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她的书是孤独的。我无法跟任何人谈她的书，我怕谈她的书。
我想谈谈1980年夏到1996年3月3日这16年当中的事。谈谈我跟她共同生活的那些岁月。
我说的是“她”。
我总是难以说出她的名字，我无法说出她的名字，除非写出来。我从来不曾以“你”称呼她。有时，她希望我这样称呼她，希望我以“你”称她，希望我能直呼她的名字。但我叫不出来，这个名字无法从我嘴里说出来。对她来说，这是一种痛苦。我知道，我看出来了。然而，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想，我可能不小心以“你”叫过她两三回。我看见她露出了笑容，孩子般的笑容，一种发自内心的欢欣。要是我一直跟她这么亲近那该多好！
我叫不出她的名字，我想是因为我首次读到这个名字，看到这个名字，看到她的名和姓，这个名字就马上把我迷住了。这个笔名，这个化名，这个作者的名字。总之，我喜欢这个名字，我永远喜欢这个名字。
事情就是这样。
我第一次读她的书是在康城 ，我在那个城市学哲学，马莱伯中学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我读的是《塔吉尼亚的小马》。当时，我和克里斯蒂娜·B和贝内迪克特·L同住一个套间。我是在套间里发现那本书的，书是贝内迪克特的，被扔在地上，混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中。我是偶然看到的。这是一种一见钟情。我开始喝苦康巴利酒。我只喜欢喝这种酒。在康城的小酒吧里，要找到可并不容易。
所以，初次相遇就是《塔吉尼亚的小马》。第一次读，第一次喜欢。后来，我抛开了一切，抛开了所有别的书：康德、黑格尔、斯宾诺莎、司汤达、马居斯和别的哲学家或作家的书。我开始读她所有的书，所有的书名，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文字。
作者的名字越来越使我心醉神迷。我亲手把她的名字抄在一张白色的纸上。有时，我试着模仿她的签名。
什么时候见到她的真模样？我记不清了。我忘了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的。
我扔下了所有别的书，只读她的作品。这个作者，我对她一无所知，我并不认识她。谁也没有跟我提起过这个名字。然而，我从此以后再也离不开她了。这已成定局。我是一个真正的读者。我立即就爱上了她写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子，每一本书。我读了又读，把书中的句子完整地抄写在纸上。我想成为这个名字，抄她所写的东西，让自己模糊不清，成为一只抄写她的文字的手。对我来说，杜拉斯成了文字本身。我喝着康巴利酒。
在我所读的东西和我这个人（我现在还是这样）之间，有一种神奇的巧合。在她和我之间，在杜拉斯这个名字和我————扬之间，有一种巧合。
读她的书是孤独的。我无法跟任何人谈她的书，我怕谈她的书。要是遭到别人的嘲讽怎么办？要是别人不喜欢，或不怎么喜欢，或喜欢得不够，那怎么办？所以，我宁愿缄口不语，把话留在心里，接着读她的书。独自读，躲起来读，羞耻地读。
我已经想把她留给自己了，我已经想保护她了。她已经跟我在一起，但她本人还不知道。我是一个读者，第一读者，因为我喜欢她写的所有文字、全部文字，毫无保留。“杜拉斯”这个由三个字组成的名字，我全身心地爱着它。它刚好落在我头上。我再也没有离开她，我无法离开她，永远也不能，她也同样。
当时我还不知道，故事其实已经开始了。
1975年，康城的“吕克斯”电影院在放《印度之歌》。电影放完后，她来参加一场讨论会。当时，导演习惯与公众交谈。因此，必须组织一些讨论。我想买一大束鲜花，但又不敢买。我害羞。怎么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献花？怎样才能对付那些讥笑嘲讽和插科打诨？我没有买花。我口袋里有一本《摧毁吧，她说》，我想要一个签名。灯光重新亮了起来，她出现了，她穿着电影制片人送给她的那件栗色皮背心，穿着那条大家都熟悉的鸡爪状花纹的裙子，脚蹬威士顿式的高帮皮鞋。那条裙子，她一穿就是二十年。那件背心，她后来给我穿了，是借给我穿的。那件背心质量很好，是软皮的。
“扬，我不能离开它，我不能把它给你。我太喜欢这件背心了。我很乐意借你几天，好让你跟我一起出去。”
这是几年后她对我说的话。
我坐在第一排，就在她对面。我提了一个问题，我弄糊涂了。她笑了，帮助我，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并且作了回答。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见。我看到她站在那里，面对座无虚席的大厅，我都替她害怕。怕人们不喜欢这部电影，不喜欢《印度之歌》。就像这有可能似的，就像这事会发生一样，就像人们会伤害她一样。我看见她感到痛苦了。对她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她喜欢这部电影，就像这部电影不是她拍的似的。她发疯似的爱上了这部电影，爱上了副领事的叫喊，爱上了德尔菲娜·塞里格 ，爱上了安娜-玛丽·斯特莱特 的红裙子，爱上了卡洛斯·达莱西奥的探戈。她绝对喜欢《印度之歌》，喜欢布洛涅森林边上、印度边缘那座破败的宫殿。加尔各答就在这里，在法国。我看见她了，我看见她了。她怕别人破坏这些形象、这些文字和这一音乐。我害怕，但我想给她献花，但愿大家都保持沉默，但愿就我一个人在这家电影院里————看《印度之歌》。就她和我。
P3-7
现在是(1999年)6月底，我写完了这本书。我要去帕特莫两个星期。一个人去那儿，在希腊的那个小岛上和朋友们待在一起。我留下了这本书，留下了您，但我没有离开您。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1999年1月，我跟马朗·塞尔聊天。她录下了我的话。我说，她听。她让我说，自己认真地听。她随我说。我说得杂乱无章。她让人把磁带里录的东西打出来，有几百页，一大捆堆在我面前。我一个月没管它。我出门进城，散步，喝酒。后来，我在多菲内街的那个房间里开始读这些材料。太多了，我觉得不可能整理出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开始写了。我忘了那些材料，我不看它。我像个疯子一样，打一封长信。每天早上都给那个叫作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女人写一封信。我写着，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写什么。写完了我也没有再读一遍，就把它们交给了马朗·塞尔。她要我继续写下去。我照办了，每天早上都写。我给您写信，好像给您写信是可能似的。事实上，我是在写。就这样，这本书诞生了。我留下了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些改稿，留下了一切。
我离开了多菲内街的那个房间。7月2日，我出发去帕特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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