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4年,我在那不勒斯,听到社交界有人谈及苏奥拉·斯科拉蒂卡和议事司铎齐波的故事。我那时好奇心重,自然要打听一些事情,可是谁也不愿稍许清楚一点地回答我,他们都怕受到牵累。 在那不勒斯,谈起政治,人们总是含糊其辞。原因就在于此:一个那不勒斯家庭,比方说由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和父母亲组成,家庭成员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派别,它们各有各的谋算。女人站在情人那一派,三个儿子各有自己的利益;父亲和母亲一边叹气,一边回忆他们二十岁时的宫廷。人与人之间有这种隔阂,自然不能在一起认真地讨论政治。只要说出一个稍稍明确不同一般的观点,你就会发现周围有两三个人脸色立即变得煞白……
苏奥拉·斯科拉蒂卡 Page 1
——１７４０年感动了全那不勒斯的故事
前言
１８２４年，我在那不勒斯，听到社交界有人谈及苏奥拉·斯科拉蒂卡和议事司铎齐波的故事。我那时好奇心重，自然要打听一些事情，可是谁也不愿稍许清楚一点地回答我，他们都怕受到牵累。
在那不勒斯，谈起，人们总是含糊其辞。原因就在于此：一个那不勒斯家庭，比方说由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和父母亲组成，家庭成员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派别，它们各有各的谋算。女人站在情人那一派，三个儿子各有自己的利益；父亲和母亲一边叹气，一边回忆他们二十岁时的宫廷。人与人之间有这种隔阂，自然不能在一起认真地讨论。只要说出一个稍稍明确不同一般的观点，你就会发现周围有两三个人脸色立即变得煞白。
关于苏奥拉·斯科拉蒂卡的故事，我在社交界总打听不出详情，于是认为它或许令人想起了１８２０年的某段可怕历史。
有一个四十岁的寡妇，相貌并不漂亮，心地却很善良，把她的小房子租了一半给我。这幢小房子建在一条小巷里，离迷人的夏佳花园约一百步远。后面是小山岗。老国王的妻子弗洛里达公主的别墅就坐落在上面。这里或许是那不勒斯唯一稍稍幽静一点的街区。
寡妇有一个年老的追求者。我花了整整一个星起来与他亲近。有一天我们一起逛街，他把拉扎罗尼一家抵抗尚漂奈将军部队的地方，以及烧死某公爵的十字街口指给我看。我装出谦虚的模样，冷不防地问他，苏奥拉·斯科拉蒂卡和议事司铎齐波的故事，为什么搞得这么神秘。
他从容不迫地回答道：
“这起故事里的人物，如亲王，公爵等，他们的衔头都被后人继承了。这些人看到他们的名字出现在这样一起哀惋凄恻的故事里，可能会生气的。”
“这么说，事情并不是１８２０年发生的？”
“你说什么？１８２０年？”这位那不勒斯人哈哈大笑起来，“你说什么？１８２０年？”他反复问我，带着意大利人那种近乎无礼的冲动，它使我这个居住在巴黎的法国人十分反感。
“要是你想有一点常识，”他继续说，“那你就该说：１７４５年。就是维莱特里战役的第二年，伟大的堂·卡洛斯占有那不勒斯的那一年。在这里，大家管堂·卡洛斯叫查理七世。后来，在西班牙，他被人称作查理三世。他在那里干了一番辉煌的事业。正是他把法奈斯家那个大鼻子带进了我们的王室。
“那个大鼻子大主教一听到维莱特里这个名字就害怕，就要在那不勒斯搞得人人胆战心惊。所以今天，大家都不愿提曾企图突袭吉纳提宫，活捉伟大的堂·卡洛斯。
