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霞刚在萨奔山的上空染了一抹红晕，暗蓝色的海面就抹去了浓重的夜色，等待着第一道光线洒下快乐的万点金星。港口那边飘过来一股寒冷的雾气；雪没有了，周围是黑黝黝的一片。清晨的严寒刺得脸颊生痛，在脚底下被踩得咯吱咯吱地响。遥远的海上永不停息的涛声，塞瓦斯托波尔城内断断续续的枪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舰船上闷声闷气地敲了第八次钟了。
北边一带平静的黑夜宣告结束，白昼的活动逐渐开始了。哨兵在换岗，发出火枪撞击的声音；有个医生在急忙忙地赶路，要去医院上班；一名小兵从地窝子里爬了出来，用浮着冰块的水洗了洗晒黑的面孔，转身朝着泛出红色的东方匆匆地画了个十字，向上帝祈祷；有一辆骆驼拉的大车，车身很高，吱吱呀呀地向墓地走去，要把满身血迹的死者埋葬人土，一车的尸体几乎装得满满的……请您往码头那边走，一股混合着煤烟、湿气、粪便和牛肉的特别的气味，呛得您昏昏欲倒；几百种物资：木柴、肉类、面粉、铁条、柳条筐等等，在码头旁边堆得像小山似的。几个团的士兵，带着麻袋，背着火枪，或者赤手空拳，聚在这里抽烟，吵架，把货物搬运上船；船冒着烟，停在趸船外边。许多私人的小划子坐满了乘客，其中有水手，士兵，商贩，妇女，靠了码头又划走了。
“老爷，到格拉夫码头去吗？请上船吧。”有两三个退伍的水兵站在各自的小划子上在向您招揽生意。
您选中了离您最近的一只小划子，跨过一匹腐烂的枣红马的尸体，它一身污秽地躺在旁边，走到掌舵的身旁坐下。小划子离开了码头，四周的海面上闪耀着朝阳的光点。您面前是个年老的水兵，穿着驼灰色的大衣；还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头发的颜色很浅，一声不响地使劲划着双桨。您看到了远近停泊在海港里的几艘轮船那带条纹的庞大的躯体，看到了在蓝莹莹的海面上流动着的许多黑色的星星点点的舢板，看到了城市临海一面的建筑被早晨的太阳那玫瑰色的光线渲染得十分明亮而美丽，看到了那浮着泡沫的一道漆成白色的木栅和沉在水里的船只那闷闷不乐地伸出焦黑的断桅，看到了远处敌方的舰队在清澈透明的海天交接线上出现，看到了双桨打起的咸苦的水泡在一股一股涡流中跳跃；您又听到了双桨均匀起落时发出的击水声，水面上飘过来的说话声以及沉重的射击声，您觉得塞瓦斯托波尔的射击声越来越密集了。
一想到您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您的心中不可能不涌起一种勇敢而自豪的感觉，您全身的热血不可能不急速地流动……
“老爷，您现在正笔直地朝基斯登丁走呢。”年老的水兵这样告诉您说，他回过头去看看是否偏离了您向他指定的方向————右舵。
头发浅颜色的小伙子从兵舰旁边划过，打量了它一眼后说：“这条船上的大炮倒挺齐全的呢。”
“要不怎么打仗！这是条新船，科尔尼洛夫还在上面住过。”老兵说，也打量了它一眼。
“你看，什么地方给炸了！”小伙子有一阵子不说话，忽然说了一句，看着南港上空突然升起一股浓烟，结成一朵白云，同时传来一颗炮弹爆炸的巨响。
“这是他那边今天从新的阵地上打来的炮。”老兵又说了一句，若无其事地向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喂，米什卡，加把劲，超过那条大船。”于是您这只小划子冲破海港中辽阔的微波荡漾的海面加速前进，真的超过了那条吃水很深的大船；船上堆满了一袋一袋货物，划船的士兵是新手，动作不熟练，也不协调，挤在不计其数的各式各样的小划子中间向格拉夫码头驶去。
海滨的街道上乱哄哄地走动着一群一群灰色的步兵，黑色的水兵，花花绿绿的女人。女人在卖面包，俄罗斯的男人守着茶炊大声叫嚷：“喝热的蜜水啰！”他们眼前最低的几道石级上，堆放着圆的长的炮弹、霰弹，还有各种口径的铁炮，全都生了锈。再往前走几步，有一块空地，乱七八糟地堆着粗大的木头、炮架，睡着许多士兵，停着马匹、大车，放着草绿色的工具和工具箱，以及步兵的枪架。许多步兵、水兵、军官、女人、孩子、商人在走来走去，大车拉着草料、麻袋和木桶在来来往往，不时地还有哥萨克和军官骑在马上、将军坐在马车里招摇过市。右边一条街筑起了防御工事，射击孔后面都伏着一门小炮，旁边坐着一个水兵在抽烟斗。左边是一栋漂亮的房子，门面三角墙上写着几个罗马数字，底下站着几名士兵和染满血迹的担架。您到处可以看到军营的种种不愉快的痕迹。您最初的印象肯定是最不愉快的，因为军营的生活和城市的生活、美丽的城市和野外污秽的宿营地莫名其妙地混合在一起，不但奇丑无比，而且以它的杂乱无章叫人感到恶心。您甚至觉得所有人都给吓破了胆，慌慌张张不知道该干什么。可是您凑近了去看一看在您身边晃动的这些人的脸孔，您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即使看一看这位辎重兵也行，他负责为一驾马车上的三匹枣红马饮水，正悠闲自在地轻轻地哼着小曲。显然，他在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中间并没有站错位置的感觉，在他看来，这群人仿佛并不存在。但无论叫他去干什么事他都愿意，饮马或者拉炮，同样显得悠闲自在，信心十足，心安理得，好像他是在图拉或者萨朗斯克的某一个地方干这些事一样。