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绍

中国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篇


作者:郑振铎     整理日期:2022-12-29 13:37:01

  本书收作者所作关于民间文学的文章12篇。谈了一些文学理论方面的问题,如《大众文学与为大众的文学》、《再论民间文艺》、《民间文艺的再认识问题》、《佛曲俗文与变文》、《佛曲叙录》、《从变文到弹词》、《西谛所藏弹词目录》、《民间故事的巧合与转变》;还谈了一些经典的民间故事,如《螺壳中之女郎》、《中山狼故事之变异》、《榨牛奶的女郎》、《韩湘子》。
  大众文学与为大众的文学
  一 所谓大众文学
  所谓“大众文学”,乃是所谓“未入流”的平民文学,或“不登大雅之堂”的草野文学的别名。从来文人学士们对于大众文学是颇加歧视的;有一部分大胆的放荡不羁的文人们也尝试要采用了他们的形式与内容,然而往往终于不敢公然的在提倡着。象明末的冯犹龙,总算是一位有胆有识的文士,乃他刻印《挂枝儿》时,却怕人知道,不敢用真名。小说戏曲的作者们,直到了清末,也还大多数用的是笔名。
  然而大众文学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是很大的;她生于草野,却往往由草野而攀登了庙堂。她本是大多数劳苦的民众的所有物,却终于常成了文人学士们的新文体的来源。南戏本是野生的,直到了明代的初叶,还不能和北剧争一日之短长。但到昆山腔出现后,立刻便被攫在文人学士们的手中,一天天的典雅,腐化下去,反而与民众隔离了。词调与散曲,其初也是民众之所有的,等到成了士大夫阶级的筵席上的娱乐品时,民众便舍弃了他们,而别去成就他们自己的另一种的歌曲。
  大众天然的有需求文学的必要,正象他们之需求空气与水与食物;所以,即在贵族时代,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大多数的民众,也自有其文学,充分的表现着、装载着他们的悲欢哀乐,他们的希望与冥想,他们的人生观与天才的成就之文学。不过,往往被压迫得透不过一丝的气来。等到他们受文人学士们注意到的时候,往往便会被歪曲了,被改变得成了另一种的东西了。
  而且,在几十年来的威逼、利诱、蹂躏、扫荡的种种打击之下,大众文学是久已被封锁于古旧的封建堡垒里,其所表现的,每每是很浓厚的封建的农村社会里所必然产生的题材、故事或内容;充满了运命的迷信,因果报应的幻觉。对于压迫者的无抵抗的态度,对于统治阶级的虚华的歆羡,对于同辈的弱者的欺凌,对于女性的蔑视与高压;差不多是,要不得的东西占了大多数。我们看了皮黄戏里的《武家坡》一出,有不为之浑身起寒栗者乎?然而却是一般民众——连女性们也在内——所最喜爱的一剧。《连环套》一剧,明明显得黄天霸是如何的卑鄙龌龊,如何的为异族作走狗,如何的善于卖友求荣,然而一般民众——连一部分大学教授们也在内,我自己听见过徐志摩氏和其他友人们对于杨小楼表演此剧的说不尽的恭维话。却以天霸为英雄,而以窦尔墩为寇盗。其他小说里,诗歌里,也往往装满了和大众文学久已粘着为一体的许多卑劣不堪的思想与情绪。今日所搜集的许许多多的各省,各县,各镇的歌谣,小唱本,鼓词,宝卷,弹词等等——我也曾经费了不少的时力在搜集这些东西之上——到底有几种值得流传下来的?如果我们不视之为研究的资料,而欲加以鼓吹、流通,那便真要“谬种流传”,贻害无穷的了。在其中,只有多数的情歌是比较可取的,然而够得上称为“名作”的却是少数。
  在技巧、描写的一面讲来,我们旧社会的大众文学,也是渲染着很深刻的古典文学的余毒的;许多摇笔即来的陈辞腐语,常是纠绕在他们的笔端,拂拭不去,扫除不尽。
