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又一个春天
漫漫长冬后的第一个晴天将几个月来在大地上积聚的潮气蒸发殆尽，灿烂的阳光照暖了在仿佛经过矫形的花园小径上散步的老年人那脆弱的筋骨。只有那些悲观失望的人才会赖在床上，让他们出来呼吸清新的空气真是谈何容易，因为他们只沉浸在自己的噩梦中，丝毫也听不见户外鸟雀的啼鸣。女演员何塞菲娜·比安奇穿着大约在半个世纪前用来朗诵契诃夫小说时穿过的丝织长裙，为了保护她那白皙的皮肤，还撑着一把阳伞，悠闲地漫步于花坛之中。花坛里的鲜花即将盛开，将会招来许多蜜蜂。
“唉，瞧这些年轻人。”这位年逾八旬的老妇人微笑着，她感到勿忘我草在轻轻地摇曳，猜想那儿一定躲着她的崇拜者，这些人在她已隐名匿迹之时仍仰慕她，此刻正躲在花丛中窥视着她的一举一动。
上校拖着两条软弱无力的腿，扶着铝制栏杆，微微地往前挪动着步子。为了庆贺春天的来临，为了向国旗致敬，他每天早晨都要在自己的胸前挂满伊雷内用硬纸片和铁皮给他做的勋章。只要他还透得过气来，便会大声向军队发布命令，还会命令那些已当了曾祖父的颤悠悠的老人离开练兵场，因为脚蹬漆皮靴列队而来的步兵们会将他们撞翻在地。旗帜就像停在电话线旁的一只扇动着翅膀的无形兀鹫在空中飘扬。他的士兵们直挺挺地站立着，目光注视着正前方，鼓乐齐鸣，雄壮的男高音唱着只有他自己才听得到的神圣国歌。这歌声被穿军装的女护理员打断了，她像所有这种类型的女人一样，沉默寡言，阴险狡诈。她用餐巾纸擦去他嘴角流下并弄湿了衬衣的口水，他正想给她颁发一枚勋章或给她晋升军衔，然而她却转身走了，让他愣在了那里。走前她还提醒上校，不要搞脏了衬裤，否则她就要打他的屁股，因为她再也不愿清洗别人被粪便弄脏的裤子了。这个不通情理的女人说的是谁？上校问着自己。他猜想她一定在说这儿最有钱的寡妇，只有她才用尿布。在一次炮击中，她的消化系统受了重伤，她便永远坐上了轮椅。然而，即便如此，人们仍不尊重她，只要她稍有疏忽，她的发卡和丝带便会不翼而飞。这个世界上奸诈欺骗之徒实在太多了。
“抓小偷！我的鞋子给偷走了。”寡妇叫了起来。
“别嚷嚷，太太，邻居们会听见的。”照料她的女人说。她推着轮椅，让她晒晒太阳。
然而，这瘫女人仍在大叫大嚷，直叫得声嘶力竭。即使这样，她还有气力用患关节炎的手指指了指那个正在悄悄解开裤裆对着女人们展示他那恶心的阴茎的色情狂。女人们都不予理会，只有那位身着孝服的矮小妇人不无动情地望着那只干瘪的无花果。她曾经爱上了它的主人，每天晚上都让自己的房门敞开着，等待他的到来。
“婊子！”有钱的寡妇大叫一声，接着又露出了微笑，原来她突然想起了遥远的过去。那时，她丈夫还活着，他为了能将她搂在怀里，经常给她成盎司的黄金，她终于积攒了一口袋金币，沉得没有任何一个海员能扛得动。
“我的金币在什么地方？”
“您在说什么，太太？”女护理员推着轮椅漫不经心地问。
“是你偷走了我的金币！我要叫警察了。”
“别讨人厌了，太太。”护理员不动声色地说。
一位半身不遂的病人被安置在一条长凳上，他的双腿裹着一条披肩，半个脸面的肌肉已不能活动了，一只瘫痪的手插在口袋里，另一只手握着一只空烟斗。他静静地端坐着，外套的胳膊肘处贴着两块皮补丁，显示出英国绅士的风度。他一直在等待邮件，因此让人把他放在对着大门的地方，以便能见到伊雷内进门，一眼就能看到她给他带来了信件。在他身边还有一个忧郁的老人在晒着太阳，他从不与这位老人交谈，因为他们是仇人，尽管连他们自己也已经忘掉了当初争吵的原因。他们有时会忘记宿怨，向对方说上一句话，但往往得不到回答，这倒不是因为对方的敌视，而是因为耳聋。
贝阿特丽丝·阿尔坎塔拉·德贝尔特兰出现在二楼阳台上，那儿的九重葛尚未长出绿叶，更没有开花。她穿着一条豌豆色的羚羊皮裤和同样颜色的法国紧身衬衫，眨着眼皮，摆弄着孔雀石戒指。她刚刚做了一套东方式体操，想放松一下神经，清醒一下头脑。现在她抹好了胭脂和口红，显得轻松恬静。她手里端着一杯鲜果汁，那是用来帮助消化和滋润皮肤的。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温馨的空气，计算着还差多少天便能去休假旅行。这个冬天，天气很不好，她那被阳光晒得黝黑的皮肤又变白了。她神情严肃地望了望脚下已被春色打扮得十分艳丽的花园，但没有觉察到投射到石墙上的明媚阳光，也没有闻到潮湿的泥土散发的芳香。那些多年生的常春藤已经从严寒中复苏，房屋的瓦片上，清晨的露珠在闪闪发光。在那幢房客居住的楼房里，木质的天花嵌板和门厅已掉了颜色，显得冷落凄凉。贝阿特丽丝已决定将房子粉刷一下。她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屋里的老人，看看他们是否都按照她的吩咐行事。除了那个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沮丧的老人以外，其他老人都出现在她的视线之内。她又瞥了一眼那些女护理人员，看见她们的围裙都洗烫得干干净净，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而且都穿着胶底鞋。她满意地笑了，因为一切都很正常。常常会诱发瘟疫的雨季已经过去，没有一位房客染上疾病。这样一来，几个月的房租收入是不成问题的了。即使是那位身体羸弱的病人也能活过这个夏天。
