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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教会开办的潞河学院，被称为三百里北运河的最高学府，闻名数省。它坐落在通州市南郊，方圆几里，都在它的校界之内，没有居民住户。在这块空旷的大地上，只有绿茵茵的草地，草地上开放着五颜六色的野花；一道道亮晶晶的小溪，溪边丛生着芦苇和蒲柳；一座座四四方方的果同，果同里有嗡嗡采蜜的蜂群；一片片郁郁葱葱的树林，树林里有百鸟争喧；一座座起伏连绵的荒丘，荒丘上有乱树峥嵘；而在纵横交错的羊肠小路上，有大学生们散步留下的足迹。
但是，也有一条笔直的被林荫遮掩的柏油马路，通向绿瓦红墙的中心校舍。学校的正门，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巍峨殿阁，门外有两只张牙舞爪的石狮，两柱雕刻着蟠龙的华表，那格局和气势，极像前清的王府。进入大门，迎面是几亩大的花坛，一条五色石子的甬路，直达正面那雕栏玉砌的办公大楼，楼前有一座水花飞溅的喷泉。办公楼两侧，雁翅排开，分布着各个系科的教学楼；教学楼之间，有齐整的松墙相隔。群楼背倚蜿蜒的土山，山上有苍松翠柏，座座凉亭。山后，有几处露天运动场，两座室内体育馆；协和湖碧波半顷，荷花满塘，湖心小岛停泊着叶叶游船；湖畔有小桥、石舫、图书馆、小教堂和一所所学生宿舍。然后，又有一道红墙横断开来。走进牌楼门，花树葱茏，曲径通幽，是教授们的住宅，有的是小洋楼，有的是四合院，小洋楼围着铁栅，四合院圈着竹篱。
潞河学院是一块文化殖民地，是一座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这里的学生，不少对于社会的黑暗、民间的疾苦、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漠不关心。他们只是站在这个追逐名利的码头，迷醉地翘首眺望通向大洋彼岸的黄金之路。
然而，它毕竟设立在中国的土地上，而不是高踞于天堂的云雾中。五四运动已经吹皱一池春水，而二十年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更引起了学生们思想的波动。国文系学生叶兰和物理系学生夏竞雄，发起成立春草社，出版《春草》周刊，以年轻人那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敢和锐气，向乌烟瘴气的社会生活，发动猛烈的冲击，又以夏竞雄的攻势最凌厉。
春草社社员已经发展到四十多人，早已越出潞河学院的范围；周刊已经发行三干多份，不但在通州市内出售，而且行销到外埠。社员中，已经颇有点小名气的青年诗人平步云，专写空炮式大块政论的王无冕，写点学术性文字并兼管总务的冯文藻，是夏竞雄和叶兰之下的三大中坚分子，与叶、夏并称为春草社五魁。
夏竞雄的父亲夏思问，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前夜，率领二十八名革命志士，攻打通州道台衙门，壮烈殉难。当时，夏竞雄只有七岁，跟着母亲在北运河畔的鹊桥村生活，后来又逃到盘山山中的外祖父家避难。十岁那年，母亲去世，父亲的好友蔡松鹤从外国留学回来，在潞河学院任教，接他到通州读书。他聪慧好学，意志坚强，深得蔡松鹤的喜爱，一心想栽培他继承自己的衣钵，成为一名取得更高成就的物理学家。夏竞雄虽然对物理学很有志趣，但是也关心国家大事和留心社会问题。鲁迅先生那抨击人吃人社会的战斗檄文，震撼他的思想，启发他的心智，指引他的行动。渐渐地，他对于研究社会，比对于研究物理，更感兴趣了。
他是在乡野长大的孩子，身心始终保持泥土的气息。进入潞河学院，就像野鸟入了笼，很不自在。他来自民间，深知民间疾苦，同情民众不幸，因而写出来的文字，嫉恶如仇，笔锋犀利，最受读者的欢迎。
夏竞雄喜欢行动，不尚空谈，对于文学并不特别爱好；但是，在当前的处境，写文章总还是一种行动，所以他就写起文章来。鲁迅先生的小说，也正如鲁迅先生的论文，震撼他、启发他、指引他。怎样写小说，他不但没有学过，而且没有想过，反正就照鲁迅先生那样写。
写什么呢？鲁迅先生的《呐喊·自序》，也给了他启示：要写那些在精神上与自己丝缕相连，不能忘却的人和事。而他最不能忘却的纪念，是父亲的死和母亲的命运，以及他在乡野长大的生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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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七日到一九七七年二月四日，我写出了长篇小说《春草》。
写革命历史题材，本是我的夙愿。一九五七年我曾说过，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要比俄国十月革命曲折复杂，波澜壮阔，内容丰富，为什么我们写得很少，却必须人人都要配合中心任务而写当前的题材？这个意见，本来发自对党的热爱，发自对伟大的中国革命的自豪感；但是，“荃不察余之衷情兮”，在对我大加挞伐时，硬说我这是反对歌颂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在把我开除党籍的支部会上，我几乎禁不住大哭失声，最后发言说：“我虽然在组织上离开了党，但是思想感情上永远不离开党。”被开除出党后，我感到自己像失去了母亲的孤儿，凄凉而又痛苦，因而更加思念自己的母亲。
