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郁郁不快，故日记亦多挂漏，未知何时得乘长风破万里作海外游也！毛锥误我行，当投笔执戈，从事域外，安得郁郁居此，与草木同朽哉？
——周作人：1901年4月19日日记
近年我之思想大变。昔主强权，今主悲悯；昔主欧化，今主国粹。……今者，或乃瞀于西学，至欲唾弃国学，过矣。
——周作人：1905年日记
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周作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迁之后，1937年11月1日日记
现在又在乱世……，人落在水里的时候diyi是救出自己要紧，现在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zui要紧的也是diyi救出自己来。得救的人多起来了，随后就有救别人的可能。这是我现在仅存的一点梦想，至今还在乱写文章，也即是为此梦想所眩惑也。
——周作人：《梦想之一》1942年
我真实是一个屠格涅夫小说里所谓多余的人，在什么事情里都不成功，把一切损害与侮辱看作浮云似的，自得其乐地活着。
——周作人晚年之作：《知堂回想录》
周作人是中国新文学的开拓者，更是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主将。但短暂的落水附逆的历史，给他此后的历史人生，带来了致命的影响。他在惨淡中度过晚年，死后名声也被掩盖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尘埃中．上面牢牢地封着一层似乎盖棺论定的道德宣判——周作人．首先是一个汉奸，这不仅是政治定性，而且是人格定性，还是文格定性，其他这样那样的都靠边站。然而，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难以绕过的巨大存在。正如温儒敏先生在给哈迎飞《半是儒家半是释家——周作人思想研究》一书中所作的序言里说的，对周作人这样一个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人物，研究必须超越道德层面的谴责，真正从思想、文化意义的角度做出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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