“你提到的这个故事，据说是一个僧侣写的。被称作苏奥拉·斯科拉蒂卡的那个年轻修女属于比西亚诺公爵的家庭。作者对当时的大主教表示了强烈的憎恨，因为正是这个大滑头让议事司铎齐波从头至尾参与了这一事件。拉斯·弗洛尔伯爵家的堂·热纳里诺可能是这位僧侣的保护人，这位年轻人据说曾与风流国王堂·卡洛斯，以及当时最富有的贵族老公爵瓦加·代尔·帕多竞争，以获得罗莎琳德的芳心。人们认为僧侣是在１７５０年写这篇凄惨故事的。大概，有些内容可能会触犯某个仍有权有势的人物，所以作者写得较为隐晦。他的废话令人吃惊。他总是用一般的准则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准则当然属于一种完美的伦理道德，但却使读者不知所云。读者常常要掩卷三思，揣摩这个好僧侣究竟想说什么。比方说，当他描写堂·热纳里诺之死的时候，人们勉强才看明白他的意思。
“过几天，我也许可以让人把这份手稿借你。由于它十分乏味，我不想劝你买下。两年前，在Ｂ公证人的事务所，人家非要四个杜卡托才出手。”
一个星其后，我拿到了这份手稿。它也许是世上最枯燥乏味的读物。作者总是用不同的措辞来叙述同一件事，而不幸的读者还认为他写的是新事情。读者越读越糊涂，最后根本不知作者写的是什么。
我们得知道，一个米兰人，或一个那不勒斯人，大概一辈子也没有连续说过一百句佛罗伦萨话，可是到了１８４２年，他们要出书的时候，却觉得使用外国语是件有趣的事。本世纪杰出的将军，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柯莱塔略有这种癖好，这就常常使得他的读者望而却步。
这份可怕的手稿名为《苏奥拉·斯科拉蒂卡》。篇幅不下三百一十页。为了肯定我所领会的意义，我记得我还抄录了若干页。
当我了解这段故事以后，我便避免向人家直接发问。我和别人长聊了一次，显示我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有充分的了解，然后我装出无关紧要的样子，提了几个该弄清的问题。
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大人物（两个月前他还拒绝回答我的问题）给我弄来了一部小抄本，只有六十页。虽说这个本子的叙述并不连贯，却生动细微地描写了某些事实。尤其对疯狂的嫉妒提供了真实的细节。
堂娜·费迪南达·德·比西亚诺王妃的指导神甫被大主教收买了。正是从他嘴里，她获悉堂·热纳里诺爱的不是她，而是她的继女罗莎琳德。
她相信国王堂·卡洛斯也爱她的情敌，于是，通过在堂·热纳里诺·德·拉斯·弗洛尔身上挑起强烈的妒意，来实施报复。
１８４２年３月２１日
你们，１７１１年，路易十四已经失去与他同时代出生的那些大人物，又被德曼特农夫人（注：法国才女，先是路易十四子女的教师，后与路易十四秘密结婚。在宗教、上对路易十四影响不小。）低估，出于疯狂的傲气，他把尚是孩童的安茹公爵，派去统治西班牙，这就是后疯狂、勇敢、虔诚的西班牙国王腓力气五世。这样做，还不如像外国人建议的那样，比利时和米兰并入法国。
当时法国厄运重重，可是迄至那时为止，法国的国王却每每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赢得颇具喜剧色彩的光荣，在逆境中充分显示了一种真正的雄才大略。德南战役的胜利，以及倒在马波鲁公爵夫人裙子上的那杯著名的水（注：法国与英国于１７０１年发生争夺西班牙王位的战争。马波鲁公爵是英军统帅。据说他妻子当着女王的面把水泼在自己身上，引起女王不满，遂致使其丈夫被解除统帅职务。）给了法兰西相当体面的和平。
大约在这期间，仍在统治西班牙的腓力气五世失去了王后。这个事件，再加上他的修道士德行使他几乎发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竟在巴马的一座谷仓里寻着了有名的伊丽莎白·法奈斯，并把她带到西班牙，与她结为夫妇。这位伟大的王后显示出杰出的才华，把西班牙那些傲慢而幼稚的举动改造成名闻欧洲的西班牙礼仪，引得这个大陆的所有君主纷纷仿效。
