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战的时间是11时15分。玛丽·诺斯报名参战的时间是正午。那时电报还没来，她就在吃午餐时签了名，以免母亲反对。课还没上完，她就走了。玛丽从蒙特刷西①滑雪下山，把装备扔在坡底，在洛桑发电报到战争部。十九个小时之后，她在缭绕的蒸汽中到达维多利亚车站，身上还穿着高山毛衣。火车在鸣笛。那么，这就是伦敦了，一座热爱一切开端的城市。
她径直前往战争部。部里的人给她发了一幅地图，上面的墨水散发着咸味。她迅速穿过市镇，匆匆前往分配地点，不想错过战争的每一分钟。她很是紧张。玛丽在特拉法尔加广场③上奔跑着，刚向着出租车扬手，眼前的群鸽便纷纷飞起，翅膀扇动的噼啪声就像拍打着红葡萄酒酒杯的一千把刀，祈求着片刻安宁。这场可怕而美妙的战争随时都会打响，却不能在她缺席的情况下获得胜利。
战争，不就是头盔和运兵车里士兵的士气吗？如果没有亿万次闲谈汇聚成士兵的勇气，促使他们向前迈进，那士气又该如何形成呢？战争的真正核心是闲话家常，而玛丽在这方面可是专家。今早的天气和她的心情很配，没有云层，也没有记忆中与之对应的东西。在伦敦的清澈天空下，一万名年轻女子依照白厅④的命令，从大理石古城心脏的某个房子里出发，奔赴新岗位。玛丽欣然加入这股志愿者的洪流。
战争部没有给出岗位的详细说明，这是个好兆头。他们将她任命为联络员或是总参谋部的一名专员。需要口才的工作都分给了家世显赫的女孩子。甚至有传言说，他们需要间谍，这个岗位是最具吸引力的，因为能体验再世为人的感觉。
玛丽拦下一辆出租车，给司机看了看地图。他伸长双臂，手中拿着地图，斜视着图上潦草的红色叉叉，那就是玛丽要报到的地方。玛丽觉得他慢得让人受不了。
“是这座大厦吗？在霍利街的？”
“对，”玛丽说，“尽快吧。”
“那是霍利街学校，对吗？”
“不是吧，我要去参战呢。”
“哦。可我觉得那个地方只能是学校啊。街上的其他建筑都是民房。”
玛丽正要张嘴反驳，却没有作声，只是整理着手套。当然，那幢建筑不可能是皇家骑兵卫队总部旁边闪亮的塔楼，更不可能挂着“疯狂密谋部”的牌匾。她要去报到的地方必然是很没意思的。
“好吧，”她说，“也许我要成为一名女教师了。”
司机点点头。“有道理，伦敦半数的男教师应该都上战场去了。”
“那我们就一起祈祷教鞭比敌人的坦克更厉害吧。”
司机驾车前往霍利街，匆忙的程度恰好与送一个普通女教师上班一致。玛丽小心翼翼地露出普通女孩的表情————对她来说，乘计程车应该是她不太习惯的奢侈享受，而女教师这份工作应该会让她十分兴奋。她装作真心享受此刻的样子，心里却想着，牧场里的奶牛和肥鹅必定也是这副模样。
到了学校，她发现自己被人监视。为了与身份相称，她给出租车司机的小费是平常的四分之一。毕竟这是她的第一道考验。她用普通女孩前去参加面试的步伐，扭扭捏捏地走着，仿佛空气讨厌被分割，仿佛她每迈出一步，地面就会痛得尖叫起来。
她找到女校长的办公室，走进去做了自我介绍。瓦因小姐点点头，却没有抬头看她。瓦因穿着乌毛和羊毛织成的毛衣，戴着眼镜，眼镜链像极了浴缸塞上的链子。
“诺斯……”玛丽又郑重其事地说出这个姓氏。
“好了好了，我不是聋子。你带茶隼班吧。先从记名单开始，你要想办法记住他们的名字。”
“好的。”玛丽说。
“你之前教过书吗？”
“没有。”玛丽说，“但我觉得应该有许多事情要干。”
女校长冬日冰湖般的语气把她镇住了：“你的想象可不在教学大纲里。”
“抱歉。我从来没教过书。”
“很好。你要强硬些。不能让他们放肆，还有，孩子们刚开始学写字，不要低估这件事的重要性。手要这样，心也要这样。”
玛丽觉得，这个“女校长”有点小题大做。打听出这个女人的后台之后，也许得向她的上级打打小报告。虽然这个女人刻意掩饰，但她对细节的掌控能力令人吃惊。这里是笔筒和锡罐，装着削好的铅笔和图钉。这里是一小沓赞美诗集，每一本都用不同的封皮包好。这就好像如果从新学年的第一周就要求孩子这样做，他们就真能做出来一样。
女校长抬起头。“你在傻笑什么啊？”
“对不起。”玛丽说，无法保持眼神交流，令她感到稍微有点不安。
“茶隼班，”女校长说，“沿着走廊左边第三间教室便是。”
玛丽走进教室时，三十一个小孩正静静地坐在掀盖式书桌旁。他们用猫头鹰般的眼睛看着玛丽，不时转过头去。孩子们看起来大概八到十岁，几乎所有人都是近视眼，要调整一下目光才能找到焦距。
