《诗序》者如不生于刘歆之后，便无从引用此说。
第五，还有一层，我们也可以引之为《诗序》后出之证。叶梦得说：“汉世文章，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后于汉，宏之《诗序》，至此始行也。”
有了以上的几个证据，我们便可以很决断的判定《诗序》是后汉的产物，是非古的。汉人传经，其说本靠不住；一方面抱残守缺死守师说，而不肯看看经文，一方面又希望立于学官，坚学者之信仰，不得不多方假托，多方引证，以明自己的渊源有自。而因此，经文乃大受其祸了。《诗序》之乱诗，其情形正有类于此。惟汉儒才能作如此穿凿附会之《诗序》，《诗序》如非汉人作，我敢断定他绝对不会这样乱说。
至此，《诗序》由来已久，其说有据之论，已不攻自破。
六
把上面所说的话总结起来说，便是：
《毛诗序》是没有根据的，是后汉的人杂采经传，以附会诗文的；与明丰坊之伪作《子贡诗传》，以己意释诗是一样的。
《诗序》的释诗是没有一首可通的，他的美刺，又是自相矛盾的。
但他的影响却极大，所以我们为了要把《诗经》从层层叠叠的注疏的瓦砾堆里取出来，作一番新的研究，第一必要的，便是去推倒《毛诗序》。
丰坊的《子贡诗传》，说诗的人都知道是他自己伪作的，谁也不相信他。独对于卫宏伪托子夏的《诗序》，却自汉以来，没有人敢完全摆脱了他，即攻击《诗序》极力的人也不敢毅然的说他完全无据。为什么因为他出于后汉便相信他，出于明便不相信呢？这和知笑退走百步的兵士而不知鄙夷退走五十步的兵士有什么分别呢？
昔梅赜伪作《古文尚书》，欺世者且千年，自阎百诗之《古文尚书疏证》出，梅赜的伪书，才完全失其威权。《诗序》之乱诗，其祸且甚于伪《书》，我希望在最近的时候，能够也有人出来作这种工作，把《诗序》详细的攻驳一下，把他从《诗经》里永远逐出。
除去这个毫无根据的，伪托的，自相矛盾的，最为《诗经》之害的《诗序》，是可以丝毫不必迟疑的。我这篇文章意思极为浅近，且多前人已经说过的话，只可算是这种扫除运动里的小小的清道夫的先锋而已。
本文里第四节所引的几首诗的三个比较表，都是我的朋友顾颉刚先生制的，他允许我先在此处引用他们，这是我所最为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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