  独上江楼思悄然,月光如水水明天。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希是去年。夜半归来月正中,满身香带桂花风。流萤数点楼台净,孤雁一声天地空。沽酒唤醒店客梦,狂教京起石潭龙。依栏试看青风剑,万道豪光透九重。剪断荒言书归正,内里悲欢两段情。
  ——传钞本《三贤传》(悉照原文抄录)
  夏日薰风暑气飘,光阴易趱白华韶。少年谁不贪花柳,人到中年万事消。古今多少奇风月,埋没谁知此格格。点能识得今和古,万紫千红管世民。
  ——广东板《新运五色荷花》全本(悉照原文)
  为求名跋涉山川,沐雨栉风,披星戴月,远望帝乡。(生唱宽板调)在客舍旅放无聊,温经习史,这乃是芸窗雪案,灯火鸡声。(生唱宽板观容)夜静更深,突听哭声,悲哀惨切,恻隐我身。断续浮沈,声在比邻,侧耳细听,心实可怜。
  ——福州唱本《三不可》(悉照原文)
  土生的新文体固常压迫着文人学士们,要他们去采用,而文人学士们的陈辞腐语,也未尝不以千钧之力,压迫着大众文学,要他们去收容,去采纳。我在《中国文学史》上曾说过:“唐代的通俗文,乃是骈俪文,而古文却是他们的‘文学的散文’。”(第二册五九三页)其实宋代的词,元明的曲又何尝不是如此。实际上应用的词调,乃是柳耆卿的,周清真的,康与可的,吴梦窗、周草窗的,而比较的明白晓畅之苏、辛词,反不是当行出色的歌筵上之作。同样的,元、明代当令的应用的歌曲,也只是浓装盛饰的:
  画楼频倚,绣床凝思,静听午夜莲筹;数不尽一春花雨。心中自思,心中自思,与你何时相会,使我芳容憔悴。薄情的约在元宵后,朱明又近矣。
  ——无名氏《桂枝香·情》(见《新编南九宫词》)
  庭院昏黄,香雾空朦月转廊。月色侵罗帐,灯影摇书幌。嗏,开宴出红妆,痛饮何妨。几夜轻寒,报道花无恙,半醉移灯看海棠。
  ——陈大声《中吕驻云飞·四景》(见《秋碧乐府》)
  而张小山、张云庄、施绍莘的《北曲联小令》《休居乐府》《花影集》之类却反成了文人学士们“孤芳自赏”的文章了。我们如果在旧的平民文学的若干作品里仔细的爬搜着,便可以发现古典文学的精灵在其中是如何的占优势的活动着。
  所以,老式的过去的一般的大众文学之作品,不仅其思想、题材,大多数要不得,即其被视为比较沾染古典文学之毒汁最少的技巧方面,也仍是摆脱不了古典文学的影响的。
  老实说,《古文辞类纂》、《昭明文选》一类的东西,在今日固应该被排斥,就是许多的所谓大众文学的著作,又何尝不该被视为“封建余孽”而加以扫除。若干的老式的大众文学的著作,实实在在是要不得的有毒的东西。
  二 改良主义的“为大众的文学”
  然而民众是需要文学的,正像他们之需要空气、水和食物一样,不给他们以新的东西,他们便将要永远永远的吃喝那一有毒的大众文学下去。
  很早的时候,在士大夫阶级里,便开始了“为大众的文学”的运动。明末清初的文人们写小说无不用《醒世》、《喻世》、《警世》、《觉世》,乃至《醉醒石》、《石点头》之名。尽管说的是“男盗女娼”之事,却总要堂堂皇皇的挂上了一块教训的招牌,连李笠翁那样奇幻的戏曲,他也要挂着这样的招牌:“不关风化事,纵好也徒然!”(《琵琶记》语)
  到了乾隆的时候,藉通俗文学以致道德训条于大众之前者,尤为风行一时。夏伦的《惺斋六种曲》,那一种是“褒忠传奇”,那一种是“劝孝传奇”,他自己便已分配好了来的。而乾隆五十六年刊的《娱目醒心编》十六卷,更无一卷不是劝世垂训之作。同治间余治鉴于南方剧场上多表演诲淫诲盗之戏剧,他便大发婆心,连续写了四十多出的新戏(名《庶几堂今乐》),欲以“此”易“彼”。
  民国初元的时候,北平的教育当局,曾经忙碌过一顿,刊印了不少的改良的通俗读物,听说还曾召集过唱大鼓词、说平话的人们,供给他们以新的材料,要他们改良其唱词,今日梅兰芳所演唱的《木兰从军》,据说便是那时候的改良的新戏之一。
  在“党”治的政府统治之下,据说有的地方,也曾召集了说书者们,要他们向大众灌输三民主义的理论。