“大家早上好，我叫玛丽·诺斯。”
“早上好，诺斯小姐。”
P5-7
马耳他围岛之战的某一天，皇家炮兵的希尔上尉，也就是我的外公，接到一个任务，那就是去照顾英国首相才华横溢、闲游浪荡的儿子兰道夫·丘吉尔。“大卫，照顾好他，”把这项非凡的任务交托给他的少将说，“如果有可能的话，尽可能让他远离麻烦。”
刚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不断思索这个命令到底是什么意思。轴心国对马耳他岛的死亡之扼持续了两年，驻守军和岛民都饿到极点。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肥胖虚弱的兰道夫跳伞来到这里，着实可怜。天气很热，他想去游泳，于是我外公就把他带到军官们使用的海滩上，一条薄薄的泳裤就此留在了水雷和铁丝网之间。
兰道夫造访马耳他的原因是为特种航空队招募新兵。对于饥肠辘辘的军官来说，这个邀请难以拒绝：成为突击队员就意味着满满的配给粮和一张离开马耳他岛的机票。外公帮助兰道夫打点了这一切，自己不去报名似乎很没有礼貌，于是，一段时间后，他就降落到深入敌后的北非。
兰道夫出了名地勇敢，喜欢在枪林弹雨中一边散步一边下命令。在马耳他，他很可能早就死了————或者更糟糕，被俘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如果能把首相之子抓起来当俘虏，那就不得了了。外公受过良好教育，配备了一把韦伯李Mk IV左轮手枪，肩负着模棱两可的命令。
当时，这部小说本来是一部舞台剧，着重探索两人之间的权力动态。可是到了最后，兰道夫成了错误的主角。我发现我对外公更感兴趣————虽然他没有发现生活充满了讲好玩故事的机会，虽然他会用冰雕刻出游艇，虽然他会把《查理与巧克力工厂》念给外孙听，但他是个极其勇敢的人。在小说中，兰道夫在某种形式上化身成西蒙森这个角色，可是我把他本人————在他看来是很伟大的一个人————留给了出色的传记作家。
相反，我到了马耳他，花了一点时间来了解我外公的经历。上了年纪的岛民很友善，耐心详尽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属于可以与二战生还者对话的最后一代作家。我关掉手机，睡在外公曾在的临时兵营之中。
我的外公和祖父都曾在皇家炮兵里服役。他们驻扎过的地方还保留着大炮安置的水泥底座和曾经帮助他们抵挡外敌的城墙。所以，当外公告诉我他在马耳他驻扎的地点时，我能到那里找到精确的位置。
我也在军事墓地度过一段时间。外公用圆珠笔写了一份回忆录，里面记载着他认识的死者，我用打字机重打了一遍。在我面前的正是那些刻进石头里的熟悉的名字：我用手指把他们的名字描了一遍。
战争的悲伤征服了我，虽然我听过其他人谈论这些地方，但我还是觉得很惊讶，很受震撼。
我注意到，马耳他的坟墓与其他地方的同盟军坟墓不太一样。每一块墓碑之下都躺着四五个人，有时甚至是六个人。我问及此事，有人笑着说，你可以在岛上任何一个地方挖个坑试试看。我发现，马耳他的黄岩之上少有厚于六英寸的表层土。挨饿的士兵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用钝了的鹤嘴锄敲碎花岗岩。这段经历让我想到要写这本书。无可避免的是，这本书肯定无法公平对待书中所述的主题。但也许小说作者的工作，就是挖一个可以容纳好几个人的小坑。
在岛上的最后一天，我去了宾格马。我的外公曾在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要塞上驻扎过一段时间。要塞高耸在峭壁之上，俯瞰着广阔的平原。我带着iPad，心里想着要在城墙上开始写这本小说。可是，我发现要塞如今已经变成了私人财产，残破不堪，围着铁丝网，被那种先咬人后问问题的犬类守护着。
狂风刮来沙尘漩涡，逐渐破败的城墙避风处吹来厚厚的纸袋。吊桥上随意倾倒的碎石和厨房用具挡住了去路。外公曾在那条壕沟里种了一些作物，收成惨淡，如今已经覆盖上植物，不仅有灌木丛，还有成熟的大树。地上有注射器。这是一个被荒废、被亵渎的地方。我没有在那里开始写作————我意识到还不知道从何写起。