我搜集和阅读一些党史资料，像搜集和瞻仰母亲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照片；越是看到母亲早年含辛茹苦的形象，越是增长对于母亲的深情。于是，我决心写一写母亲在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苦斗。
我从小喜欢读历史，对于史学的爱好不下于文学，至今，我对阅读史料，要比阅读文学作品更有趣。当然，对于资料贫乏，以论代史的史书，也正如对待以说教代替形象描写的文学作品一样，不得不硬着头皮摘要而读。所以，我更喜欢野史、稗史、传记、笔记、轶闻和回忆录。
但是，党领导京东革命斗争的史料，却从未见过一篇，而我的政治身份，也不能去四出访问，所以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钩沉。我从许多与京东革命斗争无关的回忆录中，发现一鳞半爪，片言只语，竟然构成了一个轮廓。而且，我从当时的旧杂志和旧报纸上，获得不少具体的史实和生动的印象。例如，我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关于几位普通共产党员慷慨就义的描写，剔除其反共谰言和人身污蔑，却可以看见这些共产党员在押赴刑场的游街路上，不仅仅高呼革命口号，而且也嬉笑怒骂，各有特色；他们虽然视死如归，但是跟亲人诀别时，也难舍难离，悲痛万分。因而，使我感到他们有血有肉，栩栩如生。
这些史料中，使我最受感动的是通州最早的共产党人金氏三兄弟，即一九二六年入党的金永镐和金成镐，一九二七年入党的金祥镐。他们是逃亡到通州的朝鲜爱国者的儿子，都是潞河中学的学生。大哥金永镐最先入党，发展了老二金成镐，金成镐在一九二七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潞河中学党支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包括三弟金祥镐。金成镐在潞河中学高中毕业后，化名周文彬，成为冀东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组织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开滦煤矿大罢工。著名的抗H英雄节振国，就是在这次大罢工中觉醒和成长起来的。周文彬后来又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一九四四年牺牲时，担任冀热辽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为人文质彬彬，学识渊博，却又非常能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奋斗不懈，百折不挠，是一位优秀的革命知识分子。
《春草》中所描写的潞河学院，就是潞河中学，只不过从燕京大学的未名湖上借用了一座石舫和少许风光。潞河中学在清末时原名协和书院，民元以后改名潞河学院，是美国教会在京东开办的一所大学，孔祥熙就是协和书院的毕业生，而后又到美国留学。潞河学院的校园建筑和风景，跟后来新建的燕京大学近似。二十年代初期，潞河学院和同一教会开办的汇文大学、燕京女子学院合并而为燕京大学，在京西海淀建校，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所在地。潞河学院的原址，改办潞河中学，直到解放初期，仍是京东的最高学府。
协和书院————潞河学院————潞河中学虽然培养了不少国民党的官僚买办，但是也产生了不少革命战士，现在还有好几位在中央、地方和军队担任领导工作，并且产生了不少有名的科学家、教授、医生、作家、音乐家、演员和运动健将。
这个学校的学生，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一九。八年，潞河书院以蔡德辰为首的六名学生，密谋策划驻防通州的新军起事，冲入北京，包围皇宫，推翻清王朝，由于叛徒告密，壮烈殉难。民元以后，五位革命志士的纪念碑矗立在潞河中学土山的松林中。我在潞河中学读书时，遗迹尚存，常到碑前复习功课；不幸十年大浩劫中，竟被数典忘祖的造翻小将砸碎，并给这五位为民主共和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马前卒，加以“洋奴”的恶谥。一九七九年我重游母校，纪念碑已片石皆无，我力主重建，并强烈呼吁为他们平反。二十年代，潞河中学有以金氏三兄弟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成为京东革命斗争的一个堡垒。三十年代，共产党员在这个学校开展地下活动，梁斌同志的《红旗谱》所写的保二师风潮，一位真名实姓的领导人，原是潞河中学学生，因颜色太红而被校方开除，转学到保二师仅几个月，在领导风潮中惨遭国民党屠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少潞河中学学生参加革命，成为游击队和地方民主政权的于部。