  最近,北平成立了一个通俗读物编刊社,在三四个月之中,以几个人的力量,出版了三十余种的大鼓词和剧本。完全是旧形式的东西,连封皮、纸张、装订,也都是拟仿打磨厂专出鼓词、唱本的几家书店所印书籍的式样的。最先出版的是十余种的大鼓词:
  宋哲元大战喜峰口  胡阿毛开车入黄浦
  义军女将姚瑞芳   二十九军男儿汉
  李晓英爱国从军小段 醒醒醒
  汉奸报       五百大刀队战死喜峰口
  南北英雄      杜泉死守杜家峪
  翠红姑娘殉难记
  其后,则专出戏本,但多为改编的旧剧,或拣选和国难有关,或足以刺激、奋发国民的爱国心之皮黄剧本加以翻印,像:
  木兰从军  大屠宫
  贞娥刺虎   岳母刺字
  岳家庄    排王赞
  煤山恨    哭祖庙
  明末遗恨   请宋灵
  战太平    守蒲关
  昭君和番   碰碑
  宁武关
  之类都是,仅有
  战淞沪
  一种,是以上海的抗日战争为题材的。这都是一条线连贯下去的“改良主义”的“为民众的文学”。他们都感觉到旧式民众读物的有毒与不合时代,他们都要为民众预备些新的有益无害的东西,想要代替了那些旧式的有毒之物。他们的目的虽然不很相同,有的是为了灌输常识,有的是为了宣传党义,有的是为了鼓吹爱国思想,然而他们的方法与手段却是同一的;即要在旧形式的保护色之下,将新的题材灌输到民间去。他们相信,民众对于新文体是持着排斥的态度的,至少是感到不合适。为了要深入民间,故不得不采用了旧形式,甚至像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出版物,其封皮也竟逼真逼肖的用旧戏照片为之——连《义军女将姚瑞芳》,《杜泉死守杜家峪》之类,也都借用到旧戏里武旦和武生的照片!(只有《宋哲元大战喜峰口》一本的封皮用的是宋哲元的像片。)
  这种旧形式,旧文体,果然装载得了新题材么?
  新题材被装载在旧形式里不会感到“削足适履”似的不合宜么?
  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值得仔细讨论的。
  更重要的是,大众对于新形式、新文体果真是持着不可理解的排斥和不合适的态度吗?
  大众所排斥的(假如他们是持着排斥的态度的话),果仅是新形式,新文体呢,还是并新题材而一概加以拒绝?
  三 旧形式旧文体果然装载得了新题材吗?
  现在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旧形式、旧文体果能装载得了新题材吗?新题材被装载在旧形式、旧文体里不会像“削足适履”似的难堪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必多费事,我们有一个最好的例证在这里。
  光绪、宣统间,林琴南先生用古文翻译了许许多多的欧美诸国的小说,引起了怎样微小的影响,是谁都知道的;连他自己所写的《技击馀闻》,《京华碧血录》,《新官场现形记》也都一点儿不曾有过新的外来的气息儿。同时的译者们,用章回体来翻译什么外国小说,却更是荒唐了,简直把外国的原著变成了一种活像姜太公乘坐的“四不像”!
  梁任公先生的《新罗马传奇》,将意大利建国三杰人及其他人物,都穿上了中国式的生、末、净、旦、丑的衣冠装扮,显得是如何的不舒服。
  黄公度先生的《人境庐诗草》,在旧诗的形式里,夹杂了不少的新名辞,虽然有人觉得怪刺眼的,但比较也还算是成功。可是究竟行不通。这旧瓶装新酒的花样竟成了“独学无侣”的玩意儿。
  中国从事于革新运动,到那时已有了三五十年的历史,却不曾有过什么好的成绩者,最大的原因便是为旧形式、旧规模所羁绊;不能自脱,便不能创立一个新的局面。
  在旧的酒囊里永远装载不了新酒。
  新酒只能装载在新的酒囊里!