您从这位军官的脸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表情，他正好从旁边走过，戴一双无可指责的雪白的手套；您从这位水兵脸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表情，他正坐在街头的防御工事上抽烟；您从这些干活儿的士兵的脸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表情，他们正带着担架在以前的议会大厦门前台阶上待命；您从这位姑娘的脸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表情，她正踏着街心的小石子儿穿过街道，别让身上这件玫瑰色的连衣裙给弄湿了。
是呀！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塞瓦斯托波尔，您一定会感到失望的。您想从哪一个人的脸上发现惊慌失措、六神无主或者慷慨激昂、视死如归、坚如磐石之类的表情，是枉费心机的。一丝一毫都没有。您看到的只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人，安安静静地在做着平平常常的事。由于这个缘故，也许您会责怪自己兴奋得过了头，对于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勇士们的“英雄气概”这个词用得是否确切不免产生了一点儿怀疑，这个词是您从北岸来人叙述、描写他们的亲身见闻时听来的。不过，在您表示怀疑之前，请您先到各个碉堡里走一走，在保卫战的现场，看一看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勇士们；或者干脆往街对面去，到以前的塞瓦斯托波尔议会大厦里看一看，它的门前台阶上正站着一群带着担架的士兵，您可以在那里见到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勇士，看到可怕而悲惨的、伟大又是有趣的但是惊心动魄、会使灵魂得到净化的场景。
请您进入议会大厦的大厅吧。您刚推开大门，四五十个截肢和重伤的病人的景象和气味立刻会使您大吃一惊。他们有一些人躺在病床上，大多数人则席地而卧。请不要相信您的感觉，它会让您停在大厅的门槛上欲进不能。这是一种卑劣的感觉。向前走吧，别以为您来探望遭受痛苦的人似乎是什么可耻的事，别以为与他们这些不幸的人接触和谈话是什么可耻的事。他们愿意见到富有人类同情心的脸孔，愿意叙述自己的痛苦，听到安慰和同情的话。您从病床中间走过去，找到一张不那么紧张而痛苦的脸，决定上前去同他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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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俄国的一位跨世纪作家，1828年9月9日生于俄罗斯图拉省一个名叫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庄园里，父母都是贵族，他本人也继承了世袭的伯爵的爵位。两岁失恃，九岁丧父，由姑母抚养成人。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一年后转读法律系，1847年退学。1851年随长兄前往高加索，与当地部落作战。在军中开始写作，第一部小说《童年》于1852年第九期《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赢得了文名。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转赴塞瓦斯托波尔参加守城之战，抗击英法联合舰队的进攻，曾任炮兵连长，战斗在最激烈的阵地上。这期间连续写了三篇战地通讯(开首的一篇即本书所收的《塞瓦斯托波尔的十二月》)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不久后随军撤退。1856年以中尉衔退役，在家乡开办学校教育农民子弟，进行社会调查，出国考察，并继续写作。曾一度当选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调解人，因屡屡为农民仗义执言，遭到地主的反对，未几即辞职。1863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至1869年全书出齐。1873年写作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五年后出版。1889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复活》，费时十年终告完成。1910年11月10日以八十二岁的高龄离家出走，三天后因受寒而感染肺炎病倒在一个小火车站(梁赞省丹科夫县阿斯达波沃车站)上，11月20日去世。遗体安葬在他的庄园内大路边的树林中。他的夫人称雅斯纳雅·波良纳是他的摇篮，也是他的坟墓。