贝阿特丽丝在阳台上看到她的女儿伊雷内走进“上帝慈善之家”花园，她厌恶地看到女儿没有走侧门（从那儿可直接来到通向她们居住的二楼的楼梯）。这个侧门是她特意让人修的，因为她不愿进出家门时经过这个养老院，原因是见到这些龙钟老人她会心里难受。她宁愿站在一旁瞧着他们。她的女儿与她相反，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和那些老年人接近，这似乎已成了她的一种乐趣。她仿佛已找到了一种能与这些耳聋和丧失记忆力的老人交谈的语言。此时，她正把又好吃又易消化的食物分发给那些装着假牙的老人。贝阿特丽丝看着她靠近了那位偏瘫老人，递给他一封信，接着又帮他把信打开，因为老人只用一只好手是拆不开信的。她还在他身边轻轻地说了些什么，然后，姑娘走到另一位老年绅士身旁。虽然母亲在阳台上听不见她说些什么，但她猜得出她是在对他谈他儿子、儿媳和孙子的事，因为这是那位老人唯一感兴趣的话题。伊雷内对每一位老人时而报以微笑，时而亲热地抚摸他们一下，走到每一位老人身边，总要待上几分钟。这时阳台上的贝阿特丽丝暗暗地想，她是永远也不会理解这个同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古怪女儿的。突然，那位好色的老头走到伊雷内身边，双手捂住她的乳房，使劲地往下按。他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淫念，毋宁说是出于好奇。伊雷内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足有好一会（对母亲来说，这个时间简直没有尽头），直到一位女护理员发现这一情况，赶紧跑来将老人拉开，但是伊雷内向她使了个眼色阻止了她。
“随他去吧，他不会伤害我的。”伊雷内笑着说。
贝阿特丽丝咬着嘴唇离开了她的瞭望站，朝厨房走去。女佣罗莎正在那里一边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小说，一边切着菜，准备做午饭。她长着一张圆圆的脸蛋，暗褐色的皮肤，又肥又粗的大腿，往外隆起的肚子，看不出有多大年纪。她长得太胖了，以致一条腿搁不到另一条腿上，想给自己的后背搔痒也办不到。“你怎么洗屁股呢，罗莎？”伊雷内小时候，看着这个每年都要增加一公斤的大肉团，总爱这么问她。“看你在想些什么，小宝贝！常言道，心宽体胖，越胖越好看嘛。”说起话来常爱用谚语的罗莎不动声色地说。
“伊雷内真让我担心。”女主人坐到一张板凳上，慢慢地吮吸着果汁。
罗莎没有答话，但她关了收音机，让女主人继续说下去。太太叹了口气，说：“我要和我女儿好好谈谈了，我不知她在搞些什么鬼名堂，也不知那些常与她厮混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不去俱乐部打网球，结识一些与她身份相当的年轻人？她总是以自己的职业为借口为所欲为，我总认为当记者不地道，是不三不四的人才干的职业。如果她的未婚夫知道这些事，肯定受不了，因为一个即将做军官妻子的人，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我也不知跟她说过多少遍了！你们不要以为现在已不讲究名声了。不见得。眼下世道虽然不同了，但还没变得可以不讲究名声了。再说，罗莎，现在军人已和过去大不一样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啦，我实在讨厌伊雷内那古怪的脾气，我很为她担心。我的日子也不容易，这点你是再清楚不过的。打从欧塞比奥不辞而别，银行存款被冻结，家里的开支大得吓人。为了维持眼下这种体体面面的生活，我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儿。可这儿的事难着呢，这些老家伙简直是个包袱，依我看，说到底从他们身上不仅不能增加收入，反而会带来更多的开销和烦恼，让他们交纳房租不知要费多大的劲儿，特别是那个该死的寡妇，每月的房租总是迟交。这生意真不景气。说到我女儿，我也没有这个劲儿成天跟在她的后面监督着她往脸上涂脂抹粉，让她穿得体面一点，免得让她眼下的样子吓跑了她的未婚夫。她已到了该自己照顾自己的年龄了，你说呢？你瞧我，如果不是我注意保养自己，还不知成了个什么样子呢。那就会像我的女友们一样，满脸皱纹，一身肥肉，皮肤粗得像树皮。而我至今还保持着年轻时的身段，皮肤也相当光洁。自然，谁也不会说我整日无所事事，家里的事够我操心的了，烦死人了。”
“太太，您是脸上高高兴兴，心里郁闷难忍。”