一九四五年我九岁，曾入潞河中学附属小学读书，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我参加了潞河中学进步学生的读书会，并成为他们主办的油印文艺杂志的主要作者，发表过连载小说。这个读书会和油印文艺杂志，一九四八年秋被国民党党部解散和查禁。一九五四年我从潞河中学毕业，考入迁校到原燕京大学校址的北京大学。所以，我对美国教会开办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有较多的了解，有自己亲历实感的生活体验。因此，我对以教会学校为场景的解放前的学生生活，是能够写得像的。
同时，在我的读书和写作的生活经历中，我接触了一些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从他们身上摄取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风貌；大量阅读旧报纸和旧杂志(包括我解放前做报童时的知识积累)，使我能够感受我要描写的那个历史时期的时代气氛，这都弥补了我个人生活经历的不足。
但是，我必须有一点新意，采取扬长避短的写法，才能写得出来，才能避免雷同。
我是强调文学作品必须写出具有时代性、时期性和时间性的生活真实的；因而对于革命历史题材，就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忠实地写出历史的真实。“四人帮”那种把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进行“现代化”整容的做法，我是深恶痛绝的。
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历史中的地位，是先锋和桥梁。他们最先接受马列主义思想，举起革命火种，燃烧起工农革命的熊熊烈火。不在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表现知识分子，或者只把知识分子作为犯错误、被改造或动摇叛变的类型来写，都是歪曲事实，不公平和不公正的。而在那个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不写出他们的这一特点，也不能把历史真实全面完整地再现。
毕竟我的年龄、经历、知识和生活实感具有很大局限性，所以我写不了这个历史时期的全貌，只能写一个中心事件。量力而为，也是饱尝创作的辛苦之后，才稍微明白了的一点道理。
《狼烟》写的是卢沟桥事变中，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在党的指引下，回乡开办抗日学校，收编民间自发抗日武装的故事。我写的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京东的历史真实。
“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的董毓华，他曾率领北京的大学生在寒假中下乡宣传抗日，屹立于同安城下，高声朗诵英国诗人雪莱的诗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很远吗？”而留下历史佳话。抗日战争爆发，他成为京东抗日军的司令员。另一位“一二·九”运动的著名猛将、东北临时大学学生白乙化，后来成为地跨京北和京东的军分区的司令员。这两位使日寇闻名丧胆的书生将军，被人民引以为骄傲的传奇性英雄人物，最后献出了青春似火的生命，是非常可歌可泣的。一九四二年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来到运河滩开辟地区的一位八路军干部，也是个大学生。
那时候我六岁，已经上小学。与我们儒林村北隔半里的大村，有一支地主民团，与儒林村南隔八里的一个村庄，有一支几百人的绿林武装，都被这位大学生出身的八路军收编了。有意思的是，收编那支绿林武装的仪式，是夜晚在我家柴门外的打谷场上举行的，我还站在场边参观。这是因为，儒林村地处运河滩最偏僻的一角，而且杂树茂草丛生，不易为敌人所发觉。曰寇从一九三三年占领京东到一九四五年投降，十二年中从未进过儒林村；而与儒林村相邻的村庄，却都曾遭到烧杀，所以儒林村被称为“福地”，流动性很大的县、区政府常常到儒林村隐蔽。县支队和武工队也常来儒林村修整，县支队的李支队长和楔入北京城下的武工队杨队长，总是住在我家北房东屋；他们很喜欢我的敢说话和顽皮淘气，送给我机关枪的子弹筒，多次说要把我“拐走”。我还记得，日人在华反战同盟的盟员也在我家住过一夜；有一个女盟员跟我的姑姑住在一屋，当时正收花生，我送给她甜花生果(没有成熟的嫩花生)吃，她很文静，老是羞答答的。
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童年生活，都记忆得最清晰最深刻，回忆起来也最动情。我写《狼烟》时，常常引动起我对童年的怀念和留恋，也深深怀念当年那些在我家住过的人们。
《狼烟》也和《春草》一样，虽然写的是烽火连天的年代的故事，却没有什么惊险曲折的情节。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亲身参加过血与火的战斗，硬写是写不好的；另一方面，也因为我比较喜欢写情，不大喜欢写事。苦难和战乱岁月中的人情，是极其珍贵和极其感人的。
这两部长篇小说，都是在我那坎坷漫长的苦难岁月中，写于家乡儒林村的茅屋寒舍的炕沿上，我永远感念当时与我相濡以沫的人。
一九八七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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