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广东潮阳人，1955年生，现居上海。著有长篇小说《朝霞》，文集《文学的选择》《批评的发现》《秋天的独白》《被湮没的批评与记忆》《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天折的记忆》等数十种。吴亮又在写长篇，这是个公开的秘密。一是因为这些断断续续的信札，在朋友圈中都不时地能读到；二是我们交往中他不时地谈论此事，吴亮也从不回避，时而神秘时而坦陈写作中的困惑和兴奋。我隐约地感觉到，此长篇涉及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人与事，大致和美术圈有些瓜葛。依据经验，这些碎片式的东西完成结构尚需时日，我曾大胆地预测，此长篇完成期大约在冬季。在众人面前预测写作工程期多少有点冒犯，特别是对吴亮而言。好像有意抬杠似的，在酷热来临之际，吴亮递过一叠打印稿说，长篇写完了。
吴亮写作时，我正在读索莱尔斯的一些论述。这位克里斯蒂娃的丈夫，罗兰·巴特的密友在论及画家弗朗西斯·培根时写道：“空间的存在是内在的。对抗着虚拟或综合的虚假外，对抗着电脑不断闪烁的信号糨糊，绘画必须被视为一种新型的神秘力量。身体处处被迫沉默、被弄虚作假，在能够专注和思考之前便被控制了话语权？塑形的行为将在话语和肉体之间进行调解。美好的感情在大屠杀的基础上变得丰富充盈？他将以色彩的方式展现出真实的真实。” [法]菲利普·索莱尔斯著，刘成富、吴雨晴译，《无限颂：谈艺术》，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6页。请注意最后一句中的“色彩”，从小喜欢画画的吴亮最终成了一位艺术评论家，时至今日还不时地出入各种画展。
巴特曾为索莱尔斯写过一本小书《作家索莱尔斯》，并在其评小说《戏剧》一文中指出：“因此，词语和事物在它们之间无障碍地循环往复，就像同一话语的各个单位，同一物质的微粒那样。这一点与古老的神话相距不远：从描绘的文字到大地本身，世界的神话就像是书。”以及，“没有什么比建立文学上的规则更能带来抗力了；这些规则似乎应不惜一切代价保留其潜意识状态，完全就像语言规则那样；没有任何通常的作品是在言语之上的言语活动（除了某些传统的接替）。” [法]菲利普·索莱尔斯著，孔燕译，《罗兰·巴特的友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8页。重要的是语词与事物的关系，这也是下面我所要谈及的重点之一。索莱尔斯的作品难懂是出了名的，喜欢的人称之为“先锋派”，不喜欢的人则极其讨厌之。关于这个问题，巴特曾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晦涩的文本需要慢读，而像大仲马的小说如果慢读的话，那胃口就会败坏了。另外请注意写作的语境，当年罗兰·巴特与今日之地位不可同日而语，是处于论战和反对声的包围之中。据索莱尔斯所记，“书出版后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它是对高校研究所的一纸挑战书。我立马感受到了周围人疯狂的嫉妒。”甚至“所有人都说我是拿枪逼他写了《作家索莱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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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时应景的诗歌让他不快，而《骰子一掷，不会改变偶然》这首诗，我们每次想到的时候，就如同谈到闻所未闻的大胆天书一样。戏剧在内部上演，一间屋子和一个头脑变成了宇宙和星系，“发狂而孤独的笔”在太空中写下了绝望的水手的遗言。上完英文课的马拉美先生一回到家就变成了莎士比亚的人物，变成了顶着暴风雨的李尔王，陷入了“狂欢与恐惧的漩涡”。他与时间对峙：“无物发生，除了位置。”
效果跟帕斯卡尔某个突如其来的头脑风暴一样出众，赌注全在纸上，《回忆录》在镜中重现。结论是：“所有的思想都在掷骰子”，在很远的地方回响，在我们不知道的密码的未来里回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克服偶然”，要唤醒“语言”所有神奇的可能性，而“语言”正在被滥用，“一切都归结为美学和政治经济学”，这句话说得太对了。在人们日复一日的证明下，政治经济学是死亡，关学才是生命。但如今，应将生命从死亡中夺回，应该让它像某个海滩遗留下来的残骸那样发挥作用。“我不知公众为何物，也不知道法兰西大剧院。我不住在巴黎，但住在一个房里，可以是伦敦的，可以是旧金山，也可以是中国的……”
巧合的是，《不存在的信札》最后也写到“一个房间”。当我读到长篇的最后一句：“制冷机嗡嗡作响玻璃窗外树叶无声上下飞舞……”时，想起的却是那个没有空调的年代，那时我和吴亮都是工人，我是染料化工厂的工人，而吴亮却是在一家制造冷藏柜的工厂当工人。据说，有时他会在防空洞里用他那独特的嗓音唱俄罗斯的《三套车》。
2019年9月10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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