我捡了一颗墙上掉下来的石头，想带回家给外公看，但最后我还是没有这么做。我担心他看了照片之后知道要塞残破的模样，会感到很伤心。也许我不该担心，他一有机会就心痒痒，想知道他能不能活得比这个地方长。
我写这本小说时，外公去世了，然而，他也许会说，这并不是我的错。我后悔没有让他看到这本书。那时，我已经完成了第三稿（最终版本是第五稿），但我决定等到小说完美之后才交给他看。我真是太蠢了。请你原谅一个作家给m的一条建议：不要害怕，要把未完成的手稿交给你爱的人看。
出于好玩，大卫·希尔的确曾在马耳他冒着气泡的海域中，驾驶一条长十四英尺的小船穿梭在水雷之间，他的确用军队分发的地图确认了《使徒行传》第二十七行中圣保罗湾沉船的存在。宣战那天，他就报名参军了。因为某个神秘的原因，他的确擅离职守了五个星期。回到军营后（他离开的原因的确难以猜测），他的上校一见到他，就看着他的手表问：“你为什么迟到了？”
除了以上的相关事实，小说中阿利斯泰尔一角与我的外公并无多少相似之处，而且小说中的情节当然是虚构的。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于我外公，如果没有他，也不会有这本小说的存在，但毕竟小说不是根据他的真实故事改编的。
故事当然是从伦敦开始。玛丽·诺斯成为主人公的原因正是兰道夫·丘吉尔变成配角的原因：当面对生活中的一大堆困难时，勇气会变得更加微妙。而且，到现在我已经学到一件事：我应该利用家里人的经历而不是装作了解世界历史。
如果只能挖一个小坑，那么在划定边界时我至少要十分谨慎。玛丽这个角色的灵感来源于我的祖母，玛格丽特·斯莱特，在闪电战期间，她在伯明翰地区驾驶救护车；灵感也来源于我的外婆玛丽·韦斯特，她开办了自己的小学和幼儿园。
我劝了许久，都无法劝服两位老人家谈论战争的事情。每每论及此事，她们只是挥挥手，微笑着化解掉我的问题。孩提时代与她们交谈，我的印象就是战争很短暂、很不适，不值得浪费气力去描述，就像被一场大雨糟蹋的露营一样。人们根本无法想象，艺术家玛格丽特曾驾驶救护车在炸弹之中穿梭。人们从未怀疑，玛丽的第一任未婚夫死于东伦敦的一次空袭，事故发生时，两人坐在电影院里，玛丽就在他身旁。炸弹几乎炸死了她，在她身上留下了伤疤。
1941年，现实中的玛丽与我外公大卫在灯火管制中订婚，她的订婚戒指上有九颗钻石，每一颗代表着两人的一次见面。几天之后，大卫搭上前往马耳他的运兵舰，直到三年之后，两人才再次见面。他们那代人的选择做得很迅速，都是出于勇气和本能，希望往往悬于一线。他们要对生活和对方有着强大的信仰。他们用墨水写信，信件会在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之后才到达对方手里，如果能通过防线的话。
因为一封信对于他们来说是那么重要，他们每写一封信，都会倾尽全力，仿佛纸、墨水和手的运动都会就此停止。
大卫寄给玛丽的每封信都还保留着，但玛丽的回信一封都没有————那捆珍贵的信从马耳他出发，没有与大卫搭乘同一班船，而装信的船走到一半，就被德国的潜艇击沉了。
开始这项工程时，我也许会说，通过写一个关于二战的个人故事，我希望点出目前我们的这场战争的伪善————我们大部分人对这场战争的承诺都不是与个人有关的，战争的结果不是胜利或失败，而是日历里不断翻动的日子，以及一个假设：我们永远不能和敌人和解。我想让读者读完此书时开始思考，宽恕仅仅可以在勇敢的个人之间实现，还是在国家层面同样可行。
但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挖的洞比这个更小。现在我希望读者会把这本书看成是巨人变成小人物时抬头去看自己坠落的高度时，发出的一声真诚感叹。
第一幅照片是我外公大卫·希尔（右一）与空军特种部队在1944年的阿尔及利亚。第二幅也是1944年的照片，是外公和外婆玛丽的合照。这幅照片是一名波兰皇家空军军官照的，外公和外婆度蜜月时和他住在同一家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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