托尔斯泰的夫人名叫索菲亚·安德烈耶夫娜，娘家姓别尔斯，1844．年8月9日生。1862年9月10日与托尔斯泰结婚，生有子女十三人(其中有五人于年幼时夭折)。她操持家务，料理生活，经管庄园，并为丈夫抄写文稿，仅《战争与和平》就抄写了七遍。晚年因思想观点上的分歧而造成夫妻间的隔阂，以致丈夫离家出走受寒而病亡，她为此一直悔恨不己。1919年11月17日逝世，直至临终之际，仍然流着眼泪向女儿诉说她对丈夫忠实的爱情，为他的不幸死去而深感内疚与悲痛。
我国著名作家巴金称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见《随想录·无题集》)。他一生写了大量作品，除小说之外，还有剧本、寓言、杂文，以及教育、宗教、政治、哲学、艺术等方面的论述，卷帙浩繁，1928年为他编辑出版全集，共计九十卷，历经三十年方才出齐。如果折合成汉字，恐怕有数千万之多。这本散文选只从中选译了二十六万字，实在是九牛之一毛，沧海之一粟。
本书选材时首先着眼于篇幅相当而文情并茂者，《忏悔录》、《回忆录》二文虽各长达四五万字，由于其史料之可贵，描写之生动，叙述之富于变化，决不应被排除在外。其次，希望入选的文章能反映作者文体和风格的多样性，从自传到遗嘱，从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的通讯到抨击专制独裁者的檄文，从宣扬自我修养的寓言到警世劝善的民间故事，百花齐放，而又浑然一体。
巴金又称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全世界的良心”(出处同上)。他的思想博大精深，决不可能由这样一册薄薄的小书兼容并蓄。本书只能勉为其难，粗略地描画作者思想的一个侧面而已。托尔斯泰历来被认为不抗恶，是无抵抗主义者，书中有几篇文章确也流露了这种观点，例如《蜡烛》、《雇工叶美良与鼓》等，写民众在恶势力逼迫下步步退让，恶势力最终虽遭到失败，却非民众反抗的结果，而是由于“多行不义必自毙”，是“恶有恶报”之故。
托尔斯泰生前曾为他的“不抗恶”的主张做过解释，他在《讽喻三则》一文中分辩说，他并非不抗恶，并不是逆来顺受，对于恶人恶行他是抵抗的；只不过他主张“以爱抗恶”。他并不反对抗恶，他反对的只是“以暴力抗恶”。他认为以暴力抗恶就是“以恶抗恶”，不但不能消除恶的存在，反而增加了作恶的机会，扩大了恶的力量。本书有几篇文章确也流露了这种观点，例如《该明白了》，反抗的矛头直指沙皇尼古拉二世。又如对待教会的态度，托尔斯泰的揭露与抨击是不遗余力的。大家知道，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复活》中多处揭露教会的恶行，并描写了一个叫做托波列夫的阴险的人物，使得当时俄国东正教公会的首脑波别多诺斯采夫认定托尔斯泰在影射他，作践他，于是通过决议革除托尔斯泰的教籍，企图弄得托尔斯泰身败名裂。托尔斯泰并没有畏缩，写了《答主教公会的二月决议及有关的读者来信》，逐条驳斥了这个决议。巴金在上述的文章中写道：“在他的晚年，这位隐居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老人成了政府和东正教教会迫害的对象，各种反动势力进行阴谋，威逼托尔斯泰承认错误，收回对教会的攻击，老人始终不曾屈服。”
俄国作家果戈理因《与友人书简选》一书遭到别林斯基的批判，含恨死去，受冷落三十年，没有人为他说公道话。托尔斯泰在果戈理百年诞辰之际写了《谈果戈理》一文公开肯定并赞扬果戈理对文学的贡献，事先并且重新印行了果戈理的这本书信选，认为果戈理之被长期冷落是由于生前受人“诽谤”之故。这些举动表明托尔斯泰对于文坛上的大人物也是敢于抗争的。
前面提到托尔斯泰夫妻之间产生了隔阂，以至托尔斯泰离家出走，其实这一事件深层的原因是他的信仰与他的生活出现了矛盾。他认为自己过的养尊处优的贵族生活是由压迫劳苦大众而来，需要改变，但他不能强迫妻子儿女跟着他这样做。早在去世前十三年他已有了出走的打算，他给妻子写信诀别(见《家书六封》)，要独自一人去过遁世隐居的生活：而据信中透露，这个想法又早已有之，由于种种顾虑而没有付诸实施，长期处于痛苦之中。托尔斯泰晚年已把艺术和写作看成罪恶而加以否定，因而他把自己的生活也当作一种恶来对待。他的抗恶是极其真诚的，甚至为此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人格是辉煌的。巴金又写道：“……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觉得好像他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
本书收散文二十五篇，原载《托尔斯泰文集》(二十二卷本，莫斯科艺文出版社1978年开始出版)。翻译中曾蒙陈燊、高莽、李鸿简等同志热情相助，谨在此致以深切的谢意。
2002年8月3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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