“你为什么不找我女儿谈谈，罗莎？我看她更听你的。”
罗莎把菜刀放在桌子上，瞧着她的女主人，没有表露出同情。以往，她常常与她的女主人唱反调，特别是谈到伊雷内的事情。她不同意她对孩子的指责，但这次她却承认母亲是对的。她也很想见到伊雷内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身上披着白纱，手捧着洁净的鲜花，挽着古斯塔沃·莫兰特的胳膊，在手举军刀的两排士兵中间，走出教堂的大门。但她仅从收音机和电视里获得的关于世俗的知识告诉她，人生在世，有着受不尽的苦难，要得到最后的幸福，需要经受许多次煎熬。
“太太，还是由她自己去吧。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何况伊雷内是不会长寿的，这从她那漫不经心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来。”
“哎呀，我的天，你胡说些什么呀！”
伊雷内穿着宽松的棉布裙子，披散着头发，旋风般地进了厨房。她吻了吻两个女人的面颊，打开冰箱，在里面搜寻着什么。她母亲差一点要教训她一番，可突然发现她说什么都没有用，因为这位左边乳房衣服上有一片手指印的少女此时离她是那么遥远，简直像是一颗遥远的星星。
“罗莎，春天到了，勿忘我草很快就要开花了。”伊雷内神秘地挤了一下眼睛，罗莎很快理解了它的含义，因为她们俩都在想着那个从天窗上掉下来的新生儿。
“有什么新的消息吗？”贝阿特丽丝问。
“我要写一篇报道，妈妈，我要去采访一个女圣徒，据说她会创造奇迹。”
“什么样的奇迹？”
“她能摘除肉瘤，治愈失眠症和打嗝，也能消除绝望，还能呼风唤雨。”她笑着说。
贝阿特丽丝叹了口气，她对女儿的幽默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罗莎又在一边切起了胡萝卜，同时听着收音机里播出的小说，嘴里还在自言自语地说，只要世上出现了活圣徒，那些死圣徒就不会创造奇迹了。伊雷内离开厨房去换衣服，取录音机，她在等弗朗西斯科·雷阿尔的到来。雷阿尔是她的同事，帮她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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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以男子气概闻名于世的大陆，伊莎贝尔·阿连德这样的女艺术家能脱颖而出，实在难得。
————巴尔加斯·略萨
伊莎贝尔·阿连德的作品再现了皮诺切特上台后智利成千上万的人“失踪”的悲剧，展现了智利的历史轨迹。作者以大量令人信服的事实谴责了政变当局对平民犯下的罪行，反映了政变后智利的社会现实。这是小说的胜利。
————《华盛顿邮报》
拉丁美洲文学在十九世纪拉丁美洲获得独立以后就出现了辉煌。无论是浪漫主义小说与诗歌，还是自然主义小说，无论是现代主义诗歌，还是现实主义小说、地域主义小说或印第安主义小说，都展现出其独特的风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文学作品并不为世界文坛关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作品开始被译成英文和法文，在美国和欧洲出版。他的作品引起了欧美文坛的高度重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班牙文学代理人卡门·巴尔塞斯隆重推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胡里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这几部作品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同时出版，造成了“文学爆炸”的态势，让本已繁花似锦的拉美文学以它特有的魅力展现在世界各国读者面前，为当时比较沉寂的世界文坛带来了活力。
在我国，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一大批拉美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出版，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博尔赫斯神秘的交叉小径中迷宫式的时间，胡安·鲁尔福阴曹地府里栩栩如生的农村众生，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神奇的飞毯和奇异的炼金术，卡洛斯·奥内蒂令人恍惚的时空观和复杂的心理描写，巴尔加斯·略萨的“教堂”中前后跳跃的对话，卡洛