  所以,从新文学运动以来,我们的文坛便顿时显现了从不曾有的锐气,便创造了从不曾有的许多崭新的著作。新酒恰恰是要新酒囊来装载的。
  大众文学的问题,也离不开这一般的文学运动的现象与结果。
  抛弃了一切旧的形式,旧的文体;勇敢的担负起新形式、新文体的创作的责任。想利用旧的什么,结果一定是反会为旧的所利用的;正像一种革命运动,如果利用了旧军阀、旧官僚,结果一定是反会被他们所利用的。——这事实是太明白的呈现于我们之前。
  至少,那结果是“四不像”!把现代人硬穿上古装,背起“军旗”,戴了戏盔,在舞台上唱西皮快板,或倒板,或二四调,够多么糟!
  吹打介 出兵将 翁上引)镇守吴淞,众倭人,胆战心惊。(坐帐介,众将参介,翁白)平生志气斗牛冲,要学当年赵子龙。可恨日人无道理,夺吾三省扰吴淞。(白)本军翁照垣,奉令把守吴淞炮台,今日又当开仗之期。众将官,炮台去者。
  ——《战淞沪》中册第五页
  花旦上唱)自幼儿 太娇痴 风流自赏 嫁王郎 太粗鄙 又嫁徐郎 又谁知 那徐郎 文人命短 撇下了奴独自凄凉 将身儿且坐在 栈房楼上 等候了 前度的 那位刘郎(坐介,白)奴家陆小曼自幼出嫁王郎 只是他本武人生性粗鄙 是我一怒 与他离婚……
  ——《战淞沪》中册第六页
  这幕悲壮的抗日战争被这么一搬到舞台上来,几乎有变成滑稽戏的样子了。
  多少现代的悲剧不是被搬上了舞台或说书坛而受到了难堪之极的“改造的”。
  真鸟仔,一泊着瓦擀。奸商卖日货贪臭钱。反日会们奸商受怪汝命,将万做亡国就在眼前,罚从严!
  ——福州版《反日曲调新真鸟仔》一打之一
  说书先生们夹杂了新名辞,伶工们插科打诨而运用到现代事,往往会使我们听了一刻也坐不住的。是那么样的不合适与不调和!
  旧式舞台上演唱《施公案》的时候,金大力也还穿清服,戴翎顶登台呢。而我们今日竟连这代表时代的翎顶胡服也都要除去。
  还有一个好例:“一二八”上海战役之后,出现了不少以旧形式来叙写,来歌昹这战役的东西。友人茅盾尝搜集了这一类的刊物,而加以比勘的研究,又见其思想的荒谬可笑处,和中法战役、鸦片战役之后所刊行的歌曲毫无二致;也正和喧传了大江以南的《阎瑞生》、《王莲英》一类的小唱毫无二致。当一位卖唱本的小贩,敲着一面小锣,站在街头巷口,以《孟姜女叹春》的滥调,歌唱着二十九军大战喜峰口,或胡阿毛开车入黄浦一类的时事的当儿,只有将那些严肃的故事转变成滑稽的耍笑而已,只有丧失干净那故事的重要性而垂现着“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阿Q式的熟识的小丑面孔而已。
  所以,我主张:旧的形式,旧的文体,像鼓词,弹词,宝卷,皮黄戏,梆子调乃至流行于民间的种种的小调,概不适宜于被用来装载新题材。这一切,概要排斥净尽。
  我们的新题材的大众文学,需要新的形式与文体!
  在新的文体、新的形式之下,方能够完全斥去了旧时代、旧社会的封建余毒,他们是和旧形式、旧文体最坚强的胶结在一处的。
  四 借用了旧文体便能深入民间么?
