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借助清使泰西观剧笔记，探讨19世纪晚期西方演剧和国人对其*初的接受。作者认为，至少到晚清时，中国人的“戏剧”含义广泛，非特指叙事性搬演，而是涵盖了前现代戏剧文化中对于作为奇技淫巧的物的旨趣；这种“百戏杂剧”观在同时代西方舞台上不难找到对应的戏剧文化事实，并且叙事性戏剧从属于百戏杂剧体格局。*后，笔者还希望从这一中西戏剧比较研究切入，引申到关于今天中国戏剧学自身方法问题的讨论。
本书借助清使泰西观剧笔记，探讨19世纪晚期西方演剧和国人对其很初的接受。作者认为，至少到晚清时，中国人的“戏剧”含义极其广泛，非特指叙事性搬演，而是涵盖了前现代戏剧文化中对于作为奇技淫巧的物的旨趣；这种“百戏杂剧”观在同时代西方舞台上不难找到对应的戏剧文化事实，并且叙事性戏剧从属于百戏杂剧的总体格局。很后，笔者还希望从这一中西戏剧比较研究切入，引申到关于今天中国戏剧学自身方法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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