斯·富恩特斯充满了痛苦和欢乐的“最明净的地区”，胡安·多诺索那位自以为换上了鬼怪器官、神情颓丧的翁伯特，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加勒比地区巴洛克式的异彩纷呈的传说，罗亚·巴斯托斯那超越时空、集善恶于一身的独裁者，罗贝尔特·阿尔特的穷困潦倒的七个疯子，胡里奥·科塔萨尔的结构奇特、有数种阅读方法的“跳房子游戏”……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佳作将人们带进了拉丁美洲这块既古老又年轻的大陆，领略那里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
这些作品给中国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众多中青年作家以及数以万计的读者。一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拉美作家也引起了中国读者的极大兴趣。智利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她以魔幻与现实交相辉映的《幽灵之家》、《爱情与阴影》和《夏娃·月亮》赢得了广大中国读者的青睐。她被人亲切地称为“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伊莎贝尔·阿连德于一九四二年出生在秘鲁首都利马。她的父亲托马斯·阿连德当时任智利驻秘鲁的外交官，是后来的智利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堂弟。一九四五年她的父母离婚，母亲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回到智利圣地亚哥外祖父的家中生活。
一九五三年她的母亲与职业外交官拉蒙·乌依多布洛结婚，她随父母先后旅居玻利维亚和黎巴嫩。在玻利维亚时，她在一所美国人办的私立学校上学；在贝鲁特时，她则上了一所英国人办的私立学校。一九五八年，因苏伊士运河危机，她随父母回到智利，在祖国结束了她的中学学习生涯，这时她认识了日后成为她丈夫的理工科大学生米盖尔·弗利亚斯。
一九六二年，她与弗利亚斯结婚，次年生下了女儿保拉。一九六四至一九六五年，她与丈夫和女儿生活在比利时和瑞士。一九六六年她回到智利，这一年，她的儿子尼科拉斯出生。一九六七年，她开始从事文字工作，为《保拉》杂志撰文，并成为该杂志的编辑。与此同时，她还为幽默专栏撰稿。一九七四年，她为儿童刊物《曼帕托》写稿，发表了两篇短篇小说。一九七〇年，萨尔瓦多·阿连德当选为智利历史上第一位社会党总统。伊莎贝尔的继父被任命为智利驻阿根廷大使。她在智利圣地亚哥电视十三台和七台工作。一九七三年，她的剧作《大使》在圣地亚哥上演。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二，皮诺切特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社会党人萨尔瓦多·阿连德领导的民选政府，建立了长达十七年的军事独裁统治。在保卫总统府的战斗中，伊莎贝尔的堂伯父阿连德总统以身殉职。这次政变彻底改变了伊莎贝尔的生活，她不得不流亡国外。
一九七五年，伊莎贝尔与丈夫和两个孩子流亡委内瑞拉，在加拉加斯生活了十三年。在那里，她为《民族报》撰稿，并在一所中学担任管理工作。一九八一年，她得知九十九岁的外祖父病危，于是开始给他写信，这封信最后成了于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幽灵之家》。
一九八七年她与弗利亚斯离婚。一九八八年她与威利·格尔登结婚，定居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圣拉法埃尔。一九九〇年智利恢复了民主。在阔别了十五年后，伊莎贝尔回到智利，从埃尔文总统手里接受了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文学奖。
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由《幽灵之家》改编的电影首映。一九九四年《保拉》出版，《爱情与阴影》被搬上银幕。
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星期二，即智利发生军事政变二十八年后的这一天，纽约的最高建筑双塔楼被摧毁，“九一一”事件震惊了全世界，又一次改变了女作家的生活。已经在美国定居十二年的伊莎贝尔开始对自己是美国人的身份表示认同，尽管她反对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