  而且,即使借用了旧文体、旧形式,“新的题材”究竟能否输运到民间去,也还是个大问题。
  无论在形式上如何拟仿得逼肖逼真,新题材和大众的环境与见解,乃至理解力,毕竟是相差到不可以道里计的。新题材以小丑式的完全陌生的面孔出现于大众之中,其不能适合融洽,其不受欢迎,是不用说的。他们拒绝、他们排斥这些新的题材。他们觉得听来不顺耳,看来不顺眼,尽管这些新题材是被包裹在旧形式、旧文体的保护色之下。他们根本上对于这些新东西便不发生兴趣。即使偶然感到一种新的刺激,却是那样的微弱;过了不久,他们便会忘个干干净净。他们仍要回到他们所爱好的《武家坡》、《连环套》、《秦琼卖马》、《方卿中状元》、《陈杏元和番》一类的最熟悉的故事上去的。即使因了新题材的输入,使他们有了一点新的了解,新的常识,那也够危险的!有了“四不像”式的新的见闻与了解,其足以误事,比没有更甚——一知半解,反而耽误了、阻挠了他们正确的领会与了解。
  余治的《庶几堂今乐》今日在舞台上出现者,恐怕只有一出硕果仅存的《朱砂痣》。而教育部所编印的许许多多的鼓词、戏本,除了《木兰从军》偶尔一见之外,究竟有几本是尚挂在伶人和说书者的嘴角的?数载的辛勤,抵不了时间老人与社会环境的压迫,轰轰烈烈的一场改良主义的好梦,竟赢得这样的无声无臭的下场。
  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工作,正以万钧之力在进行;然而据经售这些鼓词戏本的某某书店掌柜的说,抗日鼓词之类,老是销不出去,而能销的却还是旧戏新印的什么《战太平》、《守蒲关》、《昭君和番》以及改排的什么《大屠宫》、《贞娥刺虎》。
  这现象已足够昭示我们以前途的所向。
  在这种古旧的社会里,大众投进了这种轻微的药剂,尽管是制成丸药裹以糖衣,无奈何他们是不取来吞下何?
  所以,这种改良主义的“为大众的文学”,究竟曾产生了什么影响,实在是很可怀疑的。
  五 启蒙运动的进行
  那末,别有一条大路,是展开在我们的面前。改良主义的“为大众的文学”运动既然行不通,便不得不另外找。在今日托尔斯泰式的农村的启蒙运动正为一般人所注意。像定县的某一机构便是费了很大的力量在“为大众文学”的创作之上的。他们明白旧形式的不可采用,所以他们便采用了新形式。他们的刊物,都是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大众之间的;诗歌,小说,故事,戏曲,图画,讲演等等都是大众所不曾熟悉的文体。(间亦采用鼓词,但只有寥寥数本。)这些新文体如炸弹,如巨石似的投入大众之间,立刻便被引起充分的注意。这是一种新的刺激,也许有大多数的读者,感到不合适,感到不惯,感到惶惑与拒绝,也许读者们还不能越出他们所指导的大众以外,但至少是给他们一种新的刺激,一种新的波动;反倒要比改良主义之无声无臭的投入大众之间,不久便自己消灭了的来得好些。
  那种“为大众的文学”的创作,出版已有三百余本,因为是在试验中,所以外间不大有人知道。他们在封皮、装订等等的式样上,和旧式刊物都是完全不同的。在九一八的国难之后,他们也出版了一套《国难教育丛刊》,从第二○一号到第二二四号,共二十四册,这一套丛刊是:
  二○一 国难教育歌(诗歌) 二○二 中日关系
  二○三 东三省热河与全中国的关系(讲演词)
  二○四 东三省       二○五 热河
  二○六 九一八以后     二○七 国难鼓词(鼓词)
  二○八 国难总帐      二○九 团结救国
  二一○ 伟大的中华     二一一 长城和运河
  二一二 拒毒        二一三 健康
  二一四 岳飞(故事)    二一五 班超(故事)
  二一六 田单(故事)    二一七 赵武灵王(故事)
  二一八 文天祥(故事)   二一九 胡阿毛(鼓词)
  二二○ 无名小卒(独幕剧) 二二一 刀下留人(独幕剧)
  因为这些是他们特种的刊物,故颇偏重于论文,谈话,讲演词的一类,他们平日的刊物是以小说、故事类为最多的。
  他们的成绩,据报告,并不坏。他们常在定县演戏;演的戏可不是昆腔,也不是皮黄戏,更不是梆子调,却是崭新的近代的话剧。演员是农民们,听众也是农民们,每次听众都挤得满满的,无不装载得满意而归。可见大众并不怎样拒绝新的东西,他们所不欢迎的只是似是而非,“挂羊头卖狗肉”的改良主义的“大众的文学”。