伊丽莎白·法奈斯有十五年时间，整天守着疯子丈夫，连十分钟也不离开。宫廷表面奢华，内里却已衰微。有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描绘过这个宫廷。他就是圣西门公爵，一个为西班牙人的忧郁性格所驱使，长于作深刻述评的文人，一个惟一由法国性格培养的历史学家。他描写了伊丽莎白·法奈斯王后安排自己后事的有趣细节。她作出种种努力，为的是有朝一日能派出一支军队，为她腓力气五世生的两个幼子之一征服这个国家的某块封地。这样，腓力气五世驾崩以后，她也有块安身之地，不至于过以往那些西班牙太后过的凄凉日子。
国王与前妻生的儿子都是傻瓜。由宗教裁判所培养出来的婚生王子，情况都是如此。这两人之一将成为国王。某个宠臣也许会服国王，使他觉得必须，并且使出诡计把法奈斯王后投入牢狱，因为王后其实的理智和活力使麻木不仁的西班牙反感。
伊丽莎白的长子堂·卡洛斯于１７３４年来到意大利。他轻而易举地打赢了比通托战役，由此坐上了那不勒斯的宝座。不过，１７４３年，他受到奥地利人的猛烈攻击。１７４４年８月１０日，他率领他那支弱小的西班牙军队，来到罗马城百里之外的小城维莱特里。他驻跸在阿特米西奥山脚下。二十里外，驻扎着一支奥地利小部队，他们的位置占了优势。
８月１４日清晨，堂·卡洛斯在卧室里遭到一连奥地利兵的突然袭击。他们用枪托砸门，尽可能用尊敬的语气，敦请他投降。离开西班牙时，王后把瓦加·代尔·帕多公爵安置在儿子身边，尽管他还有随军神甫照料。就在这时，瓦加·代尔·帕多冲上前来，抓住亲王的腿，举到离地十尺的窗户上。
瓦加随同亲王跳出窗户，然后找了两骑马，扶亲王骑上，与他一起跑到两里开外的步兵营。
“要是你们记不起自己是西班牙人，你们的亲王就完了。”他对士兵们吼道，“两千名奥地利异教徒要活捉你们的好王后的儿子。你们要把他们消灭！”
这短短几句话唤醒了西班牙人的勇气。他们挥动利剑，迎击去维莱特里突袭亲王，空手而归的四连敌军。幸运的是，瓦加的对手是位糊涂老将军，他死记着那些荒唐的战术（１７４４年都是这么个战法），而未去设法瓦解西班牙人的斗志。最后，一仗打下来，奥地利军队损兵折将达三千五百之多。
从此，堂·卡洛斯便成了真正的那不勒斯国王。
他喜欢打猎，别人也只知道他有这个爱好。法奈斯王后特派一名宠臣来告诫他，奥地利人既贪婪又吝啬，那不勒斯人尤其厌恶他们。
“对那些总是疑心重重，只顾一时的大商人，多收几百万；用他们的钱供他们娱乐。只是自己可别当个糊涂国王。”
堂·卡洛斯虽说从小由神甫培养，经受了严格的礼仪训练，却并不缺乏聪明才智。他选用了一批才具不凡的臣僚，还以特殊的恩惠，把一批青年贵族延揽到自己身边。在他第一次来那不勒斯时，这些人才中学毕业，就是在维莱特里打仗的时候，他们也不过二十岁。他们中间有许多人丧身于维莱特里的街巷，为的是不让与他们同龄的国王被奥地利人俘虏。
奥地利人收买了一些歹徒，企图制造种种阴谋。国王却将它们一一粉碎。那些短命政权的天生拥护者，他的法官们称之为可耻的贼。
堂·卡洛斯没有判处一例死刑，但是他同意没收大批良田。那不勒斯人天生喜欢奢华，讲排场。宫中的贵族都，要取悦年轻的国王，必须出手大方。大臣塔鲁西向他告发，说有些贵族暗中效忠奥地利王室，国王便让他们破了产。现在，反对堂·卡洛斯的只有那不勒斯大主教阿卡维瓦，他是国王在他的新王国遇到的惟一真正危险的敌人。
从维莱特里班师回朝后，堂·卡洛斯于１７４５年冬天举行庆典。这场活动真是盛大庄严，不仅增添了征战胜利的喜悦，同时也为他赢得了那不勒斯的民心。全国到处都恢复了安定富裕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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