伊莎贝尔创作的长篇小说《幽灵之家》（一九八二）和《爱情与阴影》（一九八四）的面世，被认为是拉美“文学爆炸”后继续辉煌的一个标志，同时也证明了这位拉美女作家已在世界文坛占有不可低估的一席之地。
《幽灵之家》是一部气度恢宏的全景式小说。作者以自己的外祖父母家庭为原型，以犀利而不失幽默的笔触，讲述了拉美两个家族近一个世纪的兴衰史，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拉丁美洲的变幻风云。
《无限计划》（一九九一）的主人公乔治是个美国人。他的父亲是位学自然科学的博士，为完成自己“永无止境的计划”，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乘着卡车走遍了北美。乔治继续父亲的这个“无限计划”，经历了贫困、性的革命、越南战争撕心裂肺的痛苦和政治的激进主义。
《保拉》（一九九四）是一部文字清新、感情真挚、情趣盎然的小说。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伊莎贝尔的女儿保拉患了重病，不久便不省人事，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都处于昏迷状态。作者为了唤醒女儿的意识，决定向她叙述自己家庭富有情趣的往事。于是，她在马德里医院的走廊里、病床边，在旅馆内和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以自己对女儿全部的爱写出了这部小说。她把自己曾想对女儿说却没来得及说的话，以动听的话语娓娓道来。这本书一出版便成为畅销书，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财富之女》（一九九九）讲述的是一个智利姑娘在十八世纪末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中经历的传奇故事。埃里萨从智利的瓦尔帕拉伊索出发去加利福尼亚寻找恋人霍阿金。在这块充斥着单身男人和妓女的地方，埃里萨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变成了一个非凡的女人。她得到了中国医生陶赤恩的帮助，经历了各种神奇与困境。
《棕色肖像》（二〇〇〇）延续了上一部小说的故事，时间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埃里萨和陶赤恩的外孙女阿乌罗拉出生在有异国情调的旧金山，后回到智利，生活在外祖母帕乌丽娜家。她参加了维护妇女权利的斗争，并用自己的照相机追溯过去。这部小说再现了《财富之女》和《幽灵之家》中的人物，它们可以说是这位女作家的第一个三部曲。
《佐罗，一个传奇的开始》（二〇〇一）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初的加利福尼亚南部，那时还是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传说中的佐罗是一位印第安的传奇女子多依布尔尼娅和西班牙贵族阿莱汉德罗·德拉·维加所生的儿子迭戈·德拉·维加，以后他变成了具有传奇色彩的“佐罗”（西班牙语Zorro意为“狐狸”）。这个形象集印第安的魔幻和西班牙的生活习惯于一身，作者赋予了“佐罗”安东尼奥·班德拉斯的形象、切·格瓦拉的正义感、罗宾汉的行侠仗义和彼得·潘那颗永远年轻的心。作者认为，当今世界需要非常多的佐罗，这位维护穷人、高举理想主义火炬的英雄对唤醒民众能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
《感官回忆录》（一九九七）和《我虚构的祖国》（二〇〇一）是伊莎贝尔具有心灵震撼力的两部散文集。前者是在作者心灵受到强烈震撼之后写成的。在日日夜夜看护女儿的近一年时间里，伊莎贝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终日与痛苦为伴，直到一天晚上她梦见自己掉进一个满是汤汁的池子里，第二天晚上她又梦见自己吃了西班牙著名影星安东尼奥·班德拉斯，班德拉斯与木瓜拌在一起被卷在墨西哥玉米饼里。这个奇特的梦使她明白，痛苦已经结束了，因为她把食欲和性欲当成良药。在她看来，食欲和性欲能让物种生存与繁衍，美好与战争也会因它们而生。《感官回忆录》就是抒发爱恋之情、赞美人类美好情感的书。
《我虚构的祖国》则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散文集，已经定居加利福尼亚的女作家以满腔思念之情回忆自己最亲近却已有距离感的祖国————智利。