  不要以为农村里的大众和小市民、学生、教员们是不同的人物,小市民们和知识阶级感觉到怪不合式的改良主义的读物,在农村里的大众们,也不会有什么很好的印象的。不调和、不严肃的恶剧、怪戏,到处都要被嫌弃。
  从余治以来的改良主义的“为大众的文学”往往自然淘汰的消声匿迹了,当不是没有缘故的罢。
  假如我们相信今日未受教育的大众有需求文学的必要,假如我们相信“为大众的文学”的创作,为今日启蒙运动所必需,而且,假如我们也是献身于这个运动的话,那末,我们应该走的路,是很明白的。
  大众并不绝对的拒绝、排斥新的文体和新的形式;大众肯接受现代的话剧,肯接受电影,便不会拒绝什么新的小说、诗歌的。他们并不是什么顽固者的集团。他们是像一张白纸似的洁白无瑕。写上什么,便是什么颜色,什么花式。
  旧形式、旧文体是永远黏胶着旧思想、旧的社会意识的,就使渗合了新题材进去,那新题材便会被扭曲而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大众天然是不会欣赏这一类不伦不类的东西的。
  所以,问题还是一个,正像文学革命的初期的情形一样,我们应该确切的认识:旧形式是绝对装载不了新题材的;新的“为大众的文学”也正像一般的文学一样,需要一个彻底的革命。
  六“为大众的文学”与“大众文学”
  最后,说起“为大众的文学”的一个名辞来,在这里还不得不加些解释。
  仿佛是离开大众很远的一批超然的人物,摆出庄严的教训的面目,说是:大众如何的不幸,如何的应该加以救拔,而第一个条件,便要先灌输他们一些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文学却是最好的一个工具。他们便找到了文学;写作了若干的“为大众的文学”,完全是为了教训,指导大众而写的。这态度(救世主式的说教)当然有些令人难堪,而且也有些可笑,而且针对了大众而实施其“教导工作”之工具的文学,——“为大众的文学”——实际上也并不会成为什么名著的。所以,“为大众的文学”,其寿命并不会怎么长大;至多,仅在这个短期的过渡时代,能够呈现其作用。一般未受高深教育的大众,在这个过渡的短时期,确乎是需要一种的“训导”的,而文学之成为“训导”的工具之一,也无可加以非难。故我们对于托尔斯泰式的,或通俗读物编刊社式的努力,都应该表示相当的敬意。不过,他们的工作,却需要万分的慎重与考量;如果将有毒的东西仍然夹带了进去,那影响是很可怕的。
  第一,新题材应该是大众所需要的东西,仔细的审量,保证其为无毒的;
  第二,旧形式、旧文体必须加以排斥;
  第三,尽量的向大众输入新的形式,像电影、话剧、小说等等;
  第四,内容形式,都该以大众能够了解,而且能够给他们以新鲜的趣味为前提。
  然而“大众”假定若是需要这一类“为大众的文学”,却是很不幸的事;我们该希望,真正的大众文学的产生;并不希望这种过渡时代的延长。
  真正的大众文学,便是大众自己所创作的文学;出于大众之手笔,而且也专为大众自己而写作,而且是属于大众自己的。
  为帝王歌唱着的“宫庭诗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为贵族的生活的点缀之“行吟诗人”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被压制在资本主义的近代的创作,是不是也将临于没落之境呢?这是一条线的进步——从帝王的御用之文学到资产阶级的歌颂,文学的进展是趋向于大众化的。大众文学无疑的将成为未来文坛的独子。那末,大众文学的创造,恰也便是“为大众文学”逝去了的时候的事;“大众文学”自将和“文学”成为一名辞。
  过去的老式的大众文学,是那么的迂腐、有毒,要不得。新的大众文学却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将以万丈的光芒,照临于我们的文坛上。将为我们创作了伟大的未之前有的若干名著,这是我们所相信的。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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