这次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爱情与阴影》是伊莎贝尔·阿连德的第二部小说，于一九八六年十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出版。出版后立即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仅在最初的两年中，便连续出了八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西班牙和欧美一些国家读者最喜爱的书籍之一。西方文坛对这本书也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它不仅是这位智利女作家创作生涯中新的里程碑，还是西班牙语文学中一部具有影响力的作品。
《爱情与阴影》以女记者伊雷内和摄影师弗朗西斯科的爱情为主线，讲述了不同境遇和不同经历的三个家庭的故事。弗朗西斯科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原籍西班牙，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几经周折由西班牙流亡到智利定居。伊雷内与弗朗西斯科相识后，因志趣相投，很快就有了感情。迪格娜是个农妇，丈夫是马戏团演员。在迪格娜生孩子时，由于医院工作上的不负责任，她不得不将错就错，将另一个产妇的女儿当作亲生女儿抚养，取名埃万赫利娜。孩子到了十五六岁，癫痫病频频发作。奇怪的是，每当她发病时，还会出现房屋震动，家畜、家禽飞舞，家具跳动等“奇迹”。当地人以为这是神灵显圣，便把埃万赫利娜当成圣女，纷纷来求她保佑。伊雷内和弗朗西斯科闻讯后便去采访，恰恰碰上一伙军人在中尉拉米雷斯的带领下去抓埃万赫利娜，说她妖言惑众。谁知埃万赫利娜癫痫病发作，显了“神通”：中尉和他的士兵被她的“神力”打翻在地，洋相百出。中尉恼羞成怒，派人逮捕了她。从此，埃万赫利娜便失踪了。
伊雷内和弗朗西斯科出于正义感和对姑娘的同情，四处奔走，寻找埃万赫利娜。他们终于在一个废弃的矿井内发现了埃万赫利娜的尸体。同时他们还发现了十几具无名尸体。他们拍了照，决定将此事公布于众，以揭露军人的暴行。当局为了平息局势，不得不逮捕了拉米雷斯，但很快又将他释放。
伊雷内因此事遭到暗算，身受重伤，后经弗朗西斯科的精心照料，起死回生。他们知道再也无法在国内生活下去，便在秘密组织的帮助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祖国。
这部作品笔触犀利而幽默。作者生动地描绘了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普通人的生活，从不同的角度把他们的生活和爱情，特别是他们内心的情感————在军事独裁统治下对正义和自由的渴望————细腻生动地再现出来，深深地拨动了读者的心弦。小说的主题思想十分严肃，展开的社会场景广阔而深刻，但在叙述中却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富有人情味。如雷阿尔教授夫妇的信仰虽然不同，经历尽管坎坷，却相敬如宾，乐观豁达，家庭气氛浓郁；农妇迪格娜的善良和对子女的爱表现了普通农民的正直朴实；主人公伊雷内和弗朗西斯科诚挚的爱情以及他们对自由、正义和幸福的追求都是那么执着；而颇具神秘色彩的埃万赫利娜和她的疾病则给予读者更大的想象空间。所有这一切在作者笔下都显得十分和谐自然，这种和满的气氛把军人的暴行、独裁的罪恶衬托得更加鲜明。
作者在揭露军人令人发指的暴行时，并未采取自然主义的手法，而是着重剖析不同的个人的内心及其家庭和社会环境，较为深刻地揭示出独裁统治给各个阶层的人们，包括那些军人所带来的恶果。
作者在书中还采用了许多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如对埃万赫利娜这个人物的刻画就很有特色。她的癫痫病初发的那天，成千上万只青蛙爬满了附近的公路。在作者笔下，迪格娜这位农妇把自己的母爱都倾注在错领的女儿身上。她并不像无知的村民们那样认为女儿的病是魔鬼附身或神灵显圣，而推测是精神上或身体上的原因所造成。读者在这神奇的气氛中感受到的并不是人们的迷信和愚昧，而是对天真的有病的姑娘的同情和对那些倒行逆施的军人的仇恨。书中神幻般的描述与记者伊雷内的噩梦相辉映，使读者对这块具有强烈魔幻色彩的大地上发生的悲剧作出更加深刻的思索。
小说最后一章的篇名为“甜蜜的祖国”。在全书的结尾，伊雷内和弗朗西斯科披着金色的晨曦，越过了国境。他们最后一次瞭望祖国。伊雷内低声问道：“我们还会回来吗？”弗朗西斯科肯定地说：“一定会回来的。”在以后的岁月中，这句话一直在他们耳边萦绕。这再一次表露出作者对祖国强烈的眷恋之情。
陈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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